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别山区矿产资源丰富，铁砂矿则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矿产。所谓铁砂矿是一种统称，除了铁砂外，还包括磁铁矿、金红石、钛铁矿、赤铁矿及锆英石等资源。这种矿产是大别山脉的鸡窝矿经长年风化后，由雨水冲刷入河床而形成的外生矿，广泛分布于淠、史、杭埠等河流的河床之中。其藏量相当丰富，据地质部门勘探，仅六安地区淠河流域上自霍山、金寨两县东西淠水源头，下至马头集段，就达300多万吨。且铁砂含铁品位较高，大多都在60%以上，开采条件便利[1]。不过，对于这一资源的研究，目前仅见地质学、矿物学、化学工业方面的成果[2]，尚未见历史类专文。作为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政府和地方民众对其认识和开发存在一个长时段的变化过程，而地方志书在叙述该资源时无不强调开发历史的悠久。如《安徽省志·轻工业志》载：“汉代，今安徽金寨、舒城等8县境内已能以铁砂、木炭炼取土铁”[3]；《安徽省志·地质矿产志》也称：“早在西周、战国和秦汉时期，境内长江沿岸的铜官山、贵池等地即已炼铜、铁以及大别山区史河、淠河的铁砂，唐宋年间尤盛。”[4]但对其细节却语焉不详。实际上，对大别山区铁砂矿的开采和利用仅可上溯到清嘉道年间[5]，不过由于当时售价过低，且开采效率低下，开发规模并不大。民国初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介入，政府颁布了一些鼓励工矿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加以当时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铁砂矿的开发才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过这种发展仍有其缺陷和不足。

一、开发概况及资料说明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统治，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矿业注册条例》《矿业条例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加之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忙于战争，减轻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而大战期间，国际钢铁价格上涨，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工矿业的发展。时人云：“惟在此以前三四年间，国内矿床之探索，日有发现，内外矿商之投资，日见踊跃，各地矿厂之产额，亦年有增加。”[6]作为一种开采成本低廉的资源，铁砂矿的开发也随之升级。如在潜山县，民国六年(1917)《潜山物产调査记》载：

土中之铁砂每随水流沉河底，居民淘之，铁炉铸之，是名生铁。邑之北部有铁炉六所，亦可见其出铁之富也[7]。

系主任派我去机场接一位应邀来做演讲的二战英雄——拉尔夫中尉。他曾在二战中奋不顾身地救护战友，并因此获得了铜星奖章。拉尔夫中尉只比我大几岁，相互认识后，我陪拉尔夫去机场大厅取行李。从登机口到大厅只要5分钟的路，但我们却走了至少20分钟，因为中尉走几步就会对我说“请稍等”。

又民国九年《潜山县志》卷四《食货志·物产》载：

矿产以铁为大宗，山洪涨后，泥沙满河，土人淘取铁沙，就山建炉冶之，业此者甚众。其法置沙洪炉，倾汁为瓦，制成铁块，或铸造锅罐并各种用具，运输出境，岁计巨万焉。

从潜山县之例看，这一时期“业此者甚众”，炼炉的数量也相当多，仅县北一带就有6处。所炼之铁，除了用以制作“锅罐”等器具的生铁外，还有“铁块”(熟铁)，品质较高(《安徽沙铁采炼法》，详后)。销售区域也不限于本地，“运输出境，岁计巨万”。反映出较之晚清时期已有较大的发展。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霍山县志》载：

铜锡旧无传说，铁矿所在多有，但识其苗者尚少，境内所出皆淘沙熔炼而成。其溶冶之法，先以高炉煽沙化汁，倾出成瓦，为生铁，用以铸造钟磬锅罐农具等器；生者再入地炉沙炼，即成熟铁。钢则购自芜湖及外洋土人，无能制造者。泰西炼钢法极简易，以生熟铁相间，合以炭养，倍如火力，炼之即成。新译西书具有其法，能仿行之，利必倍徙。惟铁质颇佳，州下多喜购用，因河道浅塞、簰运维艰，成本既重，故出境者无几[5]。

2007年，嘉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2011年进一步完善了土地流转扶持政策，从资金、信贷、用地、用电、用水等方面加大扶持，如市区财政对土地规模化流转的村级组织、流转主体、流转后种粮、土地股份合作社、镇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等给予资金补助或奖励。各县（市、区）也从推进土地适度规模化流转、遏制“非粮化”倾向、规范土地流转等方面制订了具体政策。

可见晚清时期，砂铁多“用以铸造钟磬锅罐农具等器”，且多在本地销售，“出境者无几”，冶炼技术亦不甚高明，尚未习得西法。

概而言之，民国初期对铁砂矿的开发和利用较之晚清时期已有较大的发展，俨然成了当地重要产业。不过对于这一时期铁砂矿的开采和利用情况，这些认识还是过于“粗线条”，下面笔者将主要利用三份调查材料对其细节进行探析。

第一份是1925年虞和寅在《农商公报》第11卷第10期刊登的《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一带铁砂调查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这份调查报告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完成——1915年第53期《安徽公报》中就有对这次调查的批文：“批矿科技术员虞和寅详报调查六安金家寨等处铁砂情形，由安徽巡按使公署批。详悉所查金家寨史河所产铁砂淘取融化成铁运售情形颇为详悉，应即存备查考。此批。中华民国四年七月日。”《报告书》文内也载：“此次调查日期自民国四年六月九日至同年同月十四日。”由于当时虞和寅的身份是安徽省财政厅矿务技术员，且调查活动是由安徽巡按使公署所批示，故这次调查具有“官调”性质。这份《报告书》相当全面，包括总论、地质及矿床、沿革、淘铁砂法、制炼概论、制铣铁法、制炼铁法、铁棚职工员数、劳动时间及赁金、产铁额及最近五年间之铁价、贩路用途及输出节期、铁棚一年间费用及其利益、运费及厘金矿税等内容。

第二份是1920年陶平叔在《实业杂志》第37期上刊发的《安徽沙铁采炼法》(以下简称《采炼法》)。该文主要对砂铁的炼制方法以及运输方式进行了论述，且所述内容相当详细深入，应是经过深入调查而成文。文章同时又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1920年第7卷第11期以及《江苏实业月志》1921年第30期上刊登，可能在当时影响较大。作者陶平叔(1895—1981)，江苏无锡人，1912年毕业于南洋公学，1918年毕业于日本国立东京工业大学纺织科，曾在浙江省立工业专科学校、中央纺织染工程研究所等处任职，建国后历任南通纺织学院、交通大学、华东纺织工学院教授[8]。撰文之时，陶平叔刚从大学毕业，在浙江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工作，所以他的调查更多地体现出专业技术人员的认识。

秀容月明又是一惊，这怎么可能？但细细想来，娘说的未尝没有道理。记得第一次见到乔瞧，他被淋了一身的水，越秀把手帕递给自己，含羞带笑；去年他发烧，乔瞧把药送来，正巧外面有人牵着狗带着网来捕黄鼠狼，她想去看热闹，就对越秀说“你来替我喂药”，说完就走了，越秀留下来，忙了半天，昏昏沉沉中，他发现越秀在凝视自己，那眼神，充满了关切和怜爱……难道她真的喜欢自己？

再看产铁量。大体上，一座炼炉每年的产量约为10万斤。在潜山地区，以天来计算，一炉“二十四小时之内可出沙铁八百余斤，所需原料，则铁沙一千四百余斤”；如以年来计算，“每炉一年之中，只工作一百二十天。二十四小时可制成生铁九担，共计产三十一万三千二百担”。以一天出铁800斤、一年生产120天计算，一炉一年的产铁量也即约为9.6万斤。而在金家寨一带，“高炉大小种类一昼夜间可出铣铁约一千斤及铁渣四、五百斤”。以120天计算，一年就产铣铁12万斤、铁渣4.8-6万斤，产量大致与潜山地区相当。不过，炼铁量还需以“年中收买栗木炭之多寡为准”(《报告书》)，亦即存在时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年际差异。受到气候及降雨量的影响，每年的产铁量并不固定。在潜山地区，“每年销行之额既无统计之可言，又因降雨量及寒暑气候之如何，而每年产额亦随变化无常。”铁砂矿是河流上游山脉矿石冲刷而来，而冲刷量又与降雨量直接相关，故存在年际波动。其二是月份差别。在金家寨地区，产铁量以1、2、11、12这4个月(120天)间最多，“铁棚亦以此时制炼最盛”。这是因为冬季天气比较寒冷，适合开炉炼制。

第三份是1920年李少穆在《新青年》(此据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走进工人”上刊发的《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以下简称《状况》)。此文主要关注的是从事铁砂淘取、冶炼、运输的工人及炭户的相关情况，而非铁砂资源本身。作者李少穆是早期共产党人，曾翻译安利科马赉斯太的《两个工人谈话》[9]。他是陈独秀所办《劳动界》一刊的主要编辑人员，并发表有《女工与育婴堂》等文；该刊是上海最早创办的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列主义，引导工人运动的刊物[10]。

综合分析这三份材料，就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当时铁砂矿的开发和利用情况了。因为它们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时间上的连贯性。《状况》虽发表于1920年，但文中有“记者当欧战方殷之时，曾作多次调查”这样的文字，说明调查时间跨度较长。而《报告书》完成于1915年、《采炼法》发表于1920年，因此三份材料大体上能反映出辛亥革命以后大约10年间的情况。第二，空间上的差异性。《报告书》的调查地点是六安金家寨(今金寨县城)，位于皖西地区，属淠河(淮河)流域；《采炼法》主要是以安庆潜山县一带为调查区域，位于皖西南地区，属潜水、皖水(长江)流域；再结合具有全面调查性质的《状况》，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出当时整个安徽大别山区的情况。第三，调查者的身份不同。虞和寅是政府工作人员，故《报告书》具有“官调”性质，而《采炼法》《状况》则为“民调”性质；再者虞和寅是国民党人，陶平叔是专业技术人员，李少穆是共产党人，三人身份阶级不同，观察视角各异。第四，调查对象存在差别。《报告书》《采炼法》较多关注的是铁砂资源本身，其目的是倡导开发和利用此资源，而《状况》则主要关注的是人，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二、铁砂矿开发与利用情况详述

(一)产地

关于具体的产区及产量，今已难以统计，不过大别山区诸县均有生产确是事实。《状况》载：“统计记者亲身所到之处，如安徽潜山县前后河，有土炉四十座；太湖县店前河一带，有二十座；英山县有十五座；霍山县头陀河至诸佛庵一带，有三十座；舒城县晓天至下浒山一带，有二十座；桐城与舒城交界之处，有十座；六安毛坦厂一带，有二十座；河南省商城与固始两县之官畈、桐香树、银山畈各处，有七十座；湖北之罗田、麻城两处，亦有三十座。”可见产地不仅包括安徽，还涵盖了河南、湖北的一些地区，遍及整个大别山区。随着淘炼铁砂技术的传播，源自大别山脉的河流所流经的县区估计都成了铁砂产地。在金家寨一带，“铁棚林立，不遑枚举。……调查所知者言之，其三十有三。计在商城境内者二十三棚，在六安县境内者一棚，在固始县境内者九棚。”这些铁棚“距离自二三里以至三四十里不等，各于其地收买邻近土人淘得之铁砂及所产之栗材，以供化炼之用”(《报告书》)。可见当时大别山区铁棚的分布相当密集，对铁砂矿的开发与利用已经颇具规模。

(二)生产者及经营者

生产者根据分工不同，可细分为淘砂工、冶炼工和运输工。淘砂工俱为附近贫民，“散在各处，为数甚多”(《报告书》)。仅据《状况》统计的290座土炉，便“有此项手工业者，约四千人”，平均每座土炉需要约14个淘砂工。冶炼工则可细分成不同的工种，通常，每座土炉需用12人，其中炉司正副2人、掌钳2人、打鎚4人、拉箱2人、打杂2人(《状况》)。不过，12人之数也并非通例，会随着炼炉的大小而增减，称呼也有所差异。在金家寨北3里的船坊街中兴和铁局，除职员自经理以下6人外，高炉有风箱夫4人(昼夜各2人)、装料及出铁夫2人(昼夜各1人)，共6人；低炉有风箱夫1人、炒铁1人、铗铁夫2人、锤铁夫4人，共8人。整个铁局大概是20人左右，其中一线工作人员14人，这应是当时普通铁棚的正常规模。

②建设河滨过滤带。河滨过滤带的建设结合沟渠整理工程进行，选择融青园 1、2、3、4号沟渠， 对渠道边坡及两侧进行绿化，降低径流污染物浓度，减少入河污染物。河滨过滤带长2 910 m，植被过滤带平均宽度约2 m，草种选择二月兰、波斯菊，水生植物选择菖蒲、千屈菜等。

铁棚的经营者则多为当地的绅商，且业主更易频繁。以船坊街某棚为例：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其由商城县李某创设，三十一年即由相长发接办，三十四年又由胡宝文接办，胡宝文接办一年即行闭歇，后又由张墨青继续开办，改名为中兴和铁局，资本约六七百元。在短短6年的时间里，四易业主，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这些铁棚大多为私人开办，规模小、经济力量薄弱、技术水准不高、木炭供应不稳定，非常容易受到社会局势、国家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由于大别山区炼制砂铁多用木炭，故在淘工、炼工之外，还有炭户，人数也相当多。据《报告书》载：“(一炉)每二十四小时，须用(炭)三十担。每担售钱五六百文不等。此种炭窑，全在高山峻岭、人迹罕到之区，故送炭夫每日竟有往返一次者，约计此项运夫，亦不在万人以下。”这些炭户不仅要烧制木炭，还要负责将木炭运送到冶炼处。砂铁炼成之后需要外运，故又有运铁工，其数亦不可胜计，《状况》载：“均平每炉至少须雇三十人运送，故照上列二百九十家，即须有运送夫万人左右。”这些淘工、炼工、炭夫、运工原来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铁砂矿的开发将他们吸纳入工业领域，解决了不少人的生计问题。故《报告书》说，“惟今年百物腾贵，贫民每日非二百文不能度生”，建议“多设铁棚”，言“其有造于贫民，实非浅鲜，盖一铁棚足养贫民百余口”。

国内研究大体呈现出以下局面：一、相关的学术文章数量少；二、介绍性文章居多，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翻译诗学的介绍；三、更注重翻译诗学的外围解释力，脱离诗歌翻译语境；四、对我们国家的翻译诗学理论关注不够。虽然田传茂、丁青（2006：64）对扎根于传统和实践沃土的中国当代译论话语进行了梳理，但也属于介绍性研究，所以他们在文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原创性研究正是当前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所欠缺的。”

(三)工具、设备及相关技术

铁砂冶炼均用“土法”，《采炼法》称：“其制造法传自古昔，由来极久，故方法简陋。”淘铁砂的器具有淘砂铲、砂篑、淘砂槽、淘砂笊、淘砂耜等数种，形制颇为简易。淘得粗砂后再设铁砂精淘场滤出纯铁砂，其方法是：在河流两岸选择适宜位置，堆砂隆起，中设倾斜水道，水道稍高处为流水入口，嵌以淘砂槽，中置粗铁砂，引河流过其上，以淘去沙砾，留取之铁砂即为精砂；随后用淘砂笊“在槽上反复淘汰之，继用淘砂耜淘之如前”，所剩者即为黑色之纯铁砂，可用于炼制生铁。粗砂与纯砂的比例大概是4∶1。炼铁的设备及工具有高炉、低炉、风箱、铸铁槽、铁瓢、炒棒、大铁杆、铁铗、铁垫、铁鎚等。制炼之法，俱用“间楼炼法”，其程序可分为两段：“先于高炉内入铁砂及木炭(不用溶剂)烧之，溶制铣铁后复于低炉锻之，使成炼铁是也。”

(四)销售区域

围绕数与形相互转换，初等数学中已形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数学思想方法，即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数学家华罗庚先生曾经写过一首词，很形象地反应了数形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数与形本是相倚依的，焉能分作两边飞，数缺形时少知觉，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非，切莫忘，几何代数统一体，永远联系，切莫分离”〔1〕25。

除了在周边诸省县销售外，应还有一部分砂铁会出口外销。《采炼法》说“(砂铁)其大部分运销于九江、安庆、芜湖、大通各地”，这里的“大通”是指铜陵的大通镇，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与安庆同为外轮的停泊地点和上下货物的“寄航港”。九江、安庆、芜湖、大通等处当时都是开放商埠或对外联系较为紧密的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国家在此设置洋行收购内地物资，砂铁运输至此应多是出口。

(五)产销路径及交通条件

产销大致遵循“淘取—土法炼制(铁棚)—集市—府州县城—通商口岸”这样的路径(有些铁矿砂运至集市即为终点，有些则会贩运到府州县城、通商口岸)。据《状况》载：“至于运送一项，炉主须雇人运铁至大镇出卖。最近市场，亦有山路百余里，运送人约需四天始可往返。”较为明晰地展现了“铁棚—集市”这一段的运输情况。砂铁被运送到集市后多卖给商行，如上述三河尖市的王益泰、协盛永等行。在水网较为密集的地区，多采用水路运输，而在水运不太发达的地区，则需雇人挑运到附近集市。在潜山县一带，“土民均从河中取沙制成沙铁，此项沙铁制成后，则以水吼岭村之街市为市场，凡附近沙铁均集散于此，盖水吼岭四围数十里内之村庄(约在五十以上)均沙铁制产地也。”水吼岭村成为附近50余村砂铁集散之“集市”。至于“集市—府州县城”这一段的情况，又有记载说：“沙铁集中于水吼岭村之后，即用竹筏(长三丈阔九尺)运至石牌(怀宁县城)，约程百里，共需二日，每竹筏载三十余担，至石牌后方得改装民船直至安庆，每船约载五百担，需一天。故自水吼岭村至安庆共需三日，至为不便。”由此可知，在金家寨一带，从铁棚运至集市需要两日，而在潜山一带，从集市运送到州城大概需要三日，故在理想情况下，从冶炼地运送到州城大致需要五日，运时较长。至于运输方式，则多是依靠挑夫、竹筏，效率不高。

(六)工人工资及销售价格

皖省潜山县境，本系崇山峻岭，煤铁等矿林立，素未开采。前有张家杰等在该县组织铁砂公司，近该县公民储春浦(系省议员)等以铁砂关系军用要品，张之公司闻有搀入外股情事，特呈请省公署敕县严禁铁砂外溢，以挽利权，现黄省长已令潜山县知事查复。

从表3中可以看出，与安静对照组相比，力竭运动即刻组(E0)骨骼肌和血清中TSC2含量上升，有极显著差异(P<0.01)；而C组、E24组、E48组之间骨骼肌和血清中TSC2含量无明显差异。

砂铁的售价，目前仅见皖西地区的数据。《报告书》载：“本地现时零售铁价，每炼铁(熟铁)一斤值钱四十四文，至其批发之价，则以三河尖之市价为准。”详见下页表1。

一般来说，企业管理信息化指的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从而对企业实施信息化管理。企业在开展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会涉及诸多环节，并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一个高效、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整合以及集成企业的信息流、物流、工作流以及资金流，不断提升企业管理的水平以及效率，并优化配置企业的各类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企业信息化管理主要覆盖了三个不同的方面。通常，上述企业信息化管理的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相互制约却又相互融合。在企业战略管理当中，企业管理信息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有助于企业取得更好的未来发展。

销售区域大多为周边省县。如在英山县，“土人淘取铁砂，售于炉家，用栗炭溶为铁，有生铁、熟铁二种。生铁可铸锅罐，熟铁可制农器，除供本地用外，亦有出售外县者。”[11]在舒城县，民国十一年(1922)知事鲍庚所撰《舒城县大概情形》载：“皖中各县，所售之豆腐铁，大半出自舒城。”[12]在六安金家寨，除在本地销售外，“余俱运至三河尖售与各铁行，复由三河尖运至河南埠、五沟营、周家口(以上在河南省内)，颍州、亳州、寿州、怀远(以上在安徽省内)等处，然后由该处分销于河南、安徽、江苏各内地。盖金家寨一带所产炼铁，实以三河尖为聚散之总市场，故该处铁行甚多，其大者则有王益泰、协盛永、公太益、协同栈等数行。”都说明所产之铁并不限于本地区销售。

熟铁的售价有批发和零售之分，批发价在一年之中存在浮动，但幅度不太大，每万斤的变化在30两以内。从1911—1915这5年的价格看，总体上呈现上扬的趋势，每年以5-15两的价格上涨。《报告书》说：“近时炼铁销路甚广，价亦逐年腾贵，即倍前产出，亦无滞留之虞。”由于铁价持续上涨，故铁棚能获得较大商利，“大约除职工赁金外，其他棚内一切杂费，约需制钱五百千文，而每年出铁十万斤左右，可得利益金七、八百元云。”皖西南地区的铁价虽未找到相关数据，不过从市场化程度以及铁砂售价、工人工资的情况看，应该要高于皖西地区。

六安三河尖市熟铁批发价变化情况

 

表1 (1911—1915) 单位：银两/每万斤

  

19111912191319141915最贵时价格220230240240260最贱时价格200200220230230年内差价2030201030平均价格210215230235245年际增长幅度515510

(七)产量

铁价虽高、销路虽广，但产量却不见大幅增长，甚至还一度陷入停滞。《报告书》即称：“然而本地产铁，仅保旧额，不见增加者。”首先看淘砂情况。在金家寨一带，“一人一日间平均可淘粗铁砂四砂篑……每篑盛铁砂一百二十斤左右”，即每人每天大约可以淘500斤粗砂，如以纯砂计算，则“一人一日可淘铁砂百余斤”。由于人均劳动量相对均衡，故推测其他地区的淘砂量也大致如此，不过具体情况还要视各地区河流铁砂的含铁量和淘砂季节而定。

高职院校应该率先拓宽自身的发展视角，要及时对师资市场中的现有状况进行调查，也无需特别注意避开学习本科院校的管理制度。对于一些具有现代化特征，且具有应用价值的管理制度，高职院校应该留其骨架，将自身的教师管理特色和高职院校的运行特征融合到该制度中，将其改良为更加适应于高职院校的师资管理机制。除此之外，校方也可以放开二级分校的办学权利，将校内资源和资产的管理权、使用权也统一开放。这样一来便能通过开放性手段为教师们提供更加宽广的发展空间。当校内教师可以在开放进程中提供真实的发展意见时，教师的活力便也能得到极大的提升，继而间接提升校园内部的师资力量“供给”能力。

不过总体来看，产铁量并不高，这有一些数据方面的证据。根据1941年《资源委员会季刊》第1卷第1期所列《中国土法铁矿产量估计表》，可另制表2，以见安徽的情况。

 

表2 安徽土法铁矿产量估计(1926—1934) 单位：吨

  

192619271928192919301931193219331934类 型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矿砂生铁产 量6 0002 4006 0002 4006 0002 4005 0001 6005 0001 6005 0001 6005 0001 6005 0001 6005 0001 600总 计8 4008 4008 4006 6006 6006 6006 6006 6006 600

1926—1934年虽已超出了本文所述“民国初期”的时间范围，但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发展趋势，仍能反映更早时期的情况。根据表格后的备注信息，可知安徽的数据是根据立煌、霍山等县的情况得出。由于当时在大别山区尚未对矿山进行大规模开采，故所谓“土法铁矿”估计应是指利用河流铁砂所炼之铁。既然是估算，数据当然不会太准确，但仍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从1926—1934年这9年的数据可以直观地看到：1926—1928年产量均保持在8 400吨，随后6年则都为6 600吨，产量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略有下降。《报告书》中对原因有所分析，认为有二：一是燃料供应不足。“本地铁棚制铁，以栗木制成之炭为燃料，而本地附近所产栗木，年有限度，由他处输入，则运费尤昂，即以近年而论，各铁棚因木炭缺乏，时呈停炉之惨状”。二是“食料价值腾贵”。物价过高导致“一人一日平均工价连伙食费在内约需钱四百文内外，而制炼费遂及影响也”。由于山区的物资供应困难，而粮食又难以自给：“本地年中所产之米，仅足供本地四五月间之需，余俱由他处运来，故米价甚贵，银洋一元，仅贸易中等米八升。”宣统三年(1911)时一斗米尚只需五六百文，而到了民国四年(1915)则需要1 600文左右。《报告书》的分析不无道理，也具有普遍意义，但并不全面。可再补充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抵制铁砂外运以及维护“利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砂矿业的发展。晚清民国时期，由于绅商群体的崛起及民族意识的醒悟，与外商争权、争矿之事屡有发生，最为著名的事件就是中英铜官山矿权纠纷案[13]。具体到铁砂资源，利权争夺也相当激烈。在潜山县，据《申报》1917年12月20日所刊《皖省近事》载：

铁砂售价及炼铁工人的工资，三份文献中的记载不同。首先看铁砂售价。《报告书》载“纯铁砂售与铁棚，每斤值钱一文”，《采炼法》则载每斤10文左右，而《状况》则说每斤铁砂可售5、6文。再看炼铁工人的工资。《报告书》载：“高炉工头赁金每日每人三百文，饭费二百五十文，合计五百五十文；低炉工头赁金每日每人一百二十文，饭费三百文，合计四百二十文；高炉职工赁金每日每人一百文，饭费二百五十文，合计三百五十文；低炉职工赁金每日每人六七十文，饭费三百文，合计三百六七十文。”《采炼法》载：“工头，每工八百文；工人，每工四百文。”《状况》载：“炉司正手，每日五百文；炉司副手，每日三百文；掌钳，每日二百六十文；打铁、拉箱、打杂，每日二百文。饭食由炉主供给。”铁砂售价和工人工资的差异应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大体来说，当时皖西南地区铁砂的价格以及工人工资要高于皖西地区。晚清时期，长江沿岸的芜湖、安庆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皖西南地区受这些通商口岸的影响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之皖西为高。至于运夫的雇价，据《状况》载：“此辈工价极廉，每担约二百六十文至三百六十文不等，伙食自备。”可能是由于雇价太低，这些挑夫“去则挑铁，回时则为山乡店铺批货挑回”，成为山内与山外市场物资的转运者。

此处张家杰等人组织的铁砂公司即中实铁砂公司，该公司由于有“搀入外股”之事，被省议员储春浦等人举报。虽然他们的举报没有过硬的证据，而只是“听说”，但黄姓省长仍相当重视，“令潜山县知事查复”。省政府对此事件的态度一方面说明铁砂一类“军用要品”的开发“忌讳”外资入股，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类似的事情可能在当时非常普遍。在邻近的太湖县，1918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敕禁私收铁砂》一文，载：

实业厅呈复陆谦，在太湖县后部河一带设炉收买铁砂，确有外资嫌疑，应请严禁，省长令该厅赶速令其撤消，仰仍转行该县知事，以后如有似此禀请设炉炼砂者，随时驳阻，以免交涉。

同年7月17日又刊文称：

太湖、潜山铁砂近有人盗卖于外人，现被该县绅民查知，已电省长，严行禁止，以免利权外溢。

在类似的报道中多次提到“利权”，这是一种包裹着政治主权内核的经济独立权诉求。近代中国工矿业的发展与外国势力密不可分，进入民国以后，民族资本和国有资本越来越重视工矿业的开发，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旧有的外商开矿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于是纷纷改变掠夺模式。如日本商人通过借款办矿、输出技术等方式与矿商签订购砂合同，买断了繁昌、当涂等地的铁矿石，形成了长期供应关系。而对于外资注入和外售铁砂之事，官民的态度都是极力反对，这种“维权”作为一种爱国行为，当然值得肯定，但有时容易变成盲目排外，这不仅使外资无法注入，技术长期得不到革新，而且还大大限制了砂铁的外运。

第二，交通及通信不便。关于这一点，前文已有所叙述。《报告书》在“结论”部分说：“交通自史河顺流而下，水涨时二三日可达三河尖，运输亦非甚难。”但在“交通及附近著名市镇”条中却载：“(金家寨)负山临河，故陆路崎岖，跋涉为艰，所赖以交通者，厥为史河，但史河河床虽广，而倾斜颇大，故水流湍急，易盛易竭，深自一二尺以至四五尺不等，仅浮载重约一万斤之竹筏或木排而已。”由于铁棚距离周边较大的市镇基本上都有一两百里的路程，故所谓“运输亦非甚难”可能只是调查者希望政府增加开发投资而采取的权宜说法。就整个大别山区来说，在现代铁路、公路网形成之前，货物的外运大多靠肩挑人扛，有些地区虽有水运，但运铁时节多是秋冬季节，这时恰是河流的枯水期，运力有限。且由于交通不便，还导致地区之间的汇兑、通信困难。在潜山一带，“自水吼岭村至安庆共需三日，至为不便，其运费每担须一角五分。且水吼岭村与安庆间汇兑艰难，通信不易，殊足为铁沙业发达之阻碍。”

第三，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消失。一方面，国际市场对矿砂、钢铁的需求量下降，国内的生产也随之萎缩，铁矿砂的外销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大战之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到东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压制。

第四，铁砂的炼制大多采用土法，所出之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有限。如金家寨一带所用“间楼炼法”，导致“铁砂中所含铁分损失甚多……盖其一部入于铁渣，其得为铣铁者仅当原料中所含铁分之半数耳”，故大多仅“可供制造农具及家用釡锅刀等之用”。在潜山一带，“所得铁质亦欠纯粹，只足供零星铁器及炼钢等原料。”且由于淘砂多用人力及河流中的铁砂量存在年际和月际的波动，在尚未采用机械采砂之前，原材料的供应难以得到稳定的保障。

第五，大别山区铁砂的储量虽然不少，但难与皖南地区的铜官山、桃冲等大型矿山相比，不受政府重视。《采炼法》载：“幸铁沙之天藏甚富，取之无极，大可利用，以拓财源，故甚望巨大之投资，有以开拓之也”；“倘以科学的方法及较大之资本从事制造，则以如此天富之地，无限之沙，其发展当无限量。”其言下之意是，当时该资源尚未得到大规模的开发，政府的投入亦十分不够。

第六，政府的盘剥。按照《矿业条例》规定，采淘铁砂须缴纳矿区税和矿产税，但在金家寨一带，由于“本地淘取铁砂制炼铁质，向任土人私自采炼，无矿区矿业权等之设立”，故不征收这两种税。不过这并不说明政府放弃了此项利益，且对于厘金的征收仍然较重。仅金家寨至三河尖一段就有四道厘金征收处，每万斤铁金家寨厘局要征收8元、孙家沟厘局10元、蒋家集厘局6元、三河尖厘局12元，共计36元。如以每年产铁10万斤计算，那么仅厘金一项就要缴纳360元，而据前文所述，一家铁局的资金才600元左右，年利润七八百元。这对于小本经营的私营铁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剥削，严重阻碍了再生产的扩大。

与常规光缆应用方案相比，预制光缆可大大降低甚至取消现场的光缆熔接及检测工作，实现工程施工时光缆连接“即插即用”，减少现场工作量，提高施工效率。故预制光缆设计选型时，应要求减少现场光缆熔接、安装及敷设工作设备，提高施工效率[10]。

民国初年，受惠于工矿业的某些优惠政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有利国际形势，安徽大别山区铁砂矿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较之晚清时期有所发展，表现在从事淘取、冶炼铁砂的人数增多；铁棚、铁炉的地域分布相当密集；炼制铁品除了生铁外，还有熟铁(铁块)；销售区域突破周边省县的范围，而远及国外。不过受到交通不便、原料供应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砂铁产量一直没有质的突破。从产品生产的角度分析：铁砂的淘取均用人力，尚未利用机械开采，效率低下；砂铁的冶炼多延用土法(间楼炼法)，所出“方铁”质量不高；炼铁所用木炭也难以得到稳定的供应，很多地方的产铁量“视年中收买栗木炭之多寡为准”。从运输的角度分析：由于没有铁路、公路以及机械轮船，砂铁外运多用挑夫、竹筏，受自然环境以及季节的限制较大，运量有限；在运输过程中，还要遭受地方政府的多层盘剥。从销售的角度分析：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较大，当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国际市场对矿砂、钢铁的需求量增加时，铁砂的产量随之增加，反之则下降。

民国初期安徽大别山区铁砂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可以看作是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艰难发展的一个缩影。受到经济力量、技术设备薄弱等因素的限制，这些小作坊式的“工厂”非常容易受到社会局势、国家政策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金家寨船坊街某铁棚6年里四易业主即为明证。在近代民族工业的起步阶段，北洋政府的角色似乎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他们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优惠政策，试图振兴民族工业，对“外资”入股也相当谨慎；另一方面又在生产、运输过程中进行盘剥，收取高额的厘金。这鲜明地体现出近代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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