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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制度环境、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地域多元化*

更新时间:2009-03-28

1.引言

2013年初,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重工,正式宣布将注册地点由长沙改为北京。事实上,早在1992年,这家创立于1989年的企业,就有过将总部从湖南涟源迁至省会长沙的先例。那么,除了其宣称的“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之外,是什么驱动了企业的迁移行为?这种驱动作用的机制如何?

以师父最超凡的尸体研究经验,也仅能解释到这里,更深一步的原因便参不透了。同时,师父也告诫他,这种解释只能传授给你未来的徒弟,千万不要告诉其他族人,你对族人们的解释是:死者被邪恶的恶灵附体,需要给死者进行超度,驱除恶灵,以便帮助死者解脱,安然地投去天国。

为了探讨企业多元化的动因,学界从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提出以来,已不再局限于产业基础观(Industry-based View)所关注的产业环境,或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所聚焦的企业资源,转而愈发强调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Peng,2002)。然而,探索企业地域多元化制度动因的既有研究(蓝海林等,2010),均直接考察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的效应,而忽略了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所强调的战略领导的重要作用(Finkelstein,Hambrick & Cannella,2009),因而未能厘清制度环境作用于组织行为的具体机制。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一定要边浇筑边振捣,保证对混凝土的充分振捣,使粗细骨料、水泥浆相互结合,确保混凝土的密实度。振捣棒要快插慢拔,根据不同的混凝土坍落度正确掌握振捣时间,避免过振或漏振,应提倡采用二次振捣、二次抹面技术,以排除泌水和混凝土内部的水分、气泡。

为了厘清这种机制,我们运用世界银行在中国情境下的大样本数据,考察了企业的制度环境感知作用于其地域多元化的机制。本研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理论发展上,我们整合多元化动因的两大理论,构建出“制度环境—管理自主权—企业地域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并实证证实了管理自主权的中介作用,既挖掘了制度理论的微观基础,又拓宽了高阶理论的宏观动因,从而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连接,为后续考察其他战略的形成机制提供了借鉴。第二,方法运用上,我们不仅系统梳理出中国情境下地域多元化的制度动因,而且还一改既往制度实证研究中常用的客观测量指标(Crossland & Hambrick,2011;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使用了能更精确反映企业外部环境的感知制度指标——因为不同企业即使同处一地,其感知的制度环境也不尽一致。第三,现实启示上,我们在探讨企业地域多元化动因的过程中,不仅探明了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的成长路径,而且还发现了国内区域制度差异背后的地区市场分割现象,从而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国内统一市场建设等重要议题提供了现实启示。

本文各部分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整合制度基础观和高阶理论,构建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并在提炼中国制度环境指标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研究假设;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和指标测量方法;第三部分实证检验假设和分析框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文章最后总结了研究结论、启示、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1.3 BAEP评估标准 参照文献[3]标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即判断为异常:I、III、V波缺失或波形分化不良;I、III、V 波PL或IPL>x-±2.58s;III-V/IIII的IPL比>1;同侧V/I波幅<0.5。

2.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多元化动因的理论与分析框架

2.1.1 制度基础观:制度环境

对多元化动因的早期研究以五力模型为分析工具,属于产业基础观的范畴。它区分了几种不同形式多元化的动因:相关多元化,是为了实现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收购等方式实施的地域多元化,是为了打破目标产业或国家的进入壁垒、实现投资组合多元化;产品相关多元化及地域多元化两种战略的组合,则是为了应对供应商、买方的议价能力与替代品的威胁(Porter,1980;Porter,1985)。然而,一些在产业基础观看来并不具有吸引力的产业,为什么企业进入后却获得了成功?并且,即使在同一产业,为什么一些企业总比其他企业绩效更好?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资源基础观指出,获取有价值的、稀缺的和难以模仿的资源,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能力,是企业实施地域多元化的动力(Barney,1991)。区别于产业、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观认为,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条件直接形塑了多元化战略(Peng,2002)。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外部制度显著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探讨中国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动因,除强调产业结构、企业资源条件外,还应关注特定的制度环境(Peng,2002)。

2.1.2 高阶理论:管理自主权

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对组织行为与产出具有极大影响。其行动逻辑建立在根据自身经验、信念与价值观,而形成的对事物认知解读的基础上(Hambrick & Mason,1984)。作为高阶理论的重要变量,管理自主权意指管理者的行为自由度(Latitude of Action)——如果管理者具有较大的战略选择自由度,则企业行为与结果将更紧密地反映其认知;若管理者的行为受到严重制约,即缺乏自主权,则其独特的认知解读将不再决定企业采取特定战略的行为(Hambrick,2007)。因而,作为一种行为自由度,CEO管理自主权的大小,必然影响企业跨地域发展的程度。

2.1.3 本文分析框架

可见,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内部资源与能力,却忽略了外部环境;制度基础观注重外部制度环境,却忽略了战略领导的能动作用。战略管理研究者们指出,管理的精髓在于CEO的管理自主权,在于战略与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匹配,而不仅仅是政策、制度与行业环境的问题(许德音、周长辉,2004)。因而,结合制度与战略领导进行分析十分必要。

然而,由于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目前结合制度基础观与高阶理论的研究还不多见。并且,已有的少数研究又往往以市场国家为情境,证明国家制度环境通过CEO管理自主权影响企业的静态绩效(Crossland & Hambrick,2011)。以中国为情境的后续研究证实,CEO管理自主权中介了省份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与前者相比,后者将静态绩效结果拓展到动态企业战略,并将分析层次从国家内化到省份,把握了一国内部不同地区间制度差异(Chan,Isobe & Makino,2010;Luo,2001;Meyer & Nguyen,2005;Wright et al.,2005)。如前所述,即使同处一地的不同企业,其感知的制度环境也不尽一致。那么,管理自主权还能中介这种感知的制度环境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吗?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构建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并计划使用感知的制度环境,在企业分析层次提出相应假设,实证检验该分析框架。

  

图1 本文分析框架

2.2 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动因与研究假设

2.2.1 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动因

关于多元化动因的认知,尽管中西方都重视资源和资产组合,但西方理论界更强调资源、交易费用和代理因素,中国企业界则更重视资产组合、政府政策和制度因素(贾良定等,2005)。正式制度的缺失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和妥协迁就、政策多变和管制放松带来的市场机会诱惑,是中国情境下企业多元化经营的三个成因(谢佩洪和王在峰,2008)。可见,中国由于尚处转型阶段,对制度因素的关注仍是重点。

第二,正式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方面,模型(2)表明,企业感知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小(γ=-0.043,p<0.01);模型2显示,企业感知或预期的政府保护促进了CEO管理自主权(γ=0.078,p<0.01);模型(3)说明,企业对当地司法公正程度的信心越高,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大(γ=0.006,p<0.01);在模型(4)中,企业向法定金融机构融资便利程度越大,则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大(γ=0.038,p<0.01);模型(5)显示,企业用工自由度越大,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大(γ=0.167,p<0.01)。此外,在模型(10)中,加入所有制度指标的分析结果证明,正式制度对管理自主权的影响,均与模型(2)~(9)中分析结果保持一致,由此进一步验证了H2。

2.2.2 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假设

(1)非正式制度与CEO管理自主权。

H1企业间的信任程度越强则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大

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福山,1998)。它与权力、市场一起,构成维系经济合作行为的三种机制(Powell,1990)。一般而言,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至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有可供选择的合作对象;第二,就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赵泉民和李怡,2007)。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人情与面子决定了在与长期合作伙伴的交易过程中,人们不会优先倾向采用正式的合同或法律手段来加以约束(Boisot & Child,1996;Child,Chung & Davies,2003;Xin & Pearce,1996)。因而,以中国为情境的研究,已经当然地将关系依赖和契约依赖作为两种对立的合作方式(Zhou & Poppo,2010;Yang,Su & Fam,2012)。也就是说,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在与其主要合作对象——包括价值链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客户的合作过程中,采用关系依赖(通常不需签订正式合同)而非契约依赖(如签订正式合同),可以反映出合作双方之间更高的信任水平。进一步,这种更高的高社会信任度,有助于提高企业乃至社会的运转效率,从而为主导企业发展的高管提供了更大的行为自由度。相反,低社会信任度使得人们对生产交易缺乏安全感,需要附加强制条件才能完成交易,也就相对增加了企业乃至社会的运转成本(鲍丹,2011)。据此我们提出:

4.1.1 相关分析

(2)正式制度与CEO管理自主权。

2011年12月2日,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受让江西贵溪化肥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成功并购江西贵化。2012年1月6日,企业更名为江西六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为: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占51%,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32.32%,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占10.74%,昊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占5.94%。

早期研究基于定性分析与直观判断,将政府管制程度作为管理自主权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Finkelstein & Hambrick,1990;Hambrick & Finkelstein,1987;Hambrick,Geletkanycz & Fredrickson,1993)。随后的实证探讨也将政府管制程度作为计算行业管理自主权综合指数的一个重要指标(Haleblian & Finkelstein1993)。近期,一些研究开始在国家层次探讨管理自主权的系统差异。比如,就CEO影响企业绩效的程度,美国企业比德国和日本企业更大,这与三国在法律传统、企业所有制分散程度、董事会治理和文化价值观密切相关(Crossland & Hambrick,2007)。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雇主灵活性越大,法律体系采用普通法系而非大陆法系,则该国CEO管理自主权越大。并且,由于管制相对宽松,英美比北欧和东亚企业的CEO管理自主权更大(Crossland & Hambrick,2011)。此外,伴随许多国家在宏观管制上的日趋放松,企业CEO管理自主权迅即扩大(Hambrick et al.,2004)。以放松管制后的用工为例,企业可以选择雇佣固定编制工人或临时工(Finkelstein,Hambrick & Cannella,2009)。以中国为情境的研究表明,除政府干预程度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司法公正程度及用工自由度,均与总部位于该省的企业CEO管理自主权正相关(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据此我们提出:

H2企业感知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则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小相反企业感知的政府保护程度越大对司法公正程度的信心越高从正规渠道融资便利程度越大用工自由度越大则CEO管理自主权越大

(3)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地域多元化。

贾鹏飞等人干了整整半夜,疲惫地收拾工具,在胖子的带领下走出大门,随车到胖子介绍的家具厂去过夜,然后在那里务工。刚出大门他就怔住了,他看见胡马强的车停在门前,胡马强搂抱着一个似乎醉酒的女子朝门内走去,那女的长发遮住了半边脸,那步伐、身段竟然和范峥峥极为相似。

早期对战略领导影响企业多元化的探讨,聚焦于高管人口统计特征等个人因素。比如,企业家学历、曾任职的企业数量与多元化程度正相关,而企业家年龄与多元化程度呈倒U形关系;企业家为男性或拥有技术类专业背景时,企业多元化程度更高,而拥有财务背景时,企业多元化程度更低(陈传明和孙俊华,2008)。事实上,个人因素早期也常被作为管理自主权的测量方法。后续研究则开始结合个人与企业两个方面。比如,经济理性动机尤其是组织理性动机和个人理性动机,影响着上市公司对多元化经营模式的选择;公司规模、股权结构、上市时间长短及其所处行业等因素,也对上市公司实施多元化与程度产生显著影响(姜付秀,2006)。进一步的研究则关注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内部方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的董事会结构显著影响公司多元化战略(谢绚丽和赵胜利,2011)。外部方面,在区域制度差异的前提下,总部位于该省的CEO管理自主权越大,则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循此逻辑,我们提出:

H3CEO管理自主权越大则企业的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

(4)CEO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

在经典的高阶理论中,管理自主权被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Hambrick,2007)。近来,其中介效应正被一些开拓性的研究所证实。比如,国家层次的管理自主权,中介了国家层次的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Crossland & Hambrick,2011)。省份层次的管理自主权,也对省份层次的制度环境与企业风险承担具有中介效应(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根据前述整合制度基础观与高阶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合理假定,企业层次的管理自主权也可中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地域多元化。并且,从传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来看,既然制度环境对企业地域多元化的主效应已经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那么,当“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管理自主权与地域多元化”两个方面的关系均得以证实时,我们也可合理假定管理自主权的中介功能。据此我们提出:

变量测量。对于因变量,调查询问了CEO所在企业主要产品的主要市场范围:①本市,②本省,③中国,④中国与海外,1~4反映地域多元化程度由小到大。自变量的测量与2005年数据相同,是CEO汇报的生产、人事和投资三种自主权的加权平均值。控制变量包括个人和企业两个层次共8个指标:前者包括CEO的受教育程度、任期、是否政府任命、是否兼任董事长、与中层经理的薪酬差距;后者则包括企业年龄、私有化程度和企业规模。测量方法也与2005年数据大体相同,分别由CEO或财务经理汇报。

通过BIM模型中,进行安装模拟:首先安装YZL17;然后安装YZL8,同时全灌浆套筒全部安装在YZL8的甩出钢筋上,移动到梁端一侧,布置YZL8一侧箍筋;最后,在YZL9就位前,将YZL9侧箍筋先穿在梁甩出钢筋上,安装就位,移动全灌浆套筒,在移动箍筋间距控制在200mm。

3.数据、样本与测量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研究样本选自世界银行联合国家统计局于2005年对中国30个省份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开展的“投资与经营环境调查”。该调查采用问卷形式进行。问卷分为三大部分,除了“城市概况”外,其余两个部分分别由企业CEO、财务经理或人事经理填答。

样本企业的城市分布方面,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各抽样200家企业外,其余城市各含100家。其中,8%为国有控股企业,28%为外资企业,64%为非国有企业。行业方面,由于一些服务性企业(如金融服务业)容易受到更多的政策限制,为了保证一致性,样本企业主要分布于制造业的21个行业。规模方面,每一行业中的企业均被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每类企业占行业全部收入的1/3,且三种规模不同的企业数量相同。若某一行业的大企业数量不足,则国家统计局的各地方调查中心将剩余的样本重新分为大、中、小型企业,之后再从新的大型企业中抽取样本,直到符合该行业所包含的大企业数量要求(世界银行,2007)。样本中的每家企业至少有10名雇员。我们根据研究问题选取相关指标,并剔除包含明显奇异特征值的观测企业之后,最终样本一共包括12301家企业。

2012年,已建好的日光温室大棚虽然初具规模,但在运作时却遇到不少实际困难,大部分职工顾虑较多,不愿种大棚,一是没有技术,二是担心大棚蔬菜销不出去挣不了钱。面对诸多实际情况,林洋多次主持召开公司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对策,并随之出台了多项扶持、优惠政策: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点带头种大棚,职工种大棚公司不收取管理费,公司聘请专家免费进行技术培训指导,成立蔬菜销售公司免费销售蔬菜、低价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由于政策对头、措施得力,大棚开始正常运作。种植大棚的职工通过科学种植、强化管理,收益颇丰,大部分职工实现了增收。

3.2 变量测量

3.2.1 主要变量的测量方法

根据分析框架和所提假设,本文以企业感知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的多个指标为自变量,以CEO管理自主权为中介变量,并以三种不同程度的地域多元化指标作为因变量。这些指标均由公司CEO汇报,具体测量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测量方法

  

变量指 标 说 明自变量contract信任:企业与其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是否签订书面合同?1~4由小到大gov_int政府干预:公司负责人每月与政府有关部门交往平均天数?1~8由小到大loc_pro政府保护:过去或未来5年资产并购,当地政府愿意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的保护程度?1~5由低到高leg_jus司法公正:商业或其他纠纷中合法合同或财产权得到保护的比例?(%)fin_dev融资便利: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难易程度变化?1~5由难到易lab_fle用工自由:2004年劳动力情况?1~3用工自由度由小到大中介tot_dis管理自主权:CEO在企业生产、投资、用工三个方面拥有自主权程度的均值?1~8由小到大。这里为作者计算的总体均值。)因变量city本市发展程度:2004年产品在本市销售所占总体销售比例?(%)prv1本省发展程度:2004年产品在本市和市外省内销售比例?(%)inter国际化程度:2004年产品在境外(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销售所占比例?(%)

通过实证考察企业层次CEO管理自主权的前因与效应,我们研究发现:第一,在中国情境下,企业间的信任水平,有助于提升其CEO的自主权;第二,企业感知的政府干预制约、而企业所受的政府保护、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从正规渠道融资便利程度,均扩大了CEO管理自主权;第三,CEO管理自主权越大,则企业在本市和本省的发展程度越低,而国际化程度越高。第四,管理自主权中介了制度前因与地域多元化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的挤出效应,以及企业间信任、政府保护、司法公正和用工自由的溢出效应,形成了对CEO管理自主权的合力,进而决定了企业的地域多元化战略。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娱乐方式,因此,利用网络新技术,打造网络电视客户端,不仅可以增加电视台收视率,对于电视台而言也是持续发展的重要网络技术。

RT-PCR反应体系总体积为20 μL:Premix Ex Taq(2×)10 μL,正反向引物(10 mM)各1 μL,探针(10 mM)0.5 μL,DNA 模板 2.5 μL,补水至 20 μL。反应条件为:95 ℃ 30 s;95 ℃ 5 s,60 ℃ 30 s,50 个循环。

在考察管理自主权分别与其前因、效应关系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张三保和张志学(2014)的归纳,控制了CEO个人、企业及城市等三个层次多个变量的潜在影响。其中,个人层次指标均由CEO汇报,包括教育程度、任期、是否政府任命、是否兼任董事长、与中层经理的薪酬差距;企业层次的5个指标来自财务经理,包括企业年龄、规模和所有制结构(包括国有、外资和民营成分各自所占比例);城市层次指标由世界银行提供,为城市经济规模(见表2)。

 

表2 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

  

层次变量指 标 说 明个人eduCEO的教育程度:1~8由低到高tenureCEO任期:任现职的年数pol_appCEO是否由政府指派? 1否,2是dualityCEO是否董事会主席? 1否,2是。未成立董事会记为1sal_gapCEO年收入大约是中层管理人员的几倍?1~5由小到大企业firm_age企业年龄:2004减去企业成立年份?lnsales企业规模:2002—2004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均值的自然对数state_own公司总资本中,国有成分所占比重(%)?for_own公司总资本中,外商所占比重(%)?prv_own公司总资本中,集体、企业和私人资本比重合计(%)?城市per_gdp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均GDP?

注:为节约篇幅,下文表4和表6中均省去了控制变量的详细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

4.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4.1 假设检验

现代农业伴随着农药和化肥的发展而发展,当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时,果蔬上的农药残留也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忧虑。其实,“农药”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有的人把肥料之外的所有农用物质都当做“农药”,而有的人只把“化学合成”的用于抗虫杀菌的药物叫做“农药”。

从表3中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的相关分析结果来看,企业间的信任水平(contract)与管理自主权显著正相关,H1得以初步验证。此外,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干预程度(gov_int)与CEO管理自主权负相关。并且,政府保护程度(loc_pro)、对当地司法公正的信心程度(leg_jus)、企业从正规渠道融资便利程度(fin_dev)及用工自由度(lab_fle),均与CEO管理自主权正相关。由此初步验证了H2。管理自主权与地域多元化指标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EO管理自主权与企业的本市发展程度(city)和本省发展程度(prv1)显著负相关,而与国际化程度(inter)显著正相关,从而初步验证了H4。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关系

  

变量NMeanS.D.1234567891.city1230023.1731.9412.prv11230044.0537.310.748**13.inter1230016.4931.58-0.325**-0.500**14.tot_dis122237.1941.523-0.046**-0.042**0.043**15.contract123011.1100.2740.128**0.114**-0.037**0.032**16.gov_int121662.5681.273-0.011-0.013-0.001-0.044**-0.019*17.loc_pro111323.7720.795-0.056**-0.038**-0.0100.047**-0.048**-0.01318.leg_jus1150478.5226.28-0.081**-0.056**0.039**0.097**-0.059**-0.084**0.141**19.fin_dev117912.9361.179-0.072**-0.103**0.135**0.024**-0.054**-0.091**0.062**0.119**110.lab_fle123012.0360.525-0.111**-0.131**0.193**0.097**0.028**-0.025**-0.0090.048**0.084**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4.1.2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H1和H2,并控制制度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我们借鉴前人研究方法(Crossland & Hambrick,2011;张三保和张志学,2012),在控制CEO个体、企业及其所在城市等不同层次变量的基础上,在回归模型中逐一加入制度指标,回归结果如表4中的模型(1)~(6)所示。此外,对管理自主权与地域多元化三个变量的回归,同样控制了三个层次变量的潜在影响,以检验H3。

第一,从非正式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的关系来看,模型(1)表明,企业感知的信任水平越高,则其CEO管理自主权越大(γ=0.016),尽管回归系数不显著,但作用方向仍然与假设相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H1。并且,在表6模型(10)所示的所有变量回归结果(γ=0.161,p<0.1),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H1由此得以验证。

那么,中国情境下哪些制度要素形塑了企业地域多元化?非正式制度方面,社会资本较高地区的人际信任水平也相应较高,企业更倾向于相信他人而对外投资;而且,来自人际信任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其投资行为也更容易被投资地所接受(潘越等,2009)。正式制度方面,研究表明,多元化行为取决于金融系统的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性(朱武祥,2001);法律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显著影响了地区出口的差异(金祥荣、茹玉骢和吴宏,2008);政府干预会加速政府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实施多元化经营(陈信元和黄俊,2007);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强有力地形塑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从行政级别来看,县乡镇与中央控股企业多元化程度较低,而省级与市级政府控股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较高——呈倒U形关系;从地理位置来看,沿海企业比内陆企业多元化程度更高;总资产收益率或公司规模均与多元化程度无关(杨典,2011)。可见,中国情境下的政府干预、法治环境、融资约束均影响了企业的多元化。

第三,管理自主权与企业地域多元化方面,模型(12)~(13)依次表明,CEO自主权越大,企业在本市发展程度越低(β=-1.097,p<0.01),本省发展程度越低(β=-1.259,p<0.01),国际化程度越高(β=0.779,p<0.01)。H3从而得到验证。这意味着,在控制市场容量的前提下,企业所感知的制度差异,更多存在于省份而非省内城市之间。

 

表4 制度环境管理自主权与地域多元化回归分析

  

变量(1)(2)(3)(4)(5)(6)(7)(8)(9)tot_discityprv1intercontract0.106(0.069)gov_int-0.043**(0.013)loc_pro0.078**(0.021)leg_jus0.006**(0.001)fin_dev0.038**(0.015)lab_fle0.167**(0.032)tot_dis-1.097**-1.259**0.779**(0.207)(0.250)(0.212)控制YESYESYESYESYESYESYESYESYES常数8.103**8.353**7.871**7.808**8.164**7.886**35.25**80.30**-41.39**(0.267)(0.253)(0.274)(0.259)(0.252)(0.259)(5.090)(6.147)(5.206)观测值857284927856810082968572857185718571F20.39**20.70**20.47**25.09**20.43**22.55**51.44**78.03**206.43**R20.0280.0280.030.0360.0290.0310.0670.0990.224

注:**表示p<0.01,括号中为标准误。

4.1.3 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

在波达方向估计中,针对非稀疏均匀线阵估计信源数不足的问题,给出一种基于互质阵列重构的高维波达方向估计算法,该算法引入稀疏的互质阵模型,在对自相关矩阵进行列向量化处理的基础上构造虚拟阵列,然后对不连续的虚拟阵列进行内插重构,增大了虚拟阵列孔径,最后采用空域平滑技术,高分辨的检测出来波方向.相比于迭代内插检测算法,本文算法以较小的复杂度代价,获得了自由度的较大提高.同时给出了自由度分析和复杂度分析.仿真实验表明,本文算法不仅增大了阵列自由度,并且角度分辨率,检测精度和鲁棒性等方面的性能都有较大提升.

基于制度环境与地域多元化关系的理论与研究基础,并结合上述分别对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管理自主权与地域多元化关系的研究结论,我们已经可以证实管理自主权的确具有连接制度环境与地域多元化的中介效应(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从而初步验证了H4。此外,我们还运用Sobel方法进行了检验(Sobel,1982)。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管理自主权完全中介了信任、政府干预、政府保护、司法公正和劳动力灵活性分别与企业三种地域多元化指标的15对关系,部分中介了金融发展水平与三种地域多元化指标的3对关系。由此,H4所提及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告以成立。

 

表5 管理自主权中介效应的Sobel检验

  

变量cityprv1intercontract-0.185,-2.973,p<0.01-0.196,-2.883,p<0.010.161,2.853,p<0.01gov_int0.050,3.472,p<0.010.055,3.377,p<0.01-0.046,-3.354,p<0.01loc_pro-0.069,-3.042,p<0.01-0.071,-2.796,p<0.010.074,3.216,p<0.01leg_jus-0.005,-4.115,p<0.01-0.005,-3.728,p<0.010.005,4.027,p<0.01fin_dev-0.024,-2.198,p<0.05-0.023,-2.054,p<0.050.024,2.199,p<0.05lab_fle0.210,3.702,p<0.01-0.201,-3.108,p<0.01-0.143,-2.669,p<0.01

注:每组数据依次为Sobel系数,Z值和对应的p值。

4.2 稳健性检验

4.2.1 应用不同方法:中介效应检验

另一类研究则是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理论。温特将文化定义为“社会共有知识”,包括微观结构中的共同知识和宏观结构中的集体知识。他认为,大部分国家所处的重要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即霍布斯、洛克、康德三种文化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它们分别基于三种角色关系,即:敌人、竞争对手、朋友。而共有观念形成后则会塑造国家的身份,进而影响其利益与行为。[9]

由于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这里首先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逐步检验法(Causal Steps Approach),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如前述文献回顾所言,自变量(制度环境)与因变量(地域多元化)之间的关系已得到诸多研究支持,无须赘言。并且,就制度环境与管理自主权的关系而言,无论是表6中模型(1)~(6)的单一制度指标回归,还是模型(10)中的所有制度一起回归,都证明了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我们由模型(11)~(13)中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一起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在加入前述三个层次的控制变量后,管理自主权与三个地域多元化指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因而,当三个模型中的制度指标回归系数不显著时,说明该制度变量与某种地域多元化指标被完全中介;回归系数显著时,则为部分中介。可见,无论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都证实了管理自主权的中介效应,从而进一步验证了H4。

 

表6 管理自主权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VAR(10)(11)(12)(13)tot_discityprv1intercontract0.161†2.1770.5520.162(0.077)(1.471)(1.786)(1.485)gov_int-0.038*-0.091-0.4070.719**(0.013)(0.257)(0.312)(0.259)loc_pro0.054†-1.008*-1.164*0.804†(0.022)(0.425)(0.516)(0.429)leg_jus0.005*-0.0100.0160.009(0.001)(0.014)(0.017)(0.014)fin_dev0.012-0.272-0.902*1.172**(0.016)(0.297)(0.361)(0.300)lab_fle0.172*-5.918**-8.052**7.197**(0.033)(0.644)(0.782)(0.650)tot_dis--0.818**-0.788**0.534*(0.225)(0.274)(0.228)控制YESYESYESYES常数6.960*45.85**94.03**-59.46**(0.311)(6.185)(7.512)(6.247)观测值7,3017,3017,3017,301F19.06*34.94**49.58**121.17**R20.0430.0790.1090.230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表示p<0.1,括号中为标准误。

4.2.2 应用不同指标和数据:前因与效应检验

(1)应用不同指标

基于2005年的调查数据,我们分别采用CEO在生产、人事和投资三个方面的自主权,逐一替代前述表4回归模型中的三者的均值——总体自主权(tot_dis)进行回归。实证结果与使用总体自主权的结论保持了高度一致。

(2)应用不同数据

我们运用世界银行与国家统计局2003年在中国18个大、中城市共计2400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并且,由于2003年调查与前述2005年调查在关于制度指标的问卷设计上存在较大差异,这里仅能检验管理自主权对企业地域多元化效应的稳健性。该调查样本在给定城市、行业范围和规模层次后随机抽取,每个城市选择100~150家企业,且企业规模和所有权类型充分多样。行业分布方面,调查包括随机选择的10个制造业和服务业行业。相应变量的异常值被剔除后,进入回归模型的有2147家企业。

H4CEO管理自主权中介了感知制度环境与企业地域多元化的关系

回归分析。我们运用OLS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应变量的潜在影响之后,CEO管理自主权越大,企业地域多元化的程度越高(γ=0.015,p<0.1),从而进一步验证了H3。

5.结论、启示、局限与未来方向

5.1 理论发现

3.2.2 控制变量的测量方法

针对王世贞认为《琵琶记》胜过《拜月亭》的观点,万历时期的沈德符则云:“此是王识见未到处。《琵琶》无论袭旧太多,与《西厢》同病,且其曲无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亭》则字字稳帖与弹出胶粘,盖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15](P210)乃从戏曲情节是否程序僵化、演出能否配合北曲宫调系统两个方面对比《拜月亭》《琵琶记》,回护了何良俊的观点。

本研究不仅系统梳理了中国情境下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构建并证实了“制度环境—管理自主权—地域多元化”的分析框架,而且还进一步将管理自主权的传统调节效应,拓展到连接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企业战略的中介效应,从而为应用上述分析框架探索企业其他战略的动因与机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5.2 实践启示

5.2.1 企业战略选择与制度企业家成长

在制定企业战略的过程中,高层管理者应综合考虑外部制度环境与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在初创阶段,企业可以寻求地方政府保护、避免过热竞争,以把握后发优势、寻找立足之地。在成长阶段,企业应避免过于依赖地方保护而丧失竞争能力,着力培育值得信赖的商业伙伴,打造合作伙伴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进入成熟阶段,则可考虑在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以降低投资组合风险(Zucchi,2010),比如进入制度发展相对完善的省份开拓业务,甚至进入国际市场整合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应尤其避免与地方政府发生严重冲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企业高管就应甘于“在商言商”、无所作为。事实上,制度企业家完全可以运用其掌握的管理自主权,实现企业战略与内部资源、外部制度的最佳匹配,推动企业乃至整体经济发展,进而倒逼宏观制度变革。

5.2.2 政府职能转变

尽管转型条件下中国地方政府十分强势,但其对企业的影响并非完全消极。尽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确实引发了地方债等重大风险,但这种竞争确实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空间。当然,政府职能尚需重新界定,以提供更多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结合本文假设,我们认为政府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其一,重组国有银行,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其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调整企业工资政策,确保现有劳动者在全国范围内有序、自由流动;在高素质人力资本储备上,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13);在人口红利保持上,须细化配套监测和奖励机制,改革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已婚女性的自由、工作和健康权益,同时完善幼儿托辅、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降低生育的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以提高生育率(朱兰和张三保,2017)。其三,从意识形态、法律机制、社会习俗乃至宗教信仰诸方面,克服社会信任危机。

5.2.3 国内统一市场建设

省份之间的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地区市场分割的现状。对此,中央政府可采取三个方面的措施打破省际壁垒:其一,继续发挥宏观调控功能,优化配置各省资源,缩小省际发展差距;其二,增加省份发展自主权,比如适时推广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试点(许超声,2014),实现省份公平竞争;其三,酝酿重新细分省级行政区划,削弱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配置的优化,应遵循的总体方向是:决策权和监督权向中央或更高层级的地方政府集中,执行权和管理权则应适度下放到低层级的地方政府;此外,对于那些溢出边界模糊、难以明确界定的职责,应尽量归属于中央政府或高层级地方政府;县及县以下地方政府则应逐步退出非公共服务领域,从长期而言实现彻底退出经济发展领域(孙志燕,2013)。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首先,本文实证分析中的主要指标均来源于企业负责人,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源误差问题。我们通过三种途径来降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本文使用的制度环境来自企业感知,更为准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比如,调查询问企业CEO在遇到必要监管时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间,而不是问官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企业发展(杜大伟等,2003);(2)选取了来自财务、人事等不同主体的测量指标;(3)采用了不同数据来源与测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了验证。

其次,由于数据限制,我们未能在回归模型中明确控制行业的影响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从样本说明来看,本研究采用的世界银行问卷调查数据均来源于制造业企业,且抽样调查的实施过程已经较为恰当地考虑了企业的行业分布,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了行业的潜在影响。

再其次,本文证实了政府干预的挤出效应,以及信任、政府保护、司法公正和用工自由的溢出效应。未来可进一步实证比较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替代效应与互补效应(Holmes et al.,2013),以及某些正式制度的挤出效应与另一些正式制度的溢出效应。

再次,本文采用企业间的合作方式(关系依赖或契约依赖),测量中国情境下的企业间信任水平。未来研究可深入挖掘华人社会的信任机制,开发信任的其他测量方法,以及中国情境下的其他非正式制度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它们对企业战略选择或公司治理问题的影响,以弥合管理学(行为自由度)与经济学(目标自由度)对管理自主权本质认知的分歧,促进学科融合,连接微观与宏观领域。

最后,我们使用了10年前的调查数据,来研究制度环境影响管理自主权、进而作用于企业地域多元化的机制问题。值得解释的是,理论问题本身并不具有时效性,加之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惯性,且研究发现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实践建议,仍对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我们认为,文中使用的数据,并未削弱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尽管如此,除了上市公司数据库,我们特别期待出现有关当前中国企业情况的类似大规模数据库,以便包括我们在内的国内外学者可以更新有关中国企业的研究。近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大力资助的“北京大学管理科学数据中心”,已成为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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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三保,李晔
《珞珈管理评论》 2018年第02期
《珞珈管理评论》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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