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肯特大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出版了《马克思传》。该作自首版以来，历经多次修订再版，以其独特的切入视角和生动的写作风格，收获了一致好评，称它为英语世界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传记是毫不为过的。

一、跳出历史，带入情境

1918年3月，梅林在他的《马克思传》中提到，“马克思之所以无比伟大，主要是因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地结合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1]他对马克思的这一判断直接奠定了他的这部传记的总基调，即将马克思的生活、工作、事业与马克思的思想整合起来。实际上，这一基调也成为西方学者创作马克思传记的标准模式，在梅林以后，梁赞诺夫、伯林、科尔纽等马克思传记作者沿用了这一模式，麦克莱伦依然没有摆脱这一印迹。

但比较而言，麦克莱伦对于马克思的刻画，既不追求历史细节的极度膨胀，也不期望毫无瑕疵的真实还原，而是通过对史料素材的独到选取，辅以巧妙的打磨与适度的剪辑，将马克思置于特殊的情境之中，并引导读者去“感受”马克思，从而实现对传记主角的形象呈现。

自修正业绩公告发布前一交易日的9.77元每股开始，天成控股的股价一直跌到5.58元每股才止住，最大跌幅达40.18%。

(4)从氧化钼的遗传特性来看，一定范围内调节一段还原氢气露点，可制备形貌均匀、分散性佳的大粒度钼粉颗粒。

首先，麦克莱伦的创作原则是“sine ira et studio”[2]（客观公正）[3]。他非常清楚，对于传记创作而言，所谓的“真实”是一种创作态度上的客观公正，而非最终呈现的结果。麦克莱伦自己就坦言：“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了。”[4]在他的作品中，这个观念表现为两个方面。

例如：麦克莱伦对于《巴黎手稿》中的共产主义作如下评价：“真正的共产主义的图景作为‘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极为静止和非历史的”[13]；在讨论《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也发出以下质疑：“建立共产主义的关键性因素是消除劳动分工。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给出的惟一的例子是原始共产主义方面的。”[14]类似的评价在讨论后期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再次出现，他说：“‘全面的’个人——一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几乎令人作呕地恢复的范畴——现在处于马克思乌托邦的核心；千年的张力(the millennial strain)在这里并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描述为‘历史之谜的解答’表达得明显。”[15]

收集的水样在10～15 d内完成处理分析。pH值用玻璃电极法测定；用滴定法测定；Ca2+、Mg2+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Zn2+、Mn2+、Fe2+用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法测定。水样测定重复3次取平均值，重复间差异过大时，增加重复次数，剔除明显不合理数据后取平均值[5-6]，数据处理用Excel 2007软件。

3.4.4 优势度指数。各土地利用方式大型土壤动物群落优势度指数（C）退耕湿地＞退耕林地＞农田＞森林＞湿地。

其二，他对于史料的选取非常大胆。麦克莱伦知道，一个全新的角度往往比重复的事实更有价值。例如，在马克思与卢格决裂的原因上，除了公认的稿酬争端外，麦克莱伦选用了卢格给母亲的信，说明他对共产主义的不屑，而同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批判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以此作为分裂的诱因；随后，他指出卢格性格中的清教徒色彩与马克思不拘小节的生活作风迥然不同，两者最终因为对海尔维格的生活做派看法不同引发不和，导致决裂。在麦克莱伦的描述中，卢格宛然成了陈旧迂腐的学者，他看不到新思想的生命力，因此，固守传统道德的评价体系，这与马克思的思想先行者形象对比强烈。这一视角的出现，比起马克思因为一点稿酬与卢格反目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也为两人后来在理论上的分歧预设了伏笔。

第二，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生平的重构具有强烈的“情境感”。正如前文所言，在麦克莱伦看来，由文献史料建构的生活历史离“真实”相距甚远。因而，他另辟蹊径，不去追求历史，而去建构情境。情境是一种跳出历史本身却保留历史底色的故事场景，它与历史的区别在于，人永远无法回到过去，与历史素有隔阂，而情境则允许任何人的进入，成为故事的亲历者。

情境的第一要素是城市。麦克莱伦在创作中将城市作为主要线索，从特里尔到柏林，从巴黎到布鲁塞尔，从科伦到伦敦，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故事。在巴黎，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他的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份工作，建立一个家庭；在布鲁塞尔，主人公是一个政治逃难者，在休养喘息之间孕育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宣言文稿；在伦敦，主人公是一个革命者，他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期待一场新的革命浪潮的洗礼。在麦克莱伦的笔下，每一章的开篇，都是主人公来到这一城市，每一章的结尾，都是主人公离开一个城市。卡尔·马克思犹如城市的过客，在不同的城市遇到不同的人，演绎着不同的生活，碰撞出激烈的思想，这种情境本身就隐喻了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与理论家的曲折人生。在传记尾声，麦克莱伦设计了马克思的自白，并邀请那些和马克思相遇过的人描述他们眼中的马克思。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清晰地理解，即使生活如此奔波，马克思的内心从未改变，正如他的自我评价——“目标始终如一”[5]。

麦克莱伦精心建构起一个个情境，让马克思在其中表演，让读者在旁边观看。这个过程是生动的，但也是残忍的。马克思扮演着一个英雄，生活在特定的故事中，成为传说、受人尊重，却因而解构了他的自我与思想。

情境的第三要素是完整的情节。麦克莱伦试图让每一个城市中的故事保持相对独立，能够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事件感”。例如：在巴黎，马克思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德法年鉴》上，随后与卢格决裂，并与恩格斯建立友谊，以二人共同创作《神圣家族》结束；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使得两部作品在理论高度上实现了新的飞跃；在科伦，以马克思恩格斯创办《新莱茵报》开始，以《新莱茵报》被销禁、马克思被驱逐结束；在伦敦，以马克思在流亡间研读经济学开始，到撰写《资本论》为止；之后，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故事又相对独立，直至他生命的终结。在每一个章节中，麦克莱伦都力求一个完整情节的有始有终，虽然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主人公的普通经历，但其背后都有着相应的事件发展作为内在驱动，这样就让相对乏味的事件堆积和人物经历有了生命。

通过情境的构建，麦克莱伦让每一个故事都丰富地呈现，其中的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档案转述、原著引文、作者评论以特定的节奏与韵律相互交织，这让传记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极富吸引力。实际上，麦克莱伦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生平与思想著作之间的合理张力，更容易让普通读者接受，并以此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传记创作的新思路。[7]

首先，马克思那令人头痛的晦涩理论在传记中基本没有体现，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环境问题不仅仅涉及个人，同时还是整个国家都要重视的事情。国家应该建立覆盖全国的环境监测系统，系统的要求就是足够智能，对于空气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等问题都可以有效监测，在全国各省市分级管理。这些监测系统可以总结收集全国的大数据，给国家的监测治理工作带去便利。

二、优秀的传记，有限的解读

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作者对马克思其人、其事、其思的独特整合，奠定了这部作品在马克思主义传记史上的地位。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是一部优秀的传记，反倒限制了作者在理论上的深入。麦克莱伦在评价马克思时采用的是相当客观的笔法，力求传记作者自身的退场，但这一思路反倒让作品在思想阐述上缺乏底气，具体表现为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有限的解读。

可以说，正是基于上述原则，我们才发现麦克莱伦的笔触竟是如此神奇。他捕捉的细节充满平凡，他讨论的问题多有争议，他给予的评价不乏批判，但他笔下的马克思，依然让人感到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麦克来伦的笔下，马克思的著作十分清晰易读，这是传记作者理论素质的体现，却没有给读者的进一步思考留下余地。马克思著作中的争议、模糊、解读的多样性甚至逻辑不通的地方都被隐藏，以至于如果有人在读罢传记之后试图溯源文本，一定会遇到巨大的阅读障碍。在文本选取上，麦克莱伦重点关注的多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但解读的部分普遍缺乏深度，尤其是一些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直接批判的观点，可谓完全被作者过滤了。例如，麦克莱伦用大量篇幅对《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作出阐释，但作者对宣言的评价却是：“《共产党宣言》包含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在以前，尤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都有过清晰阐述……”[8]。再如，麦克莱伦用第六章的第5节来阐释《资本论》，但如果读者抱着过高的期待去阅读，就会发现这一部分更像是《资本论》的出版小传，而这部鸿篇巨著的内容，作者似乎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马克思后来呈现给世人的著作《资本论》只包含了《经济学手稿》明确标明基本内容中的一小部分”[9]。

第二，过于强调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忽视了他思想系统中的其他部分。

第四，将马克思封闭在情境之中，与当前时代隔离，与马克思主义隔离。

与此同时，麦克来伦认为经济学——而非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他始终避免在“批判”的意味上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学，但凡涉及到类似的问题，他会将“经济学批判”的内核分解为“经济学与伦理学”[11]两个方面，从而将“批判”转变为一种理性思考，弱化了它本有的革命性。此外，他认为《神圣家族》在出版时不受重视，以此弱化它的理论地位，他对于马克思晚年的一些笔记没有讨论[12]，等等，这些都表明麦克莱伦在对马克思理解上的局限。

第三，对马克思理论中的实践性缺乏信任，以至于无视。

对于类似机组主轴密封、迷宫环冷却供水冷却作用后直接流入流道的用户，无法通过自循环供水系统实现冷却功能，故该类用户建议采用稳定的施工支洞渗漏水或其他市政供水作为汛期的备用冷却水源。对于消防供水建议设置消防水池作为汛期消防供水的备用水源。

在麦克莱伦的论述中，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个让人怜惜的革命家，似乎他的一切革命活动都归于虚妄，终结于乌托邦的现代悲剧。麦克莱伦对马克思思想中的实践性内容充满怀疑。

其一，他对于史料的使用相当克制。从篇幅上，可以看出麦克莱伦既不喜欢堆积史料，也不喜欢事无巨细地还原历史，而是善于用史料综述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尽量不给读者带来阅读压力。对于重要的理论问题，他从不直接阐述，而倾向于用事件线索来开展论述，并且将细枝末节悉数砍掉，只留主干。这也是在这部传记中，读者几乎看不到“理论主题”的原因。例如，在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并未从各个侧面还原马克思与同时代学者的复杂交往与思想碰撞，甚至没有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而仅仅聚焦于几个与其密切相关的人与事。这里的处理，着实是为了求得放大光圈以突出主体的效果。

此外，对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他也并不认同。“无产阶级”是麦克莱伦经常提到的概念，但是在行文中，读者丝毫无法体会到这个概念中具有的革命性，更体会不到其肩负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在《马克思传》中只是马克思所使用的一个理论概念，仅此而已。在传记中，麦克莱伦对马克思在德、法、英等国的工人运动及其相关内容涉及的很少，丧失了这个基础，马克思考察革命理论的动机就不存在了。因而，在评价革命运动时，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习惯“用极为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16]。而在经济学评述中，他也指出：“在这里(整个《经济学手稿》都是这样)并没有暗示提及这种过渡的中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7]似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马克思转向经济学批判之后已经被放弃了。

在传记的“后记”中，麦克莱伦也若有若无地讽刺，虽然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是改变世界”，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在“改造世界”这个关键问题上有所欠缺，反倒在“解释世界”的层面上——或是指出经济因素是社会问题的根源，或是作为维持一种政权的意识形态理论——做得更为出色。正如他所言，“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主义仍然在解释世界方面，比在努力改变世界方面给人的印象更深刻”[18]。

麦克莱伦在传记中对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手稿“是一块巨大的没有开垦的土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10]。麦克莱伦对这一作品着墨之多，远超《资本论》。在他看来，这部作品与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留下的大量手稿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包括对于异化、物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论题的讨论以及黑格尔式哲学话语的复现等，似乎马克思早期的思考只是他后期经济学研究的铺垫。

2018年8月1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某养殖户的生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以来，各地加强监测防控，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11月16日吉林发生我国首起野猪非洲猪瘟疫情，疫情跨地域、跨种群传播的风险不断加大。为阻断疫情在家猪、野猪间相互传播蔓延，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情境的第二要素是故事背景。在每一个情境之中，麦克莱伦用凝练的史料勾勒出故事的背景，并将主人公与读者一同置于情境之中，甚至允许他们相互对话。例如，在布鲁塞尔，这里是“政治逃难者的避风港，因为它比欧洲大陆的任何其他国家有着更大的言论自由”[6]，即便如此，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依然让马克思十分窘迫，以至于他最终放弃了普鲁士国籍。与此同时，燕妮发现自己已经怀孕，而马克思提前透支了与出版商签约新书的版税，财政情况堪忧。这部书延续的是《巴黎手稿》中的主题，理应在1845年夏天完成，但马克思又不是一个草率写作的人，他在写作之前开始了大量阅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创造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读者深入领会了马克思的内外焦虑之后，自然而然地会对马克思的创作动机给予认同和理解，并感叹革命道路之不易。

需要明确，麦克莱伦从不否定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甚至认为他发现了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他指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论我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他都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念”[19]，然而，这种认同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依然能够在当今时代改变世界，而是说明马克思有资格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人类智慧光荣榜上的一个名字。

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虽然在本传中没有明确指出，但可以看出，麦克莱伦很谨慎地做了区分。更直接的表述则见于他的其他著作，如他曾提出：“……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而使之发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则是共产党正统派所宣扬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20]

科学制定二级学院财务使用办法 在明确财务二级统筹的基础上，凡是涉及学院长远发展或基础建设方面的，由学院统筹，然后根据二级学院的学生数量、教师数量下拨经费，对学校的科研经费、重点学科建设经费、重点专业建设经费、省级以上相关项目的建设经费则可以通过引进竞争机制进行下拨，待这些项目经过评审验收后下拨。

至于马克思终将止步于19世纪的原因，麦克莱伦给出两层说明。从理论内部来看，他认为马克思在晚年所持有的仅仅是对资本主义的唾弃与崇高的国际主义品格[21]，而不是对真理的执着，对于已有的理论遗产都变得模棱两可[22]，以至于即便马克思活着看到苏联解体，他也会“既不惊奇，也不失望”[23]，似乎一切与事不关己。从外部环境来看，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100多年中，人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变得尤为复杂，阶级群体的成分构成变得难以捉摸，人类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甚至对这种发展感到害怕。在此基础上，革命意识愈发淡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等问题也是马克思意料以外的。[24]在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麦克莱伦实际上断绝了马克思走进现代世界的可能性。

我们发现，为加强与离院后病人的沟通联系，朋友和直系亲属的姓名、地址，而非目前家庭的信息，对于保持与病人的联系是十分有价值的。

然而，麦克莱伦自己却不认为这种断绝有什么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其实“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25]。这才是他在今天凸显其价值的唯一方式。在此意义上，麦克莱伦引用伊纳齐奥·斯隆的观点：“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26]

至此，我们终于看到麦克莱伦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真正定位——一种崇高的价值。仅此而已！

注释

[1]【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

[2]sine ira et studio，拉丁习语，意为不涉好恶，中译本意译为客观公正。

[3][4][5][6][8][9][10][11][13][14][15][16][17][18][19][21][22][23][24][25][2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第3页；第430页；第131页；第169页；第274页；第275页；第278页；第108页；第139页；第279页；第223页；第279页；第434页；第432页；第417页；第410页；第432页；第433页；第434页；第434页。

在传统“粮食安全观”的指导下，我国政府对列入统计口径的粮食作物采取了“高保护”措施，包括价格支持和关税保护，从而限制了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发挥。粮食安全新战略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粮食统计口径应当逐步缩小范围，除关系到粮食安全的核心品种必须列入统计，并维持较高的自给率以外，其他品种可以结合库存储备与国际贸易等手段来调节供需平衡，以此减少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过度干预，增强政府对农产品市场的调控能力。

[7]英语世界最近的几部马克思传记中，如弗朗西斯·惠恩的《卡尔·马克思》（1996）、玛丽·加布里尔的《爱与资本：卡尔和燕妮以及革命的诞生》（2012）、乔纳森·斯珀伯的《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2013）与格瑞斯·琼斯的《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想》（2016）等，这些作品在试图用“情境”还原马克思的血肉形象上要走的更远。其中，玛丽·加布里尔以马克思与燕妮的恋爱故事为线索的作品甚至入围了次年的普利策奖。情境化创作在影像作品中更加普遍，2017年由哈乌·佩克执导的德国电影《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即是如此。

[12]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等作品并不成熟，而恩格斯才是真正将这些笔记变成完整著作的人，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他同时对这部作品评价不高。详见《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1978）中关于恩格斯贡献的章节。

[20]【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