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5亿人，占总人口的10.8%[1]。受计划生育政策、年轻劳动力城镇迁移等因素影响，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比城镇更为严峻[2]，由此带来的养老问题已引起政学两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农村年轻人口流失、家庭规模萎缩、社会转型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又引发农村老人与年轻子女间的代际关系变化，这深刻地影响着农村家庭中的老人照顾安排。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代际关系显著变化的背景下，部分农村地区已探索出互助养老方式，以解决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养老问题。农村互助养老是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是破解农村养老难题,解决农村老人照料问题的新途径。它既有社会化养老的特征,又符合传统的家庭养老习俗；既给老年人提供了集中居住、互相照顾、快乐生活的自由空间,又为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了平台；既解除了老年人孤独寂寞的烦恼,又解除了外出务工经商子女的后顾之忧。

一、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代际关系，是一种上一代对下一代、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双向抚养”模式，即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承担抚养责任，子女相应地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双方基本处于平衡、对等的地位。在这种代际交换关系中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特点，父母不仅要将子女养育成人，而且往往还要尽抚养孙子女的义务。这种在家庭中实现的代际交换关系千百年来完成了中国社会的养老责任。但是随着社会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发生悄然变化，传统代际关系也随之发生着多种变化。

选取2017年2月—2018年6月90例肺癌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观察组男女比例为30∶15，年龄为55～81岁，平均（65.37±1.44）岁。对照组中，男女比例为31∶14，年龄为56～80岁，平均（66.41±1.3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社会转型变迁引发父辈家庭地位松动

在传统农业社会当中，父辈掌握着生产技术，子女的生存和发展主要靠父辈传授生产技术和生活经验，父辈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是家庭中的权威，父辈对家庭成员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子女对父辈处于从属地位。但在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这种情况出现显著变化，特别是在代际关系中表现为年轻一代拥有更多话语权，并且独立倾向增大[3]。年轻一代主要从学校、朋辈、社会中学习科学知识和社会生活技能来进行社会化，年轻一代对父辈的遵从和依赖已不如从前，甚至出现大量父辈向年青一代学习的“逆向化”。例如，父辈常常向年轻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网购、在线支付等技术。另外，当子女成年特别是参加工作获得经济收入，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和决策自由时，父辈的控制力与影响力更趋于式微。当家庭的经济权力向年轻子女过渡，父辈在家庭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也随之逐渐丧失，父辈对家庭资源的控制权力就逐渐减弱。而且，父辈与成年子女已普遍出现“共居不共财”的现象，即父辈与子女虽住在一起但各自支配主要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年轻子女在寻求个体独立的同时，父辈对子女的掌控力在弱化，家庭地位随之发生松动。

1.3 观察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β-内啡肽、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N端脑钠肽前体、和肽素水平，脑水肿体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Barthel指数[9]，以及治疗有效率。治疗有效率评价标准[10]：基本痊愈，CT检查显示无血肿，肢体功能恢复，日常生活基本可自理；显效，CT检查显示血肿大部分消失，肢体、语言功能明显改善，日常生活轻度依赖；有效，CT检查显示血肿较治疗前有所缩小，但肢体、语言功能仍有一定障碍，日常生活中度依赖；无效，血肿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肢体、语言功能存在明显障碍，日常生活重度依赖，甚至病情加重。

2.家庭小型化加大子女赡养压力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倡导“崇老”“尊老”“爱老”的社会，赡养老人是一种传统美德，“老有所养”是全社会的一种责任。对于无子嗣的老人，国家和社会一向提倡互助养老。汉代兴起的“义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产力落后所导致的小家庭养老局限，在制度性养老缺乏的情况下增强了农村老人抵抗老年风险的能力[7]。在唐朝，政府提倡设立农社，邻近的几家人或几十家人组织起来，结社以图自救。结社的目的在于使老人解除后顾之忧。农民“丁壮”时，可以耕种过活，但恐老弱时无以为生，所以需要结社，才可以免除晚年之忧[8]。“结社”就是一种互助，这种互助养老的方式在中国农村千百年来一直延续，在农村养老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五保”制度，其实质也是一种互助养老。

3.农村互助养老具备一定的人力资源基础

 

表 中国城乡家庭规模变化情况

  

年 份1人户(%)2人户(%)3人户(%)4人户(%)5人及以上户(%)户均人数(人)全国201013.6624.3726.8617.5616.063.0920008.3017.0429.9522.9721.733.4619906.2711.0523.7325.8233.133.96城201017.9527.8233.1612.138.952.71200010.6821.6040.2215.7511.743.0319907.0613.9434.8122.9021.293.53镇201014.1024.4127.7817.8715.853.08200010.1618.6233.8920.3916.933.2619907.8814.6032.0323.4722.023.55乡201012.4422.0722.3421.0322.113.3420006.9314.8524.9026.4726.853.6819905.879.8719.7526.8937.624.13

数据来源：转引自胡湛、彭希哲《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3期，145-166页

3.年轻一代观念变迁带来孝道文化的衰落

英国体育课程评价实施学校内部评定与外部全国统一考试相结合，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注重形成性评价和充分发挥性评价的采用，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注重终结性评价的采用，教师则在各学段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评价工具，如：测验、建立档案和成绩记录等方式对学生的阶段性成绩进行评定，呈现出教师评价的连续性。

1.互助养老能够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实现老有所乐

4.代际交换呈不平衡趋势

代际交换是指按年龄不同划分的老年人、成年人、未成年人之间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进行的转换关系。几千年来中国家庭代际交换关系形成了双向的平衡模式，即上一代抚养下一代，下一代赡养上一代，抚育和赡养基本处于平衡状态。而现代社会，代际关系变迁的趋势是上一代的抚养责任与提供的支持在强化，而下一代的赡养义务在弱化，这一强一弱的变化说明中国的代际关系正向不平衡模式转化。有调查发现，进行隔代监护的留守老人比例高达56.5%，农村老人抚养孙辈的压力较大，其中很多老人需要照看2个以上的孙子女，有的甚至多达五六个[6]，与此同时，“重幼轻老”“只顾小家不顾老家”的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家庭的代际矛盾也日益突出，两代人在文化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的种种差异表现出日益扩大化的倾向，导致目前农村在养老问题上的家庭纠纷日益增多，很多父母倾一生所有为子女盖房、娶媳，到晚年却得不到子女很好的赡养。

二、农村发展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

农村互助养老主要是依靠农村身体健康、有一定照顾他人能力的老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一种养老模式。在这种养老模式中，养老的经济支持依然主要来自子女和老人自己的储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也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的延伸、社会养老的初级形式，是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一种过渡，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一种养老模式，而且这种养老模式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1.农村互助养老有着一定的历史传统

农村互助养老有助于实现老人之间相互关心和相互照顾。由于老人们有着相近的年龄和经历，对社会问题、人生经验有相近的看法和观点。他们在一起能够相互交流观点和看法，能互相成为对方的倾听者，从而消除家庭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苦闷和烦恼，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托，这对形成愉快、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排除老人的孤独感和失落感都有积极作用。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30多年，农村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中国家庭呈现出小型化的趋势，核心家庭不断增多。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09人，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0.35人[4]，与1990年相比,减少0.87人，具体如下表所示。家庭小型化直接加重了年轻子女的赡养压力，例如，在“四二一”结构家庭当中，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抚育一个孩子，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时间和精力上都面临着巨大压力。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部分老人缺乏稳定经济来源且农村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偏低，难以为农村老人提供足够、稳定的经济收入支持，客观上也加大了子女的赡养压力。与此同时，在迅猛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年轻子女与父母长时间分居，年轻子女只能通过汇款、打电话和短暂探望承担“间歇式的赡养责任”，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赡养责任只能转移给老人配偶、其他家庭成员甚至是其他社会主体来承担。

2.农村互助养老有着深厚的社会资本

中国农村是个熟人社区，邻里之间有较多的情感联系，人际关系比较融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民一向有聚族而居的习惯，家族是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组织之一，是农民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费孝通先生把家族称为“扩大了的家庭”，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9]。在传统社会里，家族养老曾在农村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目前社会变革过程中，家庭规模萎缩、养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就是充分发挥农村聚族而居的功能，大多数邻里是基于家族、亲属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把养老由“小家”扩大为“大家”。互助养老有助于实现老人之间、邻里之间、家族群体之间的相互照顾，进一步增进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这种以家族和熟人为基础的互助养老模式，是符合中国乡土社会实际的一种养老模式。

参与互助养老的老人不需完全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这与中国人的心理和养老习惯相吻合。一般来说，农村老人都不愿意入住养老机构。在大多数农村老人看来，只有鳏寡老人才会选择入住养老机构，到养老机构养老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而且入住养老机构会增加子女的经济负担。农村互助养老就避免了这一尴尬局面，老人不需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颐养天年，享受来自互助群体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从子女方面看，互助养老模式既减轻了自己的照顾负担和经济压力，也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和事业中去。在一定程度上说，互助养老对老人及其子女来说，是一种既省心又实惠的养老模式。

进行建筑装饰设计前，首要任务是判断分析各装饰空间的特点，规划其所需的装饰材料，以期达到合理并有效利用建筑物空间、美化装饰物的目的。在进行建筑装饰设计时，对不同的内部空间、外部空间设计运用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建筑装饰设计风格，即建筑装饰材料搭配不同，建筑装饰设计效用不同。因此，在建筑装饰设计时，我们可通过组合灵活多变、形态各异的建筑材料，搭配设计出风格迥异的空间组织。

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镇，从而导致农村出现一群庞大的留守群体，即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在这其中的一些中老年人可以构成农村互助养老的主要人力资源。他们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服务。此外，随着“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落实，有各种知识背景的大学生深入农村社区，特别是社会工作、医学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可以为农村互助养老提供方法指导和技术服务，更好地提高农村互助养老质量水平。

4.农村互助养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和养老习惯

1）可以将手机应用到管理工作中。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手机对施工现场进行拍照以获得真实的现场资料，从根本上解决文件造假等问题。目前，一些手机办公软件可以实现在现场无纸化办公，也可以实现对管理人员的监督，通过手机的使用有效提高对管理工作人员的监督水平。

三、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社会价值

“孝道”作为中国传统美德，对实现家庭养老、调节代际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孝道观已受到侵蚀，对人们的约束作用在逐渐减弱，人们的家庭责任观、家庭义务观在不断更新、变化。在农村地区，虽然人们还能普遍接受家庭养老模式，但作为文化基础的孝道观念逐渐式微[5]。年轻一代的个体独立意识、民主意识逐渐增强，这种平等、自主意识逐渐渗透到家庭关系中，改变着家庭的代际关系。自主自立、自我追求、自我实现的观念开始取代传统封闭保守的家庭观。年轻一代的思想、意识越来越与市场经济的观念相一致、相挂钩，出现了重权利、轻义务，重利益、轻道义，重小家、轻大家的观念。甚至有意逃避赡养义务、有意远离年迈父母的做法屡见不鲜，重经济利益、轻血缘关系的现象时有发生。维系家庭关系的孝道观被大大淡化，传统的“孝”观念正在逐渐失去原来维系家庭养老功能的作用，年轻一代孝道意识正逐渐淡化。

为了使SPP产生几何相位，需要利用横截面旋转对称的SPP波导.本文采用电介质内核——金属包层波导结构[11]，如图1所示.

互助养老可根据老年人的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组织老年合唱团、太极拳社、歌舞队、广场舞等各种适合老人生理、心理特点的娱乐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有着重要价值。

2.互助养老可以开发一些民间传统文化产业，实现老有所为

中国民间蕴藏着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这些民间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这些传统文化在民间千百年流传，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是这些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开展农村互助养老可以把了解和掌握民间传统文化的老人聚集在一起，开展文化产业创业活动，如开展剪纸、印染、编织、手工制作等创作，还可以进行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的挖掘和整理。这种创业活动不但可以使中国千百年的民间文化得以传承下去，还可以为老人提供一定的经济收入，使老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再次实现，实现老有所为。

3.互助养老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和压力，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

互助养老有助于增强老人的独立意识。在西方社会，老人很注重自己的独立和尊严，很难接受“自己老了以后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成为‘依附性的存在’”的观点。中国老人在自己老了以后，往往以孩童的心理希望得到子女的照顾和关怀，中国民间有“老小孩”之说。在互助养老中，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低龄老人首先不能把自己当成老人，能够保持一种相对比较年轻的心态；高龄老人得到了低龄老人的服务，减少老人对子女的依赖。老人这种独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子女的照顾负担和经济压力，子女可以更好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和事业，这样，又有助于老人从子女那里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从而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可以说，这种投入小、效益大的养老模式是目前农村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利用Matlab软件，编程识别2ASK、4ASK、2FSK、4FSK、2PSK、4PSK信号具体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4.互助养老有助于邻里之间的情感交流，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

互助养老借助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具备照顾能力的低龄老人对高龄老人开展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这种养老模式，突破了传统家庭养老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局限，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具体实现。农村互助养老体现的是一种大爱和博爱，这种博爱必将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老人之间、邻里之间长期的共同相处、共同活动、相互照顾，形成相互信任，将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这些将有助于促使邻里之间更加和谐、友好，对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产生积极作用。

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实现路径

1.政府积极引导和推动，给予农村互助养老相应的政策与资金支持

专家共识推荐:膀胱穿孔预防措施包括：①防止膀胱过度充盈；②有序切除肿瘤，仔细止血，保持视野清晰；③切除侧壁肿瘤时，采取适当措施注意预防闭孔神经反射；④对于体积较大或有肌层侵犯可能的肿瘤可甚至考虑采用分期手术。

农村互助养老是在政府投入不足、养老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由农村老人自发的互助性行为，是家庭养老的延伸，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种新型模式，体现出家庭与村集体共担养老责任，是一种符合中国当前农村实际并切实可行的养老模式。政府要充分认识到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可行性，积极引导并因地制宜地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具体来说，各地政府首先要充分调研当地农村老人的生活生产状况、农村养老需求、村集体经济状况和助老设施设备情况，进行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农村互助养老的配套政策(包括卫生、消防、土地、用房、医疗、食品安全、财政等多方面)，引导农村地区结合当地实际开展互助养老；其次，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财政资金支持，把农村发展互助养老所需的财政资金纳入到当地的年度财政预算当中，通过财政资金预算引导农村互助养老，建立健全财政资金引导农村发展互助养老的相关机制，增强政策与资金的可持续性；最后，对已经开展农村互助养老的地方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试点经验总结，引导农村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参加互助养老，让其体会到参与互助养老的实惠。

他说我不想觉得自己欠他的，那样太累了。他也一样。你不知道，我们经常讲起你，陈胖子，你真是我们见过的没有人样的人，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想起你。

2.建立农村互助养老中心，链接、整合各方资源

村里或乡镇政府可将部分闲置房产(如闲置的校舍、厂房或村民闲置的房产)改建为农村互助养老中心，房产也可由热心老人或其他社会主体提供，村里或乡镇政府给予一定的房租、水电补贴，由村或当地政府出资购买娱乐、生活、卫生服务等基本设施。以农村互助养老中心为平台，整合村里的低龄老人、志愿者群体、老年人协会、留守妇女、村干部等多个群体的力量，为互助养老链接多方资源。例如，由村集体聘请专业人士为低龄老人开展养老服务的指导培训、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互助养老中心的清洁卫生、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经过农村老人本人申请(或老人子女申请，老人同意)后，老人可以免费入住互助养老中心。村集体统一负责互助养老中心的运营费用，老人或其子女只需解决伙食以及生活用品费用，不需要额外缴纳住宿费。简单来说，就是要发挥农村集体的养老责任主体作用。

3.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储蓄银行，挖掘农村内部的志愿性力量

建立互助养老储蓄银行的长效机制以促进互助养老的可持续发展。互助养老储蓄银行为高龄老人解决眼前急需的生活照料问题的同时，还为低龄老人将来获得照料服务“埋了单”，实现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互助服务的良性循环。具体来说，就是将低龄老人服务高龄老人的劳动时间存入“互助养老储蓄银行”，等到低龄老人不能自理或者需要他人服务时，他就可以从“互助养老储蓄银行”支取同等的服务时间，由其他老人为其提供照料服务。当参加互助养老的老人规模越大，“互助养老储蓄银行”就能储蓄越多的服务时间，从而建立起一种良性循环，充分发挥老人的自助能力，有效解决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互助养老储蓄银行的实质是基于农村老人互惠关系的社会交换。在这方面，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可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2016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7-08-03)[2017-09-23] 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1708/20170800005382.shtml

[2] 胡湛，彭希哲. 中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趋势分析——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考察[J].社会学研究，2014，(3)：145-166.

[3] 杨笛. 聚焦中国家庭变迁，探讨支持家庭的公共政策——“中国家庭变迁和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述评[J].妇女研究论丛，2011，(6)：89-9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EB/OL].(2017-12-05)[2017-12-10]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 唐灿,马春华,石金群.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J].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2009，(1).

[6] 叶敬忠，贺聪志.社会变迁侵蚀家文化[J].人民论坛，2011，(7)：70-71.

[7] 袁同成.“义庄”：创建现代农村家族邻里互助养老模式的重要参鉴——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J].理论导刊,2009，(4):19-21.

[8] 刘兴云.浅议唐代的乡村养老[J].史学月刊,2007，(8)：121-122.

[9]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