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灾观”是祥瑞观和灾异观的合称，古人把凤凰现、麒麟生、景星见等自然现象认为是祥瑞，祥瑞的降临代表着天下太平、繁荣富足；人们把异常天气、日食月食之类的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现象称为“灾异”。至西汉初年，随着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确立了更为详细的祥瑞、灾异观。此后，虽然历代都曾对祥灾观提出批评，但直到清代，祥瑞、灾异仍在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主导这一时代的三位帝王无疑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对此后的清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

清初人们对祥瑞灾异的解释大体仍沿着前朝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框架，认为祥瑞灾异现象与人事，特别是君主的行为存在必然的联系，君主的行为可直接感召祥瑞灾异。康雍乾三帝则继续秉承这种祥灾观，但在细节上，则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用修德行政的行为去“敬天、畏天、事天”，言灾害而很少言事应。

（一）康熙帝通达务实的祥灾观

康熙帝对祥瑞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史书中所记载的祥瑞，实际上并不采信。如对待尧出生时的祥瑞，康熙帝就认为“古称庆都感赤龙之祥，孕十有四月生尧。此等事先儒常疑之，正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之意也’。盖圣人不语怪以垂戒于世，而后人犹有矫诬上天侈言祥瑞之事，况敢从而启之乎。”〔1〕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黄帝鼎湖乘龙、穆王宴于瑶池虽然常常被引用，但却非正史所载，并不可信。康熙帝不仅对史书中记载的祥瑞持怀疑态度，对大臣进献的祥瑞也视为平常。如其认为于成龙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进献的两穗、三穗嘉禾，“不足为瑞。如口外膏腴沃壤，多穗频有，皆视以为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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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灾异，康熙帝的态度更为明确，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君主必须内修其德，外修其政，反省政治得失。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京师地震，康熙帝就认为是官员消极怠工，不重视民生造成的，是上天的警示，当反省政治；历史上的盛世也有遇灾反省政事而长享太平，也有遇灾不重视而国家灭亡，因此康熙帝借此整顿吏治，要求上下官员竭尽全力，共同协助政事的运作，以诚意来感动上天，以此消除灾异。史载，其“每见内外大小官员多图暇逸，怠于职业，能实体朕怀，留心民事者，甚少。兹宜各殚乃忱共勤实政、以为修弭之道。一切政事，有应行应革者，尔等可悉心讲求，集议具奏。”〔3〕

(二）雍正帝别具深意的祥灾观

如乾隆帝在即位不久，就对其父提倡祥瑞的行为，予以纠正——禁止臣下奏祥瑞，并在乾隆二十五年以钦天监奏明年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之事，教育告诫臣民说：“思日月五星。行有常度。……海宇宴安，年谷顺成，内外诸臣，大法小廉，人民乐业，其为祥瑞，孰有大于此者乎。”〔12〕乾隆帝认为日月星辰的运行有自己轨迹，不易改变，对于史书里记载的祥瑞，因年代久远，不可深究。现在内外大臣应忠于职守，如国家五谷丰登，雨雪充足，方是祥瑞，而不在于一些云气物产的再现，因此君臣应该敬天勤民、治理天下要实心实政，君臣上下一心，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奠定当前治理国家的基本基调，君臣应更加勤奋敬业，保持国家繁荣昌盛。

在与急救中心联系时，要向医生告知孩子误食了什么，误食了多少，多久之前误食的。在送往医院时，要带上剩余物品及其包装，如果确实不知道孩子误食了什么，在家中有呕吐或者催吐的话，应将孩子的呕吐物一起带往医院，以便医生了解情况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

在对待祥灾的态度上，乾隆帝更多的是继承了康熙帝的态度，即禁止臣下妄奏祥瑞，遇见灾异则多从自身着眼，反省自己的政治得失。

（三）乾隆帝法祖自省的祥灾观

这算得上是因果报应吗？站在九楼的阳台上，易非看着黑夜中，黑沉沉的永南河在向前奔涌。前面的高楼还在建，探照灯明亮得像一个月亮，雪花在路灯下飞舞，像追逐嬉戏的蝴蝶。

雍正帝继位后，由于皇位的继承受到质疑，故试图借助天人感应来证明其继位的合法性。他认为“天人感应之理至微，而实至显，凡人果实尽诚敬，自能上格天心，人君授天眷命，日鉴在兹，其感通为尤捷。”〔4〕为此，他把自然现象和天人感应联系起来，当政治上出现失误，天就会根据失误大小而降下不同的灾异以警告统治者。当统治者顺应天意，及时调整政策时，上天就会解除灾异。例如，在平反冤狱问题上，雍正帝就认为“刑狱上关天和，当钦恤民命，牵连之人，毋得久羁监禁。尔等遵朕谕，释放数百余人。于本月初三即大沛甘霖，远近沾足。可视天人之感，捷如影响，莫谓适逢其会，实属偶然。 ”〔5〕雍正帝用“天人感应，捷如影响”的理论来为祥瑞叠现寻找理由；对于灾异，雍正帝和康熙帝遇灾异反省自己政治得失的行为大不相同。其在遇到灾异时，首先想到的是追究涉事大臣的责任，出现灾异是政治败坏的表现，并多次借机铲除异己。如雍正帝曾称，“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缺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大恶之徒灭弃伦常，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6〕正因为雍正帝把祥灾与政绩紧密联系起来，以致“内外臣工，无不借端供媚，妄希恩泽。”〔7〕他讲求祥瑞，以致上行下效，臣子们纷纷收集上报祥瑞，在位期间祥瑞层出不穷，花样百出，“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觏者，莫不备臻而毕具。”〔8〕

雍正帝利用祥灾作为君臣斗争的工具，以此来进行舆论宣传。对于祥云和其它祥瑞相比，雍正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祥云的出现不仅表示太平气象，而且还有天子孝的含义。如鄂尔泰于雍正六年（1728年）万寿节，奏称云南多地出现五色卿云。〔9〕因鄂尔泰在奏折中引用了《孝经》里“天子孝，则卿云见”，〔10〕契合了雍正所需，故览奏大悦，随即告诫群臣，“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11〕雍正帝之所以重视“天子孝”，是因为鄂尔泰奏报前三个月曾静案发，曾静指责雍正帝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皇帝，这时歌颂其大孝的卿云出现，无疑成为雍正帝政治斗争的最好工具。因此雍正帝大肆宣传，希望能够借此证明自己是上承天意，是真孝子。如此一来，如果谁还相信曾静的言论，那就是违背上天的意志。

此外，由于清朝少数民族的政权性质，汉族士大夫的一些意见难以申诉。而当出现祥灾时，士大夫就可以祥瑞为媒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清代关于“祥灾”的诗文比前几个朝代都多，大多数以肯定“祥灾说”为主，反对“祥灾说”为荒谬的很少。〔15〕其目的还是试图利用祥灾制约君主的权力。

二、康雍乾三帝祥灾观的影响

如清初著名文人蔡仲光就认为，在国家兴亡之间，必定先出现“妖”和“祥”，即“古昔有识之士，于国家兴废之间，未尝不慨然于妖祥之先至。而后之儒者，必欲以人事定之。夫兴亡系于人事，固也，而其先必有妖祥以见其端。”〔16〕在如何对待“妖”和“祥”的问题上，他认为“君子言灾不言祥，非祥无其征，独灾有其象。君子密勿祗畏之心，见灾而惶然自省，虑蓄备之无时；见祥而退然不居，恐细行之难累。此福之所由集而异之所由安也。”〔17〕亦即国家之兴亡在于君臣之德，如果君臣爱好祥瑞，就会沉迷在祥瑞之中，而无心治国。如此一来，即使出现祥瑞，却反而可能招致灾异；如果君臣重视灾异，遇灾则敬修其德，及时调整政策，即使出现灾异，国家也会兴旺。 〔18〕

对于灾异，乾隆帝认为应当借此及时反省过失，修明政治，君臣上下实心为政，就能得到上天原谅，以此来减少灾异对百姓的伤害。“惟应省愆修政以期仰格天心。其令九卿科道等悉心体究或朕躬有阙或时政失宜。……朕方宵旰焦劳。侧身思过。并传谕九卿等。实力勤修厥职。毋以并无阙失。 ”〔13〕同时，乾隆帝还关心民生，据记载，他曾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临摹《鸡雏待饲图》，并画了多份赐予地方督抚，要督抚们像母鸡对待小鸡一样爱护百姓，“即雏哺之征，寓牧民之旨，欲督抚等体朕惠爱黎元之心，时时以保赤为念，遇有灾赈事务，实心经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14〕因此每当遇到灾异时，朝廷上下都积极赈灾，救治百姓，帮助百姓恢复生产。

（一）祥灾观对士大夫的影响

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士大夫的观点。具体而言，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士大夫群体的灾详观与统治者基本相同，也相信天人感应，但其却多主张“言灾异不言事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士大夫群体则可以“灾祥说”制约当道，批判统治者和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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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统治者制定了“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家法，面对祥瑞灾异时笃信“敬天”思想，认为祥瑞的出现是统治者“敬修其德”的体现，而灾异则是上天的垂训。在遇到灾异后，一方面朝堂上下需反省自身，皇上率众臣设坛祭天，请求上天的保佑；另一方面则采取具体措施治理灾害，减少损失。而作为盛世有为之君，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对于此后社会风气的影响更大。

（二）祥灾观是治理国家手段

祥瑞文化作为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历朝历代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清朝也不例外。根据政治的需要，灾详就成为统治者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机。康熙帝不言祥瑞而重灾异，以借此警戒大臣；雍正帝掌握祥瑞的解释权，操纵大臣，用以考察官员政绩；乾隆帝则利用祥瑞宣传盛世，使祥瑞更好的为专制统治所服务。

1.统治政策的调整。康熙自幼熟读经书，推崇程朱理学，同时结合政治的需要，把理学家提倡的主敬和治道人心，以及天人感应联系起来。他认为君主必须内修其德，外修其政，以与天意相符，面对祥瑞应当谦虚谨慎，面对灾异应当反省得失。康熙帝虽然不相信祥瑞，但却注重以灾异反省自己。每当有日食月食、地震等灾难时，他都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因此要整顿政务，采取审查、祈雨等措施挽回民心。如康熙十八年（1668年）大旱，康熙帝便认为是“内外大小各官，不务公廉，有违天意。以致灾异频见。嗣后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19〕纵观康熙一朝，此等告诫屡见不鲜。康熙的灾祥观对后世子孙影响深远。

3.加快“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分置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的实践需要，也是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又一重大制度创新，被视为新的农村土地革命。继续完善承包地的“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制度和宅基地的“三权”(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制度改革，鉴定清楚所有权者、承包权者、经营权者各自的权利边界及责权利的匹配关系，积极探索集体所有权的实现与传承方式，探讨承包权退出与补偿机制，进一步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资格权)、放活经营权(使用权)、强化监管权，有效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催化城乡融合发展活力。

2.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雍正一朝，虽借祥瑞巩固了统治，但因大肆提倡，也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朝廷上下谎报祥瑞，弄虚作假，官场风气亦随之一变。如雍正帝即位不久就看到人口日增，而耕地有限，为此竭力推广种植粮食作物。但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一些地方官为逢迎上意，“将民间已种之烟叶业，竞行拔去者。此时既不能树艺五谷，而已种之物又复抛弃，岂不农末两失。”〔20〕同时雍正认为开垦土地最能解决人口问题，规定农民自垦自报，地方官员不得勒索。地方官凡能劝谕百姓开垦土地，多者准其议叙，务必不能使土地荒芜。各级官员为加官进爵，竭力推广，甚至出现“以少报多，希图议叙”〔21〕的局面。虚报土地的赋税被强加于百姓身上，加重了的负担。

综上所述，康雍乾三帝的祥灾观的理论根源基本一致，即在天人感应的影响下，深信政事失于下、灾异应于上的观念。但不同的帝王也会根据不同的政治环境，做出细节调整，以使祥瑞和灾异更好的为其统治服务。如康熙帝虽然不信祥瑞，但仍重视灾异，并借机反省自身，警戒臣下，调整政策；雍正帝则借助天人感应来证明其继位的合法性，以灾祥作为驾驭臣下的工具，甚至借机铲除异己；乾隆帝秉承其一贯的法祖思想，禁止臣下奏祥瑞，认为国家繁荣昌盛方是祥瑞。在处理灾异时，也能够反省过失，进而修明政治，求得上天宽宥，从而减少损失。康雍乾三帝的灾祥观虽然不尽相同，但其所达到的政治效果却是相似的，如在宣示政治合法性、驾驭群臣，巩固皇权、社会教化等方面皆是大有裨益。

〔参 考 文 献〕

〔1〕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A〕.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集部，卷26.

〔2〕〔3〕〔19〕清圣祖实录〔A〕.卷 131，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辛巳；卷186，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甲午；卷26，康熙七年五月壬子.

〔4〕〔6〕〔9〕〔10〕〔11〕〔20〕清世宗实录〔A〕.卷31,雍正三年四月戊寅；卷78，雍正七年二月乙未；卷77，雍正七年正月辛亥；卷77，雍正七年正月甲寅；卷77，雍正七年正月甲寅；卷59，雍正五年七月甲子.

〔5〕〔清〕嵇璜.皇朝文献通考〔A〕.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卷272.

〔7〕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890.

〔8〕大义觉迷录〔A〕.清史资料第四辑，卷 1，北京：中华书局，1983：24.

〔12〕〔13〕〔14〕清高宗实录〔A〕.卷 627，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卷364，乾隆十五年五月癸丑；卷1314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15〕赵杏根.清人.“灾祥说”研究〔J〕.学术交流，2013，（09）.

〔16〕〔17〕〔18〕〔清〕蔡仲光.谦斋文集〔A〕.卷 1，学论灾祥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74.

〔21〕〔清〕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A〕.卷 166，户部，续修四库全书，第 8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