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4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逝世，国内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微信群和朋友圈，悼念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间成为浓墨重彩的人文景观。然而，鲜有人记得这一天也是马克思的逝世日，从而自觉地缅怀他。2018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国内外已经陆续开展或将要开展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我们并不害怕马克思被人遗忘，也不在乎具体的纪念形式，而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确实应该严肃地思考并用行动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纪念马克思。

笔者不揣冒昧，认为做到如下几个方面，才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

一、真正懂得自己所维护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号称马克思信徒、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甚至一些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工作者，说话、写文章、做报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不离口，言之谆谆，却其实昏昏。有些只是公事公办、仪式性地加上些“套话”，有些只是故作高深地加些“标签”，有些只是将之当作生搬硬套的“公式”，但他们并不真正懂得所指称和运用的对象。这样不仅贻笑大方，而且授人以柄，往往演变成对自己所称“主义”的“高级黑”，成为伟大事业队伍中“猪一样的队友”。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的法国和90年代初的德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风靡，很多年轻人都号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他们对马克思的著作要么没读过，要么没读懂，只记住了一些简单的词句，就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结果他们的观点不仅遭受敌人的攻击，而且敌人还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本人及其思想。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特点就是：“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1]。恩格斯还曾经引用马克思的话回应那些马克思思想的批评者——“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2]——今天看来这句话更适用于某些马克思的所谓继承者和信徒。

马克思学说是一个科学的体系，马克思主义信仰是科学的信仰。叶公好龙，不懂马克思的思想，或者似懂非懂、不懂装懂，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懂得马克思的思想，除开老老实实地学习之外，没有别的更好办法。当然，一方面，马克思著作十分浩瀚，领悟其深刻、庞大的思想体系需要非同一般的知识、思想储备作为前提，即使是专门从事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人也未必能游刃有余；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不讳言马克思的某些具体结论可能过时，不苛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为21世纪发生的一切提供药方。因此，学习的关键就在于，以真诚的态度、科学的方法、踏实的学风，努力领悟、掌握马克思思想的精髓和总体性的智慧，牢固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精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二、以彻底性的理论把握时代性的问题

我们纪念马克思、学习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像宗教原教旨主义那样神化马克思，而是因为马克思所开启的理论视域依然具有最强的解释力，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所揭示的问题阈与所划定的大时代之中。一个时代是否发生根本性跃迁的关键在于这个时代的问题是否真正得到解决。马克思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及其后果，只要资本主义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马克思的批判就依然有效。正如吕贝尔评价《资本论》时说的：“直到该著作所分析的经济系统完全崩溃，这一批判才将终结。”[3]埃尔斯特则毫不犹豫地断言：“我发现，大多数我认为是正确的和重要的观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这包括方法论、各种基本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各种价值。”[4]的确，无数的事实证明，当今时代的问题，无论是全球化、现代性的宏观大局，还是自然、社会、个人及科技领域的具体议题，不管从哪门哪派思想入口，只要达到深刻，我们就能体味到萨特那句名言的灼见：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超越的。作为恩格斯所指称的科学家，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具有跨越时空、无与伦比的解释力和魅力，就在于他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以彻底的理论把握了大时代的本质性问题。

纪念马克思，我们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者就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光大思想的力量。一方面要从众多光怪陆离的所谓“小时代”中解放出来，超越那些琐碎的兴趣甚至是自私的乐趣，真正倾听时代呼声，把握时代脉搏，升华时代精神，努力揭示时代的大趋势、大逻辑，做出有格局的真学问，生发有大用的真思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研究中抓住事物的根本，在增强理论的彻底性上下大功夫。当前，我们的理论、学术研究不可谓不丰富和繁荣，很多论著也不可谓不在努力揭示时代的大逻辑，但为什么会出现“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从而很难得到时代和人民的认可呢？马克思早就指出，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把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我们今天很多学术研究的症结就在于理论不彻底，抓不到事物的根本。因此，按照马克思的方式“接着讲”，以彻底性的理论把握时代性的问题，乃是我们理论或学术工作的根本使命，也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方法。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

三、积极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注释

1840年以来，在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各种政治力量先后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担任过重要角色，但只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究其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其他政治力量都没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推进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以使命担当而著称，她不是一个简单地保证自己执政地位的党，也不是一个简单依靠实践经验作为行动向导的政党，她有着自己的高远理想和信念，始终以自己的行动在推进有原则高度的伟大实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明确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在现实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显示了这样一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意蕴。基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断深入认识，我们应该更自觉地认识到：“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8]我们不仅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也要仰望星空、高瞻远瞩，以高远的理想牵引具体的实践，持续不断地推进现存世界的不断变革。

199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首次从立法上对美国联邦机构绩效评价做出了制度性规定。该法案将资源和管理决策与绩效挂钩，建立以绩效为目的的预算制度，将美国政府的绩效管理重点由“过程问责”转向“结果问责”，由“投入—产出”模式转为“目标—结果”模式[3]，促使联邦部门和机构在预算中加强“战略—目标—预算—绩效”的闭环管理，提高政府管理绩效和服务效率。

四、坚持对人类自由幸福的价值追求

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还停留于“要么，要么”的思维，当事业进展顺利时愿意积极投入，而当事业遇到挫折时就垂头丧气，在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间做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马克思所说的悲剧精神恰恰是对这种简单、庸俗的超越，或者说，这种悲剧精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反思性的积极与乐观。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20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取得辉煌进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而且这种挫折是必然的，目前遭受的挫折也未必是最后的和最深重的，乃至作为这一事业组成部分的任何具体行动也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纪念马克思就要学习马克思，不仅要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像他那样思考和实践，还要学会拥有他那样的情怀，坚信光明的前景，不畏道路的曲折，凡事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始终在历史高度上保持着激情和冷静，始终把握住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的主动权。

中国禅宗在不断吸取道教与儒教思想的过程中，摒弃了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宗教感，它给文学带来了形而上的深刻与超脱，提供了顿悟、直指人心的创作方法论，赋予山水田园诗以“水中月镜中花”的美感,以及空灵洒脱、圆融适意的境界。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要判断，强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其实也就是将之作为检验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彻底性的理论诉求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求，都警醒我们必须注意新时代的诸多新课题，例如，我们不仅在国内因为不同阶层、群体、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不同而出现“谁的美好生活”和如何处理“美美”冲突的问题，而且在全世界因为不同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矛盾而面临一个全人类美好生活如何可能的严肃问题，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她必须关心且清晰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为问题的实际解决不断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五、始终把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

[4]【美】乔恩·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何怀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3页。

马克思认为，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影响，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来阐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后来尽管有着从人道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但马克思终其一生没有改变从基于人的角度进行历史科学研究和追求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资本论》更是明确指出，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0]。马克思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目的就在于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解放和现实的幸福，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也是最终意义的主体。离开对人类自由幸福的价值追求，任何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都将是盲目的，都将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思想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学问，马克思总是以“双刃”的态度对待理论和现实，实践性是其最突出的品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马克思既是科学家也是革命家，但归根结底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是“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即“革命的科学”[6]。确实，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思想中，实践是有层次之分的，他明确反对对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而是突出强调“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7]。这里的高度是现代国家“最近将来要达到”的高度，相对于现实而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具有理想性、超越性、批判性、革命性的实践，这些实践汇成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运动，而这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定所在。

所得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为了检测Hsp90α与恶性肿瘤的相关性，笔者分别检测了恶性肿瘤疾病组(肺癌、白血病、肝癌、乳腺癌)及健康对照组血浆中Hsp90α表达水平。结果显示，恶性肿瘤疾病组血浆Hsp90α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肺癌组血浆Hsp90α水平显著高于肺部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P<0.01)。这些结果表明，Hsp90α水平在恶性肿瘤血浆中明显升高，具有良好的广谱性，可以作为早期诊断恶性肿瘤的通用指标。

直射到相机镜头的光线一方面会降低画面的反差，同时还会产生光束、光斑、眩光等降低画面品质的瑕疵。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尽量避免这类问题的出现，但有些时候，类似的效果反而会让画面看上去格外有味道，如果它能完全为我们所用，那就再好不过。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7页。

[3]【法】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上），郑吉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09版，第110页。

历史证明，伟大总是与艰难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业不是简单地改朝换代，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它所要求的外在条件之苛刻、主体素质之高，都是其他“主义”所无法想象的，因此其遭遇的困难也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从不认为自己开创的事业会是一帆风顺，相反，他在提出共产主义理论之初，就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识到超越历史运动看作是现实的进步”[11]。也就是说，共产主义运动在一定时期内必然际遇“历史的必要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2]。马克思甚至多次预见到条件不成熟时革命行为的种种悲惨结局，但他依然为革命的任何进展而欢呼。他对事业最终的胜利深信不疑，对事业需要付出的牺牲从容不迫，始终“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13]。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伟大悲剧精神本身就足以赢得世人的敬仰。马克思高中毕业论文中那段脍炙人口的话语正是这样一个注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4]

[5][6][7][8][9][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第236页；第9页；第11页；第422页；第67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3页。

定义Za为附加阻抗。测量阻抗Zm为ZK与Za之和。对于双侧电源系统，一方面N侧的助增作用使得IF＞IM，即附加阻抗比过渡电阻本身大[2]。另一方面 M侧与N侧有功角差，IF与IM相位不一致，Zm相位发生偏移，可能超出动作范围。根据上述分析，距离保护反映过渡电阻的能力有限，高阻接地时Rg数值较大，测量阻抗数值增大且相位发生偏移，超出阻抗动作范围，造成距离保护拒动。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59～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