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来到这个世界起，人与外物的关系就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古人对人以外的事物进行了简单的划分，将外物中那些不稳定的、无规律的东西称之为“天”，将外物中那些有规则的、有规律的东西称之为“地”，居于天地之中，则天地之道行之者为“人”，此三者合称三才。三才观是一种三分论的观点，天道、地道与人道不可偏废，在相互作用中达到和谐。在中国政治演变中，三才思想作用巨大，为政治思想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在三才观的视阈下审视西方政治可以发现，西方政治的发展也暗循着三才之道，天地人三才也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对西方政治产生影响。

一、天、地、人的三才观概述

（一）天道：宗教神学与信仰体系

天道阴阳，着重在于其“阴”。在很多层面上天道是无法用逻辑认知的，通常是非逻辑甚至反逻辑的。而那些可以被逻辑所解释的，被人们所感知到的道，并不能被划为天道的范畴。天道自身具有不可解释性，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天道都长期以神学或神道的方式加以体现，最初以神谕为主。西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神学在长达十多个世纪的历史中扮演着主流。而自中国殷商时期以来，天道融合神道，长期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在天道思想下，统治者认为自己的统治地位乃天命所赐，这是其正统性的最有力体现，而普通百姓也笃信天有神灵，从而对君主的统治深信不疑。

其次，完善管理制度。制度是维持稳定的基础，艺术高校也要以学生为本，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事故防控方案、解决方案和改进方案，将管理工作落到实处，使安全管理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高校可以建立校园安全监管小组，实行责任制度，明确各个环节的工作任务，一旦出现问题就能及时上报并处理。

根据传统的礼教和由之产生的社会精神，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于其它礼教的文化。即使在西方世界以及其他注重法治的国家，违背道德也被看作是对上帝或是真主的亵渎。可见，德道、文化与宗教神学都是天道的主要部分，它们都不能用逻辑来推理认证，但却是人类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人类难以用逻辑理性控制的诸多非理性的成分，如精神与欲望等，也都需要以天道为核心的道德礼法加以约束。

（二）地道：科学与逻辑之道

三才之道中的地道，是一种按照固定状态运行的道，是一种理性认识，而这种运用于人与社会上的逻辑便是社会科学。因而地道不仅包含研究自然规律的科学，也包含研究人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社会科学。哲学虽然是结合天道与地道以研究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学问，但是西方哲学体系往往采用逻辑化的研究方式，使得自身不断脱离天道而转入地道，其天道化的思想也受到地道影响而不断社会科学化。在地道中，逻辑是贯穿哲学的主线。一切的自然科学，都是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运算中产生的。对于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逻辑化哲学而言，无论是唯物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在其理论构建上，都受到逻辑思辨的影响。无论是认为现象界所有的现象都是人类心灵的产物的唯心主义、认为人类将自己心灵的时空秩序强加给自然界从而构建了科学学说的二元论，还是认为人类在不断进化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整合自然界的固有秩序，并反过来把它加于眼前的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在论证关系时或一定程度上将天道产生的礼法和宗教精神忽略掉或社会科学化。西方哲学这一地道化和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也确定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基调。

（三）人道：得天地之道而行之

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地道理性达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顶峰，在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下，自由主义最终形成。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抛弃各学说上的差异，都同时举起“理性”的旗帜。可以这么说，从理性出发论证社会国家是17-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理论基础〔3〕，而启蒙思想家的关注重心也从政治转移到了经济社会。在经济社会中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不断交织，形成了自由放任的新个人主义思潮，对政府政治和经济生活造成冲击。正是在这种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因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而日益激化以及反映中产阶级利益要求的民主主义者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运动的社会条件下，威尔逊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科学〔4〕，行政与政治开始走向两分。

3）期限溢价是投资者持有长期债券承担远期风险的期限补偿，当宏观环境向好，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上升，对股市、原油等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原油价格上涨，而对长期国债类防御性资产的需求减少，期限溢价上涨推高10年期国债收益率。

西方政治体系中，天道主要体现在政治体系与宗教神学的关系。古希腊时期，出于对上天无规律的运行方式的畏惧，形成了敬天畏神的政治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并行的体系对人民的主观思想和客观行为都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形成了最初的政治秩序，随着各学派哲学理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和奴隶制关系下自由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这种体系逐渐演变为趋向民主的城邦政治，但随着基督教的产生和壮大，教会哲学与社会的政治和公共事务联系愈发密切，天道重新以宗教政治的形式影响着西方，并形成了森严的道德信仰体系。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甚至提出君权神授思想，竭力将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教皇具有高于国王的权力，国王就职需要教皇的加冕。但与此同时，教皇与国王的矛盾和二元对立也逐渐凸显，最终在宗教改革之下，教会权力大大被削弱，天道政治也逐渐走向消亡，在近千年天道政治中所形成的道德信仰体系，也随着新教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走向衰落。

二、三才观视阈下的西方政治体系

行政思想体系的发展依然是一个理性主导的过程。受科学管理理论的影响，行政学在形成初期首先解决的即是通过管理理性来解决行政效率问题。而在行政学说和公共组织理论的发展演变中，从被称为“从正规的技术观点来看，一直是最理性的组织类型”的官僚行政组织〔5〕，到通过逻辑实证主义来研究公共组织和行政的赫伯特·西蒙，再到将公共行政中的主体界定为理性经济人，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詹姆斯·布坎南，行政学一直走的都是理性和逻辑指导下的发展道路。理想的行政人员应是政治中立的，他们在层级制和规则下工作，不掺杂个人感情。在这些行政理论的指导下，公务员被看做是从事行政工作的机器。这完全忽视了人的个性与情感，也使得在行政学界中每有一个论调被提出，就会旋即产生批判的言论，即便是作为 “最理性”的官僚行政组织理论确立者的马克斯·韦伯，也对官僚制自身存在的缺乏效率与非人格化问题加以批评。此时，作为地道唯一形式的理性主义在行政上也出现了与政治领域相同的瓶颈。

（一）天道：道德信仰体系与政治权力来源

作为三才中唯一的主体，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所谓超越性就是指人的活动的理想性、创造性、实践性。人是一种寻求意义的存在，不断向所面对的世界灌注自己的理想。〔1〕人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天道和地道之间进行抉择。兼用天道与地道，又不拘泥于一道，才是人道的要旨。

随着理性主义暴露的问题愈发突出，西方开始出现了理性主义批判的思潮。以奥克肖特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开始提出“理性有限”的观点。奥克肖特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不是要否定理性在人性中的地位，更不是主张要用非理性来取代理性，而是告诫人们不要过分夸大人的理性能力，要敢于正视理性的局限性，同时要通过传统来走出现代性的困境〔6〕。理性与传统的交织就已体现出人道思想的萌芽。西方对于政治思想体系中地道理性的批判同时发生在政治和行政两个领域。政治上，在扩大民主和加强政治参与的同时，完全注重地道的古典自由主义开始往人道的新自由主义方向发展。新自由主义者摈弃了功利主义原则，而以至善论的道德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倡导 “积极的”自由和责任型的政府，主张国家通过税收来干涉经济、调控市场，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奴役性契约、禁止使用童工、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尽可能满足下层劳动人民的需要〔7〕。这种政治思想对行政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公共行政也逐渐向人本主义和公共服务的方向发展。

（二）地道：理性主导的政治与行政

地道体现为理性思想和逻辑认识，这是西方哲学体系的根本内容，也是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自米利都学派决心与神话和英雄传说分道扬镳时，理性思想就已产生，且在各时期西方哲学家的不断探索中不断成熟，并融入了逻辑的思考。理性思想的产生对作为当时天道政治表达方式的、缺乏理性精神的教会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地道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取代了天道政治的内核。在此基础上，国王的加冕仪式逐渐由君权神授变为一种契约，这契约明述君主同意维护正教。而在这种自上而下、上帝神谕化的天道伦理基础上地道是无力的，所以地道采取了一种由个人理性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宗教改革，将原有的教会伦理发展为新教伦理，国家的实证法也不再是上帝律法缩影下基督教的世界法律〔2〕。在新的社会契约关系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同意。个人在理性情况下让渡权力，形成政府和国家。在本质上，西方政治体制下政府的产生仍是一种以天道所赋予的个人权力为资本所制定的交易契约，政府在契约的约定下获得并使用天道赋予人民又由人民让渡出来的公权力。所以区别于无法通过民意产生的政治权力，西方的政府权力是天道政治地道形式下的产物，在人民同意的契约下产生合法权威。而契约重利重法而无礼无情的自然性质也注定会对西方的政治体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在三才之中，人居于天地之间，且与天地有交集。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人一方面认识并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依照科学理论和逻辑化的哲学思想而理性地活动；另一方面，人也应当顺应天道，从礼、德和信仰的角度去认识逻辑理性之外、用自然规律无法解释的事物，并以之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所以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单纯的就“人”而言，人本身也是一种存在物，人与人的交流活动本身就是人与“天”、“地”关系的一种集中表现。所以，人道的本质仍然在于综合天道与地道，得天地之道而行。

西方政治思想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注重天道、注重地道和注重人道三个时期。从古希腊诸神思想在政治生活中的体现到后期基督教下宗教政治的发展，西方在文明出现后的近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内长期处于以君权神授和道德信仰等天道政治为主导的政治体系之中。而自宗教改革之后，地道的理性思想不断成熟并指导着政治实践，一直主导西方政治体系至20世纪初。上世纪以来，理性主义批判思潮兴起，西方政治体系择优转而走向以人为本的人道政治。

（三）人道：片面的政治参与主义

天道是政治的根源。政治产生权力，而政治的产生来源于初始的政治秩序。初始的政治秩序是在以宗教或神谕为基础的道德和习俗上产生的，是天道的产物。天道的神圣性使得人们对这一系统产生天然的敬畏，从而保证秩序的确立，并发展为政治。所以，政治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历史文化，它是天道的产物，政治的权威来源于天道。后期虽然政治权力由神权向人权转移，但是人权的权威仍然不能通过理性获得，而必须归于天赋，这说明无论地道政治如何发展，天道一直是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基础。而作为政治的具体作用主体的政府和政权，是可以在人道和理性中产生的。

式中，IH为非致癌风险指数；RfD为污染物参考剂量，mg·kg-1·d-1，RfD1 和 RfD2 分别为经皮肤和口的参考剂量；ABSgi为经肠胃吸收的污染物分数，本文取1.0；LOAEL或NOAEL为未观测到或观测到的最低的有害效应剂量，mg·kg-1·d-1；FU为不确定系数，本文取300；FM为修正系数，本文取1.0。酚类非致癌参考剂量见表3。

然而，政治和行政的人本主义倾向并没有达到人道的标准要求。人道不仅仅在于对人的关注，更在于发挥人道居于天地之中，得天地之道而用。虽然政治和行政学者都开始注重对人的考虑，然而其思想依然难以摆脱地道理性，也再难唤回天道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人民让渡的权力已经失去了天道赋予的神圣性和道德约束性，这会使人失去敬畏和仁爱之心，从而激增人的非理性情感。而地道中理性的民主政治虽然保障了每个人的意见表达，却并不能在根本上释放人的非理性情感，人民难以在意见表达时依然保持理性。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不断成为非理性思想的温床，弊病频现，尤其在今年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事件里更加被放大。特朗普非理性的言论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人的支持，说明美国仍有许多非理性思想难以表达，这些非理性的思想难以通过法律和制度加以输出，而是通过对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另类”的支持上加以体现，形成了一种类似克里斯马型的政治体制，这不得不说是地道理性主导下片面人道政治的结果。

三、三才观视阈下的西方政治体系发展趋势总结

三才观视阈下的西方政治思想与三才观中三才并列的观念不符，其大致经历了由天道到地道再到人道的转变方式，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天道在逻辑上的无说服力和地道政治在逻辑上的强说服力，天道的宗教伦理道德体系基本走向衰亡。作为地道的理性政治占据主流是西方政治发展的必然，而在地道向人道的转变中，综合天道和地道的人道政治又因为天道的彻底衰落，导致人道政治难以摆脱地道的理性主义重新吸纳天道伦理。单纯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人性概念之最大特征是把人从其历史性、文化性、传统性与现实性中抽离出来，去掉其具体特殊的内容，使人变为一无历史、无文化、无传统、无特性、无现实内涵的抽象普遍之人〔8〕。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政治体制也注定是片面的、地道的人本主义倾向。

(5)“有效氯含量”可用来衡量含氯消毒剂的消毒能力,其定义是:每克含氯消毒剂的氧化能力相当于多少克Cl2的氧化能力。NaClO2的有效氯含量为____。(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此外，我国竞争中立实施的困境还包括国际贸易协定的执法合作问题。在欧美国家主导之下，竞争中立制度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条款。我国目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目前我国在建的贸易区多达18个，已经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达12个。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极少部分涉及竞争规制，涉及的竞争规制中关于竞争中立的规定只有一两个条款，仅仅强调协定内容适用于缔约方所有经营者。㉘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则是有着明确关于竞争中立的规则，我国如何在自愿合作和竞争中立执法合作之间达成平衡，促进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和自贸区的发展，都成为我国竞争中立的实施困境。

宗教改革后的政治发展史本质上是地道政治的发展史。地道独重的政治体系逐渐取代了政治体制中天道和人道应发挥的作用，造成了三才极度的不和谐。因此，西方政治的发展方向就在于重新结合天地人三才之道，在发展逻辑理性的同时，更加重视作为天道的伦理信仰的作用，共同对人产生影响。用天道的伦理和文化指导并约束人的非理性生活和主观思想，用地道理性指导和约束人的理性生活和客观行为，从而实现三才关系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 考 文 献〕

〔1〕邴正.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5.

〔2〕〔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6-218.

〔3〕陈承生.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理性定位与历史流变〔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01）.

〔4〕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6.

〔5〕〔美〕罗伯特·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M〕.扶松茂，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4.

〔6〕陈红英.奥克肖特理性主义政治批判的价值及启示〔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5，（04）.

〔7〕陈承生.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理性定位与历史流变〔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01）.

〔8〕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2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