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文地理现象的形成有其自身发展过程，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双重作用的结果。“一个地区的人文地理现象的存在与否、复杂程度及发展变化的速度除了同样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以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1]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与历史人文地理现象之间的关系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由于人文地理现象特别是文化地理现象往往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因此在研究某种文化地理现象的形成时面临着定量与定性的不确定性。如何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说一直以来始终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难点。

东丽区卫生人才的流动情况较活跃，流入和流出人才的数量都处于增加状态，然而流入人才相对较多，证明东丽区卫生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见（表1）。

英格曼一下推开了厨房的门。他脑子里只剩一闪念：但愿这些女人能像所有的中国良家女子一样，温顺地接受自己的命运。

黄山不仅以其绮丽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世，历史时期其文化景观同样内涵丰富，特别是明代以来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同。那么，作为著名的自然、文化地理现象，黄山具体在何时得到世人的广泛认同？其文化影响力的空间演变情况如何？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黄山志定本》入手，通过对明清时期诗文相关数据的统计，来分析明清时期黄山文化空间影响力的相关问题。不当之处，尚祈正之。

一、黄山沿革及《黄山志定本》

黄山位于歙县西北，历史时期宣、徽二州分界处，旧名黟山，唐天宝六年(747)改今名。黄山山名的由来与“黄帝传说”密切相关。据宋代《黄山图经》载：“黄山旧名黟山……即轩辕黄帝、浮丘公、容成子栖真之地……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同游此山，浮丘公于炼丹峰峰顶炼丹。”[2]唐朝时期好道家之说，因传说黄帝曾经游览炼丹，便以“黄山”命名。早期黄山可谓道家圣地。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以及仙人曹、阮等游山炼丹的传说，“轩辕”“炼丹”“仙都”“道人”等峰名，“曹溪”“阮溪”“洗药溪”等溪名，以及“丹井”“药臼”等景观，都使黄山打上了道教文化的烙印。“浮丘处处留丹灶，黄帝层层隐玉书。”[3]卷六《诗赋》岛云的诗记载了黄帝在黄山炼丹羽化成仙的传说。黄山被贴上了道家仙山的标签，成为道家修身养性、寻道访仙之圣地。

佛教文化也是黄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民国《歙县志》记载：“南朝宋元嘉年间,‘东国沙门结茅于此’。”[4]唐时，黄山新建寺院逐渐增多。开元十八年(730)，洛阳志满和尚在汤泉结茅，随后在白龙潭上桃花涧建汤院，成为当时最大的佛寺；天宝六年,月轮禅师来到轩辕峰神仙洞下建寺；中和二年(882)，天竺僧包西来在翠微峰下建翠微寺。宋朝时期，黄山佛教受到统治者的关注，翠微寺、新兴寺、兰若寺、乡林寺、重兴寺、药村寺、普佑院7所佛寺受朝廷赐额。

元代郑玉有诗记黄山曰：“江左诸峰罕出群，谁云华岳与平分？几回独向风前立，夜半吹箫天上闻。”[3]卷六《诗赋》俨然海外神州、人间仙境。不过，虽然黄山的秀美景色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因地处皖南万山丛中，交通至为阻塞，山上更是榛莽菑翳，薪蒸蔽道，故仍是舟车隔绝，游人罕至。明清之前，来黄山游玩的多为徽州本地人士或来此地做官的官员，外来游览者甚少。

明清以前，关于黄山的书志记载很少：“惟宋元及嘉隆前流传之什,存乎见少。”[3]卷六《艺文》可见彼时黄山的文化影响力较弱。而雁荡周君在游祥符寺时亦感慨：“有是山而不闻于世，岂非文字不传之过矣。”[3]卷六《艺文》现存最早的黄山志书是宋无名氏著《黄山图经》，内容所载为唐开元、天宝以及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的事迹，全面直观地介绍了黄山的峰峦形势、水流渊源、传说典故等。明万历年间，号称黄山“山史”的潘之恒编修《黄海》，此书卷幅浩繁，内容丰富，是一部系统介绍黄山的著作。至清朝初年，又有程宏志撰《黄山志》、汪士鋐撰《黄山志续集》等。

明代依照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而《黄山志定本》所涉清代时段为顺治初年到康熙十八年(1679)，由此我们不妨对该书中所涉文人分为明朝前期、中期、后期及清朝前期四个时间段进行统计，以此来体现随着时间发展黄山作为自然、文化景观所引起的社会注意力及其形成问题。经统计，《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共278人，其中明确可考时代者242人：明朝170人、清朝72人，详见表1。

二、《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之时段分析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既有典型性、又具普遍意义的地域文化。明清两代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徽州文化在明清时期出现的阶段性发展，既与历史环境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其自身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密切相关。”[6]同理，黄山地处古徽州，其历史文化地理现象的形成、演变既与明清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脉络相关，更与徽州小区域历史社会发展脉络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如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揭示明清时期黄山文化地理现象的形成及演变这一过程，进而为定性上的明末“黄山归来不看岳”这一命题寻找依据？这就需要从具体的历史文献来着手。而如前所述，闵麟嗣之《黄山志定本》收录文献甚为丰富，特别是所收明清诗文颇具特色，不仅内容丰富、类型多样，而且数量可观。上述诗文作者涉及明清两代多个时期和地域，特别是明代中期至清初是黄山文化影响力形成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说无疑可以成为我们分析明清时期黄山文化地理现象形成、演变的重要素材。

清康熙年间，有闵麟嗣者，欲仿效徐霞客之志编一本关于黄山的志书。据载：“闵麟嗣，字宾连，歙县岩镇人，好学，工诗古文，精书法，纂定《黄山志》七卷。平生踪迹遍天下，所至皆有诗。”[5]卷一一《人物·文苑》他历遍南北，每至一地，辄述诗文志之，最终于康熙十八年(1679)编成《黄山志定本》七卷。此书以体例精当、搜罗宏富完备著称，后世皆认为其乃集历代黄山志书之大成。此书由黄士埙、吴苑、汪錞、査士标等人作序。目录后有山图32幅，图前有闵麟嗣的题记，云黄山图之难绘，遂嘱同郡友人、清初丹青名家萧晨执笔试绘。正文分形胜、建置、灵异、艺文、诗赋等篇，共七卷，其中艺文、诗赋的记载约占四卷半，涉及疏、记、序、诗、跋、颂、传等500余篇，记载可谓详略得当。是书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历史时期黄山的沿革、掌故等，而且由于其中收录了大量明清时期与黄山相关的各类文献，因而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献学价值。

 

表1《黄山志定本》所见明清诗文作者时段分析

  

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清前期数 量64811672占 比2.5%19.8%47.9%29.8%

2）十二指肠支架：该种支架放置后由于肠蠕动的影响本身就存在移位的可能。镍钛合金类支架与MRI兼容，对移位的附加力影响不大，不锈钢支架对于移位的参与度多少不清楚，通常要禁行MRI检查。

1)服务线程的开发，服务器端主线程接收移动平台、PC平台发来的请求，将请求交给代理线程处理，代理线程通过调用地震应急数据信息处理类中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操作，然后将操作结果通过流反馈给移动平台、PC平台或者Web平台。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6个省份中，诗文作者数量最多的是安徽，其次是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其中南方省份共有11个，文人总数为250人，约占总人数的95.8%；北方省份有5个，人数为11人，占总人数的4.2%。南方省份中，人数分布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也即安徽、江苏、浙江、上海4省市：人数为214人，约占总人数的82%。可见，来黄山游览的诗文作者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特征，尤以江南文人为多。

明清政区多为省—府(州)—县建制，与今大略相似。《黄山志定本》中，可考籍贯(市县级政区)的诗文作者共257人，其中安徽省内150人、省外107人。下面我们依然以现今政区为准，对上述诗文作者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只列出两人及以上的籍贯地)。

其二，明中后期文人好游风潮的影响。明朝中后期政治昏暗，众多文人饱受打压，仕途不顺，而江南地区尤甚。受当时心学思潮影响，众多文人纷纷寄情山水之间，从山水风光中寻找心灵慰藉，遂好游成风。“他们因时因地，随兴而游。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但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这是前所未有、后所罕见的现象。”[8]黄山风景秀美，自然成为文人理想之去处。嘉靖年间，文坛“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就曾带领“三吴二浙”文人墨客，浩浩荡荡地前往黄山游览，吟诗作画，可谓盛况空前。清初歙人张潮在《〈歙问〉小引》中记述说：“王凤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陈有守、王寅、方大治、罗逸、王之杰、方一藻等16位诗人在黄山成立了“天都诗社”，这16位诗人也被称为“黄山十六子”，留下了大量描写黄山风景的诗文，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中，NG和NPV分别是常规发电机的数量和光伏发电机的数量；ξ是过载概率限制；OLPk代表线路流量k的过载概率；矩阵T表示调度法则。对于无法执行快速调度的发电机，矩阵T中的关联元素值可以设置为零，这意味着只有具有高缓变率的发电机才被视为最优调度策略。

有黄山“山史”之称的潘之恒，早年由汪道昆举荐进入“白榆社”，晚年更是与黄山结下不解之缘，在黄山汤泉附近建“有芑堂”，广邀宾朋、名人游览黄山，又于万历年间重编黄山志书，取名《黄海》，使黄山知名度大大提高。明朝著名旅行家徐霞客，“生有奇趣，好游，凡宇内诸名山及外国诸山，无不周览”[3]卷二《人物》，在万历四十四年、四十六年曾两次游览黄山。“世人问游历四海山川何处最奇，答曰：‘海内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3]卷二《人物》晚年所著《徐霞客游记》更是详细记录了黄山的奇景。众多文人墨客对黄山心驰神往，纷纷前往游览，无形中加速了黄山文化影响力的扩散。

三、《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之空间分析

历史文化地理现象的形成及演变除了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当然，从文化现象的空间变化亦可看出历史文化地理现象的空间演变过程。因此，研究文化尤其是历史文化不仅要研究其历时性特征，还要研究其空间性特征。

明朝初年沿袭元朝的行省制，宣德三年(1428)以后，全国统分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两京是京师(北直隶)和南京(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十三司，俗称十三省，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福建。清初沿用明制，行政区划并没有大的变化。《黄山志定本》中可考省份的诗文作者为261人。为了方便统计，下面我们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准，对上述诗文作者空间分布做一统计分析，见下页表2。

其一，明代以后黄山佛教的迅速发展。“天下名山僧占多”，明清时期黄山佛教的发展与黄山的开发密切相关。元末战乱，黄山佛寺损毁严重。明政权建立初期，以经术为政，诗名不盛，游风亦不盛。其时，崇尚理学，对佛教控制严格，主要表现为控制寺院数量、对寺院进行归并等。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下令“并僧道寺观”，“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7]卷八六；并且对私建寺院进行严厉打击：“禁僧、尼私建庵、院。”[7]卷一八九黄山佛教沉寂，更是少有省外文人来黄山游历。明朝中期以后，黄山佛教逐渐兴盛，来黄山之人数亦随之增加。万历三十四年(1606)，普门和尚感梦入山，开山修路，在天都峰下创法海禅院，一时缙绅响应，而徒侣遥集者数百人。万历三十八年，明神宗敕该寺名为“护国慈光寺”，赐金佛、佛牙、七层万佛香等，在当时轰动四方，盛极一时。之后又陆续兴建了15所寺院。黄山有绝美的自然景观，又能参禅礼佛，寻找心灵的慰藉，自然吸引众多文人前来游览，留下大量诗篇。

 

表2 《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省域分布

  

省(市)人数占比安徽15157.8%江苏3312.6%浙江238.8%福建124.6%江西93.5%上海72.7%湖北62.3%河北41.5%陕西41.5%四川31.2%湖南31.2%广东20.8%山东10.4%贵州10.4%北京10.4%山西10.4%

近日获悉，德宏供电局被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云南省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以表彰该局在云岭职工跨越先锋活动和云岭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中为德宏人民决胜全面小康实现跨越发展建功立业。这份荣誉，铭刻着多年来德宏供电局干部员工的不懈追求和奋斗历程。一代代德宏供电人牢记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责任和使命，一活动一工程，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载体丰富、亮点突出、措施到位、推进有力、成效显著。在德宏地区及云南电网系统具有非常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清朝初年，由于战乱或不愿仕清等原因，凌世韶、钱默、汪沐日、熊开元等大批明朝遗老隐居黄山，其中多有出家为僧者。至康熙时期，由于黄山“四大丛林”的形成，更使黄山佛教盛极一时。施润章、吴之騄、汪征远等不仅自己数次游历黄山各大丛林寺院，还广邀好友，登莲花峰、访文殊院、游掷钵禅院。此时“文僧之交”现象在黄山较为普遍，像“诗僧”释弘智，“画僧”渐江、雪庄等都广邀好友来黄山游玩，吟诗作画，由此而形成的一篇篇精彩的游记散文无形中扩大了黄山的文化影响力。

表1数据说明，在明代前期，黄山尽管自然风光秀美，但是由于徽州为“四塞之地”，对外交通相对不便，加之其社会经济文化影响有限，黄山难以得到人们的更多关注；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江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徽商、徽州文化影响力的逐渐增强以及人们对黄山认识的逐渐深入，黄山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同，文人雅士们至黄山者不断增多，黄山之文化影响力亦随之增强；虽然经历了明末战乱，但是由于徽州地区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即便是在清代前期整个社会经济处于相对衰败的状态下，黄山依然对文人雅士们保持了一定的吸引力。除此以外，另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可能对这一时期黄山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表3可以看出，明朝和清初游览黄山的诗文作者中，歙县籍居多，有105人，占可考籍贯人数的40.9%；前五分别为歙县、休宁、宣城、桐城、钱塘，共145人，占可考籍贯人数的56.4%；除了河北丰润，表中其余作者的籍贯均是南方府县。其中，歙县、休宁、祁门、婺源在明清时期属徽州府，宣城、太平、泾县属宁国府，而吴县、太仓、昆山则属苏州府。这表明，游览黄山之文人多来自于徽州本地和周边宁国等地以及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且与徽州关系密切之江南苏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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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籍贯分布

  

籍贯人数所属市所属省(市)歙县105黄山安徽休宁12黄山安徽宣城10宣城安徽桐城9安庆安徽钱塘8杭州浙江太平7黄山安徽江宁5南京江苏华亭5上海上海长洲5苏州江苏婺源4上饶江西太仓4苏州江苏金坛3常州江苏鄞县3宁波浙江吴县3苏州江苏丰润3唐山河北秀水3嘉兴浙江泾县2宣城安徽祁门2黄山安徽嘉兴2嘉兴浙江闽县2福州福建莆田2莆田福建无锡2无锡江苏吉水2吉安江西松江2上海上海常熟2苏州江苏和县2马鞍山安徽武进2常州江苏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游览黄山之诗文作者主要集中于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其中以歙县、休宁、宣城籍为最多。原因大致可能有以下几点：

其一，交通较之以往更为便捷。明清时期，随着大量徽商的外出，开辟了多条徽州通往外部的水陆通道，使得徽州地区的交通条件较之以往更为便利。《士商类要》是一部明代的著名商书，书中卷一所载路程的前8条均以徽州府为起点，又有7条路程则以徽州府为终点，说明在当时的交通网络中，徽州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文人士子往来徽州与江南其他地区，无论走水路、陆路都相当方便[9]。徽州西南与江西景德镇交界，东南与浙江开化、淳安、临安为邻，东北则邻近江苏的南京、常州、无锡等地。便捷的交通与短暂的距离，使得大批江南文人得以有条件前来黄山游览。

其二，徽商及其宗族的崛起，而尤以歙县为最。关于明以后徽商之崛起，学界已多有论述，其对于桑梓之影响自不待言。而宗族的崛起亦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大族以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姓为最，称为“徽州八大姓”，其中又以歙县宗族最多、影响最大。汪道昆家族，呈坎前罗氏家族、黄氏家族，棠樾鲍氏家族，都是当时在政治、商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家族。这些歙县宗族子弟热衷于广结好友，而因歙县距黄山较近，故游历黄山成了明清歙县望族的日常行为。以汪道昆家族来说，隆庆、万历之际，以徽州为中心的新安诗坛兴起，汪道昆为首的一批新安诗人，创立了新安诗派，并结丰干社、白榆社，一时派中可谓人才济济。汪道昆作有《游黄山记》一篇，记载了当时文人骚客游览黄山的盛况。道昆弟道贯，与兄道昆并号“二汪”，是天都诗社成员之一。天都社团徽州籍成员不在少数，他们大都出身于徽州大族，经济实力雄厚，又兼具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为黄山的开发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也充分运用自身的各种资源扩大了黄山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力。

其三，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清时期达到了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明清时期，南方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明初即有“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之说；谢肇淛《五杂俎》言：“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10]；谢陛万历《歙志》卷一〇则称：“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而随着徽商的崛起，其商业资本亦助推了桑梓之教育：“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5]卷三《营建志上·学校》书院兴盛，从而为徽州及江南其他地区培养了大量文人：“有明一代考中进士的人，浙江居首，江苏次之”[11]，徽州地区“益尚文雅……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12]。以《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言之，其中可考籍贯者为257人，徽州籍即达124人，占比达48.2%，而其余作者也多来自周边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对黄山影响力的扩散所起到的作用。

自明以后，黄山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可。随着山路的修建、佛寺的兴起，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地来到黄山，相关诗文逐渐增多。以《黄山志定本》所见诗文作者而言，从明初的6人，增加到明朝末年的116人，而即便是清初动荡的30余年，亦有72人之多。这充分反映了黄山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正可为“黄山归来不看岳”做注解。而就其影响力的空间范围来说，则以徽州(主要是歙县)、宁国及苏杭等地为核心，这既与明清时期徽州徽商、宗族之崛起与影响关系密切，也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发达之大环境有关。

当然，《黄山志定本》所收录的诗文是闵麟嗣的主观选择，或许并不能全面反映明清时期与黄山相关之诗文情况，也会影响从诗文作者时空分布来研究黄山文化影响力之时空演变之结论的准确性。然而，就理论和技术路径来说，充分运用各种散见史料、以数据集成来分析历史文化地理学上的相关问题，以定量分析来为定性分析寻求注解，无疑应是一个值得尝试的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 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C]//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4.

[2] [宋]佚名.黄山图经[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280-281.

[3] [清]闵麟嗣.黄山志定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黄山志编纂委员会.黄山志[M].合肥：黄山书社，1988：223.

[5] [清]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 周晓光.论明清徽州文化的阶段性发展[J].江汉论坛，2015，(1).

[7] 明太祖实录[M].上海：上海书店，1982.

[8] 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J].复旦学报，2005,(1).

[9] 周海燕.明清徽州文人士大夫旅游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3，(4).

[10] [明]谢肇淛.五杂俎[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99.

[11] 黄鹏程.《列朝诗集小传》诗人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呈现与阐释[J].图书馆论坛，2017，(5).

[12] [明]彭泽.弘治徽州府志[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