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官僚制度逐步完善。然而在官僚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官吏长期沉滞于现任职位的现象，他们往往十几年甚至数十年得不到调动迁转，晋升之路被阻断。史籍中对此有多种称谓，如“久抑不迁”“委积不绁”“积年不徙”“历载不转”“沉滞”“不得迁”“不得调”等。

观诸汉代史籍，官吏沉滞的现象伴随两汉始终。如汉文帝时，颜驷“为郎，……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梁]萧统：《文选》，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70页。；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7、3583页。；汉武帝时，东方朔“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06页。；成、哀、平帝年间，扬雄“除为郎，给事黄门，……当成、哀、平间，(王)莽、(董)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7、3583页。；建武年间，尹敏在光武帝面前斥图谶之妄，“帝深非之，虽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滞”*《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58、1954、921页。；汉安帝时，马融“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结果“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58、1954、921页。；顺帝初，韦义“为广都长，甘陵、陈二县令，政甚有绩，官曹无事，牢狱空虚…，…久抑不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58、1954、921页。；等等。

由上引可知，官吏“久抑不迁”现象在西汉时期即已产生，且两汉“久抑不迁”现象皆非个别。但从总体上看，王朝中后期较前期要更为严重。需要注意的是，在“久抑不迁”的案例中，沉滞于郎署职位者较多。本文拟就汉代官吏“久抑不迁”的原因、“久抑不迁”与久任制的区别，以及汉代官吏应对“久抑不迁”困境的方式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一、汉代官吏“久抑不迁”的原因

造成汉代官吏多年沉滞于某一职位上的原因有很多，除了选官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官员晋升之路不够畅通外，很多外部因素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考课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考课不实是官吏“久抑不迁”的首要因素

汉代以察举征辟制选拔官吏，以考课制考核官吏政绩，并以考课结果作为官吏奖惩黜陟的主要依据。两大制度共同发生作用，确保官僚队伍新陈代谢。考课，即对现任官吏的政绩和功次进行考核，分出优劣等级，它是汉代对现任官吏进行奖惩黜陟的最主要的凭据，关系到现任官吏的流动。关于考课的演变过程、考课内容、考课时间等，学界已作过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其中尚有争议的地方在于考课是否得到了严格的实行。一种观点认为，汉代考课是基本上被严格实行的，熊铁基、安作璋等先生是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另一种观点认为，在西汉后期和东汉中后期，考课制有所废弛，已经不可能严格、正常地实行，且从总体上而言，东汉考课效果不如西汉，这一观点见于邓小南、陈蔚松、窦重山等学者的论著。

而“久抑不迁”者基本都是千石以下的低级官吏，如郎、县令、太史和地方属吏等，其中以郎官和地方属吏为主。东汉王充《论衡·别通》记载：“或曰：‘兰台令史，职校书定字，比夫太史、太柷，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积不绁，大用于世。’” 委积，堆积，此指停留。绁，超越，此指升官。委积不绁，即指滞于原职，不能升迁。王充生活在汉章帝、和帝时期，亲眼目睹当时校书郎、兰台令史一类职官往往委积不绁的困境。如班固从永平六年(63)迁为郎，到建初三年(78)拜为玄武司马为止，滞于郎官15年未迁调。太史、校书郎往往滞留于任上，多年不得迁调，其职务性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太史观测天象，兰台令史掌管图籍，皆非朝夕可就之事，而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数年、数十年才能完成。

我们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符合两汉实际。考课制使有能者高居上位，力不胜者退居下位，在汉代官僚系统的流动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如《后汉书·祭肜列传》记载：祭肜为偃师长，“视事五岁，县无盗贼，课为第一，迁襄贲令”；《汉书·循吏传》记载：元康三年(前63)，黄霸“征守京兆尹”，不久即以“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被贬回颍川当太守去了。京兆尹和郡太守的秩级虽然都是二千石，但前者为京官，后者为地方官，高下显然有别。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任何一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都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受到执行制度的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制度在实施时可能产生功能的扭曲*参见徐祥运、刘杰：《社会学概论》，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两汉后期，因考课不实而引起的吏治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其具体表现，一是官吏迁转频繁，二是官吏沉滞不迁。司徒杨赐所言“有形势者，旬日累迁，守真之徒，历载不转”*《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8、3623、1772、2161、1772页。，正是对这两大问题的反映。

汉代考课分为两个系统，即郡国课县、中央课郡国。丞相和御史二府课郡国，丞相负责课其殿最，御史负责按察虚实真伪。至东汉，丞相考课权移归三公。如果主管考课的长官徇私舞弊，那么官吏迁转的机会就不可能均等，考课的公平性就要大打折扣。如上引韦义沉滞于县令任上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汉代县到郡国上计的内容及程序是：“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8、3623、1772、2161、1772页。县令丞、侯国相等县级长官在岁竟之时，将户口、垦田、盗贼多少等情况上报到郡国，郡国予以审核考评。课为最者，要迁官增秩；课为殿者，要贬官责罚。按制，韦义当迁调增秩赐金，但他却遭“久抑不迁”。针对考课不行的现状，他多次上书顺帝，建议“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但其建议石沉大海，失望之余，他只好借给兄长奔丧之名弃官而去。

2.汉代郎官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是导致官吏“久抑不迁”的重要因素

郎官在西汉初年原本承担宫廷宿卫的职能，自汉武帝开始，郎官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机构有所扩大，而且成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议政。至东汉，“郎署成为后备官员储备训练之场所”*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94页。。可见，郎官是进一步擢拔的门槛。

随着郎署职能愈加重要，郎官员额亦发生膨胀。在汉代，成为郎官的途径主要有四：一是以父任为郎或盛行于东汉的皇帝拜授为郎；二是“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8、3623、1772、2161、1772页。；三是博士弟子岁课“以射策甲科为郎”；四是以孝廉拜授为郎。据黄留珠先生统计，自汉武帝元光元年至汉献帝禅位，汉代共举孝廉74000余人，而名姓俱全者307人，其中一半以上拜授郎官。但史载常有省文现象，许多地方把孝廉任用的第一步“除郎中”省略掉，而直接记载由郎迁任其他官职*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45页。，故以孝廉为郎者远不止150余人。史载，桓帝初，“三署郎吏二千余人”*《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8、3623、1772、2161、1772页。；延熹五年(162)，“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78、3623、1772、2161、1772页。。汉代郎官队伍庞大，且无员额限制，而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郎吏队伍，并非人人都能获得迁调机会。汉代皇帝大规模地直接诏令郎官出补地方长吏属吏，有案可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汉章帝建初元年(76)，“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80、229、1401、2078页。；第二次是汉和帝永元七年(95)，“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80、229、1401、2078页。；第三次是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80、229、1401、2078页。。与成百上千的郎官队伍相比，得以迁转的郎官实在寥寥无几，被沉滞的郎官所占比例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如张释之“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东方朔“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更有甚者，颜驷历文、景、武三朝，熬白了头仍是个郎官，仕途蹭蹬。

3.皇权的威严和不可挑战性往往与官员犯颜谏诤的行为形成冲突，进而对其仕途的发展带来较大阻力

局部拔桩孔的承压水控制：增加该部位承压水井和疏干井的密度，把承压水的水位也降低到开挖面以下，保持基坑稳定：根据计算，确定开启降压井逐步疏干承压水的时机，以保证基坑开挖的安全。

皇帝的个人好恶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官吏的迁转，颜驷“郎潜白发”的遭遇即为典型例证。《文选》载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引《汉武故事》记载：“至武帝，尝辇过郎署，见驷尨眉皓发，上问曰：‘叟何时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上感其言，擢拜会稽都尉。”直到清代，48岁的蒲松龄久试不第，不禁感慨：“冯唐于焉淹蹇，颜驷因而飘蓬”*路大荒：《蒲松龄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3页。，借颜驷久沉下僚之事以自嘲。东汉后期，王充在《论衡·逢遇》中借周人“仕数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涂”的故事，说明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对官吏的仕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有汉一代，官员因统治者个人好恶而遭“久抑不迁”，绝非个别现象。

4.外戚干政也是汉代部分官吏“久抑不迁”的一大原因

而“久抑不迁”却是汉代官吏考课任免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在某一任上沉滞不进，或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故对官吏而言，是一件极其令人焦虑的事情。如《汉书·盖宽饶传》记载：盖宽饶因“不得迁”，而“同列后进或至九卿”，故“失意不快”。当时社会上对官吏沉滞一职议论不断。如《后汉书·张衡列传》记载：自元初二年(115)起，张衡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共14年，即“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永和三年(138)，张衡作《归田赋》表明归隐之意，开篇所言“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即指他在京师洛阳担任太史令长达14年的那段时光，内心的抑郁和对仕途的失望流露无遗。对张衡“曩滞日官，今又原之”一事，当时的“有闲者”论议纷纷，或劝其“卑体屈己”，以求高升。宋人徐天麟在《东汉会要》中将黄琼担任侍郎长达10年的仕宦经历归入“久任”条*[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30页。，这值得商榷。一来，永建二年(127)，黄琼经公卿举荐任为议郎，其后“久处议郎，已且十年”，对此“众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滞也”。这说明，名士官僚“久抑不迁”已然引发社会的普遍讨论，并非如久任那样令士人追慕不已。二来，在顺帝即位之初，全国灾异频发，先是“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接着“京师大疫”。在“天人感应”说的指导之下，人们相信灾异是上天对统治者失政行为发出的谴告。统治者为了应对上天的谴告，往往会选举贤良方正，做做表面功夫。显然，黄琼被选为议郎就是汉顺帝应付上天谴告的临时性举措。由此可以看出，黄琼沉滞与以稳定地方秩序为宗旨的久任制无关，应是“久抑不迁”。

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外戚就严重威胁到刘氏政权，到王莽秉权用事，终于亲手葬送了西汉王朝。至东汉，外戚阴、马、窦、邓、梁、何氏相继登场，尤其自汉和帝以来，外戚干政愈演愈烈，深刻影响了政治的走向。外戚、宦官和士人官僚构成了三大政治势力。外戚、士人官僚与宦官势不两立，而外戚与士人官僚之间既统一又对立，这就构成了士人官僚与外戚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一方面，外戚把持官吏任免权，他们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极力拉拢士人官僚，辟除士人为掾属，很多士人官僚为获得仕进的捷径，甘愿为其所用。依附外戚的风险在于，掌权的外戚一旦倒台，投靠者便以故吏遭禁锢而不得为官。即便如此，因攀附外戚而被禁锢者，还可以通过投靠其他的外戚权贵来解除禁锢，如当时三辅之人所议：“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80、229、1401、2078页。由此可见外戚对汉代人事制度的干扰之剧之烈，对士人而言，真是成也外戚，败也外戚，复兴也外戚！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清流因为强烈反对外戚弄权，晋升之路被外戚截断，即如李固所讥刺的那样：“左右党进者，日有迁拜，守死善道者，滞涸穷路。”*《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80、229、1401、2078页。结党营私、阿谀奉承之人，日日都能得到升迁，而守死善道之人，却得不到奖掖提拔。“守死善道者”被外戚滞锢的记载常见于两汉史册。如刘向，他出身宗室，又是大儒，以“拥汉安刘”为己任。《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永始元年(前16)、元延三年(前10)，刘向先后上《极谏用外戚封事》《复上奏灾异》，力主“黜远外戚，毋授以政”。成帝理解并欣赏他的政治眼光，“数欲用(刘)向为九卿”，结果因外戚权臣从中作梗而作罢，刘向的仕途即因此止步于列大夫，至死未迁。至东汉，正直之士仍处于外戚的压制之下。如韦义，《后汉书》本传记载，其人治县政简刑清，却因“讥切左右，贬刺窦氏”，落得个“久抑不迁”、仕宦不显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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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和帝开始，随着外戚秉权愈演愈烈，宦官开始成为皇帝用来制衡外戚的力量，宦官势力亦由此坐大。至桓、灵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步。正直者因为反对宦官弄权，重者被禁锢终身，轻者遭沉滞不迁。如《后汉书·桓典列传》记载：汉灵帝时，桓典任侍御史，“执政无所回避”，结果开罪于宦官。后来桓典奉命前往镇压黄巾军，按功当行封赏，而事实却是“以牾宦官，赏不行”，并“在御史七年不调”。

二、“久抑不迁”与久任制的区别

所谓久任制，即让官员长期担任同一职务，并以物质奖励和精神褒奖对其政绩予以肯定，而不轻易提升调动。“久抑不迁”虽然也是让官员长期担任同一职务而不予以迁转调动，但两者存在根本区别。

1.久任制是统治者施行的一项人事管理政策，目的在于稳定吏治

孙家洲等学者对汉代久任制作过系统的研究，指出汉代久任制主要实行于西汉武帝以前、东汉和帝以前的王朝初创时期。时人对久任制多有肯定或褒扬*孙家洲、张忠炜：《汉代官吏“久任”制的历史启迪》，《光明日报》2006年2月28日。。如《汉书·王嘉传》记载：汉哀帝时，京兆尹王嘉尝言：“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东汉初期，社会秩序和经济等亟待恢复发展，此时人们不免追慕西汉初期久任制给官员自身和地方发展带来的好处。《后汉书·朱浮列传》记载：建武六年(30)，东汉甫建，执金吾朱浮上疏谏曰：“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欲借地方长吏久任来稳定地方秩序，发展生产。到了东汉后期，吏治败坏，地方长吏流转频繁的现象加剧。汉顺帝阳嘉元年(132)，针对“长吏数易”“传相促急”“典城百里，转动无常”的吏治现状，尚书令左雄上书建议“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无论是对地方发展，还是对吏治稳定，久任制作为一项合理的人事管理政策，是为当朝者多所肯定的。

外戚是中国古代政治畸形发展的产物，他们通过政治特权，对社会政治生活形成深远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像汉代那样，行政运转被强大的外戚势力持续干扰。

一般不整地、播种后不覆土，种子在裸露条件下发芽。工效高，成本低。作业粗放，种子易被植物截留、风吹或水流冲走、鸟兽吃掉，发芽的幼苗根系很难穿透地被层。

2.久任制主要是针对郡国守相等地方长官而设

郡国守相如果任期短暂、变更频繁，极易滋生地方长官荒政、胥吏奸猾等问题。对此，清人王韬讲得比较透彻：“仕若辕圜，吏无固志，视廨宇为传舍，量肥瘠为戚愉，循资计日以冀迁改。其所设施，因循苟简，曾无终岁之计，而所有一切因革利弊，曾不稔知。旋已调任，继之者又好为纷更，令方行而遽寝，政未成而旋罢，而胥吏得并缘为奸。”*[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页。因此，历代王朝无不重视地方官吏久任安政。

有学者指出，秦汉时期的皇权“不但任何个人，就是法律对其也不能约束和限制”*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页。。上起官僚贵族，下至平头百姓，生死黜陟皆操于皇帝之手。如果官员做出与皇权相抵牾的行为，那么即便是正常的循例迁转也很难实现。他们或者被贬官，如武帝时期中大夫汲黯就是因为“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16页。；或者遭到沉滞，如盖宽饶“言事刺讥，奸犯上意”，虽然其刚直谏诤的行为诚如宋人洪迈所言是“至诚不矫伪”*[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8页。，然而却触犯了皇权的威严，因此被汉宣帝按在了司隶校尉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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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郎官，地方属吏也是“久抑不迁”的主要群体。汉代疆域广大，郡县长官辟署的属吏当以数万计。众所周知，察举孝廉是中下层官吏晋升的主要渠道。根据黄留珠先生的统计，在汉代307位孝廉中，就有24.8%曾为州郡吏员，有13.2%的曾为兼有儒生及州郡吏双重身份的儒吏*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页。。与数量庞大的地方属吏队伍相比，能够得以晋身的仅为一小部分，大多数人大概一辈子都沉滞于属吏的职位上，终生默默无闻。

三、汉代官吏应对“久抑不迁”的方式

建筑中安装防雷系统是极其重要的，能够躲避因为雷击造成家电受到损害与电路出现故障，保证居民在用电上的安全，在设置避雷带的时候要对建筑实际的状况进行充分的考虑，可以设置在建筑物屋顶的周围。防雷接地系统使用的是比16D大的柱子混凝土的电焊主筋这样的设置，防雷装置接地体是用基础桩或者是混凝土的承土台，断裂开的钢筋部位使用镀锌方式将主筋进行连接。

1.积极上疏，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改变“积年不徙”的困境

前文已述及，导致官吏沉滞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外戚擅政和考课废弛对官吏“久抑不迁”影响最大。为廓清吏治，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有汉一代，上疏要求统治者摒绝外戚干政者可谓前仆后继，但外戚干政却伴随着两汉始终，直至其覆亡。考课制作为汉代官僚制度运行的重要机制，从西汉至东汉，在其自身完备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向废弛，尤其是到了东汉末年，考课不行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王朝统治的根基。有识之士于是上书朝廷，希望予以重视，并从制度层面上更改时弊。如《后汉书·韦义列传》记载，韦义从自身沉滞的仕宦经历出发，多次上书顺帝，建议“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征集名儒，大定其制”。韦义意识到，只有完善考课制度，才能保证官吏职务晋升的公平，确保贤者在其位、居高位而佞者远朝堂，王朝的统治根基也才能得以稳固。然而他的建议却是石沉大海，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回应。面对贤人闲处乡野、良臣沉滞下僚的状况，一些未被抑制的官员也上书统治者，积极建言。如《后汉书·李固列传》记载：李固上疏陈事，希望顺帝能够启用贤人，“是日有诏征用(杨)伦、(杨)厚等，而迁(黄)琼、(周)举，以(李)固为大司农”。但这样的建议只是针对某人某事的特例，未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因此对解决官吏沉滞问题作用不大。

2.消极辞官

辞官，既是汉代法律赋予在职官吏的合法权利，也是官吏维护人格尊严的一把利器。汉代，辞官制度已初步形成。三公、九卿、郡县长官由皇帝任命，辞官须报请皇帝批准；各公府掾属、郡县属吏的辞官皆由各自长官掌握。

有汉一代，在职官吏由于多种原因，遭逢“久抑不迁”、仕宦不达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官吏们采取多种方式予以应对。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辞官是官吏突破久滞一职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汉书·张释之传》记载：张释之“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 但是汉代官吏辞官往往不会在奏章中直接表明辞官的真实原因，而是托以老病乞骸骨归、为父母等守丧。《后汉书·韦义列传》记载：韦义在县令任上，“久抑不迁，以兄顺丧去官”。又，《后汉书·马融列传》记载：马融滞于东观10年，加上在东观校书期间得罪了邓太后，内心惴惴不安，于是索性借“兄子丧自劾归”。辞官不仅表明了官僚对仕途的失望之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自身仕宦之路的重新洗牌。马融辞官就颇有重新待价而沽的意思，邓太后也看穿了马融的心思，于是在诏令中还把他数落了一番。马融本传注引《马融集》云：“时左将奏(马)融遭兄子丧，自劾而归，离署当免官。制曰：‘(马)融典校秘书，不推忠尽节，而羞薄诏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到安帝亲政，马融的仕途果然开始顺畅起来，先后召还郎署，出任河闲王厩长史、郎中、郡功曹、议郎等职。

3.保持中立

还有一部分沉滞者选择了保持中立，即既没有激切上疏，也没有辞官了事，而是安于当下，静待时变。如《汉书·扬雄传》赞曰：汉成帝元延三年(前10)，扬雄除为郎，给事黄门，“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当然这与扬雄自身恬淡守静的性格有很大关系。《汉书》本传称：雄“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直至王莽篡位，扬雄方“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直至成帝绥和元年(前8)去世。当然，刘向并非一个纯粹的中立者，他一方面激切地上疏成帝，建议摒绝外戚干政；另一方面又能在失望之余，覃思著述。明张溥《刘子政集》题词中有言：刘向“感灾异而论《洪范》，戒赵卫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为而作者也”*[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即是说，刘向的著述乃是为忧心汉室而作，由此可见他仍然怀着升迁的期待。东汉的樊梵，兢兢业业“为郎二十余年”，还因此获得“三署服其重慎”*《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24页。的称誉。

四、“久抑不迁”对汉代政治风气的影响

“久抑不迁”是汉代官吏仕宦生涯中产生的一个特殊政治现象。考课的废坏、皇权至上、专制体制和外戚干政、宦官乱政等是造成部分官吏特别是中下层官吏难以循例迁转的重要因素。“久抑不迁”往往意味着官吏政治生命的终结。因此，面对职位沉滞，他们或积极上疏谏诤，期待从制度层面改变职务停滞的现状；或选择辞官，以退为进；或保持中立，安于现状，等待迁转的转机，此为较稳妥的应对措施。而更多的则是大批官员既感迁转无望，索性庸碌无为、得过且过，致使懒政风气成为官场的常态。

众多官吏的“久抑不迁”，给官场风气和政治风气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要切断食源传播途径，全面禁止用餐厨剩余物饲喂家猪、野猪。要督促养殖(人工繁育)场户，禁止工作人员在饲养区食用外来家猪和野猪产品。禁止养殖(人工繁育)场户互用饲养员等人员，严格控制人员、车辆出入，加强消毒处理。要切断引种传播途径，禁止家猪种猪场、野猪人工繁育场野外引种。要提前做好区域隔离，禁止野猪杂交后代野外散放，禁止在野猪经常出没区域散养家猪，必要时设立物理隔离带。

一方面，“久抑不迁”使一些官吏对官场产生厌恶情绪，进而滋生怠政心理。如齐地属吏向来办事委顿慵怠，渐成风俗。西汉朱博刚任琅邪太守时，就发生了“右曹掾史皆移病卧”的事。朱博到任后，立即从郡县属吏中选用干练者，同时罢退了一批怠政的庸吏。在其任期，凡“尽力有效，必加厚赏；怀诈不称，诛罚辄行”。然而，朱博欲凭一人之力扭转官场庸官懒政风气的做法收效甚微。在当时，就连三公之中也尽是“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4页。的庸碌之徒，如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即是“持禄保位”的典型。特别是到了东汉中后期，纲纪松弛，考课制度基本处于废弛状态，官员正常的升迁调动机制被严重破坏，庞大的中下层官吏群体即便在任上政绩卓异，也得不到相应的升迁。久而久之，官场上上起三公九卿，下至百石小吏，大都无心为政，责任感逐渐沦丧的政治风气开始蔓延。如韩延寿入守左冯翊时，以“县皆有贤令长，督邮分明善恶于外，行县恐无所益”之名，不肯行县。丞掾数次规劝他“宜循行郡中，览观民俗，考长吏治迹”*《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13页。，但都无济于事。《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崔篆做王莽新朝的建新大尹(千乘太守)时，“称疾不视事，三年不行县”。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导致县中“狱犴填满”。其“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审理狱讼，放出两千多人。汉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在上疏中指陈官场庸官怠政的现象曰：“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甚至把“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15、2627、1181、2091、2191页。作为为官保禄的座右铭。又如桓、灵时期，张升因有政略，代理外黄县令，“吏有受赇者，即论杀之”。“或讥升守领一时，何足趋明威戮乎？”虞诩回答说：“昔仲尼暂相，诛齐之侏儒，手足异门而出，故能威震强国，反其侵地。君子仕不为己，职思其忧，岂以久近而异其度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15、2627、1181、2091、2191页。张升治理外黄县一事，即折射出东汉后期官员只顾个人私利而不以其职为忧的普遍性。

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方针，积极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推进林业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生态林业产品，培育打造林产品品牌，搭建智能管理平台，健全林权管理服务体系，提高林业产业科技含量，有效延长产业链，扶持一批林业龙头企业，兴林和富民紧密结合，增加林农收入。按照《西宁市林业产业规划(2014-2020)》，重点发展景观植物、森林旅游、森林药材、林下经济等生态产业，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切实做到植树造林和林业产业并重，全面发展和重点突破并重，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并重，大力推进“生态林业，民生林业”，不断增强林业建设活力和林业产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生态建设与林业产业发展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一些士人为了打破仕途滞塞的困境，而走上了“奔竞钻营，以求寅缘俸进”*杨学为：《中国考试通史·民国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的道路。尤其是东汉后期，朝政晦暗，外戚与宦官为稳固权势，争相笼络士人，一些士人也甘愿奔走于权贵之门。士人若是不依托权门，就做不了官；已经做了官的，倘若不去依靠权门，就很难升迁。桓帝即位，外戚梁冀专擅朝政，把持选举，所以就发生了“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15、2627、1181、2091、2191页。的事。如颍川甄邵，“谄附梁冀，为邺令。有同岁生得罪于冀，亡奔邵，邵伪纳而阴以告冀，冀即捕杀之。邵当迁为郡守”*《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15、2627、1181、2091、2191页。。又如乌桓校尉李膺以公事免官，归郡教授，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谢不受。陵后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15、2627、1181、2091、2191页。。这样，汉代政治的腐败导致官吏“久抑不迁”；反过来，“久抑不迁”者或怠政荒业或依托权贵的行径又助长了外戚和宦官的势力，败坏了汉代的官场作风和政治风气，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腐朽和衰亡。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力陆续外出务工，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力90%以上都不在村里，留守种地的人员大多是妇女和老人。“每逢农忙时节，打工者匆匆回乡，又匆匆返城，田间管理难以跟上，谁来种地成为一大问题。”韩进步说。

当然，不可否认，在部分官吏遭遇“久抑不迁”进而产生怠政心理的同时，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中下层属吏，尽管秩级卑微，升迁无望，仍然勤勉职事。他们虽然遭遇沉滞，没有在史册上留下姓名和具体事迹，但他们不管职位高下仍尽心职守的做法，构成了汉代政治为后世称道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