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安南地区即今越南中北部区域，中国古代又名交州、交趾，两汉时代是交州刺史部监察下的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三个郡，又称为交州三郡，唐代时期在该区域设置安南都护府，始有安南的称谓。本文为行文方便对历史上的越南中北部区域一律使用安南地区的称谓。安南地区从秦代开始到唐末一直是中国的直接领土，是中国的郡县。由于五代的战乱，导致了安南地区慢慢的脱离了中国。本文通过回顾秦汉时期中国对安南地区的开发以及五代和宋代安南地区的最终丢失，总结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历史教训，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开拓未来，更好地维护国家统一。

一、秦汉对安南地区的开发

公元前221年，当秦帝国完成山东六国的统一后，秦军随即策马南下，收服了百越地区，在岭南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象郡就包括越南中北部区域[1]，象郡的建立标志着越南中北部区域正式成为中国的郡县。秦帝国二世而亡，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乘秦末大乱，割地称雄，兼有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公元前207年建号南越国[2]。当今的越南人对赵佗的感情复杂，一方面认为赵佗是越南历史上一位贤明的帝王，称颂赵佗“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3]；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内属中国时间起自汉，终于唐，推其祸首赵佗责无旁贷”[4]297，赵佗侵略了越南，导致此后越南人做了千年的亡国奴。汉帝国立国后，通过陆贾出使南越，赵佗称臣于汉，基本保持了与汉帝国的友好关系。公元前113年南越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派伏波将军陆德博出征南越，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公元前111年南越亡国，汉武帝在岭南地区设置了岭南九郡，其中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区域[5]。汉代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三郡太守由朝廷挑选才干卓越者担任，其中汉代三郡历任太守中以锡光和任延最为有名，他们“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教导民夷，渐以礼义”[6]，积极在三郡推行封建制度，传播儒家文化，加快了三郡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维护了大汉帝国边疆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在交州三郡历史上这样优秀的地方官员有很多，虽然在历史上寂寂无名，但是为交州三郡的开发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积极在三郡传播儒家诗书礼乐，越南人赞颂士燮“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7]。经过两汉对三郡的开发，三郡文风已成，到唐代爱州(或称九真，辖境约在当今越南清化附近一带)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后历官至宰相[8]。两汉对三郡的开发，大大加速了三郡封建化的进程，客观上促进了三郡的发展。在两汉开发三郡的过程，并不是总是和平的，在三郡封建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三郡旧有的、落后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解体，这必然要爆发冲突。如二征起义(征侧、征贰姐妹领导)就是由于三郡的封建化以及旧有的奴隶制社会解体导致的。征侧的丈夫被交趾太守苏定所杀，以及所谓苏定“为政贪暴”只是二征起义的引线，并不是根本原因。对于征氏姐妹的起兵，新生的东汉王朝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伏波将军马援随即南下平叛。当时安南地区还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法令落后且严酷，为了加快当地封建化的进程，维护国家的统一，保证边疆的稳定，马援将军“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雒越奉行马将军故事”[9]。马援将军与雒越人申明法律的适用，同时进行政权和经济建设，加速了三郡封建化进程，维护了汉帝国内地与边疆的统一。自汉武帝统一南越后，历经西汉、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在这长达一千年的时间中，中国都拥有越南中北部完整的主权，越南历史把这段时期称为北属时期。在这一千年中，中国与安南地区的关系是内地与边疆的关系。

二、唐末五代安南地区中国领土名义下的自主开始

唐末是个关键的时期，首先是当今越南主体民族的基本形成，其次这个新民族逐渐产生了自立的民族意识。因为安南地区长时间的处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这个新生的民族还是认同中原王朝的，如果中原王朝能再稳固地统治安南地区二百年，则该区域必将成为中国领土永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历史不能假设，就在安南地区民族融合完成，往前一步是中国，往后一步是异域的关键时期，大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公元905年，唐帝国安南地区豪强曲承裕取得了安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而随后公元907年大唐帝国就崩溃了，中原迎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在失去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下，安南地区经过不断的纷争，就慢慢地由地方割据政权变成独立国家了。公元930年，割据广州的南汉政权曾一度重新控制了安南地区，但是控制时间很短，之后安南地区再次陷入纷争割据。公元938年安南地区吴权在白藤江之战中击败南汉后，于公元939年自立为王[10]。越南人认为“在吴权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白藤大捷，完全结束了为时长达十个世纪以上的北方封建统治时期，开创了祖国长期独立的时期”[11]13。其实吴权与南汉之间的战争，是五代时期中国内部两个封建集团内部的战争，还不能上升到越南独立的开始，而且当时吴权与南汉均没有独立与反独立的想法，有的只是两个封建集团对控制范围的争夺。公元944年吴权死后，安南地区再次陷入纷争与割据，爆发了十二使君之乱，十二使君相互不断的争斗，抢夺土地、势力范围，安南地区丁部领于公元968年(宋太祖开宝元年)削平十二使君，统一了安南地区，同时自立为王。丁部领的立国，笔者认为中越关系与从前相比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其一，当时中原地区尚没有完成统一，安南地区的政权性质仍属于中国地方割据政权的性质；其二，安南地区政权承袭的仍然是唐五代时期的静海军节度使的职位，名义上仍然是中原政权的领土范围。笔者认为五代时期安南地区的割据政权也应计算为当时的地方割据政权之一，当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安南地区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安南地区也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安南地区只是中国没有完成统一的领土罢了。

三、北宋时期安南地区的最终丢失

五代时期丁部领结束安南地区的纷争，建立了政权，开启了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进程，但是中原政权并没有把安南地区的丁氏政权视为一个独立政权来看待，安南地区随时面临着被中原政权重新统一。历史把这个重新统一安南地区的重任交给了宋帝国，宋帝国也有决心统一安南地区，但是宋帝国在没有解决北方问题前，宋军很难进行大规模的南征。同时在宋代初期，唐代安置在西北的党项人开始崛起，占据宋帝国西北地区，建号称帝，对付党项人也牵制了宋军的精锐力量。因此，在宋初对安南地区的割据政权暂时采取了安抚之策，公元973年(宋太祖开宝六年)安南地区丁琏遣使贡方物，太祖诏丁琏为静海军节度使、安南都护， 太祖开宝八年(975)封丁部领为交阯郡王[12]282。笔者认为宋帝国对丁氏政权的册封，属于宋帝国在北方压力下的策略性册封，并不代表宋帝国对丁氏政权独立性的认可。同时代中，宋帝国也册封过南唐，后主李煜修藩臣之礼仍不能免于亡国，这是时代统一的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宋帝国对丁氏政权的册封，只是宋帝国在统一安南地区之前的过度性政策，恢复安南地区的统一，郡县其地仍是宋帝国的根本追求。笔者认为宋帝国对丁氏政权的册封只是开启了安南成为中国藩属的进程，并不能作为越南独立的开始，因为当时大宋帝国的君臣仍把安南问题视为唐末五代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加以考虑。北宋一代都以“汉唐旧疆”的名分处理与交趾的关系。宋廷始终认为“安南本交州内地，实吾藩镇”，“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13]160。宋初安南问题仍是宋帝国的内政问题。首先当时安南地区不是自主之地，该地区只是唐末分裂的众多割据政权；其次，当时安南地区为中国千年的郡县，完成对安南地区的统一是宋帝国的历史使命，从宋太祖、太宗到神宗均在孜孜不倦地努力。

数值模型中，仅在A2和A3两个控制孔内设置恒定控制水压，以此改变煤体中孔隙压力分布，形成非对称的孔隙压力场，如图6所示。模型边界荷载为定值，分别为8、12 MPa；控制水压为一变量，分别为0～10 MPa，每个模型控制水压相差2 MPa，煤、岩体各项参数见表1。模拟结果及分析如下。

【子棱生气地扯下胸前的大红绸，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烦意乱地拿起茶几上的书，却看不下去，索性把脚翘在扶手上，身子后仰，将书盖在脸上。

公益诉讼是指在公共利益受到非法侵害或者特定的公共秩序受到破坏时，为保护公共利益或保护特定的公共秩序，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作为公益诉讼的一种具体类型，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的范围是水资源保护领域，包括水量、水质、水域、水生态的保护以及水土保持等，保护的是水事公共利益。为此，可将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定义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在水事公共利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时，为保护水事公共利益或者恢复、补偿受到减损的水事公共利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目的是富国强兵，收复失地，实现“恢复汉唐旧疆”的整体计划[16]。这失地当然包括安南地区。但是在宋帝国并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广西边防的地方官却轻言要“恢复汉唐旧疆”，妄喊征讨交趾[17]，结果安南方面率先向两广发动了进攻，连陷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屠杀宋军民数十万，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三州大屠杀”[18]。制造“三州大屠杀”的刽子手安南地区李常杰，被后来越南人奉为民族英雄，李常杰对宋帝国的侵略被后世越南历史学家说成自卫。后来的南越政权还用“李常杰”为军舰命名，这艘“李常杰号”军舰后来在西沙海战中被我英勇的人民海军击伤逃跑，南越政权覆亡时，“李常杰”号随南越海军舰队逃到菲律宾，继续在菲律宾海军服役，于80年代退役[19]。“三州大屠杀”后宋神宗震怒，发秦晋锐卒十万，由西北边将郭逵统帅南征，由于面临北部的压力，南征只能速战速决，因此宋军一路向南猛攻，逼近当时安南的都城河内，两军相逢富良江(今红河)，安南方面战败请和。富良江之战历史上争议很大[20]68，从目前的史料可以判断出，宋军在富良江之战中确实取得了战术胜利，但是面对安南方面的坚守，未能突破富良江[21]，加之南方用兵，瘴毒日甚，粮乏兵困，因此宋军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接受安南李乾德投降，未能完成战前郡县其地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是早在熙宁九年二月的时候就已制定，朝廷下诏“郭逵等交州平日， 依内地列置州县”[22]。熙宁富良江之战，宋军的英勇无畏沉重打击了安南地区政权的扩张野心，收复了失地，此后安南地区政权再不敢向北扩张，确保了南部边疆二百年的和平，但是此次宋军全力南征而不能郡县其地，宋帝国最终认识到“由于越南逐渐强大起来，中国用武力控制越南的作法也逐渐行不通了”[23]，因此安南地区政权请和的同时宋帝国也被迫承认了安南独立的现实，至此，安南地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宋帝国综合国力远远强于安南地区，但是两次南征都没能郡县其地，恢复安南地区与内地的统一，直接造成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笔者认为宋帝国军事实力的衰退，是直接导致安南地区脱离千年母体的中国的原因，尽管“恢复汉唐旧疆”是宋帝国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大宋帝国仍然必须为此负历史责任。

宋初，安南问题是放在北方问题之后的，在没有解决北方问题之前，不会轻易对安南地区动兵，但是只要有机会，宋帝国就不会放弃统一安南地区。公元980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安南丁氏政权发生内乱，大将黎桓秉政，宰相卢多逊对宋太宗说“安南内扰，此天亡之秋，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袭击，所谓疾雷不及掩耳。”[14]476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宋帝国决定对安南地区发动一场突袭战，目的如宰相卢多逊所说“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袭击，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太宗遂决定出兵，征交趾诏书曰“国家声教所及，威灵咸暨，故乃鸢趾之境，未归舆地之图”[12]60。宋军发动的是一场突袭战，在突袭失利后宋太宗便准了安南黎桓的请和，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同时也要看到，宋军在这场战争中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尽力而为，这只是一场偏师袭扰的战争，并不代表宋军及宋帝国的真实实力，宋帝国对相对弱小的安南来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威慑力[15]。因此并不能说当时安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宋帝国如果解决了北方问题后，随时可能再次策马南下。

四、思考

对于越南独立的时间，学术界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公元939年吴权的自立标志着越南独立，这一点没有得到历史学界的认同，因为当时安南地区仍是地方性质的割据政权；二是公元968年丁部领的立国标志着越南独立，笔者对此不能完全认同，丁部领的立国只是开启了越南独立的进程，丁部领的政权性质仍然属于唐末五代的割据政权，仍是中国名义下的领土，等待着中原政权的重新统一，这个时间点说越南独立，仍为时尚早；三是公元1174年宋孝宗册封李英宗安南国王[24]14077，标志着越南独立，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也是不妥的，1174年宋孝宗册封李英宗为安南国王是对熙宁富良江之战后宋帝国和安南地区现状的确认，不能因此否定之前安南地区独立的现状，安南地区在熙宁富良江之战后就已经实现了全面独立。

回顾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公元968年丁部领立国开启脱离中国的进程，到公元1076年熙宁富良江战争结束为止，短短的108年的时间，安南地区从中国的固有领土变成独立的国家，究竟原因何在？一是唐末五代时期，中国藩镇割据，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安南地区的控制，导致安南地区出现不断的纷争和割据，最后丁部领削平十二使君之乱，统一了安南地区并立国，开启了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进程；二是宋帝国立国后有恢复汉唐旧疆之志，开国之初军队的战斗力并不弱，但是经过太宗朝的两次北伐，宋军精锐部队损失比较严重，被迫对契丹转入战略防守，同时也延缓了恢复安南地区的行动，从太宗朝和神宗朝的两次恢复安南的行动来看，虽然宋帝国的实力远远超过安南，即使在战场上宋军能取得战术的胜利，但是安南自保的能力还是有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帝国军事实力的衰退，宋帝国军事实力的衰退也是安南脱离中国的重要原因；三是汉唐尚武精神的陨落和进取心的消亡，文人们追求安逸的生活，失去了投笔从戎立功边疆的豪迈之气，缺乏开疆拓土、收复失地的勇气，如果说北宋只是缺乏开疆拓土的豪气，那么南宋几乎都失去了收复失地的勇气，杀岳飞，直至最终亡国；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根本原因是宋帝国全民族尚武精神的陨落和进取心的消亡，两宋时代士民享受之风盛行，导致宋帝国君臣上下无远虑，被动地应对边疆发生的危机。

从安南地区脱离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维护国家的统一，一是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二是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利器，如果北宋能有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恢复对安南地区的统一是完全现实的；三是要有开拓进取的爱国精神，如果两宋时代的士大夫不丧失尚武精神和开拓进取之心，不宴于游乐，以国家为重，有投笔从戎的勇气，又怎能吞下安南脱离中国的苦果，又怎能发生辽金元之祸。历史殷鉴不远，安南地区脱离中国，对我国今天维护国家统一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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