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饮食生活至今仍是大众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而研究饮食生活史不仅可以生动还原人类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生活状态，同时也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经济状况。哈尔滨是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起的近代城市，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中西多元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其饮食生活也存在着多元化的形态。沦陷时期是东北近现代史中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1932年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之后，哈尔滨居民的饮食生活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深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尽管学界对东北沦陷史的研究已有多年，成果众多且颇具深度，但对这一时期社会史的研究尚待开拓，特别是在日常饮食生活方面，至今鲜有专门的研究[1]，而对某一特定区域饮食生活的研究则更是少见。本文拟从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社会上层的餐饮业，城市底层居民、农民、外国移民的饮食生活等方面，探讨这一时期哈尔滨居民的饮食生活状况，并揭示其中所反映出的日伪当局的掠夺行径，还望方家不吝赐教(1933年7月1日，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成立，辖境包括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所辖香坊、顾乡、八区、新阳等全部地区并划入邻县数十屯。1937年，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改为哈尔滨市公署，隶属滨江省公署，其区域范围并无变动。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地域范围)。

3.抓住调查研究的纲是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关键因素。此次调查研究紧紧围绕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展开，抓住了人民公社的要害问题。

一、传统到多元：近代以来哈尔滨居民饮食生活的变迁

古代时期的东北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民族一直在此生息繁衍，各民族在烹饪饮食方面均具特有的风俗习惯。清代前期，东北绝大部分地区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小，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比较落后，饮食生活方面则呈现出传统与单一的特点。满族是东北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族人的饮食结构即较为单一，以肉食为主。《满人吃肉大典》载：“凡满洲贵家有大祭祀或喜庆，则设食肉之会……坐定，庖人则以肉一方约十斤，置二尺径铜盘中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中一大铜勺。每人座前又人各一小铜盘，径八九寸者，亦无醯酱之属。酒则高粱，倾于大磁碗中，各人捧碗呷之，以次轮饮……肉皆白煮，例不准加盐酱，甚嫩美。”[2]这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展现出满族人食物种类的单一性和饮食方式的粗糙性。另外，满族人的烹饪方式也非常粗糙。满族人烹饪时“无釜、甑、罂、瓿之属。熟物，刳木贮水，灼小石，淬火中数十次，瀹而食之”[3]。只是简单地对食物进行煮或烤的处理，与汉人对食物进行复杂多样的烹饪方式迥然不同。其他民族也都有其独特的饮食生活方式，如蒙古族的传统饮食分为红、白两类，红食即肉类，其种类丰富，最主要的是羊肉；白食则是指奶制品，包括鲜奶、奶豆腐、奶茶等。赫哲族沿江河而居，以鱼肉、兽肉为主食，副食主要是小米、野菜等。

随着一些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地区，东北各民族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满族为例：首先，在饮食结构方面，粮食逐渐取代肉类成为满族人的主食。在汉族人传统的饮食结构中，是以谷物为主食，而肉类、瓜果蔬菜仅是用以下饭的辅餐。清初的宁古塔地区由于吸纳了大量的流人，变化尤为显著：“近日迁人，比屋而居，黍稷菽麦以及瓜蓏、蔬菜，皆以中土之法治之，其获且倍。况稊稗不入食品，而塞外之稗粒，大而膏腴，美于五谷，土人以此代香稻，余故曰皆人力消息于其中也。”[4]其次，烹饪方式也有了巨大改变。汉族在饮食方面追求更高，从而使得中国的烹饪方式变得多姿多彩，烹饪技术在世界上也可谓首屈一指，形成了各种菜系。汉族人的多种烹饪技艺传入东北，饮食种类遂出现多样化趋向，关内的美食如鲁菜、煎饼等受到了满族人的喜爱，而满族传统的黏食、甜食也受到了汉族人的欢迎。今天，有代表性的东北菜仍是两大民族饮食文化交流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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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沙俄趁机诱迫清廷于1896年签订《中俄密约》，使其获得了在中国吉林、黑龙江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1898年4月，哈尔滨被确定为中东铁路的枢纽和管理中心。伴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和哈尔滨的开发，大批俄国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铁路护路军等留在了哈尔滨。与此同时，许多关内汉族移民也纷纷汇集于此。而除俄国人外，其他外国移民也不断涌入哈尔滨，日本人、欧洲人、美国人以及犹太人纷至沓来。他们带来资本，开办产业，希望依托中东铁路获得经济利益。十月革命后，许多白俄逃亡哈尔滨：“1922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后，定居哈尔滨的俄侨一度多达20万人，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5]71以俄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来到哈尔滨以后，其饮食习惯与饮食方式也随之传来，俄国人在哈尔滨开设了第一家啤酒厂、第一家西式肉灌食品厂、第一家糖果厂，还开设了一些西餐厅、副食厂，西餐、西式点心、西式饮料、西式冰点等多种西方食品出现在哈尔滨。西方的多元饮食文化进入哈尔滨，使得哈尔滨居民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发生了改变。为追求时尚、满足对舶来食品的好奇心，一部分富裕的中国居民开始尝试这些新鲜事物，一些西方饮食观念也被其接纳。一些来自俄语的食品名称逐渐被广泛传播，如列巴(面包)、塞克(菱形面包)、格瓦斯(一种饮料)等至今仍被普遍使用，并成为哈尔滨具有标志性特点的食品，可见西方饮食文化特别是俄国饮食文化对哈尔滨居民饮食生活影响之深远。

二、繁荣到颓败：沦陷时期哈尔滨餐饮业的兴衰

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是北满的商业中心，在其统治初期，哈尔滨的餐饮业曾经历过一段繁荣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伪满洲国初期，日伪当局忙于镇压各地革命力量，以稳定政局。其于1933年公布的《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中提出“国民经济之统制”，而此时经济统制的范围主要为“带有国防的或公共公益的性质之重要事业”[6]31，尚未涉及农业，餐饮业所需的原材料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其二，在日伪当局政策的吸引下，许多日本商业资本注入哈尔滨，其中一部分资本进入餐饮业。其三，一些中国商业资本受到哈尔滨商业虚假繁荣的吸引，也投入到哈尔滨餐饮业中。哈尔滨的一些餐饮企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及之后日军进逼哈尔滨的局势下，纷纷倒闭，此时为谋生存也重新开业。如1932年5月8日的《滨江时报》第6版刊登了一则名为“松北饭店定期再开幕”的广告，对松北饭店的重新开业进行了宣传。而一些新的商业资本力量投入餐饮业，也使得宴宾楼、泰华楼、滨江饭店、致美楼等大型饭店相继开业。这些饭店背后的资本势力不乏某些要人身影，如哈尔滨最大的饭店宴宾楼就是由时任伪满军政部总长张景惠的副官、姨太太等出资开办的。根据现有资料，1937年12月末哈尔滨餐饮企业分布及数量情况可如下页表1[7]所示。

根据表1数据可知，1937年12月末，哈尔滨大小餐饮企业总数为1 051家：中国人投资的为723家，占比约69%；日本人投资的为284家，占比约27%；俄国人投资的为64家，占比约6%。另据记载：“据伪满一九三七年的调查，全市中餐馆有六百一十多户，西餐馆二百六十多户，另外还有带炒菜的酒馆四百多户。”[8]同年，仅道里地区就有“中餐饭店60家、西餐70家”，“大部分分布在中央大街、外国九道街、中国八道街、中国十三道街、田地街、石头道街一带。”[9]可见当时的哈尔滨，经纬署为最繁华之所在，社会上层在此聚集，大型饭店林立，日本人也倾向于在此开办饭店。正阳署与经纬署相邻，也分布有大量饭店。而一些中国平民聚居的区域则由于消费能力不足，饭店数量较少，也鲜有大型饭店在此营业。

 

表1 哈尔滨餐饮企业的分布及数量

  

营业种别 国籍别管辖别料理店特殊饮食店饮食店经纬署日3137124满341773俄31417南岗署日1325满0019俄1112香坊署日0412满6033俄009新安埠署日303满0433俄006正阳署日2111满6122263俄000南新署日000满53103俄000太平桥署日411满0114俄000顾乡屯署日000满0022俄000松花署日001满208俄010分计日4166177满10847568俄41644合 计153109789

这一时期，哈尔滨中餐饭店中比较著名的有所谓“三大饭店”“十楼一号”，详见下页表2[10]110-122(其中，宴宾楼既属于“三大饭店”又属于“十楼一号”)。

除了饭店以外，伪满前期哈尔滨的冷饮副食业也出现了繁荣景象。以糖果生产为例，同记工厂是哈尔滨最大的一家糖果生产企业，1934年“糖果生产就达200余种，年节加班时，日产量可达6 000斤以上”[14]。销售副食的商店数量也非常多，据载：“1933年，道里地区共有副食商店75家，其中日本人23家、俄人4家、波兰人6家、中商42家。”[9]从前哈尔滨的冷饮业并非一个独立的产业，大部分西餐馆、糕点水果店都兼营冷饮食品，而此时哈尔滨出现了冷饮食品厂，专门大批量生产冷饮食品。

此时哈尔滨的中小型餐饮企业也数量众多，并各有特色：独一处与范记永的三鲜水饺、正阳楼的风味肉制品、老鼎丰的糕点都风靡一时。在哈尔滨生活的少数民族亦经营有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餐饮店，如一些回民所经营的清真饭店。其中以仁义馆最为有名，牛肉蒸饺是该店特色食品，其“买卖公道、仁义、不掺假、不骗人”[12]的经营理念为顾客所公认。与大型饭店不同，中小型餐馆、小吃店的价格相对较低，如1932年11月哈尔滨来来轩饭店的价格：“大盘全家福0.98元(伪国币，以下同)，小盘0.55元；大盘炸里脊0.50元，小盘0.30元；大盘辣子鸡1.00元，小盘0.70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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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初期，哈尔滨西餐厅虽有一些倒闭但仍数量众多，其中不仅有俄国人(包括俄籍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开的，也有中国人开的。其风味也多有不同，除传统的俄式大菜以外，也有英、法式的西餐风味。另外，咖啡店、西式茶食店也遍布大街小巷。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马迭尔西餐厅，马迭尔西餐厅与马迭尔宾馆是分开的，西餐厅由中国人承包，签订合约，自由经营。马迭尔西餐厅对其餐品的要求严格，每道菜品必须检验合格之后才能端上顾客的餐桌。除了高档西餐，其对低档便餐的经营也非常重视，并广泛展开宣传。如1934年1月1日其在《国际协报》上刊登的一则广告：“午饭1汤1菜1杯咖啡，哈洋3角。晚餐3菜，哈洋1.25元。宴会每人自3元起码，菜价(凉热随便)每菜哈洋5角。酒肴3种，大洋3角。”[10]256除马迭尔西餐厅以外，北满俱乐部西餐厅、凡达基、水上饭店等多个西餐厅也都颇负盛名。

 

表2 伪满时期哈尔滨大型中餐饭店

  

店 名详 情三大饭店新世界道外升平二道街,中西餐皆备厚德福道外中六道街1号,主营河南菜宴宾楼道里石头道街129号,主营高档宴席菜十楼一号春华楼道外北四道街25号,主营京帮菜泰华楼道外北头道街13号,主营京帮菜兴宾楼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6号,主营京帮菜致美楼道外景阳街25号,主营福山菜新华楼今道里尚志大街143号,主营山东菜华丰楼今道里兆麟街143号,主营山东菜恩成楼道外十六道街188号,主营本地菜洪升楼道里中国十四道街10号,主营本地菜福泰楼道外中国十三道街东头路北永安号道里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35号

这些饭店的服务对象并非是普通的平民大众，而是伪满政权中的达官显贵，他们到这些大饭店也往往并非是简单地以饱腹为需求，更多则是以交际应酬为目的的事务性消费，为了彰显排场，其奢侈性可想而知。以伪满时期哈尔滨第一大饭店宴宾楼为例，据载：“宴宾楼的经营品种主要是宴席、套菜。有全席、燕席、翅子席、海参席和各种套莱，种类繁多，价码各异。全席中又有超等全席(62元)、特等全席(52元)、优等全席(量小质高，价格另议)、头等全席(42元)、燕菜席(34元)、翅子席(黄鱼翅44元、沙鱼翅40元)、一等参席(28元)、二等参席(25元)；套菜有22到24元的，最低有五六元的。”[10]118而1938年12月哈尔滨中国普通工人的平均日工资仅为0.8元[11]，宴宾楼的菜价对于普通工人而言近乎天价，显然以宴宾楼为代表的哈尔滨大型饭店与普通平民的饮食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在宴宾楼消费所享受到的服务可谓十分周到，宴席服务包括迎客、催请、摆台、上菜等几个部分，服务内容非常细致，从物质生活极度丰富的今天来看依然可感受到其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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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粮食，当局对牲畜、蔬菜等也加以统制。1943年到1945年8月间，伪滨江省被要求向日寇提供“猪十万头，鸡蛋二千万个，青菜(萝卜、白菜)、豆子共三千二百万斤……猪和青菜按土地分摊，鸡蛋按人口分摊”(《王子衡笔供》)[22]368。

三、城市到农村：日伪时期哈尔滨平民饮食生活概览

强制“出荷”造成的结果是，许多农民的口粮被压榨，饮食得不到保障：“农村的民食，历来都是由农民互相扶助、彼此间通融来调剂。但是，近来由于实施强制‘出荷’，本来是粮谷生产者的农民，因为全部粮谷都‘出荷’了，所以农村互助通融来解决民食不足的方法已经丧失。目前，农村已经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民食缺乏。”(《齐齐哈尔宪兵队长关于龙江省民食缺乏对策的报告》)[6]561另外，强制“出荷”不仅仅是掠夺农民的粮食，同时也伴随一些暴行的出现：“伪警察特务一齐动员，像恶狼疯狗一般到村屯沿家逐户翻箱倒柜，不论食粮种子颗粒不留，抢夺一空。农民稍与争执，除受到打骂之外，则罚跪在冰天雪地之中，或被抓关押在监狱之中不给饮食，甚至纵火烧掉房屋。”(王子衡：《伪满时期经济掠夺的三光政策》)[20]25

(一)城市底层平民的饮食生活

沦陷之前的哈尔滨城区聚集着大量关内移民，他们主要集中在道外居住，与道里的俄国人有着迥异的生活方式。沦陷初期，虽然日伪统治者尚未对粮食实行经济统制，但1932年的哈尔滨，天灾人祸不断，民食维艰。首先，由于时局的动荡，松花江航路封闭，大批粮食无法运至哈尔滨。《滨江时报》1932年5月14日第6版登载的一则题为《哈依间沿松花江岸 大豆刻已扫数无余》的新闻记载：“北满各路之大豆，现在运送已将终了，即向存有残留之少数，因时局不靖，各路线亦有杜绝，无法运送之状态……三姓以南以至哈尔滨地方之沿岸各码头，现在已无一粒大豆存储。”同日同版的《滨江时报》还刊登了一则题为《沿江大闹盐荒》的新闻，可见食盐也同样受到时局的影响而难以运输。其次，受到局势动荡的影响，自1932年5月起大批难民来到哈尔滨，哈尔滨慈善团体不得不成立难民收容所加以救济。第三，1932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哈尔滨受灾最为严重：“灾民23.8万人，丧生2万多人。”[15]第14卷《水利》，488这场洪水也使得松花江沿岸粮食大量减产，“小麦损失甚巨，殆全浸没”[17]，同时引起了食品价格的疯涨，如“日本稻米每布袋，原价4.2元，现价5元及5.5元不等；当地白米每布袋原价2.4元，现价3元及3.1-3.2元不等……烧饼每个原价2枚，现价3枚有余；锅饼每斤原价1角，现价1角6分”[18]。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号寒啼饥，哀鸿遍野，栉风沐雨，无有归宿，引颈待毙”[19]。1934年，松花江再次发生洪灾，哈尔滨的大量贫苦居民又饱受其害。

七七事变以后，伪满当局为保证侵华战争的军需补给，开始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经济统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政府又抛出《配给统治要纲》，推行“通账配给制”，即发给民众“通账”，凭“通账”在指定配给机构购买粮食等生活用品。配给制度对哈尔滨居民的饮食生活产生了极大冲击：其一，配给标准低。哈尔滨市的一般中国居民每月仅能得到粮食15.5公斤(《城市主要粮食配给状况》)[6]598。而由于当时居民劳动强度大，菜品的含油量又小，这一粮食标准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居民常常处于饥饿状态。其二，配售粮食质量差。大米只提供给日籍和朝鲜籍居民，中国居民仅能得到高粱米、玉米等粗粮。随着战争局势紧张程度的加剧，即使是粗粮也不能保质保量。伪满政府开始往配给中国人的粮食中加入发霉的粮食，后来竟配给豆饼、橡子面、发霉的玉米作为中国人的主食。时任第四军管区中将司令的李文龙后来供述：“1944年，我在哈尔滨道外看见配给店配给中国人的食粮，也是少得可怜的高粱米或豆饼。市民去领配给时，无论冬夏，半夜就得起来，蹲在配给店前等到天亮，即使领到了也常常不够分量，稍去晚一点就根本领不到。”(李文龙：《伪满的食粮配给》)[20]78-79其三，配给无法得到保证。配给时常中断，人们常常无米下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哈尔滨居民不得不转往黑市买粮，“实行统制的物品在黑市上都可以看见，在黑市上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调查课关于满洲生活必需物资黑市行情的实际情况调查》)[6]188而黑市则价格奇高，从表3[16]512-513即可见一斑。

 

表3 哈尔滨黑市食品物价指数表(以官方定价为100)

  

品 种 年 份1942年1943年1944年大米379.2934.31 444.1白面562.91 075.94 136.8高粱米652.01 653.41 816.7小米297.51 443.9———大豆409.5705.3740.7鸡蛋143.8224.6308.3猪肉138.3238.4271.3牛肉140.5207.1300.3砂糖447.3878.62 470.1豆油618.11 343.21 832.3烧酒248.3780.61 466.7

由表3可知，黑市食品价格连年递增，很多食品近乎天价，绝大多数人无力问津。且在黑市购买粮食是一种“违法”行为，被查出者即被作为“经济犯”予以重罚。一些经济犯被抓进哈尔滨监狱，监狱里的犯人按三等分给饭食：“吃苞米面和高粱米，有咸菜，或白水熬白菜、萝卜汤。”[21]

1941年，日伪当局又推行“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即凡是贩卖的物品，价格一律按照1941年7月25日当日价格；均由日伪统制机构统一配给物品、统一规定购销价格，这造成企业取得的购销差价无法抵偿支出。由于物资实行配给、物价被冻结，加之税赋增加，许多企业大量倒闭，许多违背日伪统治规定的商家则被当作“经济犯”投入监狱。1941年，时任伪哈尔滨市市长的袁庆清对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卢元善说：“哈尔滨市因违犯‘七二五’停止令而遭逮捕的商人特别多，各个拘留所都已塞满，拘留所里的犯人只能站立而无法坐下，去厕所回来就挤不进去了。”(《卢元善证词》)[6]179时任伪滨江省警务厅取缔股长的小川仁夫当时负责逮捕“经济犯”，他后来供述道：“1943年3月，根据伪中央经济警察业务方针，在各市、县、旗连续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大取缔。其中在哈尔滨逮捕了200多人。”(《小川仁夫口供》)[6]182由此可见日伪统治者对哈尔滨工商业者的残酷迫害。

这种黑暗的粮食配给制度把很多人逼上了绝路，1944年哈尔滨“市民因配给不足，营养不良，因病而死，因饿而死者，足有一千人。如道外南八道街工人王某家有大人两口小孩三口，因配给不足，小孩两名竟致饿死。”[《袁庆清笔供》(1954年8月14日)][22]413

(二)农民的饮食生活

生长在黑土地上的东北农民，其种植的农产品产量高、质量优，农民们依靠着这片肥沃的土壤生活可谓相对富足。然而在日伪统治时期，广大的东北农民受到疯狂的压榨与掠夺，非但不能依靠农产品获利，甚至基本的饮食需求也无法保障。

1940年，日伪政府将粮食购销政策由严格统制“升级”为强制购销，在东北农村推行“粮谷出荷”和“粮食配给”制度，从粮食获取和粮食分配两个方面掠夺农民。该年9月30日，伪满政府公布了《粮谷管理法》，对各种粮食的征收、配给和价格实行全面统制，禁止在指定场所以外进行贩卖。“粮谷出荷”的实行办法是，每年初，伪满政府制定年度“出荷量”，之后层层分派，最后分派到各农户，并签订契约，规定出秋后必须上交的粮食数量，且无论当年年成好坏，都必须如数交齐。在这一背景下，“从1940到1944年间，伪哈尔滨市公署在伪哈尔滨警察厅经济保安科和伪农产会社的协助之下，在哈尔滨市郊区强制施行粮食及农产物的‘出荷’。1940年秋，在农作物收割期，伪哈尔滨市公署实业科实施农产品的‘出荷’，伪哈尔滨警察厅经济保安科及所辖香坊、顾乡屯、松花、三棵树等伪警察署经济保安员协助，在哈尔滨郊区强制郊区农民‘出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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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沦陷时期哈尔滨上层社会在饮食消费上可谓奢靡，但居住在城市与农村的广大底层平民则常常是食不果腹，往往无法选择食物的种类，仅求填饱肚子而已。同时，在哈尔滨还生活有大量外国侨民，以俄国人、犹太人、日本人为代表的外国侨民，在饮食习俗上与中国人相比有很大不同。

在此严峻的经济统制背景下，宴宾楼、福泰楼等大型饭店纷纷倒闭，仁义馆、老鼎丰等中小型餐饮企业也难以维系：“1943年哈尔滨道外的民族资本的饮食店337家中，竟有146家临时歇业。”[16]332许多副食店同样受到重创，其中道里的副食店减少到了63家[9]。不过，餐饮业的极度萎缩，仅仅是当时哈尔滨上层社会饮食生活的缩影，而与广大的普通民众无关，很多社会底层平民则连正常的饮食需求都无法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哈尔滨的饮食业并没有能一直繁荣下去。哈尔滨餐饮业的状况是与日伪当局的经济政策有紧密关联的。1937年以前，日伪统治者对于民族工商业还没有赶尽杀绝，其所推行的经济统制政策仅仅涉及一些重工业、军需工业，农牧产品生产及加工等行业尚允许自由经营。因此哈尔滨的民族工商业虽步履维艰但一定程度上还有所发展，餐饮业也在其中。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侵华，为了满足侵华战争中军队的粮食需求，日伪当局开始将农产品列入经济统制的范围。1938年8月22日，伪满国务院会议发布《米谷管理制度要纲》，同年11月7日又推出了《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法》，其中规定对稻米、高粱米、苞米、小米等重要的粮谷实行统制，即规定由伪满政府对这些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并对其加工加以管理，还相应成立了满洲粮谷株式会社。1939年11月，伪满当局公布《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将小麦和面粉也列入统制范围内。同时，对民众实行配给政策，私人粮栈被取消。在这一背景下，哈尔滨市的许多餐饮企业无法购置满足经营需要的原材料，仅仅依靠配给饭店的粮食难以维系经营，餐饮行业出现了萧条的景象：“1937年，全市已有1 270多个饭店。1938年后，由于物资供应不足，加之苛捐杂税繁多，饮食业经营出现困难，大批企业倒闭。” [15]第15卷《饮食服务业》，731

在食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普遍体质状况急剧下降，几乎难以维生。不得已，许多农民只能靠橡子面充饥。橡子是橡树的果实，其中约60%的成分是淀粉，虽可充饥，但味道苦涩，难以下咽；食用橡子面虽然饱腹感强，但消化起来十分困难，常食此物会造成便秘，痛苦不堪。由此，一些农民产生了厌世心理，很多人甚至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告别痛苦。据哈尔滨所在的伪滨江省保安科统计，该省人口死亡率，1944年比1940年增加0.7%，按500万人计算，也即死者增加3.5万人[24]。

(三)外国侨民的饮食生活

伪满时期，在哈尔滨生活的外国侨民的饮食同样受到种种限制。不过，中国居民在配给中只能获得高粱米、苞米等杂粮，而日本移民和朝鲜移民却可以吃到大米。1942年，哈尔滨市的日本移民每月可获得10.25公斤的大米(《城市主要粮食配给状况》)[6]598。对日本人、朝鲜人的具体粮食配给方案可见表4(《主要食粮的城市配给状况》)[6]595。

2.企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应用不够，与现代文化气息的结合不足，也未能够形成系统化和持续性的模式。以往多数企业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从制度角度和指令角度出发的，关于文化建设，更多的也是当前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的经验，所以很多企业都没有对自身发展以来的各种历史资料进行保存和建设。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使其具有更高的信服力。很多企业在当前的企业文化建设时，也没有利用当前文化的各种新特点来提高创新力。比如，当今各种文化之间都在全面、深度地融合。因此，企业文化得适应这一新的时代特点。

 

表4 日系鲜系粮食配给方案 单位：公斤

  

区 别年龄 品种别 兴农部大臣认定者兴农部大臣未认定者大米杂粮合计大米杂粮合计1-2岁3—32133-6岁6—64267-10岁71844811-25岁10212661226-40岁9211561141-60岁8210551060岁以上9—9549

位于哈尔滨郊区阿什河左岸的天理村，当时生活有不少日本移民。他们在此地种植小麦、大麦、小米等粮食作物，同时还种植胡萝卜、萝卜、茄子、牛蒡、南瓜、越瓜、胡瓜等13种蔬菜[25]。该村蔬菜种植规模很大，为其他移民地所未见。在伪满初期，天理村移民种植的蔬菜等农产品一部分被贩卖至哈尔滨市内，从而获得不小的经济利益，另一部分则自己食用，品种数量都很可观。伪满后期实行经济统制以后，日本移民虽主动交足“出荷”粮，但由于其日本人的身份，受到强制“出荷”的影响较小，其食物可以自足。

第一个“用典”，即“清明时节雨纷纷”典故，其作用为渲染烦闷忧伤情绪，为全文定下悲清悄怆基调。后两个用典让听众脑中泛起清明雨下人愁苦的涟漪，勾画出孤独悲愁者的普遍形象。可以说典故的魅力一下子显现出来。

哈尔滨沦陷后，一些俄国侨民纷纷离开；1935年苏联政府将北满铁路出卖给日本后，大量苏联侨民又离开哈尔滨归国，“到1935年末，苏联侨民下降至7千余人。随着日苏关系的恶化，到1940年苏联侨民仅剩1 845人。”[5]87生活在哈尔滨的俄国侨民受到敲诈勒索和残酷迫害，他们的饮食生活也难比以往。

犹太侨民在哈尔滨的境遇也不太好。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人后，许多为铁路员工服务的犹太人经营的零售店倒闭；加之日本人对工商企业的控制，很多犹太人从事的进出口代理商的活动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伪满前期，当局对犹太人实行所谓“河豚鱼计划”，拉拢犹太富裕阶层，企图侵吞犹太人的财富，其经济生活尚能得到保证；而伪满后期，日本军方的反犹势力抬头，给犹太人的生活造成不小负面影响，饮食水平自然大幅下降。

日本统治东北时期，殖民当局编造了如“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满洲新天地”等谎言。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崩溃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则歪曲历史、美化侵略，说什么满洲国时期“五族协和”“满洲开发”，甚或“满洲国是明治维新的延长”云云。近些年来，网络谣言甚嚣尘上，诸如“伪满时期，东北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足”之类的谬论得到广泛传播。从本文的论述可知事实并非如此。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居民的饮食生活是当时东北人民生活状况的一个缩影，也是抗日战争中广大沦陷区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罪行，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中华文明造成的创伤是无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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