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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待有机马克思主义*

更新时间:2009-03-28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几年在我国学术界流传较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对于这种自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批判性分析。不要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我们就引以为知己而追捧之;也没有必要因与我们的见解不同而追杀之。只有讲道理、摆事实,理性评判才有说服力。本文仅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加以考察。

一、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以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从后现代的视角,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批评。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但其精神实质已远离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2.1.4 心理问题 患者缺乏对本病的认识,害怕社会歧视、治疗疗程长、治疗中出现的各种反应导致患者出现恐惧、焦虑、忧郁并拒绝治疗,造成治疗过程中断。

一是历史发展有无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把历史看成一个必然的过程。尽管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哲学翻转了过来,但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和有规律性思想是共同的。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展现;马克思把社会经济条件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考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1页。。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基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历史决定论和规律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都说明一些偶然的因素就能改变物理世界的变化过程;建立在混沌原理上的生物系统更为复杂,从而进一步削减了其可测性;社会系统因其文化的介入,使其不可预测性更呈几何级数增长。“很多偶然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所以只谈论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会误入歧途”[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页。。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我国学术界没有谨慎地远离这个“不准确、误导人的、不可取的”现代主义“决定论话语”表示遗憾,认为从“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看问题的角度和生活态度带有明显的宗教倾向。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宗师小约翰·柯布在西方世界被称为神学家,作为“一个美国的基督教思想家”[美]小约翰B·柯布:《马克思与怀特海》,曲跃厚译,《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我更多地是根据神学和社会中教会的作用而非一个世俗的观察者来看待历史的”[美]小约翰B·柯布:《马克思与怀特海》,曲跃厚译,《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宗教性不仅影响其思想而且指导着他们的行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以一种宗教的虔诚来从事他们的活动,正如柯布所言:“我们这些从内心明了基督教信仰力量的人,……将信仰的力量导向对生命的肯定和对生命共同体的归属感,是我们毕生的一个目标。”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4页。

就历史是否不断进步而言,马克思无疑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言,确实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就是一种进步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最终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政治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马克思也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所不同。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而不必先经历西方历史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当然,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而是迂回曲折的,有时候还会有暂时的倒退,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上看,历史总体上还是不断进步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上,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印度人与欧洲人的时间观进行比较,赞赏把时间理解为周期性、把历史看成由一序列周期构成的东方时间观和历史观,贬低欧洲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世界改良论”。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和历史观固然有其缺陷,但中国的所谓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明显是错误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把错误的历史观作为其反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依据,难以服人。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来否定历史进步性也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像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但我们也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普遍的生活水平、各阶层的政治参与、交往的范围和手段等等比马克思的时代显然是大大进步了,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还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要素;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甚至苏东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步潮流不可阻挡,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进步的否定缺乏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历史乐观主义者,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进步主义并没有错。

海归新生代企业家需要重视亲缘、地缘关系。新生代从海外学成归来,对亲缘、地缘是陌生的,容易忽略亲缘、地缘在企业日常经营中的重要性。中国自古强调,“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每个人的价值即体现在为组织良好运行提供了支持,每个人的成功也正因为处在组织中才能得以展现。中国强调的亲缘、地缘关系网,与西方强调的社交网络有些差别,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利益链。像古老神话中的双头蛇,两者利益共存,当一者处在攸关生死的困难时刻,因为另一者的存在,将能获得支持继续活下去。

三是马克思是否有生态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有保留地肯定了福斯特对马克思有关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以及恩格斯自然进化思想的论述,批评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见解,但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尽在马克思中”。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深刻的洞察,但总体上,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界构成了阶级斗争的背景,但它只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质料’、原材料供应者以及工作场所而存在,它也许是人类斗争得以展开的舞台,但它本身并没有被充分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8页。

四是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衍生出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的一个内涵。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确实把一切人类历史看作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产物,而把思想和意识形态仅仅看作对历史不产生真正影响的“上层建筑”,但后期有所变化,因此这种思想不能代表马克思成熟的思想。不幸的是,西方学术界往往只关注早期而忽视了后期,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忽视了思想、文化的作用。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而且也要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对唯物主义的更广泛的理解,今天一些哲学家称之为‘广义的自然主义’。广义的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1页。。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资源的多元化导致马克思主义应用的多元化,他们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基督教原理的融合产生了解放神学”[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3页。说明了这种结合是可能的。

总之,在高中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合理、科学地运用信息技术,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堂知识,拓宽语文知识面,构建高效语文课堂。

一是把“上帝”理解为“整体大全”。柯布所理解的上帝,不是传统的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过程哲学的上帝,即作为一个整体的或有机的宇宙,柯布称之为“整体大全”。在柯布看来,所有事件都在这个“整体大全”中发生,而忽略这个“整体大全”就会导致困惑和矛盾。“正是凭借那个特征,各种可能性与现实世界相关,并成为现实。我们认为这在整个宇宙都是普遍的,而不是地球生命的一个独特特征。因此我们把它与整体联系了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上帝。”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19页。柯布认为,“当人的生命来自上帝和为上帝而活时,人才活得最为丰富多彩而且最为公正恰当”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0页。。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上帝中心论为生物圈视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首先,它抑制了偶像崇拜。所谓的偶像崇拜,在柯布那里指:把不是终极的东西当作终极的东西,把部分当作整体,把值得相对信仰的东西当作值得终极信仰。在他看来,把人类个体或者把人类集体当作终极价值已经导致人类走向毁灭,而把这个“整体大全”作为终极目标就可以避免种种片面的信仰,把人类引导到维护整个生态圈的利益上来。其次,可以把所有事物都包含在内并赋予相应的价值,“正是在上帝那里,每一种价值都恰好是它自己,并与所有其他的价值处于适当的和睦关系中”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2页。。再次,这种信仰引起人们的忠诚并指引承诺的方向。柯布认为,生物中心论只关注整体的地球系统,而忽视了个体生命所受的苦难;拉夫洛克的“盖亚假说”没有公平对待每个生命和每个生命在整个生物圈的内在价值;而他的有神论的非生物主义的生态圈理念,则要求在特别关注整个生态圈价值的同时又充分尊重生物圈中每个成员的价值。“生物圈丰富的多样性和复杂的模式,都为神圣的生命贡献丰饶之美。而且它的每一个个体成员都既与其自身直接相关,也与上帝直接相关。”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3页。最后,它为理解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在柯布看来,从理性的视角,可能使人们对未出生的后代人漠不关心,但如果把对上帝的信仰包含在理性中,就有不同的结果。“上帝是永恒的,对上帝来说,未来的生命与现在的生命同样重要。侍奉上帝,可不能为了满足当下的奢侈欲望而要求牺牲未来的生命。上帝的信徒们知道,他们所属的共同体是随时间不断扩展的。一个人不能将与上帝直接联系的未来贴现。”[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3-424页。

就历史的规律性而言,马克思无疑是主张历史的演进是有规律的,但马克思并没有把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律,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各异,无法“以一统万”。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时说道:“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故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由此可看出,马克思反对把西欧的发展模式套用到任何国家中。马克思只是依据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但没有也不可能预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轨迹,否则真的会像柯布所说的那样,陷入“错置具体性谬误”。

就文化影响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无疑是否认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恰恰相反,是物质生活决定人的精神生活,但马克思又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认为上层建筑、文化也会在特定时期和范围内改变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当一些追随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时,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3-594页。恩格斯进一步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呆子才会断定,北德意志的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经济、语言和宗教的强国,只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经济因素很重要,但其他诸如宗教、政治等因素也在历史进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能从根本上改变某个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进程和面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种种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7、586页。。确实,我们有些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失偏颇,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重视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只讲精神、文化作用,而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作用,这种“文化嵌入式”马克思主义就偏离了唯物史观,而滑向唯心史观。

二是世界是否会变得越来越好?否定进步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有机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并“最终出现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是来自基督教弥赛亚主义错误的现代性话语。他们认为,“部分是因为自身的犹太教背景,马克思深受这些假设的影响。”[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4页。不过,与永恒的天国不同,马克思开创了一个世俗版的乌托邦。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弱者、穷人却不愿或无力改变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有许多老大难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说明现代进步主义只是思想者的一厢情愿。有机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定位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学会理性对待乌托邦的主张”[美]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5页。

四是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少数精英有利而对普通大众不利。柯布认为,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只对跨国公司的精英有利,而没有给输出国的大众带来好处,作为曾经主导经济全球化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实际已经降低,国家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靠国际资本投资而走上工业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精英阶层变富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却变得更差了。

无论是从胎儿到成人,从生食到高汤,还是从促进消化到潜在地降低盐、糖摄入所引发的慢性病……鲜味一直陪伴在你我左右,无需恐鲜拒鲜。

二、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神学性

从思想的来源和基本内容看,有机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美国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和倡导者基本上是有神论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鼻祖柯布在西方世界通常被称为神学家、哲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之一克莱顿在美国被称为宗教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曾任职于克莱蒙神学院。不管他们是否是“借马克思的影响力兜售基督教哲学”尹海洁:《拆穿“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画皮》,http://www.haijiangzx.com/2016/1214/1554444.shtm。,神学性都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论著时,必须特别注意它的过程神学底色。

首先,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怀特海有机哲学带有神学的神秘性。正如柯布所言:“我们中的一些先知基督徒欣赏怀特海的批判,部分原因是,它重新开启了所听优先于所见的圣经/先知理解。”[美]B.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与现实》2015年第1期。怀特海把上帝看作现实的源泉。在怀特海看来,实在世界就是由具体的显相(occurrence)组成的,它是全部潜存于可能性领域内的无限多的世界中的一个;实在世界是选择的结果,最终决定这一选择的是上帝。他指出,上帝把限制施于无限多的可能世界,才使这个唯一的世界得以实际产生,所以上帝是现实性的源泉,也是限制性的根源。由于限制的根源必定存在于运用了限制才产生出来的世界之外,理性也就不能够发现这一限制性的根源,因此,我们只能从上帝的存在得到解释,而这种认识是反理性的。只谈活动或过程而不谈活动的物质载体,只看到个体之间的联系所产生的变动而忽视事物内部的固有矛盾所引发的物质的运动,这与西方的用因果链条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的神学观如出一辙。

手工书籍的创作特色就是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设计者的个性,它无需考虑工艺上的制约,只需要构思并将其创作出来。例如,以“轮回”为主题,要求学生在书籍制作中表现出生命的循环新生。个性化手工书籍的制作者首先会在材质上力求环保,在内容上体现“轮回”的概念,同时引导学生在制作创意上避免与传统书籍发生雷同,更追求书籍意境化和艺术性的表现方式。其中,书籍制作的纸张新旧、糙滑以及薄厚等都需要提前考虑,并通过最原始的手工方式制作,怀着崇敬的心情完成整本书籍的制作仪式。

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责,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直接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通过审判工作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将起到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再次,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新诠释顺应了当代生态保护的诉求。这表现在:

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二是把人类中心主义变成整体主义。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有这样一段话:神把大地赐予你们,你们要治理好这地,要管理好海里的鱼和地上的动物,你们不必惧怕地上的走兽和飞禽,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为你们的食物。基督教的教义包含了这样的思想:人受上帝的委托主宰自然。柯布认为,“基督教有神论对造成世界现在所处的危险境况负有很多责任。它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支持了人类中心主义,忽视或者轻视自然世界,反对阻止人口增长的努力,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现世迫切的需要,将那些旨在影响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的教义当作今天的绝对权威,引起人们错误的希望,给予错误的保证,而且声称上帝许可所有这些罪过”[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4页。。在柯布看来,人不是自然的主宰,而仅仅是生物圈的一个物种;人类历史都是在自然中发生,与自然连接在一起;自然不仅有工具价值也有内在价值。当然,承认自然万物都有内在价值,与深生态学的万物平等论有所区别。柯布认为:“与一只蚊子或者一个病毒相比,人类具有更大的内在价值。”[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02页。当然,这种内在价值的判断与判断一个物种与其相联系的整体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人有更高的价值,但人类不是中心;人与自然构成一个整体,只有从整体主义角度,人才能领悟上帝,也才能确立人的价值。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确实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以宗教的眼光来评判事物并以宗教的热情来从事他们的活动。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区别。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顺应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及其生产和交换的要求,使“个人主义”在宗教领域得以确立,促成了西方由集体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转变;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则顺应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及其相应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要求,有助于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和激发积极的行动。

(1)选用抗病品种,做到抗源布局合理及品种定期轮换。在应用抗病品种时,注意抗锈品种合理布局。利用抗病品种群体抗性多样化或异质性来控制锈菌群体组成的变化和优势小种形成。避免品种单一化,但也不能过多,并注意定期轮换,防止抗性丧失。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的新阐释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是仅就基督教本身的发展而言的。但我们应该谨慎,切不可无原则赞同乃至随意搬用有机马克思主义神学话语,更不可把他们的话语当金玉良言。生态环境保护,不必将自然披上神的外衣。马克思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当代的系统论和生态学已经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以及科学依据,而不必求助于过程神学。世界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世界是联系和发展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要尊重自然规律以避免“自然的报复”等等思想就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过程哲学、有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成为共识,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策。建设生态文明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一种历史责任。无论是理论依据还是内在动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不必求助于一种新宗教。

三、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元素

有机马克思主义把自己看作综合有机哲学、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而被一些国人称道。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了解,存在诸多误读。

柯布、克莱顿、海因泽克等都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性大加赞赏。认为《易经》阐述了不断变化中的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儒家把人看作共同体的人,强调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把仁当作理想交往形式;道家讲流变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中国佛教传统的“华严宗”把世界描绘为相互依存的网络。所有这些都与过程哲学所强调的宇宙的构成物是事件而非物体、人是社会而非孤立的个体、人类与宇宙万物和谐共生、各种存在物的相容性和渗透性等等相一致。克莱顿赞赏中国皇帝的人格典范,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直接从现代化之前跨越到后现代化时代。如果有这种可能,那只有中国,因为它已经有2500多年的中央集权与合作的传统。即便是古代帝王也认为他们是代表上帝来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古代传统被中国人保留至今。” [美]菲利普·克莱顿:《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的现代性错误》,闫玉清译,《红旗文稿》2013年第2期。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包含与生态文明原则相符合的元素,但我们要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且与2000多年的帝制密不可分。有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其片面性。

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贸易的增长过多消耗了地球的有限资源。为了增强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力,就要求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柯布认为,以专业化、规模化、高效率以及大市场为主要内容的自由贸易理论“没有把有限的资源和地球容纳废物的能力对经济的物理规模所施加的限制考虑进去”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17页。。通过商品和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推动了经济增长,不断的经济增长消耗了更多的有限资源。

其次,看不到民本理念与政治实践的背离。中国确实有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周武王就是打着“敬德保民”的旗帜讨伐纣王的。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他甚至喊出了“仁政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的口号;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船与水的关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君道》)中国的皇帝也深谙得民心对稳固家天下的重要性,没有一个皇帝敢公开与民为敌,而总是把爱民、保民、重民、惠民挂在嘴边。但诸子的一片苦心、皇帝的承诺,不能制止帝王的专权、腐败,无法保证子民的安居乐业。稍微有一点政治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家天下的制度设计决定了君王冠冕堂皇的承诺都将被残酷的权力斗争所碾压。历史上,践行民本思想较好的皇帝是李世民。但就是这样一个缔造了“贞观之治”的开明皇帝在晚年也趋于专断和奢靡。在贞观晚期,百姓为了逃避繁重徭役甚至自斩肢体,名曰“福手”“福足”。在王权社会,顺天保民思想根本无法与王权至上的原则相抵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帝王为了满足自己的淫乐,宫妃成群,并御用宦官看管;在位时就要劳师动众为自己建造寝陵,驾崩后还要活人陪葬;百姓食不果腹,皇帝照样一日三餐山珍海味,当大臣奏报有人因饥荒而饿死,晋惠帝竟然回答:“何不食肉糜?”历史记载,慈禧太后有128人的厨师队伍,正餐有100多道菜肴。这里,还可以看到克莱顿想象的所谓“代表上帝为人们服务”的贤君吗?如果他多了解一些中国古代历史,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四、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相对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思想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一个基于万物相互联系理念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共同体不要求成员之间都有亲密关系,但要求成员都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能广泛参与到支配其生活的决策中,同时要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其成员负责,尊重其成员的多样化个性。共同体有大有小,大到国际组织,小到家庭。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成员之间的竞争从属于他们为了整体利益的合作,且在共同的福祉中谋求个人的福利。为了“共同体”的共同福祉可以说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趣。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共同的福祉、人类生存条件的保护,要比无休止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无止境地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更重要。这种理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全球化与保护民族国家利益关系、全球化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但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主张是违背历史潮流的。逆全球化未必能增进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未必能对卷入全球化国家的穷人有好处。这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还可能被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所利用,危害本国和全球的利益。

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损害了共同体的利益,为此主张共同体相对的自给自足。具体来说,全球化的恶果包括:

首先,高估了前现代文化的生态性或“有机”性。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在农耕时代,对自然的利用、改造能力有限,农业靠天吃饭,遵四时之气,循二十四节令,与天行之常有更紧密的联系,由此形成了朴素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与实践。《易传》讲阴阳两两对应、相反相成,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许多是牵强附会的,总体上是用猜测代替现实的联系;儒家讲关系,但这种关系主要是宗法关系、等级名分关系,所谓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宗法血缘共同体;道家讲顺应自然,但反对技术进步,推崇小国寡民;佛教要人摆脱尘俗世界烦扰回归内心平静,循着这种生活原则,物欲、情欲将受到抑制,人类的生态足迹也将受到限制,但这种人生观是建立在灵魂转世信仰上的;传统医学讲辩证疗治有其合理性,但也有模糊性的弱点。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怀特海的有机哲学联系起来,以强化世界有机性和过程性观念的合理性,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代对世界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和过程性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农耕时代的水平,也超出了怀特海的理解。

二是助长了发达国家资本对落后国家劳动力的剥削。贸易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在柯布看来,依赖于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比较优势理论,在资本全球流动的今天已经不成立。“资本和商品(而不仅仅是商品)的自由流动意味着投资是由绝对收益而不是由比较优势支配的。”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20页。绝对优势主要体现为劳动成本。由于工会和政府的干预,当今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已上升到远远高过维持生存的水平,因此,发达国家的资本便流向低劳动成本国家,从而助长了发达国家资本对落后国家劳动力的剥削。

三是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国家控制力。全球化使跨国公司摆脱了母国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在柯布看来,“自由贸易者们已经摆脱了国家层次的共同体的制约,并且已经进入了全球化世界,全球化世界不是一个共同体。这样,他们就已经有效地使自己从所有共同体的责任中摆脱出来”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

就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性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否定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思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有机马克思主义显然比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退步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端倪,马克思揭示了当时英国伦敦的环境问题,恩格斯揭示了英国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他还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要求把保持良好的土地传给下一代、憧憬城乡融合的社会等,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未像今天那样严重,环境问题也未充分展示出来,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工人的经济和政治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因此,尽管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他们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没有构建完整的生态学理论。应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尽在马克思中”是有道理的,但总体上它对马克思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洞见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看到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意义。

如何减少全球自由贸易,阻止外国商品涌入本国?柯布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关税。“关税将保护现在遭受威胁的工业免受进一步的侵蚀,并且让它们开始收复失地。关税也会鼓励在美国变得依赖进口的那些领域建立新企业。” [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有人认为这可能提高美国商品的价格并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柯布的回答是,在自由贸易背景下国家已经背负沉重的债务,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实际已经降低,如果美国继续参与自由贸易,就要为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未来经济力量付出高昂的代价,明智的选择是追求自给自足和掌控自身的经济生活。关税必然给贸易伙伴带来影响,柯布认为,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美国的衰弱,同样会殃及他们,而且贸易自由可能对他们带来的破坏更大。他建议各个国家放弃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而转向依靠国内需求的增长模式;第三世界国家不必依赖国际资本的投资,因为靠国际资本投资的工业化只是对国内精英阶层有利。对第三世界国家,柯布认为,“唯一能够帮助大多数人的‘发展’将是建立在‘恰当’技术的基础上的,这种技术增强了普通人应对问题的能力,但外国投资者对此并没有兴趣”[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00页。。柯布要第三世界国家清醒认识到“在没有国际投资和援助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好”[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韩冬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01页。,因为国际资本摧毁了这些国家的自给自足,而且使得之前依赖自身的大多数人不能照顾他们自己了。

柯布认为,经济独立最根本的是粮食自给自足。他要求美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实现可持续的农业的自给自足并希望把自给自足扩展到农庄,以保护和重建美国的农村共同体。他认为,尽管每个农庄都足够养活自己是不现实的,也不是一个理想目标,但单个农户家庭生产大部分自己的食物和燃料是可取的。他指出,为提高生产率的单一栽培,农业综合企业替代了相对自给自足的家庭农庄带来了一系列恶果: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并减少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把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排除在外,损害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专门面向出口的生产并使农村人口无法养活自己。他认为,所谓的大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是可疑的,小规模的家庭经营实际上在每英亩土地上的生产效率更高。当然,农庄的自给自足并不意味着不交换,农民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将满足周围城镇市民的需要。

柯布认为,由于粗放耕作、广施化肥、滥用农药,美国的土地已经退化了。品种的改良已经无法抵消土地退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同时生产每一个单位作物所需要的能源不断上升。为使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少用化石燃料。在石油成本不断飙升的情况下,传统家庭农庄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将有更高的效率。尽管农庄的农业生产可能比规模的农业企业平均能源消耗更大,但它们能够通过人力或畜力以及太阳能来代替石油,同时以动物粪便为原料的沼气系统,所带来的节约效果也立竿见影,农业向家庭农庄的有机耕作转变,也减少了运输、加工和包装。

要确保公路桥梁养护质量的提升,工程建设单位还应就养护队伍的专业性进行规范建设。一方面,通过专业的养护培训,确保在以“专”为核心的指导下,公路养护人员能够实现工程潜在问题的有效发现,并能进行规范性的防治处理。另一方面,确保公路桥梁养护人员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能够积极、主动且负责的进行养护管理,从而避免养护过程责任心不强、养护怠工等现象的发生。

有机马克思主义相对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理想,尽管某些主张有些道理,如一个国家不能完全依赖国际投资,要有独立的民族经济;反对工业化农业,提倡有机农业;土壤的利用要考虑可持续性;减少不可再生资源使用,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总体上,其许多主张是逆历史潮流的、不切合实际且不适合中国。

全球自由贸易有消极的一面,但总体是积极的。适当地利用关税保护民族经济是必要的,但闭关自守则是违背潮流的。今天美国出现的种种问题,不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而是美国的国家治理出现了问题,没有全球化,美国可能比现在更糟;全球化可能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片面发展,但如果发展中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也能使自己的民族工业转型升级,而造福国人。

抽测期间,果7注水系统在用的注水井有7口,注水量9.996 m3/h,而注水站的注水泵的排量为14.996 m3/h,存在5 m3/h的回流量。存在回流量的原因是果7系统的西面正在钻井,钻井附近的注水井关闭、停注,而系统没有根据停住情况调整注水泵运行的频率,降低注水泵的排量,而是直接打回流,造成了能量的损失,降低了注水系统的运行效率。建议根据实际现场注水井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注水泵的运行频率,使注水量与注水泵排量吻合,避免出现打回流现象。

在此,笔者要特别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而不是针对其他国家,更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达利和柯布合作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第三部分的标题就是“为美国的共同体提出的政策”。他们的建议与其说是遏制中国的发展不如说是可能限制美国的发展。因为如果实行他们的主张,将减弱美国军事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很多学者对创新创业的概念进行了内涵阐释和溯源追踪。目前关于创新创业教育所形成的共识是指学生充分运用其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信息和机会等资源,以创新的思维实现目标,从而达到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素质的目的。但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高校、社区、企业、学生、教师等在内的各方行动主体对创新创业仍然存在认识不一致、认知不全面的误区和偏差,如认为创新创业仅是为了应对就业压力的权益之举,创新创业仅是社区短期培训或是高校就业创业指导中心的职责,等等。

今天的美国政府已举起反全球化的大旗。不过,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是为了“美国第一”,而有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为了保护生态和节约能源。事实上,反对全球化也未必对本国经济有利,通过排斥全球化来达到生态保护的目的也是缘木求鱼。全球化是双刃剑,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我国利用全球化大大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当美国从全球化的开路先锋变为排斥全球化时,中国却扬起全球化的风帆,“一带一路”可谓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种全球化不是削弱民族经济而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发展机会;不仅是对这些国家的精英有益,而且是造福于普通百姓的;不是破坏生态,而是在建设中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互利共赢之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可谓用心良苦,但其招数显然是落伍了。

 
陈永森
《理论与评论》 2018年第01期
《理论与评论》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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