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执信集》到《朱执信集》(增订本)，再到《朱执信文存》，三稿三版，跨越世纪，六十年如一日，这是发生在张磊身上的一桩学术经历。这既反映了时代的曲折进程，也展示了张磊的追求与执着。

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持编辑、出版，由张磊主编的《朱执信文存》(上下册)，终于在2018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这部耗费了张磊六十年光阴的以“全集”为标准的《朱执信文存》，将裨益于近代民主革命史的研究，有助于对朱执信研究的深化与拓展，也为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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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朱执信（1885—1920年），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州。原名大符，字执信、蛰伸。他是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中国同盟会最早的盟员之一。他是坚持武装反清并勇敢投入战斗的斗士，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参加过广州“三·二九”起义、中华革命党武装反对袁世凯斗争、发动护国起义、驱除盘踞广东的桂系，协助孙中山两次开府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和民国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堪称“无役不与”，卒以自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更为宝贵的是朱执信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宣传家、理论家，始终将阐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为己任，并在20世纪初的《民报》上发表了评介《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文章。他遗留下的近百万字的著述，成为不朽的革命文献。

1920年秋，孙中山决心驱除窃据在广州的桂系军阀，朱执信坚定支持这一战略决策。9月16日，朱执信到虎门开展策动虎门炮台守军司令、桂系所部丘谓南反正工作。21日，在虎门调停丘部与民军冲突时，不幸被驻军流弹击中殉难(一说被桂系军阀所部杀害)，过早地结束了他35岁的年轻生命。

朱执信的不幸牺牲，引起社会极大震动。孙中山惊闻噩耗，悲痛不已，频呼“使我如失左右手”，“令吾党失此长城”。认为朱执信是“为中国有数之人才”，“乃革命中之圣人”、“最好的同志”，表示“痛惋难言”。陈独秀认为“失一执信，得一广州，得不偿失。人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宋庆龄指出：“朱执信与廖仲恺同志是国民党中坚定地同孙中山站在一起，拥护他的勇敢的行为和开明思想的人”。他们对朱执信的崇高评价，当是朱执信辉煌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拥有健康体魄的基础上，应对儿童进行各种训练，使其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1938年，赖学文和林仲恺都强调对儿童进行精神训练、体魄训练、技能训练、生活训练、知识训练等。其中，精神训练是培养儿童以爱护民族国家为重，培养其爱国观念，启发其民族意识；体魄训练以体育锻炼为主，培养儿童身强体健，精神焕发；技能训练主要是让儿童熟练应付抗战时期的基本技能，比如防毒、消防、救护、宣传、侦查等等；生活训练是培养儿童在生活中形成守纪律、尚礼貌、吃苦耐劳、互相合作的品德；知识训练是给儿童灌输战时知识，明了国内的形势、抗战的局势，认识国际关系以及国际现状等［18］。

1950—1958年，张磊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先后读完本科、研究生，受导师翦伯赞、季羡林、周一良、邓广铭、齐思和与业师邵循正等著名教授的指导。为了完成毕业论文《孙中山思想研究》，他阅读了大批有关著作，其中就有朱执信的文章和文集。朱执信激进的、深刻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与精神深深地触动了这位青年学子，产生了深厚的崇敬之情。还在读研究生时，张磊就和同窗的李泽厚讨论过朱执信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朱执信与谭嗣同无疑为晚清思想界的两颗慧星。张磊旋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略论朱执信》一文。他认为，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研究，当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和一条重要路径，也是对烈士们最好的纪念。由于历史原因，当时对朱执信的研究还属初期，搜集、出版他的文章、文集和研讨他的思想和实践，都还远远不够，遗漏不少。但是，张磊认为出版朱执信文集是迟早的事。他从这时起就把编纂朱执信文集这件事情牢牢记在心上。1958年秋，张磊被分配到广州工作，并且坚持几十年从事以孙中山、辛亥革命为主线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尽管时有干扰，尤其是十年动乱的停顿，但科研工作总算是不绝如缕。在张磊年近半百时，迎来了社会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创作的繁荣期。1981年他出版了毕业论文《孙中山思想研究》。此后，陆续有著述和编纂成果出版发行，至2018年底，出版专著50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著名历史学家。他对朱执信的研究始终铭记心中，对朱执信资料仍然一点一滴积累，特别是朱执信的各类文稿更是多方搜集，做成档案袋妥善保存。他请托海内外学者协助，广收资料。自己出差开会，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是必到之地。长年累月，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收获的扩大，张磊立志完成朱执信集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增强，迫切感不断加深。由是，才形成了三稿三版的成书过程。

二

福楼拜是一位对艺术要求极其严格的老师。他对莫泊桑送来的小说稿从不轻易表示满意，而是讲解一些创作的基本法则，要求他多读多写，勤学苦练。教他描写事物要掌握各个事物的本质特征，用字要准确、精炼。他对莫泊桑说：“我们无论描写什么食物，要说明它，只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一个动词；要区别它的性质，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不断地推敲，直到获得这个名词、动词、形容词为止。不能老是满足于差不多，不能逃避困难，用类似的词句去敷衍了事。”

三

张磊正式编辑《朱执信集》的工作，实际上始于1961年初。当时，中华书局的领导金灿然、李侃等同志通过电报、电话、书信和来穗直接部署了编辑《朱执信集》的任务。他们认为，朱执信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国民党内的坚定左派，除了孙中山、宋庆龄已有文集外，朱执信与廖仲恺、何香凝均应编纂新版文集。张磊当时所在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后更名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即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把编辑《朱执信集》的任务自然而然地交付给了张磊。而历史研究室人数不多，同事们当时大都下乡参加整风整社运动，有的身患疾病，寻求合作者亦非易事。他自己难以推卸这项工作，只能坦然接受，克服困难，独立承担。

为了收集到朱执信更全面、更完整的文字资料，张磊利用一切机会，遍访京、沪、汉、宁等地，对各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高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收藏的历史报刊资料认真查阅，拾遗补缺，居然寻找出新发现的朱执信的文章40多篇。同时，各地的专家学者也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和指导，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前辈的毫无保留的支持和谆谆教诲，至今令张磊仍难以忘怀。此外，朱执信的四弟朱秩如和亲属杨晓凤先生慷慨提供了一批朱执信未发表的相关手迹和照片，大大丰富了《朱执信集》的资料。

教学是一门艺术，而教之道，贵在启发潜能。教育心理学研究业已证明，正确的评价，适当的表扬和鼓励，可以激发学生的上进心、自尊心，要让学生在学习上“主动”起来，就必须以正面鼓励为主，充分相信每位学生的潜能，鼓舞每一位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对知识，我愿是大海；做教师，我愿是春风。要打开学生的心窗，走进学生的心扉，感悟学生的真情。

今广州设立有执信路、执信中学，以志不忘先烈。执信中学内有朱执信墓，广州驷马岗原墓葬处保留有朱执信衣冠冢。

作为民主革命的先驱，朱执信的理论活动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部分。1905—1920年间，他在《民报》《民国日报》《上海晨报》和《民国》《建设》《星期评论》、《闽星》等杂志以及南洋地区华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字，且有专著出版。在他牺牲后，1921年出版了由建设社编辑的《朱执信集》，大体选录了他的主要著述。1926年发行的邵元冲编《朱执信文抄》实际上是《朱执信集》的缩编本，仅增加了少量篇章。后来陆续发现了一些朱执信的文章、书信等，说明过去出版的朱执信文集还有不少遗漏。要出版新的朱执信文集，还要下功夫广泛搜集。朱执信不是书斋中的学者。他是革命战士，既运用“批评的武器”，也进行“武器的批评”。收集他的资料，特别是函电，十分困难。

进入新世纪后，朱执信研究再度兴起。在广州市筹建南粤先贤祠的过程中，朱执信被一致推选为56位南粤先贤之一。2013年3月29日，广州博物馆又举办了“民主先烈朱执信生平事迹展”。同时，引人注目的《古应芬家藏未刊函电文稿辑释》出版了。古滂先生是古应芬（1873—1931年）的哲嗣，这位关心祖国文化建设的旅美华人把珍藏多年的先辈相关函电和文稿供献给了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辑释》主编李穗梅馆长和她的同事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整理编成了这部极有价值的史料集。《辑释》中有过去未公布的朱执信致古应芬等的书信、函电50多件，这无疑对已出版的《朱执信集》内容是重要的增补。这些信函大多数为朱执信在1914—1920年所写。其间政局变幻：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军阀割据、外患频至、革命党人捍卫共和的艰难顿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革命浪潮开始涌动……，标志着民主革命即将进入新阶段。这些资料反映了当时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无疑十分宝贵，足以弥补历史的缺憾；同时，对于深入研究朱执信也是十分重要的补充。在大元帅府纪念馆的积极支持下，张磊把这些函件加以整理，编辑为《补编》，交给中华书局作为《朱执信集》(增订本)出版。是为二稿二版。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1963年，张磊把书稿送到了中华书局。然而，不断的运动和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朱执信集》的出版计划。但是，对张磊而言这一重大学术课题始终深藏心中，面对艰难复杂的环境，默默坚持，继续关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磊终于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他意气风发，在百忙中集中精力修订了《朱执信集》的初稿。终于在被积压了十六年之后，1979年出版了《朱执信集》。待到2011年，时值辛亥革命百年祭，《朱执信集》被选入《中国文库》，并作为《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是为一稿一版。

（1）乙方（师）在合作科目上为甲方（生）指点迷津，及时指出甲方错误，耐心解答甲方问题，达到提高甲方知识运用能力的目的。

Under the patriarchy culture,black women are deprived of their autonomy and are imposed on the stereotypes,which put them into gender“Other”.

在这种背景的激励下，张磊遂萌生了编纂名为《朱执信文存》、实为朱执信全集性质的意愿，并果断付诸行动。

当然，在编辑《朱执信文存》和从事其他工作的过程中，张磊也有过矛盾，毕竟自己已届高龄老年，心力有限。况且他在近十年间，曾经患过两次癌症并做过手术，几次住院，身体受到影响。然而，坚强的意志，执着的情怀，使张磊始终挂念这项工作，在病房里就开始了重编《朱执信文存》的工作。与此同时，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他又受省政协委托编纂了《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孙中山文史资料精编》，自编了《潮起南粤——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专辑》，积极参加了粤港两地纪念孙中山的学术活动。

四

《朱执信文存》全书分上下册，共收文217篇，85万字。内容分五部分：论著（占大部分，共100篇）、函电（84篇）、文艺（24篇）、杂著及其他（5篇）、附录（4篇：朱执信先生墓表、先兄执信行状、朱执信主要活动年表、主要参考文献）。为了存真求实，保存历史，尽可能做到“原汁原味”。“文存”除译文外，凡是朱执信的著作，在编印时力求采用原稿或最初发表的报刊文章；对个别明显错漏的，只作技术处理；没有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的，就采用建设杂志社1921年编印的《朱执信集》。《朱执信文存》堪称是目前内容最丰富、编纂准则最科学的文集。当然，收集资料的工作还将继续进行，文存仍有待丰富。

2015年夏天，张磊在大体完成了所有文稿的编定工作后，又认真修订了前言、编辑凡例、目录和后记，方便读者阅读。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正文，特别是信函类中颇多的简称、别号或隐语，对文中人名、地名、译名及事由等，张磊都择要加以说明或注释。

作为中国史学大家，张磊是一位谦谦学者，对于曾经帮助过编辑《朱执信文存》的有关人员，他始终感激于怀，在“后记”中不忘一一落笔致谢。还在2015年初秋，张磊郑重提笔给中华书局撰写了《关于编纂〈朱执信文存〉的建议》，并很快得到中华书局批准付印出版发行，终于了却了张磊近六十年的心愿。是为三稿三版。

《朱执信文存》的出版，必将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反响，为中国民主革命史、思想史的研究提供新素材。

张磊先生是一位永不言倦的学者。他刚完成参与编著的《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1840-1949)》大型图录一书，又接受了岭南文库约写的《孙中山》一书，还投入重编20多年前出版的《孙中山辞典》和《宋庆龄辞典》的任务，著述担子不轻。当我们访问张磊的时候，他手捧装帧精美的新书，颇为激动。我问他：您用60年打造《朱执信文存》这一学术项目，有何感想？他平静地说：“只要国家需要，有助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从事历史研究，我今生无悔”。他认为对朱执信的研究还仅仅是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也为未赴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泗水、仰光等地认真查找主要侨报资料而遗憾。学术研究无止境，朱执信肯定还有不少宝贵资料散落海内外，还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原始资料搜集工作要做，需要继续深入“淘宝”，深掘“金矿”。所以还不敢称“全集”。他特别寄望青年学者，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勇于担当作为，敢超前辈。他豪情满怀，一再表示，自己虽已八十多岁，但还不会放弃自己从事了60多年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常常愧疚于自身的浅陋，但还会和大家一起，共勉共进，互学互帮，争取有新作出版问世。

我们由衷敬佩张磊教授，祝愿张磊教授身体健康长寿，学术青春永驻，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