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年仅24岁的以赛亚·伯林接受了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历时六年完成了《马克思传》，并在其生前不断修订和再版。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传记相比，伯林的《马克思传》在方法论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即从思想史路径考察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建构了一个独特的马克思思想形象，凸显了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底色，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伯林对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建构

通常说来，马克思传记的书写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方式是“同情的理解”，旨在客观叙述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其典型便是伯林的弟子麦克莱伦所著的《马克思传》。正如麦克莱伦所说，“我所尝试做的至少是要sineiraetstudio（客观公正地）写作，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形象。因此，我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引述，并以一种同情批评的立场进行写作，避免陷入要么偶像化、要么玷污的两个极端。”[1]另一种方式便是“思想史还原”，即在西方思想史的语境中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观念，侧重于分析马克思思想的历史渊源，伯林的《马克思传》便是这一路径的典范之作。根据伯林晚年的回忆，《马克思传》的写作不仅令青年伯林在思想界声名鹊起，同时也是他从事思想史研究的起点。[2]伯林的思想史路径在其马克思传记研究中具体体现为：

从历时性的维度看，伯林在欧洲思想史脉络中勾勒马克思思想。与其他马克思传按部就班的生平叙述不同，伯林的《马克思传》在介绍完马克思的童年与青少年时光之后，大胆地插入了一整章“精神哲学”，以极其凝练的笔法书写了从启蒙运动到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并以此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底色。在伯林笔下，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原则，“自由探索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精神，把一切讨论的事物置于理性审判台上的精神，均得到了有条理的训导，并在广泛的社会领域里获得了愈益热情的接纳。”[3]以理性为原则的启蒙运动形成了两大传统，一是英国的科学经验主义，二是以赫尔德与黑格尔为代表的“形上学历史主义”[4]，后者正是在批评前者的基础上孕育而成。黑格尔的“形上学历史主义”实现了理性与历史的合流：一方面，理性是解释历史的依据，“解释一连串事件就是把它们归入一个理性的可理解过程”[5]；另一方面，历史是理性的展开过程，“要求以特殊的、具体的、有区别的、独特的方式寻求普遍性的最生动表现形式，要求仿效传记作家和画家的艺术与现实主义，而不是仿效摄影师与统计学家，这乃是德国历史主义的一项特殊遗产。”[6]在伯林看来，黑格尔的形上学历史主义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历史一元论，即“表达一个整体的观点的一元特征”[7]，这一点为马克思所继承；二是历史决定论，即历史在本质上是由绝对精神所决定的，这被马克思改写为经济决定论；三是历史冲突论，即“每一过程都是互不相容的力量之间一种必要的紧张状态”[8]，这被马克思改写成阶级冲突论；四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自由是对必然的自觉认识而非完全摆脱，“它致力于理解、控制它所面临的一切，也就是追求完全的自我控制，这就是黑格尔的自由概念”[9]，这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以至于“社会自由的问题，以及为获得自由而失败的原因问题，很自然地成为马克思所有早期著作的中心主题。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式以及他的解答，在精神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10]于是，在伯林的笔下，马克思的全部思想成为了黑格尔哲学的翻版，两者即使存在观点差异，但在思想结构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从共时性维度看，伯林从马克思所处的思想共同体中挖掘其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传》中，伯林始终将马克思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进行对比，将马克思塑造为理性至上的冷酷形象。伯林认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可臻完善论者。……他和任何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一样，强烈憎恨感情主义，对超自然原因的信仰，亦即一切种类不切实际的幻想”[11]。在伯林看来，与同为激进主义者的海涅、拉萨尔相比，马克思的出身与教育背景虽然与他们高度相似，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截然不同。“十九世纪中期的几十年是情感备受重视的时期”[12]，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其他革命者要么深受浪漫主义影响，要么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然而，由于马克思持有“真正相信历史的进程是不可避免”[13]的信念，因此他拒绝诉诸于感情或道德，以至于马克思显得格外冷酷而又孤僻：“他缺乏心理上的见识，贫困的生活和艰苦的工作也没有使他在情感上更多地接受他人；除自己直接接触的人以外，他对其他人的经验和脾性极度地不闻不问，这使他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似乎简直是迟钝麻木的；他在柏林就学时有过一个富有情感的短暂时期，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他把道德或感情上的痛苦和精神危机视为资产阶级的自我放纵，这在战斗时期乃是不可饶恕的。”[14]在伯林看来，马克思之所以具有这种精神气质，与其思想理念息息相关。正是历史决定论和理性主义的彻底态度，才使得马克思的理性气质显得尤为决绝冷酷。

为验证所设计控制方案的有效性，首先在Matlab/Simulink平台上开发了MFAC模块，其内部设计如图2所示。图2中，控制律算法和伪偏导数估计算法是通过M文件编写S-Fuction来实现的，将其封装为带λ和ρ两个参数的MFAC模块，以便调用。MFAC-PID串级控制系统仿真如图3所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伯林的思想史路径在造就《马克思传》特色的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传》的思想局限性。这体现在伯林《马克思传》的如下困境：

二、伯林思想史路径的双重效应

伯林的思想史路径造就了其《马克思传》的独有特色。伯林以宽广的视野和凝练的笔触描绘了马克思时代恢弘壮阔的思想背景，令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尤其是他对“德国信念”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发展历程、法国大革命遗留下的思想难题、巴黎作为革命之都的思想氛围、1848年大革命的思想悖论等等的深刻揭露，生动地还原了马克思理论的出场境遇，既有历史的现场感，更有思想的深度。这是伯林《马克思传》的独特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在伯林的《马克思传》中，他尤为关注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这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诠释极富启发性。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在我国的马克思思想诠释中，人们更多地重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扬弃，强调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的互动关系，甚至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决定了其哲学思想的成熟程度。遗憾的是，马克思思想脉络中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乃至传统社会批判理论这条政治学线索，尚未受到学界重视，相关讨论要么依旧停留在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水平，要么付之阙如。在这方面，伯林的《马克思传》无疑能为人们探讨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定的思想线索与启迪。[16]

于是，伯林借助思想史路径，从思想渊源和精神气质两方面入手，最终完成了对马克思思想形象的建构：这是一个持有理性一元论、历史进步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冲突论的马克思；而这样的马克思，所追求的正是伯林日后所批评的“积极自由”，即“真正的自由在于自我控制，摆脱外界的制驭。”[15]正是在此意义上，伯林日后的思想史研究不仅肇端于他的《马克思传》，而且在他日后思想发展中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对多元主义的追求、对两种自由的区分，都在其《马克思传》中初露端倪。也就是说，伯林对马克思的思想史阐释，隐含着他对马克思观点的批判态度。然而，问题在于，伯林所塑造的马克思思想形象与其说是客观呈现，毋宁说是伯林自身思想的一种投射。

谁哭了？你咋知道我哭了，我哭是因为这次没考好，总感觉学习不得法，气死了，没办法，哭几句想想法，不成想，路上说话，草棵里有人。

思想史路径之所以会导致这种悖反效应，其根源在于，伯林通过思想史路径在还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的同时，却忽视了马克思本人的问题意识，从而夷平了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思想界限。人们知道，深入研究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问题意识。借用伯林有关“刺猬”与“狐狸”的区分，虽然马克思涉猎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而看似是一个狐狸型思想家，但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一以贯之，是一个标准的刺猬型思想家。当伯林在重建马克思与其他思想家的思想关联时，他却割裂了马克思思想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关性，因而出现了建构马克思思想形象的种种困境：

第一，由于忽视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伯林颠倒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究其目的而言是为了“改变世界”而非“解释世界”，更具体地说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为了建构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换言之，马克思并非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历史决定论的内在环节，否则便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批判他们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视为永恒的自然制度的做法。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观点，人们只有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才能理解人类以往的历史道路。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但是，伯林并不懂得这一点，因而颠倒了资本主义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以至于唯物史观被曲解成封闭的历史解释模式，沦为马克思本人所极力反对的“一般历史哲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忽视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问题意识，伯林也不理解，经济决定论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所批判的“粗俗的唯物主义”，进而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观与经济决定论混为一谈。也正是因为伯林对资本主义批判这一问题意识的忽视，伯林也没有仔细考察马克思中晚期思想的深入推进，以至于出现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在1846年后便“戛然而止”的严重误判。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反思伯林的思想史路径，并非彻底否定思想史路径在马克思研究中的运用，而是为了思想史路径的合理运用。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史路径在揭示马克思的精神底色、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原貌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思想史路径的运用限度未经反思而直接运用到马克思研究中，那么就会出现伯林诠释马克思的尴尬困境，在过度诠释马克思与思想史的联系的同时，也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与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在关联。这也正是伯林的《马克思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相关思想史研究所提供的镜鉴价值。

首先，伯林所建构的马克思思想肖像与马克思的思想原像相去甚远。在思想史研究中，伯林将马克思的思想成果主要集中于历史唯物主义，这无疑是独具慧眼的洞见。然而，伯林却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一种旨在领会并批判社会现实的活生生的哲学，贬低为经济决定论和理性一元论，这种抽象的教条化理解最终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个封闭的体系，进入于其中的一切东西，都符合预先确立的模式”[17]。与马克思的思想原像相比，伯林的思想阐释至少存在着两大困难：第一，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马克思多次提出关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关切，而且将这种价值关切在历史观的基础之上予以阐明，所以这才有了《资本论》中有关“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而这却成了伯林难以理解的“矛盾”。[18]伯林不仅无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中的“自由”，而且还把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等价值关切全部排斥在其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以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沦为马克思所批判的“无人身的理性”。第二，伯林显然注意到了晚年马克思在回复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时的材料，他甚至引用了马克思批判“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材料。如果按照伯林的解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他晚年批判的“一般历史哲学”。与其说这是马克思的“自相矛盾”，毋宁说是伯林的解释困境。从上述两方面来看，伯林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失之片面，甚至可以说与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

三、伯林思想史路径的反思

伯林的思想史写作路径使其《马克思传》具有一种颇为吊诡的效应：从对马克思的肯定转向了对马克思的否定。伯林如此评价马克思，“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直接、如此稳定、如此强有力的影响”[23]，结果却将马克思思想误解为理性一元论与历史决定论；从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蔽转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遮蔽，思想史路径旨在更好地呈现马克思的思想，结果却出现了阐释马克思的种种困境；从对马克思思想特质的凸显转向了对马克思思想特质的湮灭，思想史路径的介入最终是为了凸显传主在思想史脉络中的独特地位，结果却使马克思的思想泯然于19世纪的思想洪流之中；从马克思思想的客观呈现转向了马克思形象的主观建构，思想史路径旨在还原“19世纪的马克思”，结果却成了一位20世纪“伯林的马克思”。面对伯林《马克思传》的种种效应，人们不得不反思将思想史路径运用于马克思研究的合理限度。

其次，与之相关的是，伯林把马克思唯物史观简化成了“黑格尔+圣西门”的简单公式。正是从思想史路径出发，伯林发现，最早发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的思想家并非是马克思，而是圣西门，“圣西门是个大胆、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是第一个宣称经济关系的发展系历史的决定因素的作者”[19]。于是，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伯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结构的观点——即构成人类历史的各种因素之间的正式关系的观点，是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话，那么，他对这些因素本身的了解，是从圣西门及其追随者那里获得的”[20]。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黑格尔+圣西门”公式化理解，令人不禁想到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机械解释，即“黑格尔+费尔巴哈”。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的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之前思想家观点的简单拼凑或机械组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伯林的阐释，就马克思与圣西门的思想关系而言，马克思与圣西门对经济因素的理解没有区别；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而言，马克思与黑格尔只有结构性的一致，而没有原则性的区别。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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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忽视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伯林的思想史路径才会将马克思思想解释为各个思想家理论观点的机械拼凑。以伯林的“黑格尔+圣西门=马克思”的简单化公式为例，伯林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因为其在《莱茵报》时期便遭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这也正是马克思探究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起点。正是在对市民社会的逐步深入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也超越了圣西门的简单诊断。因此，马克思的思想既不是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翻版，也不是圣西门重视经济因素的简单搬运。准确地说，黑格尔、圣西门以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因素正是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才被马克思所扬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批判才是马克思吸纳并批判各个思想家思想的容器。正因为忽视了资本主义批判这一问题意识，在伯林的思想史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成分无非是黑格尔和圣西门等人思想观点的机械重组，而非有机构成，更遑论揭示马克思与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原则性区别，最终出现了“黑夜之牛牛皆黑”的诠释困境。

第三，由于忽视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问题意识，伯林将马克思界定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直接继承人，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启蒙主义理性观的深刻批判。毋庸讳言，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底色。但是，当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批判的视域出发，他发现启蒙主义理性观的历史根基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代性，这也就解释了启蒙哲学家的“华美诺言”为何会变成“一副令人极其失望的讽刺画”，“理性的胜利”为何会蜕变为“理性的破产”。由此可见，由于伯林未加反思地运用思想史路径，以至于他只注意到了马克思与启蒙思想家的一致性，而没有看到马克思与启蒙思想家的差异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伯林的“思想史还原”最终沦为“思想史趋同”。

供应链各成员的最优订货量与供应链系统最优订货量相等，且各成员的期望收益与整体供应链系统的期望收益互成仿射函数，即为供应链协调的判别标准[17-18].

最后，伯林笔下的马克思出现了“思想的停滞”。伯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浓墨重彩地梳理了早年马克思巴黎时期的思考，认为：“一八四三—四五年是他一生中最具有决定性的时期：他在巴黎经历了最后一次思想转变。在这一时期末尾，他在个人与政治方面都达到了一种清晰的立场，此后，他始终致力于发展它，并在实践中实现它。”[21]在伯林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在巴黎时期已经成熟，此即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此之后，马克思便离开了理论领域，而直接投身实践。对此，伯林形象地说：“至此他的地位便是指挥官式的，真正从事于一场战役，他因此根本就不用持续不断地要求自己或其他人表现卷入一场战争的理由，或表明在战争中站在这一边而非那一边的理由：战争的状态亦即一个人的自身地位是给定的，它们是事实，不容置疑，只需接受和检验；他的唯一任务是击败敌人，其他一切问题都是书生之谈，建筑在无法实现的假设条件上，因而是不着边际的。所以，马克思在晚期著作中几乎完全不讨论基本原理，也几乎没有任何意图要证明他反对资产阶级的合理性。”[22]按照伯林的观点，制订完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在成为“行动的哲学家”的同时也陷入了“思想的停滞”，于是晚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无非是1845—1846年思考的简单延续，而非深入推进。这与他的弟子麦克莱伦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高度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1845—1846年并非是马克思思想的终结，而只是一个通往《资本论》的驿站。换言之，《资本论》及其手稿并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运用，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网民猛增，高校网络舆情活跃，高校网络舆情研究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成为网络舆情研究的重要分支。新的实证研究初步表明，高校网络舆情(popular feelings)具有区别于大众舆情的特殊性。其舆情发生、演化的基础条件是高校生班辈舆情及行为特点，该舆情依托自组织理论和非正式舆情观，形成特殊的意见舆情、评论舆情(public opinion)，而主要不是事实舆情(sentiment of facts)。研究高校网络舆情，可为高校德育实践提供实证性的研究材料与事实依据，对于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引导有着重要的公共危机化解功能。

注释

[1]【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018年4月6日晚发生低温冻害，陕西淳化果区-7.2℃极端低温持续长达4小时，冻害过后低温又持续了3天之久，致使果区坐果率降低，一般果园减产20%，有的超过40%，个别绝收。幼果期低温给果锈普遍发生创造了条件，使得2018果季苹果商品率大幅下降。

[2]【伊朗】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

[3][4][5][6][7][8][9][10][11][12][13][14][15][17][19][20][21][22][23]【英】伯林：《马克思传》，赵干城、鲍世奋译，时报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第55页；第57页；第61页；第60页；第62页；第60页；第67页；第41页；第158页；第202页；第158～159页；第65页；第30页；第95页；第95页；第86页；第21页；第15页。

[16]伯林对马克思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关联的梳理，可详参伯林的《马克思传》（版本同上），第25～26页；第95～102页。

[18]伯林认为马克思在“必然王国”中对自由的论述与其“自由王国”中的自由论述是相互冲突的两种自由观。详参伯林的《马克思传》（版本同上），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