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的杂志信息网

庆幸还是后悔: 失败后的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引言

创业失败以其多发性、常见性,[1]带给创业者较高的经济和心理成本等情境独特性,逐渐成为深化创业学习研究的关键切入点,是联结创业学习情境化和创业失败微观化的重要桥梁。学习已经并将持续成为创业失败研究的中心议题,[2]创业者如何从失败中学习的问题具有理论探索价值和实践应用意义。已有研究主要从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角度解答上述问题,[3-6]相对忽视了对学习方式的研究。恰当的学习方式意味着创业者能够最有效率地感知、加工信息,能够解释完成任务时学习效果的差异性,学习方式也会随着任务和情境而发生变化。[7]创业失败后创业者对学习过程的驾驭和掌控、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积累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同的学习方式。

失败后创业者学习方式选择意味着其对失败信息获取和转换方式不同,而信息获取和转换与失败后创业者情绪和反思方式紧密相连。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是指个体在头脑中撤销已经发生的事件,设想如果采取不同的行为,同时事件发生的环境发生变化,结果会有何不同。[8,9]反事实思维为知悉心智模式和认知过程提供了线索,[10]具有准备和情绪功能,前者通过对过去事件的解构分析,为未来做好意义建构,促进经验学习;[8,11]后者有助于情绪恢复,如减少失败挫折后的后悔情绪,使个体感觉更舒适。[10]从这个角度上看,反事实思维研究能够解释失败后创业者行为和情绪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说明失败后创业者采取不同学习方式的原因在于,对失败事件反事实思维的方向和内容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心理学研究发现消极情绪[8]和范例偏离[12]是激发反事实思维的重要因素。创业失败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并未达到创业者的预期,这种落差会对创业者造成很大情感打击和认知刺激。因此,创业失败为研究反事实思维提供了一个契合的研究情境。

关于失败情境下创业者如何学习的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忽视了学习方式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创业者经历失败后会采取怎样的学习方式以及为何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首先,依据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结合创业者对失败信息不同的关注焦点与信息转换方式,刻画并区分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的不同方式;然后,探究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对创业学习方式选择的影响,分析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激发高水平的学习。最后,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并结合失败的独特情境,将创业失败成本和失败归因作为调节变量,选择两个重要的主客观变量分析反事实思维对创业学习影响的边界条件。

一、文献回顾

1. 失败情境下的创业学习研究

失败后创业者如何学习是创业研究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主要从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两个层面予以解答。学习过程研究大致分为两个视角:一是将组织中失败学习流程直接借鉴到创业失败情境中;[4]二是专注于刻画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列出创业者学习的进度表,突出失败带给创业者的创伤与负向影响,分析创业学习过程的悲痛情绪恢复过程[3]以及如何从失败中恢复与崛起。[5]学者们对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的内容概括存在一定差异性,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三项:机会识别知识、[13-15]应对新生劣势知识(Coping with the Liabilities of Newness)[5]和自我认知知识。[6]前两项与创业活动有关,后面一项与创业者个人成长有关。

创业学习是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在知识的转化过程中学习方式起到关键作用。[16]而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的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研究,相对忽视了学习方式的研究。仅有Cope[5]的研究提出失败后创业者可能会采取高水平的学习方式。该研究通过对8位有创业失败经历创业者的深度访谈,发现失败刺激创业者改变心智模式,使其采取如双环学习等形式的高水平学习,但并未描述创业者如何采取双环学习,也未分析创业者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等问题。[5]

分析医学影像专业发展和岗位任职要求所涵盖的知识、技能和职业素养,加强专业教学标准建设,协同行业专家开展岗位培训、技术咨询(执业资格考试辅导等),满足学生在职继续学习、终身发展的需求,进行教学资源库建设,实现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共享资源库包括:(1)专业标准资源库;(2)课程标准资源库;(3)实践教学基地资源库;(4)仿真虚拟实验、实训资源库;(5)教材、授课教案资源库;(6)课件与教学录像资源库;(7)课程考核评价资源库。继续开发一些通俗易懂的动画和仿真课件,继续充实其它网络资源。

2. 反事实思维研究进展

以上各种措施能够多大程度上降低共同方法偏差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我们采用哈曼单因子检测方法对其进行分析,[54]共得到17个未旋转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率为17.628%,并没有占到多数,说明本研究中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以接受范围内。

在创业领域,Baron早在1998年就开始从反事实思维角度探索创业者与非创业者认知差异,[20]随后,学者们开始分析反事实思维对创业者自尊、自我效能感等心理层面的影响,[12]及其对创业活动如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21,22]创业失败能否激发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与其产生机制密切相关。范例说(Norm Theory Perspective)认为,已经发生的刺激物与个体中的范例不一致或不相符,则容易激发个体进行反事实思维,[13]如负向结果比正向结果能引发更多的反事实思维,因为负向结果一般都是意料外的结果,[23]尤其是采取行动而导致的负向结果,将产生更多反事实思维。[13,24]也有学者认为反事实思维并不会自动产生,在特定环境、情绪状态下个体更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25]如有研究发现,悲伤程度越高,产生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越大,[26]Roese研究表明,90%以上的反事实思维都是消极情绪诱发。[8]创业失败是一种负向、非正常的结果,且可能带来很多损失导致创业者产生悲痛情绪。因此,失败后创业者非常容易产生反事实思维。

3. 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的比较及其启示

在创业情境中,还没有直接考察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的相关研究。[21]基于心理学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反事实思维可以很好解释失败后创业者行为和情绪迥异的深层次根源,尤其可以阐释创业学习方式选择的差异性。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如下:首先,从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上来看,反事实思维强调创业者失败后对失败事件的想象、假设、因果推论等思维层面的活动;而创业学习基于对失败事件信息的获取与转换活动,更多强调失败后创业者采取的构建失败意义、分析失败原因、改变现状的行为策略,从行为层面上关注创业者已经采取的行为方式。其次,从结果层面来看,反事实思维关注的是已经发生的事件,是一种事后导向的思维方式,其注意力焦点为失败相关的信息,而学习更多是以未来为导向,以增加知识、强化能力或改善绩效为目的,注意力焦点在于如何将信息加工处理后转化为知识或行为的转变。从逻辑上看,反事实思维可能与学习相关,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反事实思维都能导致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事实思维是学习的前置影响因素,并不是学习本身。最后,二者之间的差异是“想”与“做”区别。反事实思维尤其是上行反事实,基于对已经发生事件的否定条件,提出如何能产生更好结果的系列假设,创业学习关注如何改进未来行动结果的行动方案和行为策略。创业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假设验证的过程。失败后创业者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其实就是提出各种假设的过程,创业学习则为创业实践中检验反事实思维提出的各种假设。

反事实思维在失败学习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摆脱认知框架束缚,放飞想象力的翅膀,激发创造性的想象力。[27]从反事实思维的功能角度看待反事实思维对失败后学习的价值,反事实思维具有准备和情绪功能。[8]前者认为它对经验学习至关重要。因为反事实思维过程涉及对过去失败事件的重新解构分析,该过程能够对既定事实的前置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重新定义和剖析,有助于个体更清楚错在何处、需要改变什么以便未来更好控制。个体通过反事实思维为未来行为做准备,有助于识别未来行动的新图示。[8,11]同时,反事实思维也有助于情绪修复,[28]如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会使个体感觉更舒服。[12]综上,已有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对失败后的反思学习、事件意义构建、未来行为规划以及失败后情绪修复等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在创业失败领域的作用机制尚未开始研究。

通过小米手环的功能更新,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研发过程中是向着大众更易接受,且能够更加科学化管理自己运动过程的,不断的更新功能,让手环的存在增加大众运动的兴趣性和精准度,譬如心率的控制、卡路里的显示、里程数的显示等,都是努力地、无时不刻地提醒运动者运动要科学、要有数据、要精确。刚好这样一个目标与我们田径教学的目标有所契合,就是需要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学目标为指导,精准地制定教学内容,而且能够实时控制教学节奏,帮助提高课程质量,一切都不谋而合,所以引发我们的研究方向即小米手环在田径教学过程中如何使用能够让田径课程更加合理、科学化。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

当新认知与旧认知不一致时,会产生不适感和紧张感,个体倾向于通过自我调适获得心理平衡。[29]创业失败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结果不一致,按照认知失调理论,创业者可以采取两种方案调适而获取心理平衡,一是改造失败结果使之符合预期,二是调整预期使自己满意。从反事实思维的角度来看,前者更多为通过上行反事实思维对比可能的“行为—结果”方案,重新解构过去以便更好理解现在之困境,同时为寻找未来之出路奠定基础;后者更多体现为通过下行反事实思维进行情绪和认知调整。

上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将各种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的比较分析,更好地还原失败经过,强化对失败原因的理解,理清因果逻辑关系,增强创业者对失败事件的认知和控制感。在对失败事件具有清晰认知和控制的创业者,不再局限于收集失败相关信息,也会积极关注有助于未来发展和成长的信息。随着对信息获取范围和方式的拓宽和深化,创业者重新审视已有的假设、信念和认知图式,[30]帮助创业者打破思维定势、修正逻辑谬误、减少确认偏误。[31]失败后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反思自己先前错误并做出积极调整的思维机制和心理基础,能够促使创业者改变心智模式、基本假设和思维定势。因此,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能够促发双环学习。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1:失败后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单环学习正相关

上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对事件设想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如何修正行为,以实现比目前情况(已经发生的事实)更好的结果,也就是通过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事后判断和心理模拟以及推理、预测,从而能够更好明确目的、改善行为。[8]失败后,创业者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一方面通过积极收集和关注失败相关信息,在头脑中不断设想如何使失败状况得到改善,使后续行为—结果因果关系链条更清晰。另一方面,把一些有可能改变现状的举措与其可能的行为结果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思维演练和反思以检视这种行为是否恰当,以便在未来更好修正、调适后续行为来改变现状。因此,依据前文对单环学习的界定,包含对失败信息的获取以及在已有价值系统内不断试错,可以推断失败后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有助于单环学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2:失败后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正相关

《2017年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数据显示,大学生创业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任何群体创业,筹融资困难是创业者遇到的最大难题。而且大学生创业的资金有75%是自有资金,即自己、家人还有创业合作伙伴,充分表明大学生群体融资渠道窄。作为学生群体,没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是完不成创业项目,因为学生相当于社会的“弱势群体”,筹融资时信用度低,不能取得外部融资的支持,对于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由于筹融资困难的问题,一些很优秀的项目被迫终止,大学生创业遇到相应的挑战。

H1-3:失败后创业者的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负相关

对于单一的管道或小区域管网的运营,自建自管的弊端并不突出。随着中国天然气管道里程不断增加,区域和全国管网日益成型,自建自管管理模式导致的各自为政问题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各自为政导致互联互通程度不够,缺乏统一调控机制导致协同难度大,缺乏统一整体规划导致重复建设,资源“南来北往”致使管网运行效率低下,统一监管难度大导致执行力低,难以实现管网开放和公平竞争,最终导致输配环节层级多,终端价格高。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 创业失败成本对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的调节作用

创业失败成本是衡量创业失败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研究较多关注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前者包括失败带给创业者的个人收入减少、个人债务增加、失业等经济损失;后者包括失败带给创业者悲痛、羞辱、生气、愤怒、内疚等负向情绪。[2,3,5]经济成本较低时,意味着创业者经济损失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心理成本较低则表示创业者的负向情绪较低,创业者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和情绪资本来获取和转换失败相关信息。[3]随着创业失败成本由低向高逐渐增加,创业失败成本刺激创业者更加积极地思考如何改变现状,通过比较分析判断哪些方式有效或无效,强化对失败原因的理解,并且对失败信息的收集处理也更加关注未来如何成长的信息,因为创业失败成本低意味着创业者能够较快东山再起。有学者将中等程度的失败比作“清除信号”,[37]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失败成本能够刺激和强化创业者通过一系列行为—结果的逻辑推理和检验,帮助创业者清理无效的行为模式、错误的假设和直观推断,形成新的认知模式。因此,随着创业失败成本由低向高逐渐增加,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正向关系也逐渐变强。

但是,创业失败成本具有“双元”特性,过高的失败成本又抑制上行反事实对创业学习的作用。这是因为,当创业失败成本很高时,如经济损失超出创业者能够承担的范围,失败带来一系列焦虑、悲痛、愤怒等负向情绪,严重损耗创业者自尊,这些都会干扰和限制创业者对失败信息的加工、处理和存储等。[5]创业者的负向情绪越大,其从失败损失中获取的信息越少。[3]已有案例研究发现当创业者的负向情绪为主导时,会更多从损失角度对失败进行意义构建,没有认知资源激活对失败事件本身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的思考,更不会关注创业者的自我反省。[38]也就是说失败成本很高,创业者处于高度的负向情绪状态时,其认知资源在处理信息的搜集、处理和转换等活动时,更多关注失败带来的损失,缩小信息搜集范围和信息处理转换深度,弱化了对失败原因的理解,没有更多认知资源对自身心智模式、基本假设等进行质疑和反思,不利于双环学习。当创业失败成本很高时,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双环学习的作用力度大大降低,甚至起到负向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创业失败成本增加,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即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随着创业失败成本增加,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即创业失败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

H2-1:经济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

H2-2:心理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

3. 失败归因对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的调节作用

归因是对事件和行为原因的认知,是一种主观解读,虽然个体归因得出的不一定是真实原因,但主观解读往往比真实、客观的原因更能影响个体行为。失败后创业者的归因会影响后续学习方式的选择,归因方式影响创业者对失败后关注的信息焦点。失败后有的创业者会反思内部“人”的因素,而有的创业者可能会反思外部“环境”因素。已有学者研究失败后不同的归因方式对后续学习动机、学习方式和学习效果的影响。[39]

【例2】(2018·全国Ⅱ卷·32)果蝇体细胞有4对染色体,其中2、3、4号为常染色体,已知控制长翅/残翅性状的基因位于2号染色体上控制灰体/黑檀体性状的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上,某小组用一只无眼灰体长翅雌蝇与一只有眼灰体长翅雄蝇杂交,杂交子代的表现型及其比例见表2。

相对于外部归因,内部归因更加稳定和可控。从归因的稳定程度上来看,内部归因的创业者认为失败原因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比如个人行为方式、能力和努力等,这样创业者失败后会积极对比各种方案与可能的结果以增强对失败控制,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反思、假设,进而收集较多与失败相关的各种信息。从失败归因的可控性上来看,归因的可控性越强,则创业者对行为结果能被自身改变越有信心。[40]失败后内部归因的创业者通过对各种行为—结果关系链条比较分析,对各种行为方式修正和改变路径更加清晰,积极修正或调适随后行为以改变现状。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由于提供了不同于事实的其他可能性而改变个体的情绪体验,反事实思维使个体感觉更好或者更糟,其作用机制以社会比较效应为基础。[32]下行反事实思维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坏、更糟的结果或情境,使人意识到避免可能更坏的结果,有助于诱发积极的正向情绪如庆幸等。[33]心理学中的下行比较(Downward Comparison)理论就认为,当遭遇重大失败、挫折等消极事件时,个体倾向于采取下行比较以维持其自尊心、幸福感和身心健康。[34]创业失败后创业者更易进行下行比较,利用下行反事实思维减少悲痛、沮丧、焦虑、愤怒、内疚等负向情绪。但是,下行反事实思维产生的情绪也会阻碍创业者进行深度分析和反思失败。此外,创业者为了维护其下行比较的基础,往往会强化特定因果推断,对自己的结论过度自信,[35]甚至产生后视偏见,[32]容易强化其思维定势、固化因果逻辑,使创业者不能突破已有思维模式去收集有助于未来成长的信息,更不利于创业者对自己的心智模式、认知框架、基本假设等进行质疑和批判性反思,因此不利于深层次的双环学习。同时,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在处理失败相关问题,容易产生防卫性推理(Defensive Reason)。[36]也就是说,当创业者处理令人尴尬或者威胁自尊、自我效能感的问题时,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性思维,推理和行动也会遵从一些特定的自我都未觉察到的理论,避免自己自尊心受到威胁。这种防卫性推理制约了创业者开展双环学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科研创新能力是指教师在其专业领域具备发明、创新的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不断地去探索,去发现,所以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要善于对比其他高校的教学理念,总结规律,完善自身的教育理论。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应用型院校教师在科研创新方面存在投入时间和精力有限、科研团队建设步伐缓慢、科研管理力量不足、科研成果数量有限等问题。

为考虑二级风险因素间的相互影响,例如,提供给RBC的原始线路数据错误(e13),最后将生成的错误静态速度曲线发送给了车载设备,因此,采用ANP来确定二级风险因素的权重。计算过程以“数据及系统资源错误(C1)”为例,构造风险因素比较判断矩阵(见表3—表6),进而确定风险因素的权重。

H3-1:内部归因正向调节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单环学习的关系

  

图1 本文的理论模型

从归因的稳定性程度来看,失败后外部归因时,创业者认为造成先前失败的原因是不确定或者不稳定,事件失败的原因或事物发展规律未被清晰认知或掌握。[41]当创业者进行外部归因时,将失败归结为不确定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个人的问题,这为创业者下行比较提供了依据和基础,不利于刺激创业者失败后的深度反思,也很难改变创业者深层次的价值观和心智模式,因此恶化了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关系。再次,从失败归因的可控性上来看,创业者进行外部归因时往往认为导致失败的原因难以控制且随机变化,并不能为自身所改变,这样归因偏差不利于创业者关注和获取有助于未来成长和发展的信息。同时,将失败归因为外部不可控的因素,容易导致强化特定的因果推断与后视偏见,增加防卫性推理的使用概率,降低采用有效推理的可能性,不利于失败后创业者对自己的心智模式、认知框架、基本假设等进行质疑和批判性反思,因而不利于深层次的双环学习。[42-45]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2:外部归因负向调节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关系

第三,创业学习方式差异性分析。创业学习是创业者积累创业知识和进行意义构建的过程,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因而呈现出情境化的特征。本文聚焦于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方式的选择,借鉴经验学习理论并根据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按照失败后创业者对相关信息获取和转换方式不同,将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方式区分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同时借鉴组织学习中测量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量表并根据创业失败情境进行修正,开发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证明这种学习方式划分的合理性,能够很好描述和区分失败后创业者采取的学习方式差异性。数据分析发现,失败后创业者采取单环学习行动频率远大于双环学习,说明虽然失败往往刺激创业者改变信息搜集方式以及信息处理、加工方式,但是搜集更多高质量的失败信息并进行创造性的信息转换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受很多因素制约。

三、研究设计

1. 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将创业失败定义为,创业者未达成其目标条件终止新创企业时或退出新创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在明晰创业失败定义基础上,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有互联网行业失败经历的连续创业者,且最近一次失败经历的时间不超过3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对创业失败学习也尤其重要,[5]已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失败后时间与失败学习正相关。[46]本文对失败后的反思和学习测量采用自我报告,在尽量避免回溯式研究偏差同时,也需要考虑时间对创业者失败后学习与反思的差异性影响。如果失败时间跨度太长,创业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记忆偏差,且失败学习内容和方式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失败后时间太短,创业者很难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开始学习。鉴于此,本文限定失败时间不超过3年。

将失败经历限定为互联网行业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双创背景下互联网创业的繁荣,互联网创业呈现出开放性、无边界性和强互动性等新特点,[47]这些特征更彰显创业本质。二是借鉴精益创业思想提炼过程。精益创业基于互联网行业提炼但不限于互联网行业,可以推广复制到各行业,且其核心思想是要提高成功率,创业者应该要学会快速、低成本的失败。[48]如何快速低成本地失败并从中获取更多教训、经验和知识,这也是本文关注和探讨的问题。三是互联网创业的高失败率,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样本。因此,基于互联网创业繁荣及其具有的独特性、高失败率的特点,且结合实地调研发现,在互联网产业创业失败后,创业者能够较迅速地重新崛起,再次投入到相关创业活动中。因此,本文将调研对象聚焦为有互联网行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

2016年6月16日,腾讯研究院发布《中国“互联网+”指数(2016)》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三地的各类“互联网+”指数名列前茅。因此,本研究委托专业市场调查公司分别在北京、深圳和上海进行调研。本次调研从2016年6月到12月,前后历时六个月,先后接触755个样本企业,回收问卷378份,有效问卷20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3.7%。虽然三地之间的有效样本回收率存在一定差异,但对比三个地区的有效问卷和无效问卷中填答者人口特征并无显著性差异,意味着问卷回收率不会影响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次调研的创业者中,男性147人(72.4%)、女性56人(27.6%),这一比例与总体创业者性别比例分布大致吻合。从年龄分布上看,35岁以下131人(64.5%),35岁以上72人(35.5%);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大专以下71人(35%),本科及以上123人(60.6%)。截止到被调查时点,创业者关闭或者退出失败企业时间在1年内的样本占比27.6%,2年内的占比46.3%,3年的占比26.1%。从失败企业存活时间来看,94.1%的企业在3年内死亡。

2. 变量测量

(1)创业学习。创业学习是指创业者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和转换来提升自己知识存量的过程。失败情境下的创业学习方式并没有直接适用的测量量表。我们主要借鉴组织情境下的失败学习方式的测量,[49]同时根据6位有创业失败经历创业者的访谈内容,修改不适合创业者的部分,该量表主要包括10个问项,题项如“我主要搜集和关注那些带来不良绩效的信息”。

(2)反事实思维。本研究在沿用创业领域内反事实思维研究自我报告法的基础上,聚焦于创业失败这一具体事件,让创业者根据这一实际发生事件进行自我报告,并且采用Rye等开发的心理学成熟量表。[50]该部分的指导语为:对于最近一次失败经历,下列想法出现的频率,1表示“从不”,5表示“非常频繁”。题项如“一想到事情结局有可能更糟,我感到庆幸和知足”。

(3)创业失败成本。经济成本的测量,主要是客观测量,询问创业失败带给创业者的损失、损失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由于失败背负的债务数量等三方面。心理成本的测量主要采用Jenkins等的测量量表。[51]

1202 Proportion of CCR7loPD-1hi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 in peripheral blood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patients and its clinical role

(4)失败归因。归因是对自己和他人行为原因、事件过程做出解释和推论的认知机制。对失败归因测量主要采用Yamakawa等的测量方式,直接询问被调查者创业失败最主要的三条原因。[52]然后,根据被调查者的回答进行编码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借鉴Yamakawa等的研究,我们将缺乏产品开发技能、市场营销技能欠缺、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不足、创业技能欠缺、缺乏远见和战略执行力、战略决策失误、商业模式或商业计划不合理等编码为内部归因;将诸如市场竞争激烈,顾客需求改变,商业习惯变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缺少人才、资金,外部的法律政策变化和自然环境的改变等编码为外部归因。[52]具体操作流程为创造一个哑变量来测量内部归因,如果三条创业失败原因中有一条为内部归因,则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

Argyris基于行动理论(Theories-for-Action)提出单环学习(Single Loop Learning)和双环学习(Double Loop Learning)概念,前者是指个体不改变行动理论和价值观的工具性学习,通过修正自己的行动策略以达成目标或解决最初问题;后者是指个体价值观、行为策略和假设都发生改变的学习。[17]创业者遭遇失败后会重新评估当前形势,重新思考那些习以为常的信念与基本假设,这种学习比程序化、累积式的学习更有价值。这也是Cope认为失败情境下创业者会采取如双环学习等在内的高水平学习方式最主要的原因。[5]虽然失败能够刺激创业者改变信息搜集方式以及信息处理、加工方式,但搜集更多高质量的信息并进行创造性的信息转换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并且,创业失败往往带给创业者很多成本,给创业者的思维、认知、情感甚至生活都带来重大冲击和改变,[3,18,19]失败后并不是所有的创业者都能够以积极的情绪、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认知资源进行高水平的学习。鉴于此,本文认为并不是每个创业者失败后都有能力、有情绪、有精力和认知资源采用高水平学习方式,也可能采用如单环学习的低水平学习方式。那么,具体到失败情境下的创业学习,单环学习是指创业者失败后在现有的价值系统以及行动框架内收集失败相关信息,并通过纠正或调适行为策略等不断试错的方式改变现状。双环学习是指失败后创业者更新或重新定义目标和发展战略,用批判性眼光审视其行动战略背后的基本逻辑,挑战既有的心智模式和行动逻辑,更多关注未来成长方面的信息,强调对造成现状的原因以及未来如何更好发展的内在反思。

(5)控制变量。借鉴先前研究成果,本文将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和失败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53]以及失败经验、失败时间、失败类型和失败企业规模。[46,52]

3.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数据来源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为降低该偏差,本研究通过最初的问卷设计来预防或降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问卷中包含很多客观变量,如失败企业的存活时间和失败损失等。题项也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单选和多选、开放性的问答题、李克特量表题等。然后,整个问卷量表中还包括反转题来克服被调查者在填答过程中的思维惯性。对同一变量进行多种测量,如机会识别知识不仅包括量表测量,还询问失败后到现在识别和开发机会的数量,使之与前面量表题目进行交叉验证。最后,在问卷的指导语中强调本次调查纯粹用于学术研究,填答没有正误之分,会对其信息完全保密,防止被调查者可能由于社会赞许或故意夸大心理而带来的填答偏差。

反事实思维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等于1982年提出,[13]随后在心理学中得到充分发展。反事实思维在心理学上定义为在头脑中撤销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然后想象原本可能会出现而实际并没有出现的一种思维活动,[8]其影响个体因果推理、经验学习、创造力、概率推断等多种认知活动。心理学家根据反事实思维的方向,将反事实思维分为上行(Upward)和下行(Downward)两种。[11]上行反事实思维是指对于已发生的事件,想象如果满足某种条件就有可能出现比真实结果更好的结果。例如银牌选手往往会想:如果起跑时能再快一点,我就能拿到金牌。下行反事实思维则是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坏的结果,例如铜牌选手会庆幸“要不是第四名最后慢了一步,我恐怕连铜牌也拿不到”。

4. 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研究尽可能采用被证明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成熟量表。由于量表来自英文文献,我们邀请四位海外访学经历的博士和一名英语系副教授组成工作小组,将国外量表采用背对背方式进行双向匿名翻译与回译,确定问卷初稿,然后征求学术团队与创业者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最后预调研基础上确定最终问卷。

对创业学习量表的10个问项进行信度分析,发现题项“在已有的目标和行为规范框架下寻找合适的管理方法”和“持续不断地寻求新的有助于未来发展的行动策略”,如果删除该项后总体Cronbach α系数得到提高,同时根据其校正的项总体相关系数应该大于0.35的标准,[55]决定删除该问项进行后续因子分析。为确定创业学习内容的潜在构面,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1,采用极大方差法旋转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KMO值为0.773,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01.651,显著性水平为0.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51.085%,根据题项内容将因子1命名为双环学习,因子2命名为单环学习。

 

表1 创业学习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测量条目 双环学习F1单环学习F2根据客户需求变化(而不是先前目标)更新和修正行动策略 0.761通过评估现状后采取合适的管理方法 0.692积极识别和分析失败问题的根源 0.636主要搜集和关注那些有助于未来成长的信息 0.548主要工作是如何按照先前制定的目标完成任务 0.765按照先前制定的目标,找到正确的做事方式 0.714根据先前制定的目标,修正已有行动方式和行动策略 0.583主要搜集和关注那些带来不良绩效的信息 0.533

其次,对反事实思维量表的8个题项全部进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Cronbach α系数为0.773,发现题项“我想失败局面原本可能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和“一想到事情结局原本可能更好,我就难受”,如果删除上述两个题项总体的Cronbach α系数予以提高到0.791,同时根据其校正的项总体相关系数应该大于0.35的标准,[55]决定删除该问项进行后续因子分析。为确定反事实思维内容的潜在构面,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采用极大方差法旋转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其中KMO值为0.7,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16.942,显著性水平为0.0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3.219%,根据题项内容将因子1命名为下行反事实思维,因子2命名为上行反事实思维。

 

表2 反事实思维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失败并不是某个人的错,但我总会想怎样才能使局面有所改观 0.653

 

测量条目 下行CFT F1上行CFT F2一想到事情结局有可能更糟,我感到庆幸和知足 0.885一想到事情结局有可能更糟,我感到宽慰 0.870虽然失败已经发生,但显然局面原本有可能会更糟 0.520我总是不停地想:失败的局面发生逆转该有多好 0.806我想要是不失败该多好 0.756

信度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学习、反事实思维、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6以上(如表3),说明各个量表信度较好。另外,对失败归因的信度测量,本文第一作者和一名不熟悉该研究的博士生采取背靠背方式分别对数据编码,编码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75,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所有问项均落在各自构念的因子上,且各问项间不存在因子交叉等问题,表明各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所有因子的AVE值均大于0.5,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通过对各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各个测量模型拟合较好,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如表 3)。

 

表3 各项指标信度和效度

  

创业学习 1.65 0.057 0.038 0.908 0.961 0.951 0.796反事实思维 1.86 0.065 0.051 0.960 0.981 0.976 0.791经济成本 1.98 0.070 0.021 0.979 0.989 0.99 0.76心理成本 2.93 0.098 0.052 0.950 0.967 0.913 0.892

四、研究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4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其中,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的关系中,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单环学习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147,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50。

2. 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由表5中模型2显示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单环学习存在显著正向关系(β=0.163,p=0.023),假设1-1得到支持。模型4显示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显著正相关(β=-0.173,p=0.015),假设1-3得到支持,而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之间存在负相关,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假设1-2没有得到支持。

其次,分析创业失败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从回归系数看,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心理成本平方项的交互项对双环学习呈倒U型调节作用(b=-0.213,p=0.024),假设2-2得到支持;而上行反事实思维与经济成本平方项的交互项对双环学习系数为-0.144,p值为0.158,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假设2-1没有得到支持;根据模型6可知,上行反事实思维与经济成本的交互项对双环学习呈负向调节作用(b=-0.304,p=0.001),意味着经济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假设2得到部分支持。

按照Cohen 等的建议,[56]分别以高于和低于经济成本一个标准差作为高点和低点,画出在不同经济成本水平下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关系图2,显示当经济成本低于一个标准差时,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为正相关,当经济成本高于一个标准差时,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为负相关。

图3展示的心理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从二者关系斜率变化可以清晰看出非线性调节效应。当低水平的心理成本时,上行反事

实思维与双环学习正相关,也就意味着一定心理成本条件下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可以激发双环学习。随着心理成本增加,到中等程度的心理成本时,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之间呈现出微弱的正向作用。当高水平的心理成本时,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之间负相关。

 

表4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注:n=203; *表示P<0.05, **表示P<0.01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单环学习 1双环学习 0.447** 1上行CFT 0.147* -0.087 1下行CFT 0.036 -0.150* 0.422** 1经济成本 -0.028 -0.130 0.221** 0.268** 1心理成本 0.096 -0.158* 0.592** 0.366** 0.411** 1内部归因 -0.096 -0.062 -0.197** 0.026 -0.034 -0.166* 1性别 0.189** 0.254** -0.016 -0.007 -0.026 -0.088 0.084 1年龄 -0.218** -0.111 -0.151* -0.010 -0.013 -0.163* 0.048 -0.158* 1教育水平 0.058 0.135 -0.137 -0.114 -0.208** -0.122 0.037 0.194** 0.039 1失败经验 -0.036 -0.041 -0.039 0.087 0.211** 0.044 0.047 -0.052 -0.243** -0.204** 1失败时间 0.141* 0.040 0.097 0.025 -0.115 0.014 -0.071 0.038 -0.181** 0.194** 0.018 1失败类型 -0.034 -0.084 0.139* 0.193** 0.149* 0.175* -0.058 -0.050 0.090 -0.141* 0.165* -0.050 1失败规模 -0.016 0.057 -0.034 -0.122 -0.188** 0.024 -0.038 0.023 0.019 0.101 -0.244** -0.066 -0.178* 1均值 3.729 3.888 2.878 2.588 2.169 2.421 0.532 0.724 0.645 0.650 1.192 0.724 0.217 0.554标准差 0.570 0.542 0.780 0.690 0.662 0.761 0.500 0.448 0.480 0.478 0.475 0.448 0.413 0.498

 

表5 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的主效应分析

  

注:n=203;表中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是标准误差; *表示P<0.05, **表示P<0.01;自变量、调节和因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U-CFT为上行反事实思维,D-CFT为下行反事实思维,FC为经济成本,PC为心理成本

 

F-Value 2.173* 2.602* 1.829 2.199* 1.721 2.417** 2.753**

  

图2 经济成本的调节作用

  

图3 心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最后,根据失败归因的编码分组回归分析,检验失败归因在上行反事实思维和创业学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如表6)。从模型8可以看出,当创业者内部归因时,上行反事实思维和单环学习的回归系数0.19,P值为0.055,说明上行反事实思维和单环学习显著正相关。而当创业者外部归因时,其回归系数0.123,P值为0.272,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意味着外部归因时上行反事实思维和单环学习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以上分析说明,失败归因在上行反事实思维和单环学习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且相对于外部归因,内部归因更有助于增强上行反事实思维对单环学习的提升作用,即假设3-1得到支持。同理分析得出,外部归因恶化下行反事实思维和双环学习负向关系,也就是说外部归因时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更不利于双环学习,即假设3-2得到支持。

 

表6 失败归因在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注:n=203;表中的系数为标准化系数,括号内是标准误差;*表示P<0.05, **表示P<0.01;自变量、调节和因变量都进行标准化处理

 

因变量单环学习 双环学习内归因(n=108)模型8外归因(n=95)模型9内部归因(n=108)模型10外部归因(n=95)模型11性别 0.119(0.215) 0.149(0.251) 0.143(0.235) 0.28***(0.225)年龄 -0.183*(0.2) -0.115(0.256) -0.19(0.221) 0.111(0.224)教育水平 0.154(0.219) -0.072(0.237) 0.02(0.239) 0.086(0.219)失败经验 0.062(0.19) -0.095(0.306) -0.064(0.208) 0.007(0.277)失败时间 0.141(0.208) 0.042(0.281) 0.008(0.228) -0.105(0.255)失败类型 0.051(0.238) -0.04(0.275) -0.006(0.264) -0.045(0.246)企业规模 -0.046(0.195) 0.033(0.247) 0.052(0.215) 0.004(0.223)上行反事实思维 0.19(0.097) 0.123(0.117)下行反事实思维 -0.085(0.097) 0.256**(0.109)R2 0.139 0.094 0.078 0.182 Adjusted R2 0.069 0.009 0.004 0.105 R2 Change 0.033*(0.055) 0.013(0.272) 0.007(0.398) 0.06**(0.015)F-Value 1.996*(0.055) 1.106 1.052 2.371* (0.024)

五、结论讨论与启示

1. 结论与讨论

实证研究发现,失败后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作用于创业学习的路径存在差异。当创业者采取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意味着其通过在头脑中进行不同的设想进而关注失败事件的不同因素,会影响创业者的信息获取和转换方式,从而导致学习方式的差异。

第一,反事实思维与单环学习的关系讨论。上行反事实思维不仅强调个体回顾过去来发现问题,也重视当下的问题探究,更指向未来的问题解决,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能够促进单环学习,并且内部归因强化了这个正向关系。上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关注“未来可以怎么做”的思考构建出更好的行动方案进而改善结果,其以促进和收益为目标导向。失败后创业者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对比不同可能行为—结果方案,对失败事件设想满足什么条件或者如何修正行为以实现比目前情况更好的结果,这种思维演练促进单环学习。

第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的关系讨论。研究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并不能诱发双环学习。这就意味着失败后创业者在心理层面模拟各种假设,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推断,了解环境和行为的哪些特征导致过去的失败,据此设计出避免失败的战略,不断修正错误行为,修正认知模式中错误或者无效的因果推断这样的上行反事实思维能够促进单环学习,但还不足以让创业者从根本上质疑和反思基本假设、价值观和心智模式,不能引发双环学习。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失败后创业者虽然进行上行反事实思维,但其在心理层面如何模拟各种具体假设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其模拟假设都是与个体无关且无法控制的外在情境因素(行业不好、运气糟糕等),那么这样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则不会诱发双环学习。这也启发未来研究需要将上行反事实内容予以区分,有可能寻找出诱发双环学习的思维方式。另外数据分析发现,一定创业失败成本基础上的上行反事实思维才能引发双环学习,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伤痛”和负面情绪能够激发和促进创业者深度反思和学习,创业者“痛”过后的反思更有价值,学习效果更好。

传统的电涡流位移传感器采集的转子轴位移信号,基本是用来监测转子的轴位移变化,在轴位移值超过停机报警值时,触发停机连锁,起到保护机组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监测保护系统,利用的是电涡流位移传感器,采集到轴位移信号的直流量,所关注的是推力轴瓦的状态,而其中的交流快变动态量,多年来在监测诊断过程中没有被重视和充分利用。多年的实际应用证明,这部分信号可以有效地用于监测诊断透平压缩机组的多种不同类型故障,例如监测诊断预报推力瓦组件的损坏等,也包括转子轴断裂过程的监测诊断,特别适合没有经常启停机条件的连续运行设备的转子裂纹监测。

采用HPLC方法对添加可可碱的发酵液进行含量检测分析,结果显示为期10 d的发酵对发酵液中可可碱的含量变化无明显影响,这意味着发酵液中的可可碱可能不能被冠突散囊菌生长繁殖所直接利用,这可能与咖啡碱较稳定的化学性质有关,由图3可知,发酵结束时在发酵液中能检测到少量的咖啡碱,这说明冠突散囊菌可能能以可可碱为前提合成咖啡碱。

下行反事实思维通过关注“未来不能够怎么做”以避免更糟糕的结果,规避和避免损失为导向。失败后创业者采取下行反事实思维,因为假设一种比事实可能更坏、更糟的结果或情境,能使人意识到避免可能更坏的结果,能够帮助诱发积极的正向情绪。但是这样的下行反事实思维也可能会付出一定代价,如抑制双环学习产生的可能性。研究还发现,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负相关,且外部归因恶化这个负向关系。下行反事实思维一方面强化了向下比较的基础,固化因果逻辑和思维定势,不利于失败后创业者对自己的心智模式、认知框架、基本假设等进行质疑和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下行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庆幸等情绪也阻碍了创业者深度分析和反思创业失败。

RJ版教科书不仅在对有理数进行归纳时略去了循环小数的举例(如图3),在有理数整章的课程内容及例题和练习题中也都未出现循环小数.教科书具有权威性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举例的匮乏可以视为对概念的不完全解读,会导致学生对有理数的概念认知不清.RJ版教科书可以参考CM教科书对有理数概念的引入来弥补对循环小数举例的缺失(如图10).另外,RJ版教科书也要改变对循环小数“零涉及”的状态,适当增添循环小数形式的例题以及练习题.

综上,结合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创业实践中“高失败率、低创新潜力”的现实问题,本文抓住影响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的主要因素,从创业者个体差异性入手,分析创业者反事实思维对创业学习方式选择的影响,构建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2. 理论贡献与研究启示

(1)理论贡献

由于竖炉各喷枪燃气燃烧主要功能是实现铜原料的熔化,即要保证熔化的速率,同时也要保证铜液一定的氧含量。炉内氧含量过高,一方面导致铜液粘稠,减缓熔化速率;另一方面加剧炉内耐火材料的烧损,降低竖炉使用寿命;因此炉内需适当的过量燃气燃烧产生CO来降低炉内氧的含量。

第一,本研究以创业学习方式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考察创业学习效果和效率差异原因,不仅更全面解答创业者失败后如何学习的问题,而且能够解释创业者失败后学习内容和学习效果的差异性。创业者失败后获取知识与学习效率的差异取决于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失败后对信息获取和转换方式不同。这一发现丰富了先前学者提出的创业学习方式的差异是造成创业知识不对称性的原因的观点。[43]相对于先前研究认为失败能够刺激创业者采取高水平的学习方式,忽略了低水平的学习方式,[5]而本研究发现失败后创业者采取单环学习的频率远高于双环学习,也就是说,失败后创业者更容易采取单环学习。这也启发未来研究不仅关注失败后产生的高水平、创造性、变革性的学习方式,也需要关注失败后产生的低水平、适应性、工具性的学习方式,丰富失败后创业者如何学习这一研究问题的解答。

第二,研究发现失败后创业者的反事实思维对创业学习的影响路径,丰富和深化反事实思维的准备和情绪功能研究成果,[8]也验证了心理学研究中提出“并不是所有类型反事实思维都能够导致学习”的结论。[27]本研究将心理学中反事实思维引入创业失败研究中,考察这种思维方式对创业者失败后信息获取和转换的影响,剖析了创业者对失败事件意义构建差异性的根源在于创业者失败后采取的反事实思维方式的倾向性不同,从思维层面分析了失败后创业者负向情绪差异性的原因,对应了先前研究成果,不是创业失败的实际客观损失,而是创业者对失败损失的解读和评估导致负面情绪。[51]本研究比较了不同思维方式对创业学习方式选择的影响,深化了心理学中反事实思维在创业领域内的应用,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更理性更深入挖掘反事实思维的内容和方向在创业学习和创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苔藓和地衣是苔原植被的重要种类。北极的地表下有坚硬的永久性冻土层,植物的根无法突破冻土层继续向下生长,只能在冻土层上方大约30厘米厚的土层里“舒展身体”,汲取营养。

第三,更好地认知创业失败成本的“双元性”。本研究发现,心理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中起到倒U型调节作用,意味着反事实思维和创业失败成本的匹配程度影响创业学习,需要根据不同创业失败成本而采取不同的反事实思维方式,进而达到最佳的创业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这一方面丰富和深化Shepherd提出的3种情绪恢复策略,[3]为其提供了思维层面的操作技巧和策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解释创业者在什么条件下应该采用恢复或者反思导向策略。另一方面,与先前研究中提出创业失败成本具有“双元”特征进行了相互印证,同时启发未来研究能够根据其“双元性”具体分析不同程度的创业失败成本对创业者失败后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差异性影响。

第四,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在于创业失败成本。创业失败成本大小不仅直接影响创业者后续行为和认知,而且应对不同类型创业失败成本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对于如何管理创业失败成本,Singh等人提出“问题聚焦型”的应对策略,往往被用来管理经济成本,而“情感聚焦型”的策略通常用来解决心理成本。[6]本文也发现,相对而言比较客观的经济成本和主观偏向的心理成本在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存在较大差异,经济成本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双环学习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而主观感知心理成本则起到非线性调节作用。这不仅对应了先前学者提出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方式管理和应对主观成本和客观成本对创业者的差异影响,深化了对创业失败成本认知,而且从更细微层面刻画出不同类型创业失败成本的影响路径,为后续挖掘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奠定了基础。

(2)研究启示

第一,培养从失败中获益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技巧。逃避失败是人类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已有研究发现创业者对失败的恐惧不仅影响创业活动顺利开展,[57]而且降低了再次创业的可能性。[58]创业失败带给创业者一系列成本甚至有些失败改变创业者人生发展,而随着时间流逝以及创业者阅历的增加,创业者往往会对创业失败经历不断反思、质疑和追问,会不断地设想各种“如果……那么”的场景和可能性。反事实思维意味着创业者能够更好以历史来关照现实,以现实来设想未来,通过反事实思维对失败经验进行不断解读。通过反事实思维训练引导创业者思考创业失败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些负向影响,通过总结和吸取失败的教训来提升创业者的“反失败”思维能力,提升他们在遭遇失败后更好管理失败并从中有效学习的能力。

第二,重视创业学习方式的研究。创业学习方式能够很好解释创业者在学习过程中完成各项任务的效率和效果差异性。创业学习方式的差异是造成创业知识不对称性的原因。本文发现,失败后创业者采取单环学习的频率远高于双环学习,也就是说,失败后创业者更容易采取单环学习,这就是造成失败学习效果差异性的重要原因。相对于先前研究认为失败能够刺激创业者采取高水平的学习方式,忽略了低水平的学习方式,本文启发未来研究将创业学习方式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考察创业学习效果和效率差异原因,更完整解答创业者失败后如何学习的问题。不仅关注失败后产生的高水平、创造性、变革性的学习方式,也需要关注失败后产生的低水平、适应性、工具性的学习方式。除此之外,本文还检验失败情境下反事实思维对创业学习作用路径差异,比较了不同思维方式对创业学习方式选择的影响,深化了心理学中反事实思维在创业领域内的应用,有助于启发未来研究更深入地挖掘反事实思维的内容和方向在创业学习和创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第三,利用反事实思维将失败后情绪调整到有利于学习的最佳状态。反事实思维具有情绪和准备功能,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具有不同地作用,下行反事实思维有助于恢复悲痛等负向情绪,帮助创业者更好地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但是太多的下行反事实思维带来的庆幸心理不利于创业者对失败事件进行深度分析和学习,抑制了双环学习。与此同时,采用上行反事实思维能够通过对比不同方案与可能的结果,更好还原失败经过,理清因果关系,改善后续行为。但是一直采取上行反事实思维,如同将伤疤一遍遍揭开,容易导致创业者产生后悔和内疚等情绪,给创业者带来较大的心理或情绪障碍,干扰信息的加工、处理,从而影响认知过程,进而影响失败学习效果。失败后创业者应该平衡两种不同的反事实思维方式,发挥两种思维方式各自的优势,最大限度地避免各自的弊端,将失败后情绪调整到有利于学习的最佳状态。

3. 不足与展望

本文使用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这种方式可能存在后视偏见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调研样本取样可能存在生存者偏见(Survival Bias)问题。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有失败经历的连续创业者,而忽略或者遗漏了一些经历失败后退出创业生涯的创业者样本。而失败后退出创业活动的创业者样本与连续创业者在失败后创业学习过程机制可能存在差异,未来研究应该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以便全面考虑失败后不同类型创业者的学习机制。

本文将失败时间控制在3年以内,且在回归分析中也控制了时间维度的影响,尽量详细刻画在失败相对较短时间内创业失败学习的独特性,但是仍然无法回避时间对本研究的影响。未来研究可在本研究基础上细分出不同时间段,考察不同时间段创业者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的动态性变化,从时间维度上分析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动态性过程机制。

参考文献

[1] Yamakawa, Y., Cardon, M. S.. How Prior Investments of Time,Money, and Employee Hires Inf l uence Time to Exit a Distressed Ventur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Contingency Planning Help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1): 1-17.

[2] Ucbasaran, D., Shepherd, D. A., Lockett, A., Lyon, S. J.. Life after Business Failure: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Failure for Entrepreneurs.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 39(1):163-202.

[3] Shepherd, D. A.. Learning from Business Failure: Propositions of Grief Recovery for the Self-employ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318-328.

[4] Petkova, A. P.. A Theory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Performance Errors.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4): 345-367.

[5] 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1, 26(6): 604-623.

[6] Singh, S., Corner, P., Pavlovich, K.. Cop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2007, 13(4):331-344.

[7] Kolb, D. A..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NJ: Prentice Hall Press, 1984.

[8] Roese, N. J.. The Functional Basi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4, 66(5): 805-812.

[9] Baron, R. A..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Venture Formation: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Thinking about “What Might Have Been”.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0, 15(1): 79-91.

[10] Byrne, R. M. J.. Mental Models and Counterfactual Thoughts about What Might Have Bee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2, 6(10): 426-431.

[11] Markman, K. D., Gavanski, I., Sherman, S. J., Mcmullen, M. N..The Mental Simulation of Better and Worse Possible World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3, 29(1): 87-109.

[12] Arora, P., Haynie, J. M., Laurence, G. A..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Entrepreneurial Self-eff i cac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and Dispositional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2): 359-385.

[13] Kahneman, D., Tversky, A.. The Psychology of Preferences. Scientif i c American, 1982, 246(1): 160-173.

[14] Mitchell, R. K.,Mitchell, J. R.,Smith, J. B.. Inside Opportunity Formation: Enterprise Failure Cogni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8, 2(3): 225-242.

[15] Mueller, B. A., Shepherd, D. A.. Making the Most of Failure Experiences: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Failure and the Identif i cation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4,38(6): 1-31.

[16] Politis, D.. The Process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29(4): 399-424.

[17] Argyris, C.. Theories of Action that Inhibit Individual Learning.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6, 31(9): 638-654.

[18] Cardon, M. S., McGrath, R. G..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Toward a Psychology of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and Re-motivation.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1999, 29(4): 58-72.

[19] Shepherd, D. A., Covin, J. G., Kuratko, D. F.. Project Failure from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Managing the Grief Process.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9, 24(6): 588-600.

[20] Baron, R. A.. Cognitive Mechanisms in Entrepreneurship : Why and When Enterpreneurs Think Differently than Other People.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8, 13(4): 275-294.

[21] 何轩, 陈文婷, 李青. 基于反事实思维视角的创业研究前沿探析与未来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3, 35(10): 13-21.

[22] Wood, M. S., Williams, D. W.. Opportunity Evaluation as Rulebase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4,51(4): 573-602.

[23] Landman, J.. Regret and Elation Following Action and Inaction:Affective Responses to Positive Versus Negative Outco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87, 13(4): 524-536.

[24] Guttentag, R., Ferrell, J.. Reality Compared with Its Alternatives: Age Differences in Judgments of Regret and Relie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5): 764.

[25] Sanna, L. J.. Mental Simulations, Affect, and Subjective Conf idence: Timing Is Everyth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 10(4):339-345.

[26] Zeelenberg, M., Van, d. B. K., Van, D. E., Pieters, R.. The Inaction Effect in the Psychology of Regre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3): 314-327.

[27] Morris, M. W., Moore, P. C.. The Lessons We (Don`t) Learn: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Organizational Accountability after a Close Cal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0, 45(4):737-765.

[28] Sanna, L. J., Meier, S., Turley-Ames, K. J.. Mood, Self-esteem, and Counterfactuals: Externally Attributed Moods Limit Self-enhancement Strategies. Social Cognition, 1998, 16(2): 267-286.

[29] Festinger, L., Carlsmith, 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58(2): 203-210.

[30] Kc, D., Staats, B. R., Gino, F., Science, M..Learning from My Success and from Others` Failure: Evidence from Minimally Invasive Cardiac Surgery. Management Science, 2013, 59(11):2435-2449.

[31] Galinsky, A. D., Moskowitz, G. B.. Perspective-taking: Decreasing Stereotype Expression, Stereotype Accessibility, and Ingroup Favorit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 78(4): 708-724.

[32] Roese, N. J., Olson, J. M..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he Intersection of Affect and Funct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7, (29): 1-59.

[33] Medvec, V. H., Madey, S. F., Gilovich, T.. When Less is More: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Satisfaction among Olympic Medali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9(4):603-610.

[34] Gibbons, F. X., Lane, D. J., Gerrard, M., Reisbergan, M., Lautrup, C. L., Pexa, N. A., Blanton, H.. Comparison Level Preferences after Performance: Is Downward Comparison Theory still Useful.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83(4): 865-880.

[35] Koriat, A., Lichtenstein, S., Fischhoff, B.. Reasons for Confide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and Memory, 1980, 6(2): 107-118.

[36] Argyris, C., Schön, D. 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 Theory of Action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ion-Wesley, 1978.

[37] Sitkin, S. B.. Learning through Failure: The Strategy of Small Losse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2, (14): 231-266.

[38] Byrne, O.,Shepherd, D. A..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Making Sense of Business Fail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3): 375-405.

[39] Jenkins, A.. After Firm Failure: Emotions, Learning and Re-entry. Jönkö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2012.

[40] Russell, D.. The Causal Dimension Scale: A Measure of how Individuals Perceive Cau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2, 42(6): 1137-1145.

[41] Weiner, B.. A Theory of Motivation for some Classroom Experience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1979, 71(1): 3-25.

[42] Minniti, M., Bygrave, W..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1, 25(3):5-16.

[43] Corbett, A. C.. Experiential Learning within the Process of Opportunity Identif i cation and Exploita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29(4): 473-491.

[44] Holcomb, T. R., Ireland, R. D., Jr, R. M. H., Hitt, M. A.. Architecture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Exploring the Link among Heuristics, Knowledge, and Action.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1): 167-192.

[45] Baron, R. A., Ensley, M. 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s the Detection of Meaningful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omparison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Entrepreneurs. Management Science,2006, 52(9): 1331-1344.

[46] Shepherd, D. A., Patzelt, H., Wolfe, M.. Moving forward from Project Failure: Negative Emotion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6): 1229-1259.

[47] 王重鸣,吴挺. 互联网情境下的创业研究.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 46(1): 131-141.

[48] 埃里克•莱斯. 精益创业: 新创企业的成长思维. 中信出版社,2012.

[49] Wong, P. S. P., Cheung, S. O..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Contracting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8, 26(2): 112-123.

[50] Rye, M. S., Cahoon, M. B., Ali, R. S., Daftary, 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for Negative Events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8, 90(3):261-269.

[51] Jenkins, A. S., Wiklund, J., Brundin, E..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Firm Failure: Appraisals, Grief, and the Inf l uence of Prior Failure Experienc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4, 29(1): 17-33.

[52] Yamakawa, Y., Peng, M. W., Deeds, D. L.. Rising from the Ashes: Cognitive Determinants of Venture Growth after Entrepreneurial Failur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39(2): 209-236.

[53] Fischer, E. M., Reuber, A. R., Dyke, L. 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and Extension of Research on Sex,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3, 8(2): 151-168.

[54] Podsakoff, P., Organ, D..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Leader Reward and Punish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Problem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6, 12(4): 531-544.

[55] Nunnally, J.C..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78.

[56] Cohen, J., Cohen, P., West, S. G..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3rd Ed.).//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Erlbaum, L. Associates, 2003: 227-229.

[57] Kollmann, T., Stöckmann, C., Kensbock, J. M.. Fear of Failure as a Mediato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stacles and Nascen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7, 32(3): 280-301.

[58] Morgan, J., Sisak, D.. Aspiring to Succeed: A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Fear of Failure.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6, 31(1): 1-21.

 
郝喜玲,张玉利,刘依冉,杨俊
《南开管理评论》 2018年第02期
《南开管理评论》2018年第02期文献

服务严谨可靠 7×14小时在线支持 支持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本站非杂志社官网,上千家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专业的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职称论文发表、杂志论文发表、期刊征稿、期刊投稿,论文发表指导正规机构。是您首选最可靠,最快速的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粤ICP备2023046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