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言，“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1]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始终在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2]中的深刻剖析是至今未能超越的批判语境。

作为纪念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马克思的思想传记是感受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切近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途径。自马克思逝世后，国内外已有多种版本的马克思传记得以出版，为我们深刻并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及其价值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文献，同时也呈现出差异化的阐释路径：一种路径是遵循思想史的脉络延展，侧重于以马克思生平主要活动的时间史为线索，揭示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例如：1918年出版的梅林所著的《马克思传》结合时代背景和马克思不同时期所从事的历史活动，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1972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传》中，戴维·麦克莱伦声称要通过“客观公正地”写作还原马克思的一生，试图为读者勾勒马克思的个人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本真影像；另一种路径是以问题为导向，以马克思的核心命题和对马克思思想的质疑为线索，在阐释和反驳中或捍卫或重建马克思主义。1981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一书是其中的代表作，艾伦·伍德面向一些常见的误解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辩护，对马克思的哲学话语进行了深层次的逻辑分析和基础夯实，回应了许多重大的有关对马克思思想命题的质疑，特别是在区分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基础上，站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非道德主义立场，对道德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进行了界定。在艾伦·伍德看来，“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在经济、历史和社会学理论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最崇高的意义上应该被称为‘哲学’”，因而《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是“针对19世纪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进行的充满同情的（但不是不加批判的）哲学阐释”[3]。在此书中，作者阐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五个重要命题：异化、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道德、哲学的唯物主义、辩证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当代价值评估。

打仗要勇敢，搞学术研究为什么还要胆识呢？似乎两者关系不大，最近有记者问我，说阎老师你认为做一个研究员最重要的品格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两个字“勇敢”。

该书于2004年修订再版，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最具世界影响的重要著作之一。G.A.科恩曾经如此评价该著：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是当时“英语世界从哲学层面介绍马克思的最好作品”，“伍德恰当而尖刻地质疑了诸多关于马克思和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所构造出来的那个世界的断言，但他同时也令人信服地热情推崇马克思主义中他认为有着长久价值的东西”[4]。而布坎南更是热烈地盛赞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比“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涉及面更广，比阿维内里的《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哲学深度更深，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它显然是现有的研究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最好作品之一。”[5]

一、马克思面向的时代问题域：启蒙话语与资本主义文明悖论

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中，伍德首先对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凸显的问题进行了整体剖析。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高歌猛进，欧洲文明被视为通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唯一道路，资本主义文明霸权企图让所有异于这条道路的“野蛮”世界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但是，值得反思的是，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至善的、唯一的模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在将全世界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将人塑造为独立的个体的同时，也将人抛入了资本逻辑的漩涡中，难以回归自我。

综上所述，大部分民国学者都是主张采用社会本位法律，理由无非有三，第一、社会本位法律符合人类进化的法则；第二、社会本位法律比个人本位法律更具优越性；第三、社会本位法律与中国社会现实相互适应。尽管民国学者并没有充分地论证过社会本位的优越性、正当性与正确性，但是，从他们内心里，已经形成了这一共识，因而，在民国时期，中国法律采社会本位是一种流行和趋势。

[1]【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伍德认为，马克思对启蒙话语的承继，可以通过其思想立场中频繁出场的资本主义文明二重性话语得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创造了比过去一切生产力总和更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变革了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8]，并且破除了与之相适应的固有的僵化的关系及观念。人们之间的家庭等各种自然联系、政治等级关系全部为交易与利益关系所代替，人的自由与尊严让渡于商品交换的自由，人的特殊性与差别一般化为面向资本的雇佣劳动。但是，伍德同时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统治时期的结束和人类解放使命的完成的判断显然很谨慎。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要想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存在为前提基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由此，伍德进一步表明：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困境也许会持存于相当长的历史周期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永恒性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诊断方式：非道德主义的社会批判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起着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功能。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同样也看到了资本主义道德除了具有这一特殊性之外，也包含人类对善良、诚信、忠诚、慷慨等美德的一般普遍性追求。而且，在伍德看来，马克思显然也希望无产者在社会交往中践行这些美德，无产阶级运动更是需要通过这些美德赢得人们的支持，以实现其根本目标。对于无产阶级中出现的不道德行为和犯罪行为，马克思曾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退化的表现。如何对这一矛盾进行解释呢？在伍德看来，这种马克思对道德意识的批判困境显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无法从经验上论证公认的道德责任并非出于上帝或纯粹理性的命令而确立，抑或并非出于人们趋乐避苦的天性或者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性而确立。同时，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能证明并不存在与正义的、德性的行为相关联的高于一切的、无私的、无阶级属性的善。伍德甚至指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可能表达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历史唯物主义自身足以证明对长期以来具有广泛影响的道德思考方式进行蔑视和摒弃是可行的。

（一）道德善与非道德善

金融对经济影响重大，中国自始至终重视金融领域健康有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对金融领域各项改革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同时，网络社交媒体的全面普及，改变了旅游者的信息搜寻模式（胡兴报、苏勤、张影莎，2012），影响了旅游者的决策过程（王贵斌，2012），重新塑造了旅游者的行为选择。此外，网络媒体平台也是旅游目的地依据旅游者的感知、偏好、评价，作好目标市场定位、制定营销策略、树立网络口碑、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旅游目的地营销突破的新契机。总之，网络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旅游者的行为，也深刻影响了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宣传活动。

因此，尽管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实现的讨论属于善的范畴，但是在道德善恶和非道德善恶问题之间应该做一个明确区分：道德意义上的善包括价值、权利、正义、义务的完成以及对美好道德品质的追求；非道德意义上的善则包括愉悦、幸福，即值得追求的并对他人有益的事物，哪怕追求或拥有这些与道德价值无关。[11]在艾伦·伍德看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基于很多非道德善意义上的失败，例如：自我实现、安全感、身体健康、舒适、共同体、自由等。当然，伍德同时也声明，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地对道德善和非道德善进行区分，但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确相信，如果社会生产得以更加理性和民主化地组织起来，现存的社会生产力是可以为所有成员提供这些非道德善的。

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非道德善应该以人们基于权利或正义的要求而被提供。伍德指出，尽管马克思不会忽视现实生产条件下工人受到的非人性的对待，但马克思并没有将更高的无产阶级道德标准作为呼吁别人支持工人运动的依据，甚至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对工人权利的非公正对待或是侵犯了工人的权利。在马克思看来，即使不讨论常见的道德感与罪恶感，那些显而易见的非道德善的价值足以说服任何一个理性的人去推翻现有的社会秩序，通过社会秩序的重建会实现这些非道德善。

侯顺利等[2]对新型辊壳式流浆箱速度参数的探讨结果表明，对于10～16 mm宽度的流道，沟槽辊转速为120 rad/s时，流道内的湍流强度和湍流尺寸能够较好实现对纤维絮聚团的分散。林晓林等[3- 4]还对沟槽辊壁面、均衡室进口和速度参数等进行了优化。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当沟槽辊转速维持不变时，随着喷浆速度的上升，溢流室压力并非单调上升的二次函数，这就无法通过溢流室压力控制喷浆速度。

伍德进一步通过对康德和穆勒的道德观的分析，对马克思的可能道德立场进行了合理地推导。康德与穆勒二者都曾对道德善和非道德善进行区分：康德将“道德”从“自然（物理的）”中或者将“善”从“利”中区分开来；穆勒则区分了生活的功利主义理论（一种关于非道德善的快乐主义）和“道德的功利主义理论”（道德善在于同时有助于最大程度的非道德善的获得）。康德认为对道德善的追求区别于对非道德善的追求，但是道德善是无条件的善，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处于更为根本性的基础地位。而穆勒认为尽管道德善与非道德善可能会发生冲突，但是有助于最大程度上促进非道德善的行为就是道德善，因此，在他看来，道德善仅仅视为实现非道德善最大化的工具，而非道德善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伍德由此分析指出，马克思与康德一样，认为对非道德善的追求必然与对道德善的追求发生对立，但是马克思与穆勒都认为非道德的善在某些情况下优越于道德善。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为什么一方面倡导推翻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意资产阶级道德家对其阶级正义进行的辩护。此外，伍德指出，马克思之所以与康德、穆勒观点不完全一致，是因为康德与穆勒都将非道德的善视为一种享乐主义。因此，通过伍德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马克思出于其对非道德善的重视，不会从权利、正义、价值等道德善出发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对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我实现、异化等概念的讨论并不能为其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建立道德基础。

上部岩性为浅灰色、灰白色、灰黄色砂砾岩，含砾中～粗砂岩、中～细砂岩夹桔黄色、暗紫红色泥岩及浅灰色、浅棕色、褐黄色粉砂质泥岩、泥岩互层。下部为浅灰黄色、浅灰色、灰白色、褐灰色砂砾岩、含砾中～细粒砂岩与棕红色、紫红、砖红、暗紫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互层，单层厚度不等。泥岩以暗紫红色为主，坚硬易碎。砂岩为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发育有水平层理，含黑色线状物质，颗粒支撑，孔隙式胶结，碎屑颗粒为次圆～次棱角状。该地层据测井解释成果反映，共有77层砂岩，砂岩总厚度118.3 m，砂厚比13.65%，单层厚度最大5.6 m，最薄为0.6 m。

（二）马克思的正义观

伍德认为，要想论证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是否具有道德基础，就必须阐明马克思对于善的思考的特殊性。首先，在伍德看来，马克思对善的思考可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观念。[10]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在于人的潜能的实现，所有其他的善（包括生存的必须条件）之所以作为善，仅仅是在他们是至善的附属这一意义上，指向的是人的自我实现。亚里士多德拒斥将财富和快乐作为至善的形式，将至善指向实践和理智活动的德性生活。在最广的意义上而言，关于人的好的应然生活的讨论固然属于道德领域，因此，有关马克思自我实现的概念在广义上当然属于道德概念，但伍德同时指出，并不能因此就可以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存有道德基础。伍德在分析了马克思早期批判思想中经常出现的异化主题后指出，马克思的确通过异化和人的自我实现的失败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带来的恶，但异化并不是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唯一性的恶。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甚至更为关注诸如工人阶级的饥饿、贫困、疾病等生存匮乏和不安状态。

通过以上对道德善与非道德善的分析，伍德进一步得出结论：马克思并未将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视为非正义的或是对工人权利的侵犯。伍德强调，马克思自始至终都避免从道德善的角度进行社会批判，马克思认为利用道德原则（如，权利和正义概念）无法对资本主义进行有效批判，因为道德原则，只是法权和意识形态工具，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运行的保障，同时也是特定阶级追求其利益的手段。更进一步而言，道德意识常化身为上帝意志、理性意志或社会公共意志的代表，掩盖了其背后所代表的阶级意志。因此，马克思才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在马克思看来，道德原则终将随着其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形态的衰落而趋于无效，因此奠基于道德原则基础之上的社会批判终将崩盘。

[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3页。

伍德不断强调，在马克思那里，工人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时是正义、平等的交换，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在交换过程中出卖的是劳动力。一旦工人开始劳动，它就不再属于工人自己，因此他也就无法贩卖了。而劳动力与任何一种商品一样，其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为了持续生产和再生产而维持他们生存的消耗，当劳动力被出卖时，工人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是他们所出卖的等量的价值。伍德指出，马克思的确强调，工人与资本家进行交换时，工人的劳动力被出卖，其劳动力予以发挥的雇佣劳动时间和在雇佣劳动时间内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已经预先被卖给资本家了，而这一切基于平等的、正义的交换关系。伍德援引马克思的表述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13]因此，伍德坚持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原则符合其生产方式，正如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制度是正义的，因其适应了当时的生产方式。由此，伍德判定马克思认为每种社会形态都有其正义标准，正义是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伍德指出马克思实际默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正义性，或者马克思并没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侵犯了正义原则，马克思根本不会借用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

这一立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很多站在道德主义立场上的学者则针对伍德的这一看法进行批驳。例如，胡萨米提出正义观念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规范层次和阶级层次。伍德的确看到了规范与生产方式相适应时是正义的，但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也必然有其代表自身利益的正义观念，他们可以运用自身的正义标准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此外，胡萨米指出，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基于平等的考量，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基于人的自我实现，而这两个原则都属于对资本主义正义原则的超越，是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不正义的批判。

伍德认为，尽管马克思承认劳资交换所带来的压迫与剥削，但马克思拒斥从正义的角度出发批判资本主义，而且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常常能够感受到马克思对所谓的正义原则的愤怒、讽刺与挖苦：“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4]实际上，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在平等的交换关系下，掩盖着的是赤裸裸的利己心和私人利益以及被肆意蹂躏的无产阶级。诺曼·杰拉斯认为，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的道德主义和非道德主义争论之所以产生，在于马克思对正义作为规范存有模棱两可的立场。[15]王尔德提出，马克思之所以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的正义标准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方面又用充满道德性的语言去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来源于资本主义正义体系中的现象与本质的差异，是马克思处理问题的一种辩证方法。[16]总之，究竟该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正义观，这一论题依然是开放性的。

三、道德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中的地位

伍德之所以坚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非道德的立场，即便在其中充满着道德意味的情绪和语言，这是因为他注意到马克思把道德观念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基础的限制。因而，道德这种纯粹的意识形态观念具有脆弱性、依附性。如果运用道德范畴来批判资本主义，无疑是不彻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伍德贯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道德从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使用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因此，为了评价道德在马克思社会批判中的地位，必须厘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指称的是一种特定的哲学信念，也即“历史唯心主义”，这种信念错误地认为世界受观念所支配，观念和概念是决定性的原则，通过观念、语句的改变世界终将得以改变。其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中具有重要作用，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作为意识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应该从其产生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被予以阐释。这种意识形态在伍德看来，是一种“功能性意识形态”，能够说明并维持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生活过程。再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幻觉”，即“虚假”的意识，这类意识往往处于社会成员的“无意识”状态，要么被社会成员认为是自明的，要么被人类长期的经验所验证，因此在社会中广为流传并被普遍接受。这就造成某些道德、宗教和哲学观念在未加反思的前提下被确信为正当的。

莫非他提前在脚手架上做了手脚？吴国栋说王幸福死了怕是没人来找他的话，曾让李大头双眼放光，现在回想，他莫不是把王幸福作为目标？还有那两份赔偿数额完全不同的合同。我加快脚步。村子里的传言和猜疑像乌云在我脑海里翻滚，他们说，李大头先前是我们镇建筑公司的一名建筑工人，合同工，因为手脚不干净，被开除了，自那以后闯荡江湖，来武汉搞建筑，当工头，在我们村第一个盖起三层小洋房。村子里的人，佩服他的同时，也对他充满猜疑。他当包工头发生过事故，手下死过人，咋还能发财？不赔得蛋皮耷拉凳——裤衩都没得穿？他莫不是靠死人发财？

马克思虽然继承了启蒙话语，辩证地思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矛盾、对抗与困境，但是在如何走出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问题上，他却超越了启蒙思想传统中的理性批判方式。黑格尔为解决市民社会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将现实的社会进程理性化。（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中私人利益的对立终究会被国家这一普遍理性阶段所规定和统摄，国家作为伦理精神实现的最后环节会修正市民社会中特殊性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解决在于绝对精神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理性运动之中。）对此，马克思指出，抽象的思辨的语句无法解决市民社会“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政治批判转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和“解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过程进行经验考察和反思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贫困、奴役、压迫及其产生的根源。一方面是对启蒙传统的继承和对现代文明困境的接纳，另一方面是对传统路径的超越，面对二者之间的张力，许多学者提出质疑：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是符合其正义原则的，但又时常使用诸如正义的道德语言去批判资本主义，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道德观、正义观？或者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是否奠基于道德基础？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站在非道德主义论证立场上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马克思主义与正义”之争，这一争论又被称为“塔克尔—伍德命题”。

因此，为了避免歧义和误会，伍德毋宁称马克思为一个反道德主义者。也就是说，马克思为了使无产阶级摆脱意识形态的幻想，理性地认识和对待别有用心的煽动言论，减少盲目和短视行动，根本无意于创造“无产阶级道德”或“无产阶级道德观”。对于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对于非道德善的追求所产生的力量远比受道德等意识形态话语诱惑所产生的力量要大得多、稳固得多。对于如何解决“马克思既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又时常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说辞”这一难题，伍德只能辩称马克思的道德观点存在不连贯性，或者马克思对道德理论的思考还不成熟、不全面。果真如伍德所言，那么有关马克思道德理论的讨论进路几乎就被完全堵塞了，马克思主义者似乎也就不再需要道德了。最后，为了将其理论立场一以贯之，伍德甚至指出，马克思并没有认为道德实践是必须从事的，我们没有理由期待马克思对“为什么要成为道德的”这一道德哲学问题进行解答。伍德所做的这些努力尽管看起来解决了“马克思既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又时常充满道德批判意味的说辞”这一难题，但是却几乎铲除了道德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位置，使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丧失了一种张力。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道德提供了现实基础，他不再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就道德而谈论道德，而是进一步从经济基础揭露道德的本质和作用。对此，诺曼·杰拉斯称之为“道德现实主义”，即“道德的标准具有社会的基础并受到社会的约束，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所遵守的道德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属性和阶级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怎样的道德标准将会有效地得到贯彻并实现，这受特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资源的约束”[17]。根据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道德，马克思显然不会承认天然的道德的存在，必然会对蒲鲁东、拉萨尔等人将道德放在第一位的理论进行无情地批判。既然马克思认为道德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立场在马克思那里完全不存在呢？正如齐雅德·胡萨米所指出的那样，道德并不仅仅受既定的经济结构决定，同时也受到阶级利益的决定。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是在承认道德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也应看到它也代表着阶级利益。道德不论采取资产阶级的形式还是无产阶级的形式，它都是历史的、是不断变化着的。正是基于此，即使身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无产阶级也能发展出自己的道德标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少数人的自由、平等、民主，而无产阶级道德的要求是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要求都要流于荒谬。”[18]

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一书中，艾伦·伍德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方式进行了哲学分析，以独到的见解阐述了马克思的基本命题。通过这一非道德主义论证，伍德一方面澄清了学术界通常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许多误解，另一方面夯实了马克思相关哲学命题的论证基础。尽管在某些论点上我们不能完全同意其阐述，但是站在非道德主义立场上对马克思的哲学话语进行阐释、反思，我们的确发掘到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非传统注释，也同时开启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新语境。毫无疑问，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思想传记》在展现马克思哲学思想张力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

既然道德意识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那么可以在以上历史唯心主义、功能性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幻觉三个层面对道德的作用进行界定。首先，如果基于道德规范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那么在马克思那里就会被视为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无视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具体状况，寄托于词句的批判来改变世界，对于实际发展不具有任何意义。其次，作为功能性意识形态存在的道德观念，尽管可能会表现出规范性、制约性和革命性，但其内容仍然由其阶级利益决定，最终难免沦为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幻觉”。

注释

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文明困境，启蒙思想家们早有自觉的反思。伍德指出，卢梭、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构筑的启蒙思想传统和试图解决现代历史困境的启蒙场景成为马克思着力投身于剖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思想动因之一。卢梭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讨论时，强调资本主义文明条件对于个体发展自身禀赋、理性生活、实现自身价值和道德自由等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告诫人们，资本主义文明的展开又伴随着各种恶的产生。这种具有内在张力以至矛盾的审视为站在启蒙高地上的康德做出铺垫——康德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无目的的目的运动形成一个合理的社会形态，最终由野蛮过渡到人性的高级阶段。同时，康德也指出：“当卢梭偏爱野蛮人的状态时，他并非没有道理，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删去我们的类尚待攀登的这个最后阶段。我们已在很高程度上通过艺术和科学而开化。”[6]也就是说，在康德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尽管已经使得人类因科学和艺术高度开化，但是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堪重负，远没有实现道德化。人类还没有达到人性的最后阶段，还需要跃进到对人们来说值得期待的世界公民状态。在伍德看来，黑格尔对现代历史困境的解决方案及其现实性对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黑格尔哲学中关于现代社会和大多数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之外的人的生活愿景中，存在着自我实现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并试图在这种张力中做出对现代历史困境的重新解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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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德看来，很多学者之所以认为工人与资本家的交换是不正义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工人在交换中没有获得他们创造的相应价值，或者说工人创造的商品价值远远高于工人获得的工资与生产资料的成本消耗。根据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工人劳动除了要得到普通工资之外，还应该得到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产生在本质上是由于资本家支付了低于工人劳动价值的工资，如果资本家支付给工人所付出的与劳动等值的工资，将不会有剩余价值出现，也就满足了正义和平等的商品交换的要求。对此，伍德指出，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基于正义原则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实际上就是对资本主义正义规范进行修补。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马克思之所以对蒲鲁东的主张进行批判，一方面在于马克思认识到让工人得到合理的工资这一诉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更重要的是蒲鲁东这一对资本主义正义规范进行矫正的方式使其重新陷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正义框架内。

[3][7][10][11]Allen W.Wood,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Kegan Paul plc,2004,p.xi;p.xviii;p.128;p.128.

[4]【英】G.A.科亨：《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

[5]【美】艾伦·布坎南：《评艾伦·伍德的〈卡尔·马克思〉》，《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6期。

[6]【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8][9][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第592页;第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过程：在几分钟内，大部分同学都拿出了自己的答案，少则一个、多则几个、十几个，紧接着大家开始交流，叫一个学生讲，大家补充。通过交流，同学们不仅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而且还找出了规律：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将几个数分成和相等的两组数，各组数的和应为：1/2（1+2+3+……8）=18

大梁埋着头，一直不言语。过了好半天，他抬头说：“这还是太冒险。这样吧，这回让我去，大不了挨几下打，别的亏吃不了。”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

[15]参见【英】诺曼·杰拉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16]参见【英】L.王尔德：《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

[17]【英】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姜海波译，《马克思与正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