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逻辑学家、翻译家韦卓民（1888—1976）20世纪50年代是我的大学老师。他是广东中山县（今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人。1924—1951年，他长期担任华中大学校长，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中曾有“北赵南韦”之说（北，指燕京大学的赵紫宸；南，指华中大学的韦卓民）。1951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任改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2年起改制委员会撤销，韦老师专任哲学和逻辑学教授。他曾任武汉市政协委员、湖北省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他通晓英、法、德、俄、拉丁、古希腊等多种语言，曾三次应邀到欧美讲学。

1953年，我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刚刚经过院系调整，是由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1985年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校名）。当时我们居住在花园山分部，一共住有三个系学生，即中文系、教育系、政治教育系。老师们都住在昙华林本部，他们每天都要从昙华林穿过几条小巷提前步行到花园山上课，风雨不改，雷打不动。

按当时的课程设置规定，中文系一年级就要开设《逻辑学》课程，教这门课程的就是韦卓民老师。但是，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指示》，学校随即在教师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主要目的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清楚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在运动中不仅要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异己，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而且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彻底揭发批判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想，使旧社会知识分子适应新社会的要求，并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当时韦老师还处在“反省和检讨”之中。因为韦老师曾留学欧美，在英、美、法、德的一些著名哲学家指导下学习和研究，按当时讲是“关系复杂”。如1918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在著名哲学家霍金教授指导下研究西洋哲学史并获哲学硕士学位。1927年他又到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哈普豪斯教授和牛津大学史曲特教授指导下读研究生，于1929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又游学于法国巴黎大学与德国柏林大学。因此在运动中要他交代“亲美、崇美、恐美”等崇洋媚外的思想。原本韦老师开设一年级的《逻辑学》课程，就推迟到二年级，即1954年开设了，每周上四节课。

韦老师上课时，完全不像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他精神矍铄，红光满面，声音洪亮，一派学者风度。当时没有讲稿，也没有课本，他学识渊博，出口成章，所讲逻辑学内容烂熟于心，娓娓道来，我们紧张不停地做课堂笔记，不懂的就提问。有时韦老师回复学生提出问题的书信在十页以上，详细解答。当时流行的口号就是“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上级规定以苏联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一书为课本，这实际上是一本与现代逻辑科学脱节的逻辑教科书。这本书新华书店没有卖，但学校图书馆里有藏书，我当时担任二年级的学习委员，一次性给大家借出了三十本，分发给同学们共用。

1954年的雨季，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暴雨，长江流域洪水泛滥，武汉开始防汛。记得涨水前的一个晚自习，是韦老师下班辅导的时间。他从昙华林过来的时候，天气很好，但他在上辅导课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暴雨，一个晚上都没有停止。晚自习后，韦老师无法回昙华林小红楼去。这时我和班长刘能安两人，向同学借了雨衣和水鞋让他穿上，我们两人在韦老师左右两旁簇拥着他，深一脚浅一脚，送他回到小红楼。这虽然是一个学生应该做的小事，可韦老师却十分感动，从此我们两人在他脑海里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在文学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在科学研究上的不同学说不同流派可以自由争鸣。一时之间学术气氛比较宽松、自由。当时韦卓民老师开讲了“唯心主义哲学”。这段时间，各系同学都是白天上课，晚上听讲座（学术报告）。当时桂子山的两大饭厅，听讲座的各系同学场场爆满，座无虚席，也有许多人是慕名而来的，就连饭厅外面的小路上也坐满了听众。绝大多数同学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唯心主义的神秘，接触到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等的学说，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哲学。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学术上的活跃气氛就被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冲走了。

1958年4月，学校将教职工“右派”和受处分的留校学生“右派”，加上下放干部数百人一起送往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改造。韦老师因为年纪大没有去。我自从离开学校后，就和韦老师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劝导我的几句话，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好像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部分同学反映说，韦老师将逻辑学太深奥了，有些听不懂。特别是那些保送来的调干学员，有的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个别不到初中水平，他们在课堂上根本记不下来。不但《逻辑学》听不懂，许多专业课如文言文、古汉语、语言学等，他们也听不懂、记不下。我作为学习委员，有一个下午到韦老师家里向他反映。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左右，最后我转达大家的意见，希望韦老师能编写一本比较详细的讲授提纲发给大家，让大家按照提纲进行复习巩固。韦老师点头说：“我手头没有现存的提纲，要从头写。因为我的包括原版外文、中文的图书资料、手稿、译稿，全部被当年驻扎在昙华林的日本兵掠走或烧毁了。那时我正在英国讲学，并宣传抗日，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我到英国后，《泰晤士报》还发了消息报导。不过我可以考虑大家的意见，写出来发给大家。”一个多星期后，一本较为详细的《逻辑学提纲》在学校印刷厂印出来了，人手一册，解决了许多学生学习中的困难，充实了课堂笔记中所记内容的不足。

传统的教学多以教师讲授为主，以教师为主体，易于控制教学的进程，逻辑性和系统性相对较强，学生遵循教师的讲解，易于快速形成知识结构和体系．然而，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的参与意识不强，因此需要改变授课方式．

1957年反右期间，正是我连任中文系四年级班长。在班级鸣放会上，我作为班长带头鸣放，在大会上发言，提了一些意见和看法，结果打成了“右派分子”（详见2005年第11期《纵横》杂志《我经历的“反右”运动》一文），受到开除团籍、留校察看三年的严厉处分（劳承万同学也打成了“右派”，程仲棠同学则划了个“中右”）。不久，我从桂子山被送往花园山印刷厂劳动改造，主要是做拆字盘的劳动，接受工人监督。花园山没有食堂，下班以后便到昙华林食堂买饭吃，一日三餐，每天穿过小巷从后门进入，从韦老师居住的小红楼门前经过，来回六趟。有一天早上我和物理系“右派”高树棠去吃早饭，偶然碰上了韦老师从小红楼出来，我便向韦老师点头打招呼，他知道我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在路边站着交谈了片刻，韦老师劝导我说：“你们还年轻，还很有希望，改造吧！不要太悲观，很快就会过去的。”

1957年由大鸣大放发展起来的“反右运动”，学校动员大家帮助党整风，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大鸣大放。韦老师在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提了一些意见，结果被打成 “右派分子”，又和戴琦琛、黄溥三人打成“韦戴黄反党集团”，受到不公正的批斗和迫害。就在“反右运动”他被监视期间，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上下卷），还写有《康德哲学原著选读》、《康德哲学讲解》、《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等著作，也都是在反右之后的艰苦岁月的逆境中完成的。不难看出韦老师的那种坚持不懈的意志力、事业心，显示了他不屈的人格力量。韦老师为中国学术界、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实在令人佩服。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所学的专业，无论是创作、研究、教学都离不开逻辑知识。在韦老师的精心指导和培育下，我们班也出现了两位专家级人物，一位是曾任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劳承万同学。他是著名的美学家，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顾问，是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曾出版《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诗性智慧》、《朱光潜美学论纲》、《美学文艺逻辑体系探索》、《中国诗学道器论》、《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康德美学论》等。他在退休后，潜心研究中国美学、诗学学科形态转变，开创了其美学研究的另一座高峰——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与中国诗学道器论。这是一个空白的学术领域，而这个空白领域的开创者便是劳承万。另一位是暨南大学新闻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仲棠同学。他是当代著名逻辑学家，曾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兼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委员。出版有《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学解构》、《逻辑的哲学探讨》、《文化的终极关怀与逻辑学的命运》等著作。这两位同学都曾得到韦卓民老师的亲自指导和培养，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了学术界的知名人士。据劳承万同学说，在他毕业离校时，韦老师对他说：“要在康德中寻找快乐。”据程仲棠同学说：“我对康德哲学感兴趣，追溯起来与韦卓民老师的影响不无关系。”他在读了韦卓民老师的《纯理性批判》新译本之后，便开始由研究数理逻辑而旁及于分析哲学。而对与分析哲学深有源源的康德哲学则日益向往。他曾为韦老师翻译《纯粹理性批判》在《读书》杂志上被两位哲学名人一再抹煞，而写过打抱不平的反驳文章（题目是《回忆韦卓民老师》，见《华中师大报》2013年9月25日“文苑”。是文章的节选部分）。可见，他们的成功是离不开韦卓民老师的培植和浇灌，最终成为我们中文系1957届出类拨萃的佼佼者。

躺在床上，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大脑飞转，思绪回到了2 0年前的大学校园，和妻子在树丛里热吻；妻子流着泪，对着电话和父母说着绝情的话……思绪翻转另一个侧面。父母临终前充满遗憾的目光，楚楚可怜的扬扬和微微隆起的肚子。接着又切换一个画面，两个人夹起他，那副铮亮的手铐刺得他睁不开眼。泪水不知不觉间流了满脸，他抹了抹，又用力地甩了甩，变得刚毅起来。

1979年“右派”平反改正、安排工作以后，渐渐地我又和失去多年联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后来得知韦老师1976年在武汉病逝，不禁黯然神伤。

此外，在Ⅲ度及以上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减少、贫血、恶心呕吐、口腔炎、食欲减退、肝功能异常、腹痛、乏力等10个指标上，替吉奥组和卡培他滨组结果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

韦卓民老师的一生，其著作涉及范围，包括中西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教育学、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等10多种，尚待整理出版的论著译著15种，共400多万字，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韦老师1961年10月被摘除“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对其划右问题予以改正。1984年，有关部门举行了“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韦卓民先生纪念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汉桂子山校园树立起韦卓民的汉白玉塑像，以纪念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作出的重大贡献。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历时二十多年收集整理的《韦卓民全集》共11卷，720万字，这是韦卓民老师一生学术研究的集大成。韦老师治学严谨，品格高尚，他以坚强不屈的毅力，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战胜了接二连三的各种压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仍然坚持撰写完《黑格尔〈小逻辑〉评注》。这是何等的坚强！何等的刚毅！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这种顽强拼搏、艰苦卓绝的精神，永远是广大后学者和广大莘莘学子学习的榜样。

1.2 免疫组织化学 将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科采集的组织蜡块制作成组织切片，进行DAB免疫组织染色。60℃恒温箱烘烤，二甲苯脱蜡，梯度乙醇脱水，0.01 mmol/L柠檬酸钠缓冲溶液抗原修复，含3%过氧化氢的甲醇溶液处理后，孵一抗(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将B7-H4和B7-H6抗体按1∶1 000稀释于抗原稀释液中，200 μL覆盖在组织切片，4℃孵育过夜；PBS清洗后，二抗(美国Vector公司)按1∶1 000稀释于抗原稀释液中，覆盖切片，4℃孵育过夜。DAB显色，脱水，脱脂，中性树胶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