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纪念马克思，不是要在理论上证明他何以伟大，而是把握其思想要义，检视历史经验，校正社会变迁的航向，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光明前景。就此而言，重温《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正是最佳切入点。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宣言》是1848年作为“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按照两位作者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的那样，“这个纲领在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而《宣言》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1]。不过，就如美国著名思想家罗蒂指出的那样，尽管《宣言》有关历史的预言并没有直接实现，但它却成为像《圣经》那样永远激励着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的穿越时空的灯塔，成为永远（只要它批判的阶级对抗没有终结和它预言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没有成为现实）具有当下相关性的活的思想。那么，《宣言》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正如恩格斯后来回顾的那样，当他们实现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之后，“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而是相反，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2]。他们基于社会历史观察揭示了全部政治史的基础以及工业革命以后的历史变化基本趋势，即无产阶级争取自我解放的时代即将来临。在他们看来，“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3]。也正是这一原因，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过程中，他们承担起为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立法的历史使命。之所以说立法，乃是因为，虽然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德法共产主义运动表明，无产阶级运动不再是偶然的，但也正如世界各地实际运动所表明的，“无数工人群众不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没有发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更没有发现保证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纪律”[4]。这也决定了《宣言》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在总体上，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历史中，《宣言》实现了革命性转换。例如，在无产阶级革命依据上，它从伦理或价值转移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及其趋势上，这意味着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和机制的全新叙事；在共产主义定义上，从未来的乌托邦要求转移到历史发展长期趋势所要求的现实结构上；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说明上，它强调：无产阶级注定要联合为阶级，并通过革命成为统治阶级，但它的目标是消灭阶级统治的条件从而最终消灭阶级，等等。所有这些都显著地表明：作为一篇政治檄文，《宣言》与那些具有特殊利益的集团的政治纲领完全不一样，它是站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上，并且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科学理解来阐发这些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这是《宣言》为何如此自信的原因。

⑥⑦⑧Hintze，Otto，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Edited by Felix Gilbe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总的说来，《宣言》是无产阶级的科学、被压迫生灵的呐喊、新文明的愿景和共产党人斗争的策略纲领。

正是科学的理论推动了实践的科学化，理论上的自信带来了政治上的自信与自主。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同盟并承担改组它的重任，就是要：在组织上，改变其秘密团体性质，打破“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改变既有运动的分散性和宗派主义特点，把运动真正建立在最广的工人基础上；在形式上，改变运动追求直接的眼前利益的各种自发斗争性质，以“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为目标，将之改造成“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将之改成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也正是基于科学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运动的科学理解，《宣言》不仅对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事业做出了科学的规定和要求，而且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应了各种对这一事业的责备和猜疑。无产阶级的目标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那是因为，“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从《宣言》产生的社会史看，在马克思恩格斯推动正义者同盟改组之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也一直向前发展着。在理论上，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起，现代共产主义思想便开始了自己的历史。不过，无论是像早期的康帕内拉和安德里亚，还是晚近的魏特林，都诉诸神启或宗教，从马布利、摩莱里到蒲鲁东都诉诸理性或自然法，他们只是表达了“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圣西门、欧文和傅立叶等人看到了工业的力量，主张社会改良并积极推动社会实验，带来了新的气息。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直接先驱，不过，他们也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形式选择上，恩格斯最初也试图迁就无产阶级认识和运动的现实而采取早期教义问答的形式。而最终《宣言》的产生则表明，他与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理论自信，从而在思想上帮助无产阶级站立起来，在世人面前呈现出一个自信的无产阶级形象。这一点亦可以从《共产党宣言》的名称选择上看得很清楚。恩格斯曾经在不同的地方解释得很清楚了。简单地说，基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和理论自信，“一刻也不怀疑”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在政治上，《宣言》是劳动人民最直率而自信的政治诉求表达。在简短的导言部分，《宣言》开宗明义，“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而在结束部分则毫不含糊地宣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7]。它就是以如此巨大的政治自信和勇气向世人亮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要求。在全部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历史上，全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宣言》的意义之一便在于改变了既往最底层人民通过秘密方式进行的本能斗争，改变了这种斗争诉诸神启或天然正义所表述的特殊利益，改变了这种斗争的自发形式，改变了这种斗争的无组织状况。这也就是恩格斯后来概括使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劳动人民的解放来说，《宣言》使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抬起头来，挺起胸来”，第一次能够以最直率而自信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历史权利和政治诉求。

4)如图6d所示情况，机体轴线与设计轴线发生偏移，且其运行趋势偏离设计轴线，此时需进行及时纠偏，控制掘进机的钻进路线。当偏移量过大，超过工程要求的最大限制值时，为防止出现工程事故，掘进机应停止工作，并派遣技术人员对偏斜因素进行详细排查。

在理论上，《宣言》是对既往历史最简洁而生动的科学概括。通过阐明了历史运动基本规律，它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宣言》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可以用“阶级斗争”四个字。它揭示了历史在阶级斗争推动下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发展，揭示了在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抗的形成及其走向，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值得注意的是，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并非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自己说过，阶级斗争的发现不是他的功劳，他仅仅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5]因此，在采取简化模式时，不可忽视阶级分析的历史科学视角。这种视角并非简单地把历史归结为社会冲突的过程，而是揭示了每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乃是该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而后者又是建立在特定生产力水平之上。因此，《宣言》以及《资本论》的重点不在于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是把握到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消灭阶级的客观条件。正是基于这一条件，马克思预言了迄今为止的对抗性社会形态的终结，指明其终结的方式，强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从而为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科学的历史依据。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宣言》把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6]。

生产试验采用大区对比法，不设重复。不少于8行区，面积大于200平方米，并设不少于4行的保护区。全区收获计产，计算增（减）产百分率。

在实践上，《宣言》是追求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组织最清醒而有力的策略阐发。恩格斯晚年在回顾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曾经指出：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一样是得到了证实的[8]。《宣言》不仅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许多政治主张和革命措施做出了公开的声明（例如“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而且在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和反对党的态度也做出明确的指示。不过，《宣言》的基本精神，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强调的那样，不是教条，而是随时随地根据历史条件的转移运用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来说，他们对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斗争的研究和指示，也都构成《宣言》基本原理的进一步拓展。

综合起来说，《宣言》是包括历史叙事、现实判断以及革命策略三个层次的完整的科学纲领，它拨开了历史迷雾，指明了现代社会命运和工人的命运，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从而为日益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灯塔。尽管《宣言》根据时代条件所做的部分具体结论肯定会随着时代变迁失去其有效性，但其基本精神永放光芒。

注释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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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6][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第258页；第394页；第547页；第197页；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