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治中治理新疆研究文献综述

有关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文章有30篇，6篇属记叙文，8篇专谈张治中与新疆和平解放，2篇专论张治中新疆和谈，11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政策与实践，还有3篇是论述张治中的文章中部分涉及张治中治理新疆内容。上述论文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主张、政策和实践活动作了一定的归纳梳理，对张治中治新思想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李爽、朱杨桂、高新生《张治中与新疆三区革命代表的和平谈判》〔1〕、康芬《张治中与新疆的和平解放》〔2〕、刘小云《张治中治新方略述评》〔3〕、蒋立永《张治中与新疆和谈》〔4〕、裴杰生《张治中的边政思想》〔5〕、雷金凤《张治中治新实践及其启示》〔6〕。

李爽、朱杨桂、高新生《张治中与新疆三区革命代表的和平谈判》补充了张治中治理新疆的背景知识。康芬《张治中与新疆的和平解放》指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张治中治新方略的指导思想。刘小云《张治中治新方略述评》提出张治中民主改革是欲图通过各派的牵擎制衡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3〕(P33)，还提出促进新疆经济文化发展是张治中治新的根本方略。蒋立永《张治中与新疆和谈》提出“有民族的地方，就有民族主义，民族之间存在差异，就会产生民族矛盾”〔4〕(P30)的观点。裴杰生《张治中的边政思想》指出张治中“过去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殖民统治方式治理新疆，新疆的历史是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的观点不是对新疆历史公正客观的评述。雷金凤《张治中治新实践及其启示》提出“恕道”是张治中治理新疆方法之一；并指出张治中治理新疆中的不足：张治中重用麦斯武德、默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致使泛突厥主义趁势做大〔6〕(P3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选县长肯定是有些不切实际。”“利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制衡，只能维持一时的和平，并不能真正实现民族团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疆内政外交交错的危机。”

研究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的专著仅有一部：茆永福《张治中治理新疆方略研究》〔7〕。但正如雷金凤所言：“此书的论述不够深入，书中提炼的张治中治新思想，和刘小云的论文成果如出一辙。实践部分是《张治中回忆录》从新疆和谈到新疆和平解放史实的翻印，文字几乎没有变化。 ”〔6〕(P3)该书的价值是收录了张治中在新疆的部分讲话稿。

张治中治理新疆研究是张治中研究中最为充分的领域，参与研究的人数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这些研究以对张治中治理新疆政策和活动的梳理为主，议论居于附属地位。本文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对张治中思想的评论为重点，力求在议论的广度和深度上作进一步拓展。

二、张治中治新的基本理路

1944年8月，在苏联的策划、支持、参与下，新疆爆发了伊宁暴动，伊宁军队击败国军在新疆的主力，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成立了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宁军队兵临玛纳斯河西岸，威胁新疆首府迪化。在苏联染指新疆、控制外蒙、占领东北的情况下，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中华民国政府以外蒙独立公投和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权为条件，换取苏联不干涉新疆事务和苏联把中国东北交给国民政府（而不交给中共）。该条约的签订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条件。

1945年9月，蒋介石派张治中赴新疆调研。1945年10月，张治中代表国民政府同伊宁代表和谈。1946年1月，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同年3月底，张治中任西北行营主任兼理新疆省主席。1947年5月19日之后，先后由麦斯武德和包尔汉接任新疆省主席，张治中仍以西北行辕主任或西北军政长官的身份掌控新疆大局。1949年4月1日，张治中赴北平和谈，工作重心由治理新疆转移到国共和谈。1949年5月4日，张治中被免去西北军政长官职务。1949年9月，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等，促使新疆和平解放。概而言之，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是张治中主政新疆或对新疆有较大影响时期。

张治中治理新疆期间，前有伊宁暴动问题，后有国共争夺新疆问题。张治中认为伊宁暴动问题由民族问题和外交问题导致。产生原因，一是历代新疆执政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这是首要原因。二是新疆与内地及苏联中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悬殊造成新疆人民心里的不平衡。两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就是民族矛盾的尖锐，少数民族对祖国离心力的增强。外交问题就是苏联对伊宁方面（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扶持。苏联对伊宁政权的支持是伊宁暴动无法用军事解决的原因。两者相较，民族问题是根本原因。至于国共争夺新疆问题，存在武力争夺与和平交接两个选项。

针对上述问题，张治中的方略概而述之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平主义和亲苏政策。

解决伊宁暴动问题中的民族问题，须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平主义。

①优：腰痛、腿痛均消失，腰部运动无限制，可正常生活及工作。②良：腰痛、腿痛显著改善，腰部运动无限制，可进行轻微的工作。③可：腰痛、腿痛有所好转，但不能独立活动及工作。④差：腰痛、腿痛、运动功能等无改善，或加重。

实行民族主义，在新疆实行民族平等政策，承认和保护新疆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包含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的平等权；实行民族和解政策，释放政治犯、清还没收财产、禁止回汉通婚、实行恕道等；实行地方自治，新疆的国防、外交、币制、交通、司法五权归属中央，其他一切归新疆地方政府办理，允许新疆保持一定编制的地方军队。

实行民权主义，严惩贪污行为，推行参议会制度、县长选举制度、人民保举专员制度和军民分离政策。

对国共争夺新疆问题，张治中断定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生灵涂炭、人才消耗，保存国家元气，国民党应该坚决避免内战，把新疆政权和平交给共产党。

实行和平主义，以苏联为中间人与伊宁方面展开和平谈判，达成和平协议，来实行祖国的统一。

两族通婚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可能引起两族的纷扰，另一方面可以增进两族的联系和感情，促进民族间的融合。从长期和大局来看，后一方面影响占主导地位。所以，总的来说，两族通婚有利于民族团结。张治中仅仅看到汉回通婚引起矛盾的一面，却看不到回汉通婚增进汉回的血缘联系、经济联系、文化联系的一面，也即民族融合的一面。民族融合是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只要民族间存在联系，就会发生民族融合的现象。民族间联系愈是紧密，民族融合愈是强劲。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不断加强联系和不断实现融合的历史，整个人类历史也是一部各地区、各民族不断加强联系和不断融合的历史。民族融合密切了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创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民族融合的主要途径是民族间的交往、杂居、通婚。禁止民族间的通婚，阻碍了民族间的融合，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背离。人类发展史长期存在着民族隔离和民族融合的斗争。实行民族隔离会导致民族文化的保守与狭隘，最终不利于该民族的进步。所以，治理新疆需要有民族融合的战略高度、战略自觉、战略自信、战略魄力。当然，民族融合又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除民族自身可以采取孝文帝改革式快速剧烈的民族融合措施外，作为一个超民族的政府应采取和风细雨式的民族融合政策，即实行鼓励民族间的交往、杂居和通婚的政策。张治中禁止回汉通婚的政策违背了民族融合的潮流，从长期看，不利于民族间的团结和共同进步。

在张治中看来，解决伊宁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和解、亲苏政策是前提，和平谈判是途径，民主政治是保障，民生建设是根本。

实行民生主义，中央大力扶助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要想新疆人民巩固内向，拥护祖国，就必须把他们从贫困之中拯救出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 ”〔8〕(P445)

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包括张治中对伊宁问题坚持和谈路径和张治中对国共争夺新疆问题上主张和平交权两方面的内容。

三、张治中治新思想评析

张治中通过实施民族平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政策来化解民族矛盾，是符合现代政治理念的高明而有效的办法。张治中提出在新疆地区实行地方自治的思想是受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9〕158，大体没超出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范畴。

张治中治理新疆，重视反腐，是颇有见地的。腐败不仅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而且侵蚀着社会公平与正义，侵蚀着政权的合法性，是社会发展的毒瘤，是社会分裂的重要根源。当政治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在汉族地区是人民起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演变为民族分裂运动。因此，政治腐败是导致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重要诱因。

从理论上讲，专制是腐败的温床，民主是治理腐败的最好药方。张治中在新疆推行民主制度，试图铲除腐败的温床，“以健全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8〕(P445)”。同时，民主政治又进一步深化和保障了民族平等。张治中主张在新疆实行民主政治，体现了其思想上的进步性。

张治中认为发展新疆经济文化是新疆治理的根本。因新疆人才匮乏、技术落后、资金短缺，单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所以新疆建设需要中央在人才、技术、资金方面予以大力援助。中央应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战略角度出发，大力援助新疆建设，而不能在财政上打小算盘。援疆是促进新疆人民内向的重要途径，是推动新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各地区平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张治中的援疆思想上承清朝的“协饷”政策，下启共和国的援疆政策。

“中国人有一种恕道，恕道的正真精神是利他、容忍、礼让、肯对历史负责、甘于替人受过、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志愿，一切暂时委屈，一切以替历史负责、为他人受过的崇高精神去容忍，对各族的仇恨心理要用友爱去感化他们。”〔8〕(P500)

宋代磁州窑创烧的“白地黑花”瓷，是最早以毛笔在瓷上彩绘纹饰的瓷种。匠师们把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物予以概括，用简练的笔墨画在瓷器上，让人感觉非常亲切。瓷上的纹饰或人物、或山水、或翎毛、或花草、或虫鱼，都蕴涵了人类祈盼生活美好的思想情感。如1969年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元代窖藏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花凤纹罐》就以寓意吉祥、长寿的菊花和象征祥瑞的凤，来表达祝福人们生活美好的愿望。

(24)采访云南、广西、黑龙江代表团时，记者经常听他们提到一个共同的词：“绿色”。（2000·《人民日报》）

当然，由于张治中地方治理经验不足（此前仅有一年多的湖南治理经验），又是一个空降到新疆的官员，对新疆省情研究不足、认识有限，在治理新疆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偏颇。

首先是偿债观念。

“首先我对汉族同胞说，我们应该反省，从过去历史看，新疆同胞所受的压迫太大，痛苦太深，而过去在新疆负实际责任的是汉人，虽然他们不是汉族的代表，而且更不是现在中央政府所容忍和支持的，但是各少数民族同胞是不容易理解这一点的。他们把统治者所加于他们的痛苦，总认为是汉族的罪恶，所以过去的不断流血惨剧和今日的纷扰。这两个月来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是过去少数民族败类所造的孽，使大家无形中担负了这个罪责。所以与其埋怨各族同胞，步入埋怨本族败类，与其说他族同胞给大家难堪，不如说是本族败类，不如说本族败类给大家种下的恶因。”

张治中执政新疆的使命是解决伊宁问题来维护国家统一。他认为伊宁问题的根源是民族问题和外交问题，可谓中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宗旨指导下，张治中用民族平等、民族和解、民主政治、民生建设来解决民族问题，用亲苏政策来解决外交问题，体现出张治中治理新疆的立意，也体现出张治中用三民主义治理国家的一贯理想，以及解决实际问题与推进现代化两者之间互为手段、互为目的、两位一体的思维范式。〔10〕

张治中认为压迫少数民族的是历代汉族执政者而不是一般的汉族群众，但少数民族分不清汉族执政者与一般群众的区别，把仇恨倾泻到整个汉族人身上，用现代法制的观念来看，谁犯错谁承担责任。如果汉族执政者有过错，过错责任应由汉族执政者来承担，而不应由汉族群众来承担。如果汉族执政者犯错，却罪及汉族群众，这种做法类似于封建法制中的“族诛”“连坐”，这是被现代法制摒弃的落后野蛮的做法。少数民族部分人向汉族群众施暴是违法行为，理应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而不能对违法行为容忍。这种容忍是对法律的亵渎，对法制的破坏。无论对汉族执政者的过错，还是对少数民族部分人的暴行，都应按照法制途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责任，而不能违背法制原则由当事人进行血亲复仇。张治中提倡的这种恕道显然不合乎现代法治精神和民国法律。这种 “恕道”是对施暴者的纵容，使无辜者失去法律保护，其结果非但不能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而且可能导致民族间暴力的恶性循环和升级。

本次提升面积为9 105 m2。该节点是滨河新区的重要窗口，主要是行车人员经过，参与性不强，因此景观以观赏为主，以置石结合植物配置形成植物组团景观。植物设计采用绿篱色带、花灌木、小乔木、常青树、乔木等从低到高搭配，营造疏密有致的植物景观空间，改善生态环境，如图13所示。

张治中希望汉族军民通过对少数民族暴力容忍的“恕道”来感化少数民族，结束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仇杀的循环，实现民族团结。对三区暴动中屠杀汉族群众的行为既往不咎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是当时三区不在政府控制范围，政府无法追究；二是正在和三区和谈，也不宜追究。这种情况下，张治中对三区暴动中屠杀汉族民众的行为采取包容态度，对和谈协议达成后迪化等地发生的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侮辱、暗杀汉族民众的行为，继续采取所谓的“恕道”，必然助长一些少数民族成员侮辱、屠杀汉族民众暴力行为的升级。结果，汉族民众失去最根本的人身安全保障，法律尊严受到亵渎，法律秩序受到冲击，汉、维民族之间的矛盾继续扩大。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挣值法的4个安全绩效评价指标为：安全保障水平偏差指标、安全成本值偏差指标、安全保障水平绩效指标、安全成本绩效指标。其计算式如(4)～(7)所示。

这种“恕道”也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原意。儒家的恕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平等的位置，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而不是对施暴者无原则的容忍。“治乱世用重典”，严厉打击暴力犯罪，捍卫法律尊严和法律秩序，尤为迫切和重要。

确定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在民国新疆治理思想史上的地位，需要把张治中治新思想和前几位的治新思想相比较。

其次是禁止汉回通婚的政策。实施这项政策，张治中的理由是 “新疆绝大多数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按照他们的教规，他们的妇女是不能和非伊斯兰教的人结婚的，但是在过去常常出现非伊斯兰教的汉人和伊斯兰教妇女通婚的事，历来就成为一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引起社会上民族间的不断纷扰，非及时予以解决不可。”

“我们经过多少次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该从大处着眼。既然民族团结是我们的既定政策，那么凡是阻碍和影响民族团结的事情就不能做。虽然现在是婚姻自由时代，但是在新疆是特殊情况，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刺激少数民族的感情，以致影响民族团结，所以还是明令禁止。 ” 〔8〕(P462-463)

对于伊宁暴动问题中的外交问题，张治中认为苏联支持伊宁的原因是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苏政策。苏联对新疆没有领土野心，但苏联不能容忍一个反苏的新疆。因此只要在新疆（如是在整个国家当然更好）实施亲苏政策，就可以换取苏联对国民政府在新疆行使主权的支持。

张治中禁止回汉通婚的政策还涉及到教规和法规的关系问题。伊斯兰妇女不能和非伊斯兰教的人结婚是伊斯兰教规，婚姻自由是民国法律规定，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应该是法律至上，而不能“与伊斯兰教规相冲突的法律为无效法律”。张治中颠倒了教规和法律的轻重。

第三，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等于宗教放任政策。宗教自由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不能危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底线。对危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非法宗教行为必须采取果决措施打击、禁绝。张治中在这方面不是没有认识，他曾提出：“民主是政治制度，自由是人民权利，但是两者的存在，都不能离开法律的范围，也就是都应该以法律作依据。 ”〔8〕(P484)“民主不容误解，自由应有范围。……但人民没有反对国家的自由，没有破坏和平的自由，没有侵害他人的自由，没有造成恐怖的自由，这是违法的行为，要加以制裁的！ ”〔8〕(P507)但在治理新疆的实践中，或许张治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解上存在偏差，或许对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投鼠忌器，加上对新疆的省情研究不足，他在很大程度上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反动宗教行为予以包容和忍让，甚至推荐双泛主义者麦斯武德、默罕默德·伊敏、艾莎等人登上新疆省省主席、副主席、省政府秘书长的高位，致使在张治中治理新疆期间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呈蔓延猖獗的势头。即使后来麦斯武德等人的反动本性暴露无遗，张治中也没有追究麦斯武德、默罕默德·伊敏、艾莎等极端伊斯兰势力和分离主义者的法律责任，仅仅解除了麦斯武德的省主席职务，穆罕默德·伊敏、艾莎依然位居高位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发展双泛势力。张治中的宗教放任政策，客观上让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势力得以做大，成为新疆的一个重要祸源。加强宗教管理，阻断外来宗教渗入，严禁非法宗教活动，始终应是边疆治理的重要方法。

第四是民主政治问题。民主政治是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张治中在新疆实行民主政治，主要表现在参议会制度、县长选举制度、专员人民保举制度。但民主政治的好不好，不能抽象地谈，它的成功运作是须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较强的公民民主意识与之匹配。民主政治的推进，须是发展商品经济和启蒙公民民主意识先行，待商品经济和公民民主意识较为发达，形成可以制约政府专制行为的经济力量和强大的公民民主诉求时，才宜实行民主政治。总之，要采取商品经济和启蒙运动先行、民主政治跟进的办法。如果不进行经济、文化的必要铺垫，冒然实施民主政治，非但民主政体难以正常运作，反而会使国家社会陷于分裂、动乱，甚至战争状态。当代，西方国家在公民民主意识不强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强行推行民主政治，也使这些国家陷入秩序混乱的境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民有经济不强大、公民整体民主意识不高的国情下，威权政治对维系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张治中在新疆较为激进地推行民主政治，用意虽好，但新疆远不具备发达的商品经济、强大的民有经济和公民较高民主素质的前提，其结果不仅没能进新疆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反而加大了新疆的分裂和混乱。这种情况下，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驻守、威慑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新疆很可能陷于严重的内乱之中。

第五是对外关系。外来干涉常常是民族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因素。张治中认识到苏联在伊宁事变中的作用，所以提出实行亲苏政策。张治中对苏联一直怀有过于美好的想象。他是在国民党中少有的一直主张实行亲苏政策的人，他天真地认为，苏联对新疆无领土要求，只要求一个对苏友好的新疆就满足了，所以他坚信只要在新疆实行亲苏政策，苏联就不会再支持伊宁方面分裂国家的行为，转而支持国民政府在新疆行使主权。但实际上，在二战后期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提出中国外蒙独立、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特权等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会后的中苏谈判，中华民国政府一直拒绝苏联的对日宣战条件。1945年7月，美国战机开始对日本本土日夜轮番轰炸；8月6日，美国对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苏联见日本败局已定，为争夺胜利果实，在没有取得中华民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对日宣战，迅速击溃日军主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时，中国外蒙、东北和新疆暴动的三区均被苏联实际控制，苏联以此作为对中华民国政府谈判的筹码。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屈服，以同意外蒙独立公投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权为代价，换取苏联把东北交给国民政府和苏联在新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这个协议，正是张治中赴新疆和谈的背景。在新疆，它表面上支持新疆和谈，但直至民国终结，它始终未放弃对伊宁政权的操控，这也是伊宁问题拖而不决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张治中的亲苏政策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张治中认为只要在新疆实行亲苏政策就可以换取苏联放弃对伊宁的支持是不现实的。

四、张治中治新思想在民国治新思想史上的地位

要确定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在民国新疆治理思想史上的地位，需对民国的新疆治理思想作一梳理。

民国治新思想史要从民国新疆省首任行政长官杨增新谈起。杨增新的治新思想可概括为因俗而治、互相牵制、严管宗教的民族政策，合而为一、闭关保守、清廉弱兵、休养生息的公共治理政策和审慎稳重、因势利导、维护主权的外交政策。杨增新承认和维护部族首领对本部族的治理体系，这样既利用各族首领维护社会秩序，也换取各族首领的支持，同时也为处理各族的反抗留下缓冲、回旋的余地。杨增新平衡各族、各派关系，使其互相牵制，使得各族、各派都不能独大，都要依靠杨增新政权。杨增新严格管理宗教活动，允许正常的宗教活动，严厉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动，严防外国宗教势力的渗入。杨增新坚决反对南北疆分治的主张，又逐步把原伊犁将军辖区和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并入新疆行政区，扩大了杨增新的权力范围。在当时情形下，这有利于打破列强各个击破的侵略策略，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杨增新遥奉中央，维护国家的统一，同时避免卷入内地纷争，也谨防内地势力渗透到新疆，以此来保障新疆的安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却没能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国家陷入长期的内乱和内耗（一直持续到共和国建立才大体结束，之后的两岸对峙和争夺外交代表权的斗争仍是内乱的余绪）。俄国趁火打劫，控制外蒙，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杨增新看来，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是致乱之源。杨增新治新期间，对民主革命势力分化瓦解，严厉打击，对易引发民主革命思想的新式教育和新式产业抱警惕心理和消极态度。杨增新一生为官清廉，大力整肃吏治，严惩贪污。囿于制度，虽不能根除贪污，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杨增新认为，在新疆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强兵政策，会大大加重人民负担，反易激起人民的反抗；采取弱兵政策，会减轻人民负担，使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稳定，维护新疆稳定，弱兵政策胜于强兵政策。对外而言，以新疆的人力、财力，即使实行强兵政策，也无法对抗苏（俄）、英等强国。因此与它们打交道，外交手段更重要。杨增新很谨慎地与强邻打交道，采取不卷入它国内政，也严防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渗入新疆的外交政策。同时在互利双赢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同意苏联红军入境剿灭窜入新疆的白俄军队；积极与他国开展商贸活动。他还抓住有利形势，与苏（俄）、英等国家谈判，收回部分利权。农业方面，杨增新组织大规模的开渠垦荒运动，推动了新疆农业的发展；工业方面，由于杨增新主观上的保守和客观上的资金缺乏，虽有进展，但成果有限。在辛亥革命后全疆动乱、强敌环伺的情势下，杨增新在维护国家主权、维系社会稳定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在推动新疆现代化方面进展不大。

(1)避免选出的矸石带煤量超标，经常开展选煤技术检查，灵活调整选煤工艺，使矸石带煤量控制在指标范围内。

杂草有两个出苗盛期 麦田杂草一般在冬前10月下旬萌发，约比小麦萌发晚10～20天；在5月上旬成熟，约比小麦成熟早20天左右。出苗盛期分别在越冬前（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和越冬后的拔节后至扬花期（3月中旬至4月底），越冬前出苗的杂草主要有播娘蒿、荠菜、麦家公、猪殃殃、节节麦、婆婆纳、泽漆、米瓦罐等；越冬后出苗的主要杂草有小蓟、田旋花、藜、葎草等。

经过ANSYS优化分析，可以得到3种优选尺寸方案，如表2所示。在有限元分析结果中，这3种方案在整体效果上趋于最优，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符合在因素分析表中的影响曲线的取值。与初始零件相比，虽然最大等效应力和总位移方面相差不大，但是在质量上却是减少了很多。再结合这3种方案的模态分析选取最终的优化方案，模态分析数据见表4，可以看出3种方案的共振频率相差不大，均不在经编机作业频率附近。最终以质量最小原则，选取方案1，进行圆整如表5。

民国新疆的第二任行政长官金树仁任人唯亲、纵官贪腐、与民争利、强军重税、滥发纸币、积极与邻通商、放松宗教管控、建立国民党党部、推进现代化的政策。任人唯亲、纵官贪腐造成了社会的不公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强军路线又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人民不堪重负、心存怨气，终于导致了起义的爆发。马仲英趁乱入疆，加剧了新疆的动荡。放松宗教管控，导致外国宗教势力的渗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为后来的民族分裂运动植下了祸根。金树仁治理新疆仅五年时间，却把新疆带入动乱之中。金树仁同意在新疆建立国民党党部，为国民党中央对新疆的渗透提供了条件。金树仁较为积极地推进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由于执政时间短，后期新疆又陷于动荡，成就不可高估，但推进经济、文化现代化的意向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该工程的地下车库为大面积的深基坑。基坑直立开挖至地表以下4.5 m左右，坑壁为密排的混凝土搅拌桩止水帷幕。地下车库净高3.55 m，底板施工时，先铺1层100 mm厚的碎石垫层，然后浇筑400 mm厚的C35钢筋混凝土；顶板为250 mm厚的C35钢筋混凝土，墙柱为C50的钢筋混凝土。

民国第三任新疆行政长官盛世才执政之初提出治新“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他逐渐排除了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疆的渗透；依靠苏联击败了马仲英、张培元、马虎山等势力，巩固了政权；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大量使用少数民族人士，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制定反贪污条例，严惩贪官污吏；主张各民族和平共处；在苏联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下，开展现代化建设。在抗日战争期间，新疆成为重要国际交通线，援华物质源源不断地通过新疆运到内地，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盛世才执政前期，新疆还是中共和苏联、共产国际联络的主要通道。但依靠苏联，难免会被苏联渗透、制约乃至操控。在盛世才治理新疆时期，苏联在新疆有驻军，新疆许多部门有苏联顾问，新疆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苏联对新疆逐渐加强的操控，对盛世才的权力构成巨大威胁，导致盛世才和苏联矛盾激化。盛世才趁苏联陷入二战困境之机，掉转船头，以排挤苏联在新势力和打击中共在新力量，作为向国民政府输诚的见面礼。苏联不甘心失去对新疆的操控，开始培植伊宁武装力量，于是伊宁暴动发生（伊宁起义虽爆发在吴忠信主新时期，但其势在盛世才主新后期已经形成）。除六大政策外，盛世才还学习了苏联肃反的“先进”经验，对异己势力进行恐怖清洗，大大激化了矛盾。伊宁起义是苏联和盛世才、国民党矛盾以及新疆内部矛盾合力作用的结果。

盛世才之后，朱绍良代理新疆主席仅一个月，属过渡性临时安排。朱绍良提出军民分治、保障合法人权、亲仁善邻（亲苏）、整顿吏治的施政主张。

民国时期新疆第五任行政长官吴忠信提出增进宗族互信、保障信教自由、绥定地方以安民居、维持币信以利民生、释放被盛世才滥押的人士、宣抚地方、敦睦邦交、成立参议会、实行保甲法的政策，对伊宁起义采取“剿抚兼施”方针，还提出了新疆分省（把新疆分割成四个省）的建议。吴忠信治理新疆思想的核心是通过释放、宣抚、羁縻、尊重习俗的方式缓解民族矛盾，稳定地方；通过实施保甲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通过成立参议会改良政治；通过剿抚兼施和改善与苏关系来应对伊宁暴动。解决伊宁暴动问题是当务之急，“剿”，伊宁方面有苏联支持、苏军参与，剿是剿不灭的；“抚”，苏联想继续利用伊宁政权作为敲打中国获取侵略利益的一个工具，苏联对这个工具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大局如此，吴忠信无可奈何。更何况吴忠信骨子里是个反苏派，他主政新疆期间对中共的压迫并没有停止，因而与苏联的关系终无改观。吴忠信的“剿抚兼施”政策以失败告终。

1.2.2 调查方法 每家单位选取2～3名护士担任调查员，经统一培训后开展调查，调查前先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本调查的目的，取得同意后发放问卷，问卷现场检查并回收。共发放295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0份，有效回收率为94.92%。

首先，从治新思想的主要内容上比较。

①风选系统项目共需投入527.43万元。主要包括土建基础设施投入15万元、相关设施改造投入45万元、干选机设备购置投入230万元、设备运输及安装投入106.07万元、配电设施投入26.84万元、转载皮带投入104.52万元。

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平主义和亲苏政策。他主张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实行“民族主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成立参议会，实施县长选举，实行“民主主义”；促进新疆经济、文化建设，实行“民生主义”；主张和谈解决伊宁问题，和平交权结束国共新疆之争，实行“和平主义”；协助运回苏联在华物资、签订中苏航空协定、恢复中苏文化协会、撤销归文会、促进中苏经贸合作、释放中共党员、谨慎处理涉苏事件，实行亲苏政策。

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的许多内容，他的前任们也提出过。民族平等是盛世才“六大政策”的内容之一，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盛世才的举措。保障公民权利，盛世才、朱绍良都曾提出过。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成立参议会是吴忠信的措施。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是金树仁、尤其是盛世才施政的重要举措。对伊宁起义，朱绍良和吴忠信虽然前期主张军事镇压，但后来他们改变观念，都主张在通过和谈解决伊宁问题。亲苏政策，盛世才曾实行过，朱绍良、吴忠信也有类似的主张。由上可以看出，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和前任们的治理新疆思想多有重合之处。与之相比，有突破性的地方是民选县长、新疆自治、和平交权。

从表1可以看出，课程安排共分为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实践课以及补修课5大模块，学位课又分为公共课（4门课程）和专业基础课（9门课程），大类别选修课中共有10门课程供学生选择，其他均为2门课程。此外，在学分上要求学生总学分不少于35学分，其中学位课不少于21学分，实践课不少于4学分。

其次，从治理新疆思想的实施效果上比较。

维护新疆安定、维护国家主权最力者是杨增新；推进现代化成果最显著者是盛世才；推进民主政治最激进者是张治中。但张治中推进民主政治，实行民选县长，非但没有达到促进民族和解、实现清明政治的目的，反而激化了新疆的民族矛盾，加剧了新疆的混乱。如果套用共运史上的术语，在推进民主政治上，张治中犯了“左”倾冒进主义错误，结果是欲速而不达。

张治中与伊宁方面的和谈取得重大进展，基本稳定了局势（但也没能彻底解决）。这与张治中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在谈判中的艰辛付出有关，也与张治中一向是亲苏派易为苏联方面所接受有关，但更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大局势有关。没有该条约满足了苏联的诸多侵略要求，是不可能和谈成功的。

张治中在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为新疆和平交权作铺垫，最终促成了新疆的和平交权，这是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成效最为彰著之处。

五、结束语

张治中针对新疆问题，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和平主义、亲苏政策的方略，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新疆的和平，促进了新疆的社会进步。但其治理新疆思想也蕴含着偿债观念、禁止回汉通婚、宗教放任、激进推进民主政治、对苏联外交政策片面认识的错误，给当时的新疆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和政局动荡。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传承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平主义是其突破。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与前任们的治理思想多有重合之处，但他实施民主政治更为激进，实行和平主义更为坚决。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的核心是三民主义，本质是近代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通过对张治中治理新疆思想的研究，我们得出如下启示：治理新疆，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是前提，实行适合新疆省情的政治体制、排除外来势力插手、严厉打击非法宗教和分裂势力是保障，推进新疆经济、文化建设是主要内容，促进民族融合是根本。

我们认为张治中为促进新疆社会进步、避免新疆内战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我们之所以指出他治理新疆思想的不足之处，完全是出于学理探讨的需要。

2.2.6 经预处理的空白脂质体+米索硝唑溶液 精密量取“2.1”项下空白脂质体+米索硝唑100 μL，加入800 μL甲醇破乳，涡旋5 min混匀，加入50 mg/mL ZnCl2甲醇溶液100 μL，涡旋5 min混匀，室温静置15 min，12 000 r/min离心5 min，取上清液，即得。

〔参 考 文 献〕

〔1〕李爽，朱杨桂，高新生.张治中与新疆三区革命代表的和平谈判〔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

〔2〕康芬.张治中与新疆的和平解放〔J〕.实事求是，1997，（06）.

〔3〕刘小云.张治中治新方略述评〔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02）.

〔4〕蒋立永.张治中与新疆和谈〔D〕.中央民族大学，2005.

〔5〕裴杰生.治中的边政思想〔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20）.

〔6〕雷金凤.张治中治新实践及其启示〔J〕.新疆师范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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