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基础与时代创新：产业体系理论的发展轨迹

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载体。伴随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快速跃升与人类对更多更丰富物质产品的需求，产业正逐渐突破孤立发展的状态，各产业间开始具备协同运转、深度融合的特征并形成产业体系。针对如何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产业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均对此有系统分析和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吸取上述经济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体系理论，体现了规律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业体系的定性探讨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在其著作的专门章节论述产业体系，但在其浩瀚的经济学思想中，对于产业体系所必需的构成要素均有科学论述。因此，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业体系各组成部分作用的认识，在当代对于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揭示产业体系运行规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范坚强脸色一暗，刚才那个接到命令的男子朝一杭逼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提起来，说：“你他妈别得寸进尺！”范坚强朝他挥挥手，看看一杭说：“说来听听。”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先表明：“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并且强调：在生产总过程中，生产环节对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具有决定性作用；而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对生产则产生反作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系统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下资本的生产、流通、分配过程，进一步强化了物质生产或者说产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生产物质财富的资本，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产出的剩余价值是银行家、大土地所有者、商人分别获取利息、地租、商业利润的唯一源泉。尽管要素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收入分配格局，但归根结底唯有产业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才是各种收入的源泉。从经济发展一般看，马克思的上述重要论述集中表明：物质生产在经济生活中具有核心地位。同时又说明：物质生产的良性循环，有赖于一定的体系协同推进而不是孤立运转。这与当前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是发展经济的着力点具有一致性。并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其他环节的“众星捧月”，以产业体系发展促实体经济发展是新时代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工作基调。［2］

除了对实体经济核心地位的强调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别对于科技、金融、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分别给予精辟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与第七篇，马克思提出科技创新是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原动力的观点，肯定其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优化分工、加强协作的重要作用；强调了科技创新能够加速资本技术构成，进而在社会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重要论断。［3］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马克思将劳动力概念定义为“生产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这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源”概念具有一致性。劳动力作为独立产权要素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作为可变资本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在实践中得到印证。［4］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马克思通过对生息资本理论的阐述，论述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即：利用好信用制度下的虚拟资本，能够使企业缓解用资矛盾，同时更好发挥资金的经济收益导向作用；而一旦虚拟资本呈现脱离现实资本的独立运转形态，则极易滋生“以钱生钱”的“泡沫经济”，最终触发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金融危机。

由此可见，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利用规范分析方法研判经济运行规律的典范，全篇贯穿着对产业体系构成诸要素重要作用的定性分析。其既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构建奠定理论基础，也为西方经济学开展对产业体系构成要素所发挥作用大小的定量分析提供了学理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业体系分析的重要贡献。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产业体系的定量分析

西方经济学作为精于定量分析学科代表，其对于产业体系的分析重在剖析产业体系构成各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宏观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模型的实证分析，明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下产业体系构成各要素的作用差异，进而以精确的经济数值为宏观经济运行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源于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及其衍生形式。［5］

宏观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为总产出，A为技术水平，K为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投入量。

另一方面，在执行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讲究实事求是。管理者要对制度内容和要求了然于胸，对于组织成员要一视同仁，奖罚分明。其他组织成员要对管理制度清晰认识，遵守制度。对于违反管理制度的成员要惩处，树立制度的权威，促使组织成员从上到下自觉维护，保证制度对管理工作的高效作用。

此外，我国劳动力以市场为主体的配置力度偏弱也是制约人力资本在更高层次释放价值的重要症结。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与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制度保证。当前，在以联合协作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主导下，劳动者在法律地位上实现了自由与平等，已具有完全自主的劳动力支配权。而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滞后。当前，我国劳动力要素规模化、制度化交易程度较低，在以自发性劳动力交易为主导形式的影响下，科学、规范的劳动力交易平台尚未从更大范围发挥其有效作用，进而市场化运作机制下的经济规律、法制规范等一系列激励约束机制无法在劳资双方充分发挥作用。［12］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增加了劳动力供需双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效应，进而使得劳动力在产业运转过程中的释放无法达到预期成效，对人力资本助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产生较为明显抑制。

(1)优化和完善传统学分制管理模式。对于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应当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主动的学习能力。在保证学生所学专业满足培养要求的前提下，支持学生跨学科选课：第一，在导师的指导下或根据自身兴趣在全校学科范围内选择感兴趣的通识类课程；第二，为了打造一个坚实基础，可在多专业下选择利于自身的课程进行研修；第三，可在全面了解自身所学专业的基础上，在满足培养要求的前提下对比较有兴趣的专业课程进行选择和学习；第四，学校鼓励教师一人开多门课、一门课多人开，学生可以根据不同教师教学风格，具体的课程安排，灵活地选择适合的课程进行学习。通过对传统学分制的完善和优化，充分对现有的教学资资源进行改革深化。

 

其中MPL、MPK 分别为劳动与资本的边际产品。

（2）式两边同除以Y，得：

 

（3）式进一步变形，为：

 

由于表示劳动收益在产出中的份额，表示资本收益在产出中的份额，分别记为α,β，则（4）式可简写为：

 

用文字表述（5），即为：

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

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建立契合新旧动能转换趋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体系，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心任务。而产业体系的科学构建，既需要在经济决策层面科学布局，也需要在实际操作层面优化路径。通过宏观方略指导与具体方法实施，实现“产业体系科学运转——产业全局演进提升——经济动能有效培育——现代经济体系完备”的层级跨越。

除此之外，西方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也有系统分析。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科斯产权理论、诺思制度变迁理论、斯蒂格勒政府管制理论等西方制度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政府与市场主体关系处理及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一步使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得以优化与创新。

通过优化这一流程，将交接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凸现出来，能够有效地保证进行心脏手术之后的患者在交接工作时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大大增强患者交接工作的质量。在将优化流程投入使用之前要先对相关方面的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工作，另外还要相关科室的配合，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在这一过程中，本人亲身体会到交接工作的关键点在于ICU病房的护士，护士长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定期进行考核，加强护士交接工作的重要意识，能够自觉负责，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保证交接工作的质量。

众人嘻嘻的笑着，从衣角里，老头子依稀看得出场面上一圈观众的腿脚，他便替王九用真脚绊倒了赵四的假脚，傀儡与藏在衣下玩傀儡的，一齐颓然倒在灰土里，场面上起了哄然的笑声，玩意儿也就作了小小结束了。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产业体系理论的创新性论述

构建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产业体系，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产业体系理论的系列创新性论述，准确把握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产业体系的时代特征，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实践中的协同运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体体现在：

1.着重强化实体经济在产业体系中的根基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业资本理论认为：产业资本作为经营物质资料生产的资本，是资本的根基。由之所派生出的银行资本、商业资本，并不实际产出具有实物形态的产品，其发展定位应是服务于产业资本循环，故居于从属地位。这一重要论断贯穿《资本论》全篇，并对实体经济的作用给予明确定位，即：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实体产业是全部产业的根基。当前，在因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处理严重失衡从而引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面前，实体经济的发展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格外迫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6］实体经济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点，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产业体系的价值导向。即：产业最终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提供具有实际物质形态的高质量供给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高级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总体框架，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当前，面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实践层面以破解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之困为突破口，大力构建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主要形态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实体经济产业体系，打造“国之重器”，培育“中国品牌”，正是这一价值导向的生动实践。

2.明确科技创新在产业体系中的内生动力作用

按实验方法测定了铅矿石标准物质GBW07236、GBW07235中的Ga、In、Tl、Cd、Ge，每个样品平行制备3份，结果取平均值，并与认定值进行比较，结果见表8。

产业体系运转动力按其来源不同，有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之分。高速发展阶段的产业体系，主要是外生动力起拉动作用。以政府投资、国民消费、对外出口三大动力为代表的凯恩斯经济扩张理论，对短缺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及产业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当产业体系构建进入高质量时代，面对国内资本生产率①递减、消费外溢需求强烈、国际贸易保护思潮不减所带来的产业下行风险与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力从产业体系的内生动力出发，通过强化内生动力的引领作用，使产业体系在更高水平服务经济发展与多样需求。

与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变革作为产业发展的外生变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科技创新纳入产业体系内部进行考量，开拓了针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内生增长理论的探索与实践。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技术进步要素重要作用的同时，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列为产业体系运转的内生动力，拓展了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要素的内涵；其次，科学创新的形式主要聚焦于前瞻性基础研究，其参与主体为政府规划下的科研机构，拓展了产业体系内生动力的参与主体；再次，技术创新的评价主要由承载技术的有形商品形态在市场交易中的竞争能力与盈利能力确定，决定了企业是先进技术的首要需求者；最后，实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品载体——经济收益”这一产业链的高效循环，需要政府、企业、企业家、创新人才队伍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运作，其已经突破单纯的产业内部循环，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3.重申现代金融服务产业体系发展的本源定位

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马克思就敏锐地意识到金融行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两面性，即：规范的金融行为促进资本融通，而过度的金融膨胀蕴含信用危机。百余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接连爆发的周期性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过度放纵金融业发展，使其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自我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存在严重资本错配最终导致经济通过破坏性方式强制调整平复危机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总结金融业对产业正反两方面作用的基础上，重申现代金融服务产业体系发展的本源定位，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产业体系健康发展。

现代金融业的定位具有唯一性，即服务产业资本增殖，促进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在此定位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通过“政策配合——风险释放——创新监管”的路径促使现代金融业回归本源。在政策配合上，重视货币政策与化解金融风险的配合，以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为核心，管好货币供给总阀门，将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放到宏观经济调控层面统筹考虑；［7］在风险释放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问题导向，对金融风险采取“化堵为疏”的策略。特别是对经济下行过程中产业资本与实体经济中积累的“僵尸企业”问题，主张采用经济手段与市场化运作方式将金融风险转化为股权激励，从制度层面倒逼其实现凤凰涅槃与浴火重生；在创新监管上，针对金融业发展呈现出的跨市场、跨产业、数字化、强信息不对称等新情况新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决策监管机构设置的权威性、统筹性、专业性与有效性，通过专业化金融稳定发展机构的设置，统筹规划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路径。②完备的路径创新，在定政策、防风险、强监管三个层面有效夯实现代金融的本源定位，对于中国经济平稳跨越非常规关口将发挥重要作用。

4.拓展人力资源参与产业体系运作的主体范围

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阶级立场不同，使得二者对人力资源在产业体系运作过程中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定位存在显著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能够创造出比其自身使用价值更大的价值，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西方经济学则着重强调企业家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家通过发挥其对生产资料的配置、对市场供需信息的把握、对劳动过程的系统管理等职能，维持资本主义产业体系的正常循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系统吸收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对产业体系中人力资源的广度与深度做出创新性界定，拓展了人力资源参与产业体系运作的主体范围。

从广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参与产业体系运转的人力资源归为四类，即劳动者、科技型人才、企业家、政府行政人员，并赋予其不同的职能定位。劳动者是产业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参与者，是社会主义物质财富积累的决定力量；科技型人才是推动技术变革的核心力量，通过一系列科技成果的研发，从技术层面提升社会主义产业生产率；企业家是社会主义产业组织的协调者，其所具有的创新创业精神与丰富管理才能为社会主义产业组织有序运转提供坚强支撑；政府行政人员作为外部制度的供给方，主要任务是协调处理好社会主义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在正确定位中服务社会主义产业体系运转。从深度上看，面对新常态下中国人力资源数量红利锐减的严峻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着重强调培育人力资源质量优势。基于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突出建设知识性、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队伍的重要性，将提升劳动者素质放到极其重要位置，以期为产业体系提供最广泛的智力支持。

所用教材和教辅材料、习题、考试内容等，均为国际知名学者和行业专家所编，内容涉及大量国际品牌酒店管理案例，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能力与创造创新能力。考试合格者，在获得学分的基础上，可获得全球酒店行业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并获得美方学位，奠定学生国际化职业生涯基础，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与国际同类专业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接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10］这一重要论断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而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的显著成就和所发生的全局性、历史性变革上看，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体系良性运转方面同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当前，对照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形势与新要求，我国科技创新无论是在主体培育还是应用衔接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业体系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如不及时化解，将会对产业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产生不利影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表示，计量资料组间均数比较采用重复测量设计的方差分析或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业体系

二、现实形势与发展问题：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产业体系运转的症结分析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根据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的不同特点，相机抉择选取适宜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征。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外经济不确定因素的增强，以动能思维应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是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中国做出的战略路径新选择。2018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大范围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创新引领，通过建设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现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在相互砥砺中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8］这一重要论断表明：新旧动能转换不仅是中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把握新工业革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其超越国别与制度差异，正日益具有世界性意义。

经济新动能，即新动力作用于经济运行而产生的前进能量。是指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基础，一系列相关技术突破为支撑，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并汇聚而成的产业发展新势能。其核心载体主要有两大部分：一是新产业，其具有颠覆性技术特征，属于产业的“无中生有”；二是由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旧动能而形成的“现代传统产业”，属于产业的“有中出新”。而上述两部分产业动能释放，有赖于产业体系协同运转作用的发挥。因此，系统分析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中国产业体系存在的问题与症结，从而明确以协同运转产业体系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与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使动能转换存在断层风险

实现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仅在于使经济总量“稳中有进”，更需在此过程中着力破解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加快实体经济产业间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进而使旧动能按市场规律及时出清，新动能尽快发展壮大，引领实体经济“进中向好”。当前，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生产理论角度分析，还是利用西方经济学的三次产业结构分类法进行研究，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已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要求的问题与症结，使动能转换存在潜在的断层风险。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经济稳态发展，从而对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发展造成制约。

从实体经济发展全局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生产理论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与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并且认为：两大部类之间保持适当比例，是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实现供需平衡的根本条件。在以“总体短缺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主要要求在总量方面实现供需平衡；而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总体过剩经济”与“局部短缺经济”并存的新常态阶段，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则要求在结构方面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匹配。当前，由于产业结构失衡所导致的社会总产品供需不匹配问题在我国开始集中体现。一方面，生产资料在产业总量上过快非理性增长的趋势使得资源配置出现错位，引发了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部分产业有效供给的短缺使得国内生产与国内消费在空间上呈现脱节倾向，“需求外溢”效应强烈。［9］上述结构性失衡问题既影响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最强劲引擎动力的发挥，也使得资源在非市场规律配置下难以优化使用，对实体经济在更高层面实现新的均衡产生不利影响。

从产业形态演进逻辑看，西方经济学采用三次产业分类法对产业进行划分。三次产业的演进过程中虽然从比例上总体遵循“一二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演进顺序，但鉴于第三产业中大部分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必须依赖第一、二产业的物质生产部门才能存在与发展。这一结论已由世界各国经济与产业发展实践所证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将长期处于“L”型底端运行，为确保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夯实第一、第二产业发展基础，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而一段时期第三产业中以金融业为代表的非物质生产部门脱离物质生产部门独立运转的倾向愈演愈烈，进而使第二产业中以实际物质形态存在的房地产行业具有了投资甚至投机属性。严重干扰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产业总量的“三二一”布局隐含着虚拟经济动能过虚，实体经济动能不实的隐患。在此情况下，一旦第三产业发展受阻，物质生产部门基础偏弱，经济动能的断层风险将显著放大，产业的结构性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二）科技创新存在主体培育与应用衔接的缺位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业体系，可概括为图1：

如果短期燃油修正值在图2所示“3”区域(-35%～-60%)或在“4”区域(+35%～+60%)，说明发动机的反馈控制已经无法修正混合汽的状态，此时发动机会激活故障码P0172(混合汽过浓)或故障码(P0171)，同时发动机故障指示灯点亮。

从主体培育上看，科技创新中“企业”位置与“政府”位置尚处于“政强企弱”的局面。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机构，从其生产物质产品职能以及确保价值增殖的原动力看，理应成为科技创新的第一主体。但长期以来，由于外延式生产方式始终在企业生产中居于主导地位，企业依赖丰富的资源、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易实现价值增殖。直接后果是我国企业在科技研发投入占净销售额的比例方面较发达国家明显偏低，在经济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缺乏比较竞争优势（图2）。另一方面，政府的创新任务本应主要集中于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创新项目研发，保护知识产权等宏观层面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则经常涉足一般性产业技术路线的制定，对本应由企业决定的事项越位指导。这种对微观创新活动的不当干预削弱了企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利于企业创造适合自身产业体系发展的科技研发成果。其导致的负面效应亟待扭转。

  

图2 德国、日本、中国部分企业研发情况统计

 

数据来源：欧盟委员会(EU)2017年工业研发投入(R&D)排行榜前100强。其中，德国上榜企业13家，日本上榜企业14家，中国企业（不含港澳台地区）上榜7家。

从应用衔接上看，技术交易转化市场的构建缺失与运转不畅仍是科学到技术再到现实生产力转化链条中的“中梗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充分发挥技术交易与转化市场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技术交易转化市场建设虽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同发达市场经济体相比，其作用的发挥仍存在较大差距。首先，作为技术供给方而言，其对于技术的实际应用性与经济增值前景的了解与判断要远高于技术需求方，由此导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会在一定程度上触发逆向选择问题；其次，技术不同于有形商品一次售卖后交易过程即宣告结束，而是要求技术供给方在产权交割完毕后仍需指导技术需求方做好技术的实际运用工作，这一部分交易成本核算存在较大难度；最后，受制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影响，我国技术交易在各区域呈现出“苦乐不均”的状态，东、中、西三大区域在吸纳与输出技术方面的“马太效应”明显，将进一步拉大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11］。（图3）

  

图3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输出与吸纳）占比

 

数据来源：科技部创新发展司，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全国技术市场统计年度报告（2017）》。

（三）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存在结构性错配

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使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定位，是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经历本轮金融危机后留给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刻教训，更是新常态下中国发展现代金融业的根本方针。当前，遏制金融业在脱离实体经济发展下自我膨胀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取向，其中消除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错配至关重要。当前，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构性错配，突出表现为“目标导向——运行结果”这一机制的冲突，即：以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所实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货币大量流向虚拟经济空转导致资产泡沫风险结果之间的矛盾。

从质量构成看，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培养质量在部分产业不适合运行总体需求，“学用矛盾”突出。在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下，振兴实体经济将需要大量掌握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的新工科人才。而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对新工科人才的跟进培养进度总体偏慢，对于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式尚未形成完备的教育体系，教材更新、教师知识结构更新力度不足，部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新瓶装旧酒”的倾向。能力培养的不匹配使得企业在完成对人才的引进后，仍需花费大量时间与经济成本对人才进行再培养与再教育，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人力资本价值的释放速率。另一方面，部分专业因设置门槛低、就业普适性强而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所青睐，存在招生控制力度弱、培养同质化的倾向。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就业难对口”。这一矛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育的潜在经济收益率，并且由此引发的“频繁跳槽”也使劳资双方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雇佣关系，最终损害企业与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长远发展。

资本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价值，其与生俱来的增殖属性必然导致其在选择配置对象时倾向利润率高的产业。近年来，伴随现代金融业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其收益率高于实体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层面中的普遍现象。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导向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但在利润率的对比上，金融业的利润率持续并明显高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③，“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金融业本身过度膨胀的风险，其高利润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使得不断增发的资本会进一步受利益驱使而向金融业注入，从而使得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效应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效应发挥不充分甚至是失灵现象，并积累了不可忽视的资产泡沫风险。

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产业资本与金融机构的银行资本难以组合成“资本共同体”也是二者存在结构性错配的重要原因。当前，虽然我国实体经济总体收益率出现回暖态势，但总体偏低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扭转。其成因既与实体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要素投入实现自身增长，对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等中长期发展要素重视程度不够，从而在本轮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失去后发优势，难以获得资本青睐有关；也有涉及实体经济发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未伴随实体经济利润变动总体趋势及时加以调整，其总体偏高挤压实体经济利润的因素影响。并且，由于当前金融业主要采取以借贷资本的方式注入实体经济，通过较高利率赚取利息盈利，进一步抬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降低实体经济收益率。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缺乏对实体经济的注资意愿，加剧其向其他高收益高风险行业的投机倾向。

（四）人力资本的“少弱偏”分配格局制约其比较优势的发挥

人力资本作为产业体系中最根本的参与决策主体，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也是新时代加快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要素。当前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力资本无论是从数量组成、质量结构还是劳动力市场化配置程度看，均已在不同程度开始集中暴露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的问题与症结，并已呈现出影响范围广、时间久、程度深的倾向。因此，必须系统把握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发展发生的显著变化，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符合新时代产业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要求的人力资本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从数量组成看，长期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数量红利”释放已接近尾声，未来较长时期适龄劳动力（注：指15-64 岁人口）绝对数量走低趋势愈发明显。2013 年，中国适龄劳动力绝对数量一改近40 年的上升态势，首次出现下降，并在此之后延续这一走势。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老年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老年抚养比④上升幅度较快。（图4）一方面，适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用工成本，挤压产业利润，使部分产业出现向东南亚等用工成本较低国家和地区转移趋势，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生存压力凸显；另一方面，老年抚养比的显著上升意味着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压力将会与经济下行压力长期并存，特别是福利所具有的易升不易降的刚性特点将会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影响其向新动能领域的配置水平，进而对经济政策倾向的确定产生显著影响。

  

图4 2012年-2017年中国老年抚养比统计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方案》还提出，要优先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深入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三区三州”开展网络扶贫大调研活动。在电信普遍服务中加快“三区三州”贫困村光纤网络建设步伐，优先支持“三区三州”贫困村4G网络建设，实现9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村通宽带。优先支持“三区三州”贫困村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高通量卫星比较优势，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加大推广力度。引导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深入“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网络通信帮扶。

假设A，K，L分别变动Δ A，Δ K，Δ L，则Y的变动为：

三、总体布局与实践路径：以协同发展产业体系构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由此，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主要有三个，即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劳动供给。

就总体布局而言，应在坚持以发展优化实体经济产业布局与效益提升的原则指导下，充分挖掘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三大动力支撑作用，为发展实体经济提供技术、资本、活劳动三大资源，并在全过程中做好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精确定位，发挥市场优势，弥补市场失灵，使产业体系构成各要素间实现协同运转，有效增进合力，契合新旧动能转换所需的产业支撑。而在微观实施层面，则应结合当前我国产业体系运转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从产业体系构成诸要素入手，分门别类谋划改革路径，为构建契合新旧动能转换趋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业体系提供决策参考。

（一）优化实体经济结构，实现动态均衡发展

按照西方经典产业升级理论所设计的发展路径，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主要经济体纷纷寻求“再工业化”的转型实践使西方经济学理论设计面临失效。［13］从本质上讲，西方产业升级理论所谓的第三产业发展高级化在实际运作中已被等同于以“金融虚拟化”为代表的资本符号自我空转过程。因此，必须重新回归马克思有关社会再生产理论所确立的观点，从实体经济本身层面出发，调整两大部类之间的布局关系，以“结构均衡”助推“数量平衡”。

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结构升级。在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产能供给过剩”与“有效需求外溢”问题并存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第I部类的结构性调整，使之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实现演进升级，为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提供技术基础，进而使社会总产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同时，通过实体经济资本技术构成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降低生产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防止生产增长超过购买力的增长，从而使国内实体经济供给能够有效吸引需求回流，在使用价值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社会总生产的价值增殖。

而从产业演进形态角度上看，当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产业内部的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资本融通行业则出现了过度膨胀，并且其所自生的投机属性正日益向第二产业部分实物形态行业传导，使得第二产业对实体经济本应发挥的稳定效应受到扰动，加剧了产业全局的运行风险。为此，一方面应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全局性变化，大力发展高水平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特别是增强其与第一、第二产业的深度融合水平，使实物产业通过服务业水平的及时跟进增加其潜在收益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资本融通行业，则应以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风险、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为核心，在监管层面充分履行其在抑制市场失灵方面的职责，从严把握其作用于产业的领域与限度，做到既充分发挥其在产业全局中的积极作用，又有效防止其空心化、符号化运转，有效平抑产业发展失衡与经济出现非理性波动。

纵观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理论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发展实体经济，需要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劳动供给、制度保障四大环节紧密结合、环环相扣。这为我国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明确科技创新主体，放大科技成果效应

本轮新旧动能转换体现在科技创新上，突出特点在于科学技术不仅作为系列独立产业实现自身发展，而且在全球回归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发展路径指引下，部分具有引领性的科学技术开始具备通用工具属性并深度融入传统产业高水平提升，实现科学技术对实体产业发展的普适性服务。在此趋势下，明确各类科技创新主体所应履行的职能，充分发挥其各自比较优势，从而放大科技成果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将是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工作面临的重点任务。在此基础上，以政府、企业、市场为核心的三大产业体系参与主体，则需厘清权责，协同运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向产业体系发挥宽领域与深层次作用。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长春市公安局现场勘查系统2014—2016年各类刑事案件立案数据统计。通过数据统计，结合长春市各区人口构成、经济发展情况及地理位置等因素分析出入室盗窃案件案发的高峰时段、高发月份及高发区域等发案规律，并结合犯罪学相关理论尝试解释入室盗窃发案规律形成的原因，提出针对长春市入室盗窃案件治理的对策与策略。

政府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必要存在，在科技创新领域应主要着眼于对沉没成本高、研发技术难度大、回收成本周期长但对产业全局将产生较强正外部性，具有准公共物品特征的原创性、前瞻性科学项目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依托其掌握与调配的各类科研院所、研究机构与一系列研究成果，结合产业发展需求，着力在重大颠覆性、独创性、垄断性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以维护国家产业安全，彰显政府服务科技创新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生产主体，面对高质量发展导向下内涵式发展要求与外部技术引进壁垒高筑的挑战，必须重视对技术研发的投入，依托企业内部优秀技术型人才，成立专门机构开展核心技术研发。尤其要在已掌握技术的基础上，做好同类高水平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工作，降低技术创新成本，缩短技术创新周期，尽快打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而针对当前技术供需矛盾突出、技术价值实现存在障碍的突出问题，则须加快技术交易市场构建，将非涉密且具有潜在经济收益的技术纳入市场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并着力通过技术信息披露、合同法规约束、公开竞价交易等市场机制运作，解决技术供需存在的信息公开程度低、价格确定不科学、服务体系不完备等问题，消除技术交易双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更多技术真正通过市场进入产业实际运用，促进科学技术市场价值实现最大化。

（三）回归现代金融定位，改革资本投放方式

从产业发展历史上看，当前现代金融业的演进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已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时代对虚拟经济发展的描述有很大不同，但《资本论》中针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本质性定位仍然是指导现代金融业发展的根本方针。针对当前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出现“若即若离”“明进暗退”的不良倾向，既需要促使现代金融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使现代金融在新时代做到“不忘初心”；又应着力解决金融在实体经济中获利低，实体经济缺乏现代金融支持盈利难的双重困境，改革资本与实体经济的配置机理，实现有效管控系统性风险目标下二者的协同促进，在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继续前进”。

(5)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该情形属于兜底情形，是对上述未列举完全的情形的一种概括。就该兜底条款的判断而言，应当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但是原则上应当是与上述情形在严重程度上相类似的其他情形。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需跨越的非常规关口，必须结合当前现代金融发展的新特点，做好跨市场金融风险与全体系顺周期发展风险的管控工作。银行业应对各类理财投资产品的资金投放领域与资本回收周期进行科学分类与梳理，进行深入研判，做好审慎决策工作，合理确定产品的资本收益率，将资本保值作为经营资金产品的底线；上市公司应严格落实信息披露制度，全面、准确向投资者公布实体企业重要运行指标，使投资者根据实体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自主开展投资决策。证券监督部门则应强化对各上市公司重大决策的监管与问询工作，促使上市公司聚焦主业运营，同时通过退市机制的不断优化完善，及时披露市场风险，使股票价格走势总体与实体企业发展水平相匹配，克服“逆向选择”问题；保险业作为分担投保主体风险的行业，其资本运营必须满足风险发生时资金的兑付能力，在此前提下，审慎开展风险可控的金融业务。并在银保监会制定的监督与管理框架下，建立健全针对消费者的资金保护制度，从而真正契合保险业分散风险的根本定位与作用。

促使现代金融回归实体经济，还应增强实体经济对金融业注资的吸引力。当务之急是提升实体经济的盈利水平与平均利润率，使等量资本投入大致获取等量利润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得以实现。因此，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必须结合当前新旧动能转换中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特点，从产业高水平发展的长远格局着眼，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突破，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满足高层次市场需求；而资金的获取则有赖于实体经济产业资本与现代金融货币资本协同运作下金融资本共同体构建的质量与结构提升。当前应尽快改变现代金融单纯以“赚取利差”的借贷资本形态向实体经济注资方式，通过探索金融业向实体经济提供风险可控投资产品的方式，打造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利益共同体”。通过利益纽带作用，既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的瓶颈制约，又可使现代金融走出资本自我空转的怪圈，在资本保值增值同时增加实体经济有效产出，实现避免虚假繁荣，防控系统风险，释放经济活力的多元目标。

（四）重视人力资本作用，坚持市场规律导向

加快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产业演进升级，根本在于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发展全过程。针对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在部分环节存在不适应协同产业体系发展要求的问题，必须充分坚持以市场规律配置人力资本的原则，在人力资本的培养、释放、使用、权利保障等各个环节深化契合新时代产业体系特征的系统性改革，以使人力资本的产业价值与经济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提供扎实完备的智力支撑。

就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而言，人力资本在培养方面应着力破解“学用矛盾”。结合产业发展新态势，在深入了解企业用工特点的前提下，加大对新工科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育力度。并在传授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鼓励有人力资本需求的企业与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师学院等做好对接，通过“校企联合”方式，使企业及早获取符合自身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为人才深入了解产业运行全过程搭建实践平台，增强人力资本对现代产业的适应性。在人力资本交易市场的完善上，则可尝试采用“政府搭台，劳资参演”的模式。政府主要负责科学、规范的人力资本交易市场的构建，并为劳资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与诸如权利保障、纠纷处理等社会性问题加强信息披露与规制力度；而劳资双方交易价格的确定，则应充分发挥劳资双方的积极性，在公平框架下自主确定。通过人力资本交易行为的规范化，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劳资双方结合的稳定性，同时也为防范化解由劳动力交易风险触发的社会风险奠定强有力保障。

十年了，“双十一”早已从一种年轻人的“狂欢”，完成了其社会及文化意义上的演化。如今，“双十一”已具备节庆的种种特征，有着固定的日期，具备约定俗成的形式，并且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吸引了全民参与，是消费者重要的经济和社交活动场域。

从长期看，塑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下新的人口“数量红利”将是大势所趋。由于人力资本的成长是一个自然形成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因此，应从制度调整角度入手，建立促进人力资本数量增长的激励机制与减轻人力资本培育负担的保障机制。例如，可在确保我国人口阶段性总量目标可控的前提下，在部分劳动力短缺严重地区开展调整生育政策的试点，从制度层面消除数量增长制约；对于新增人口，则应在财政层面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其基础性与普适性方面的培育与保障，减轻家庭对人力资本的培养负担。而在新的人力资本真正发挥其经济价值之前的空档期，鼓励有条件的人力资本在更长时间范围发挥其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将是必然选择。对于掌握高精尖技术的突出人才，在充分征求其意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返聘、续期等方式，在退休后安排其承担适合自身体力与智力条件的工作，为新的人力资本发挥传帮带作用；而对于长期在工业一线从事操作性工作的人力资本，则必须将加强社会保障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从而体现对一线劳动者社会贡献的尊重，为新生代劳动者“劳动光荣”认同感的确立提供现实依据，彰显社会主义产业体系的价值取向。

注释：

①资本生产率=GDP/固定资产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GDP 与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核算，2007年—2017年，中国资本生产率由1.96降至1.29。

②2017 年11 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

③根据2017 年上市公司年报分析，金融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率为26.13%，居全部行业分类第一位；而医药生物、信息技术、电子设备、机械设备、电气设备、互联网等行业营业收入净利率均未超过10%，与金融业存在显著差距。

④老年抚养比也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指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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