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多年以来，世界各国学者，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都争相围绕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为其著写传记。据粗略统计，马克思的传记大体出版了几十种文字，几百种版本。不同国籍的传记作家基于自身的理论研究态度、材料选择、价值趋向等，展示了不同面貌的马克思生平思想，折射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传记精神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生活、文化结构所形成的氛围。适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对伟人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传记做一总览性概述与评析，既有助于对马克思思想及其内在逻辑的深刻理解和解读，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著述：从零碎传记性文章到系统性马克思传记

对于思想家来说，文本文献就是他的传记。马克思在很多文本里留下了关于自己生平的回顾，很多回顾的写作目的和主要内容都涉及他的思想。因此，客观而准确地反映马克思的一生必须奠定在扎实地掌握其文献的基础上。恩格斯在晚年和朋友的书信中反复提到写一部详细的马克思传记的重要性，且直到离世前仍念念不忘。1883年4月30日，他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指出：“现在，我已六十三岁了，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1]“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全了下来，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除了其他一切，传记也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2]1895年3月25日，恩格斯致信卡·考茨基全面论述了撰写马克思传记的计划：“我所掌握的材料，多年来我一直准备用来写马克思传，而且就从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国际史，笔者注）开始。多种情况促使我做这件事。”[3]这表明，写一部详细的马克思传记是恩格斯长期以来的美好愿望，他不仅材料准备极为充分，而且态度十分严谨。遗憾的是恩格斯没有完成这一夙愿，只留下三篇传记性的概述[4]，以及为纪念马克思逝世而发表的演说和一些文章、序言等。这些虽然并非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完整、系统的论述，但为马克思的生平思想解读奠定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马克思的亲属、学生、战友等从各个方面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马克思生平的零散却很鲜活的材料。例如：燕妮·马克思的《动荡生活简记》，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纪念卡尔·马克思：生平与回忆》，保尔·拉法格的《忆马克思》，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1848年前后》，等等。[5]这些文献都代表了早期马克思传记创作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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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于1914年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28卷撰写《卡尔·马克思》词条，翻开了马克思生平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新篇章。在《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准备提纲中，列宁详细记录了他对马克思学说思想反复推敲、不断思索的历史过程。关于哲学部分，起初是列为第二部分，分两个方面：“2.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一度考虑把它扩展成两个部分：“3.唯物主义历史观。2.哲学学说。人，参看《……索引》方法论条目中的哲学。《……索引》中的自然哲学条目……”最后，列宁又进一步展开了“哲学学说”应包括的内容：“哲学唯物主义。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19世纪末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与休谟主义和康德学说对比……（马克思论赫胥黎）……20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宗教的态度。”[6]最终正式写成的词条，将马克思的世界观叙述为由“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4个方面并列构成的学说，成为解读马克思生平思想的经典理论框架。在词条中，列宁还列举了部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书目，并把作者分成三大类，供读者参阅。[7]

第一本比较详尽的马克思传是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巴哥（Johan Spargo）于1910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Karl Marx：His Life and Works）。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献背景下，斯巴哥对马克思既是深刻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亲切有趣的普通人两个方面给以同情性的阐释。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弗·梅林（Franz Mehring）曾批评该书“是一个道地的拼拼凑凑的作品”[8]，然而这也没有影响很多西方学者对于此书的关注和反复征引。梅林长期从事德国工人运动史研究，是除恩格斯之外最适宜为马克思写传记的人选。1918年，他的《马克思传》一出版就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并迅速传播，既赢得了广泛赞誉，也遭受了广泛批评，但仍成为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传的经典版本。[9]最为重要的是，梅林提出了处理马克思传记材料的两个基本原则并被普遍接受。首先，“我的赞美——正和我的批评一样——在一本好的传记中，这两者需要有同等分量——是针对着一位伟大人物而言的，这个人在讲到他自己时常常喜欢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其次，“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而且是相辅相成的。”[10]

二、解读：从经典作家权威的模式到各国学者的多元格局

国外马克思学的研究传统可以区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11]，就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来说，又可以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学院派的马克思学研究、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等等”[12]。在列宁的积极影响和推动下，苏联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并逐渐形成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学和研究队伍，开启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研究。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不仅确定了马克思生平和活动的各个阶段，而且全面阐释了马克思的哲学学说、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社会主义原理。

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不仅是MEGA1编辑出版工作的开创者，同时首倡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13]1927年，他主编《卡尔·马克思：个人、思想家与革命家，论文集》，收录了苏联学者依据新文献撰写的10多篇传记论文，出版他在社会主义学院各班级授课的讲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传》，全面分析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与思想，概述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学说的形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尽管比梅林的《马克思传》短小了许多，但内容生动、资料丰富，重视历史背景的介绍，“量的点上说虽不及梅林上著之大，质的点上则远过之”[14]。梁赞诺夫之后，阿多拉茨基继任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他于1934年主编《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1818—1883）》，为研究马克思的传记及其著作提供了极大帮助。在众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传记版本中，被西方学者重视和经常征引的有两本：一本是苏联学者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ievsky）和曼岑—赫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于1936年合著的《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Karl Marx:Man and Fighter）；一本是法国学者奥古斯特·科尔纽于1955年开始陆续发表的三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据说此书有七八卷之多，但只出版了三卷）。

与此同时，西方很多学者并不认同列宁、梅林等经典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生平思想的诠释，而主张以一种客观的学术态度研究马克思，还原一个他们所认为的“真实的”马克思。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最早于1921年完成《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Karl Marx：His Life and Teaching）一书，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生平研究范式，改变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独揽马克思生平思想解释模式的格局。实际上，滕尼斯与梅林的《马克思传》版本有着深厚的渊源[15]，只是腾传采取了更为中立的价值取向。由此开始，西方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所谓的“中立的”“客观的”“思想还原的”“精神分析法”等研究立场、解读范式，纷纷给马克思的生平思想以新的解读，构成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生平研究的多元格局。[16]代表性传记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之一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于1938年在伦敦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着重阐释马克思学术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强调从总体性的角度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同一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两个方面。英国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1939），更多的是把马克思生平和思想放在“思想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剖析马克思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思想语境，并着重阐述与马克思相关的思想家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伯林的马克思传在西方流传甚广、影响巨大，不仅连续在英语世界发表过五个版本（1939年、1948年、1963年、1978年和2013年），而且被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语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用精神分析或心理学分析方法将马克思“妖魔化”。例如：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Karl Marx:A Study of Fanaticism,1934），斯普瑞格（C.J.S.Sprigge）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949）和史华慈查尔德（Schwarzschild）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The Red Prussian: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1948）等。反马克思主义者先推定马克思是一个“恶魔”“独裁者”，然后通过传记来解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狂热、道德假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史华慈查尔德，他用果树和果实的关系比喻马克思和苏联社会主义，主张通过苏联社会主义这种“成熟的”“可看到的形式”推论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17]

三、形象：从神圣化/妖魔化对立的马克思到学院化/客观化还原的马克思

由列宁开创、梁赞诺夫发展、科尔纽高度阐释的经典权威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传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阐发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但对于同时代其他人的思想没有或很少涉及。上述传记大多围绕青年马克思的“两个转变”论述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注重突出马克思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的一面，而不关注马克思之为普通人的一面，故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这种生平思想解读模式一直影响到20世纪下半叶的苏东学者，使得马克思的形象越来越神圣化、教义化。首先，马克思是一个完美无瑕、始终正确的英雄伟人；其次，马克思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教义体系。东德学者海因里希·格姆科夫于1968年、苏联学者彼·费多谢耶夫于1973年、斯捷潘诺娃于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传记等大都属于这一解读范式。

与这种神圣化/教义化马克思生平思想的解读模式针锋相对，西方学者根据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评论、批判马克思的相关学说，将其“妖魔化”。实际上，神圣化/妖魔化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在于马克思的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否科学正确。西方主流的资产阶级学者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因此，基于同样的文献材料，他们用所谓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方法抓住马克思早期的一些生活片段和性格特点，或将马克思塑造为一个狂傲不羁、浪荡不孝的“撒旦”，或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视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或把马克思贬斥为一位乌托邦主义者，以期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

在特殊的历史年代，苏东学者和西方学者各自基于现实革命斗争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塑造了不同的马克思形象。随着历史的发展，不论是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服务的、纯粹歌功颂德的马克思传，还是基于偏见肆意扭曲诋毁马克思的传记，都退出书坛。20世纪下半叶以来，MEGA2的文献学最新成果使得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的生平思想研究趋向中立化、客观化、学理化。代表性成果有：（1）学理化的马克思生平思想传记。例如：法国学者吕贝尔1957年的《马克思思想传记》，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马克思传》（1973年初版，英文2006年第4版），等等。（2）客观的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例如：日本学者城冢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1968年)，日本学者广松涉的《论青年马克思》（1971年），苏联学者拉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1976)，等等。（3）全面的马克思思想理论研究。例如：美国学者艾伦·伍德(Allen Wood)的《卡尔·马克思》（1981年），英国学者艾尔斯特(Jon Elster)的《卡尔·马克思导论》（1990年），等等。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依然从各个角度络绎不绝地为马克思书写传记。例如：英国记者弗朗西斯·韦恩（Francis Wheen）在2000年出版《卡尔·马克思》（Karl Marx:A Life）；德国学者罗尔夫·霍斯菲尔德（Rolf Hosfeld）在2009年出版《卡尔·马克思：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Karl Marx: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乔纳森·斯波格（Jonathan Sperber）于2013年出版《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Karl Marx:A Nineteenth-Century Life，）；美国学者盖瑞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于2016年出版《卡尔·马克思：伟大与虚幻》（Karl Marx:Greatness and Illusion）；等等。然而，西方学者在叙述马克思生平过程中保持一定客观性的同时，大多通过西方哲学框架来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思想，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思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将共产主义视为“乌托邦”。

四、余波：马克思传记在中国的传播和出版

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的是1899年第121期的《万国公报》。《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提到：“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大同学》第一章把马克思误认为英国人，第三章开始改正。)自马克思的名字传入中国近120年以来，多个版本的《马克思传》在中国传播，既有外国学者写的，也有中国学者写的。新中国成立前，早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季，是中国学者最早系统写作马克思传记的人。他出版的三卷本的《马克思传：其生平其著作及其学说》近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论述最全面的一部白话文的马克思生平思想传记。[18]其他零散性马克思传记著述有：渊泉《马克思之奋斗生涯》（1919年4月1—4日《晨报》第7版副刊），刘秉麟《马克思传略》（《新青年》1919年5月6卷5号），陈公博《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业》（1920年4月2日《政衡》），胡南湖《马克思传》（《今日》1922年51卷4号），雁汀《马克思传》（1922年5月5日《晨报副镌》），陈友琴《马克思小传》（1923年11月15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萧三编《伟大的导师——马克思》（1939年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第4版），明之《马克思》（1947—1950年士林书店等出版），凌圣编《伟大的导师马克思》（1952年劳动出版社出版，1953年第6版），等等。

注释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陆续问世，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逐步展开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出版，还是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陆续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如梅林、梁赞诺夫、斯捷潘诺娃、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麦克莱伦、乔纳森·斯波格等的马克思传记，而且中国学者也争相为马克思书写传记。例如：石仲泉于1980年出版《马克思与燕妮》；顾锦屏在1997年出版《马克思》；魏小萍、张云飞在1998年编著出版《马克思传》；刘建军在1997年出版《马克思传》；萧灼基在2008年出版《马克思传》；张光明、罗传芳在2012年出版《马克思传》；等等。

进行分道焊接时应根据实际的焊缝宽度选择相应的焊道道数，以分两道为例，第一道应覆盖原始焊缝的2/3位置，第二道应覆盖第一道焊缝的1/2位置，以保证焊缝整体成形平整。如需要分3道或3道以上焊接时，应先焊坡口两侧后焊中间。

[9]相关研究参见贾向云：《马克思思想传记研究理论新探——梅林〈马克思传〉得失评析》,《高校理论战线》2012年第1期。

现阶段，团结乡乡村旅游发展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的“做农家事，吃农家饭，住农家房”的农家乐发展模式。经营者大多将垂钓休闲、采摘水果和农业观光作为主打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旅游项目相对来说是十分单一的，没有充分挖掘农业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涵，缺乏新的旅游特色[2]。

[7]三大类作者具体指：“在根本上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具体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8][10]【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9～660页；第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7～428页。

[4]1868年7月，恩格斯为《凉亭》报撰写了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但该报没有发表。在这个传记基础上，恩格斯经过修改，刊载于《未来》杂志1869年8月2日第185号（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总第56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差不多过了10年，1878年，恩格斯在不伦瑞克的文艺作品选集《人民历书》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这篇更为详尽的论文，这是马克思在世期间正式发表的少有的一份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材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38页）。1892年，恩格斯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中发表了《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同时，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周年，这篇传记还发表在1893年3月17日《工人报》第11号（标题《卡尔·马克思生平》）以及保加利亚杂志《社会民主党人》1893年第3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2～404页）。

[6]《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1页。

[5]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回忆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However, because there are four transistors through power to ground, the output swing of the cascade inverter is limited, reducing the output dynamic range to a certain extent.

本工作利用铁片作为电极、过硫酸铵作为引发剂、十二烷基硫酸钠和OP-10为复合型乳化剂,通过电化学乳液聚合制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使用电化学方法与不使用电化学方法(例如在上述体系中直接加入二价铁(一般是氯化亚铁))相比,优点如下:利用铁电极通电后得到二价铁离子,不会将其他阴离子引入体系中;电参量容易控制,为后续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新的路径.实验结果表明,利用电化学聚合方法在较低的反应温度下就可以成功获得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调节电流大小可以得到不同分子量的产物.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20页；第27～28页。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熟悉和接纳的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所撰写的马克思传记无论在考据研究还是文本解读方面大多没有跳出苏联解读模式的窠臼。随着近些年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视野的开阔，中国涌现了一批集专业性、学术性和思想性为一体的马克思思想专题研究著作。例如：北京大学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义旨、基础与方法》，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主编的《走进马克思》，复旦大学俞吾金的《被遮蔽的马克思》，等等。但是，这些专业性著作对马克思的生平事件、性格特点、人生历程等没有或很少着墨。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马克思传记，一本是德国学者梅林的，一本是英国学者麦克莱伦的。而中国学者自己写的马克思传记或是因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吸收学术成果不足，或是因过于强调思想性而对马克思普通人的一面涉及不足，或是因宣传不足而被束之高阁。在新的历史时期，吾辈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制高点，积极吸收和汲取MEGA2的文献学最新成果，对马克思生平、事业、思想作一客观而又带有中国学理风格的系统梳理，既能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更有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走向国际化。

堆积层滑坡是在其自身地形地貌、地质结构等内在因素基础上，受内外动力耦合作用孕育形成，其危害性往往令人触目惊心，尤以我国长江三峡库区为甚。据调查，三峡库区的数千处崩滑灾害，仅小部分开展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防治措施，其余都实行监测预警。因此，堆积层滑坡位移特征及预测研究对三峡库区及相似区域滑坡预测预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11]鲁克俭：《国外马克思学译介与中国马克思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5期。

[12]杨学功：《在范式转换的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论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页。

[13]赵玉兰：《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14]【苏】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合传》，刘侃元译，上海春秋书店1933年版，第9页。

[15]相关研究参见王校楠：《冷战前德国马克思传记研究的三种立场》，《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2期。

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为96.43%,对照组患者的护理总有效率为83.93%,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表1所示。

[16]南京大学张亮教授曾对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记进行专门研究，认为形成了“生平—学说”“批判重建”“思想史还原”三种模式的马克思传记。具体参见张亮：《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的马克思传记建构：批判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

[17]Leopold Schwarzschild,The Red Prussian: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Hamish Hamilton Press,1948,p.87.

[18]相关研究参见刘霞：《对李季所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再生水是指废污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满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本文主要梳理了美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以美国为主）及相关国际组织在再生水利用方面的诸多经验，以期对我国再生水利用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