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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基础

更新时间:2009-03-2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p23)。如此强调文化、强调文化自信,不是因为我们民族的魂魄不够坚韧、我们国家的力量不够强大,而是新时代、新征程中,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需要,甚至也是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愿景需要。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p10)。我们从战略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将是为实现人类终极价值目标与追求而贡献出了一份行之有效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推出和自信基础,与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是分不开的。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足以让我们骄傲于自己精神家园的丰厚、独特和历久弥新。以文化的渊源解析文化自信,这自信的力量来自历史的沉淀和我们民族血脉的传承。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中,再言“坚定文化自信”,这自信的基础,除了历史与现实的累积,或更多“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当代这个伟大实践所创造的、社会发展的辉煌业绩,让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有定力,也更有底气。

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有的努力和尝试、所有的进步和成就,就是我们拥有“四个自信”最厚实的基础。新时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正是来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与快速发展、当代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与不断改善。而这一切——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成就,也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矢志不渝,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奋力拼搏、努力前行的结果,是党的宗旨实践所开辟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意义的新的文化自信。

语文课堂更加需要注入新的活力,更加的需要翻转课堂的引入。语文教师可通过多媒体信息资源提供层次化微课的引入,对良莠不齐的学生进行知识的引导,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引入,带领学生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知识海洋,这样的教学思想、教学理念能够满足不同知识结构学生的需求,符合了广大学生的认知能力。[3]通过课堂的互动性教学,形成知识的互动,通过任务启动性教学,让学生在任务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针对性的破解问题,使学生成为教育的主体,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消化知识,更加形成对知识的渴求。

回首近代中华文化的传承和起伏,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意义和其所带来的自信基础。在中华文化的命脉传承中,尽管我们已经坐拥着五千多年文明的厚重历史,但近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文化与文化自信,却也不断受到各种冲击、挑战、甚至质疑。比较明显的,一个是近现代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及科技文明的强势兴起所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冲击而导致的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另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所带来的多元文化、价值选择、网络自由等观念碰撞而导致的文化挑战与文化质疑。也可以说,每一次现代化变迁,“都经历了各种危机”[2](p302)

当新中国走出泥潭,迎来解放的曙光之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的胜利,更没有被这胜利冲昏头脑,正如毛泽东所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4](p1438)。因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仅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在探索“走自己的路”“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同时,也放眼人类未来命运和发展解放,奋力闯出一条与貌似强大的资本主义道路有着本质区别的社会主义新大道。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党就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继续努力,开拓前行。

恰如当年李大钊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所指出的: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发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3](p52)。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扬,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命之本,他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挽救民族于危亡的伟大历史使命,也使中国广大人民由此真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p13)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社会的思想文化进步,各种声音,包括“质疑”中的“杂音”,之所以都能借助现代网络信息与媒介平台实时(时时)发表,也正说明了我们的观念开放和文化进步。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提供的舆论平台,我们今天才能看到百花齐放的争艳,听到不同阶层的争鸣,感受到不同思想碰撞而带来的情绪波动和认知复杂。客观来讲,我们不否认“我国仍将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事实,我们也在正视并着力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所在。所以,文化多元、观念碰撞、价值辨析等方面的起伏不定、多面探讨,都无可厚非,但方向性的战略思维和文化自信,其质疑是容不得脱离社会发展、脱离人文环境、脱离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与愿望的。如果只会挑逗是非、不辨事实、迷信“全盘移植”,并任其自由蔓延,那么,轻则带来混乱,重则丧失的不只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有可能腐蚀甚至摧毁我们正在建立的宏伟战略目标和战略优势,动摇我们民族发展的根基和力量。

然而,伴随改革开放的进步,当我们面对“走自己的路”,国家和民族由此也日益强盛这个不争的事实时,我们本该有更强的文化自信,却因意识形态领域的多样性和网络空间的复杂性而受到影响,各种思想观念的“挑战”甚至“质疑”之声,也随之不绝于耳。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然而,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我们的文化建设与发展却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一帆风顺,及至今日,文化自信的基础也依然时有争议和受到挑战。如果说在社会发展的低潮时期,人们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不力、萎靡、甚至倒退,而质疑文化的落后,这的确是值得深刻反思和重新梳理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处于向好和上升时期,社会各方面建设都在努力改进、奋力前行的时期,我们的文化自信仍然受到“夹击”,质疑不断,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分辨,缕述事实,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的基础上,正视我们的前进方向,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历史道路的艰难探索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曾一度落后与混乱的事实,也恰恰是我们文化自信急剧下降的谷底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列强用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我们的自信,也冲击了我们的灵魂。落后就要挨打,衰败就起争战。正当我们民族面临危亡、山河满目疮痍、人民苦难深重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把它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抵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应运而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非一片坦途,相反,荆棘密布中我们历尽了坎坷与艰难。可贵的是,尽管前进的道路上风起云涌,逆境不断,但由于我党初心不改,“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所以,在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与改革开放中,党团结带领人民不仅为新中国的建设铺就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也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辟了更具时代意义和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已经证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所逐步确立起来的理论、制度以及不断地创新发展,已经创造、并正在创造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不朽的人间奇迹,也必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强大动力和自信基础。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实践中,我们不仅获得了新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的实质就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这种实践和实践所带来的“人间奇迹”,也“从文化上开掘和丰富了执政党的合法资源”,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完全可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明确了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文化依据”[5](p74)

二、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理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

应当说,改革开放,是我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创新与建设上做出的最勇敢的突破与决定,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最伟大的革命。改革需要勇气,开放需要胸怀,但进步的道路上,始终不忘中国精神,坚守民族之魂,则是我们理论制度创新最厚实的文化土壤和价值根基。

以思想文化的进步而言,我党以开放的胸怀,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时空维度中,构筑起来的是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中的不断自我反省、自我革命、自我净化和自我成长进步,而且,“中国人的自我文化认同,与接纳外来文明、走向外部世界相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丰富与构筑,并不是“夜郎自大”的自我封闭文化的产出,也不是外域文化呆板僵化的生搬硬套,而是多种文明交汇、整合,甚至“冲突”中富有无限生命力的一种“融会”和发展,很明显,是“中国1978年以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增进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对域外文明的吸取,从而加速了自身的进步”[6](p883)。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新时代值得骄傲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也是立足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是足以引领人民坚强自信、奋发向上、具有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先进文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以及共产党率领人民不懈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历经28年浴血奋战,终于“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p14),至此,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找回来了,并得到逐步增强。

仔细分辨和倾听不同的声音,确有善意和非善意、建设性和破坏性的“质疑”之不同。立足国情、顺应民心的批评和建议,都是值得珍视和接纳吸收的,但如果因信仰之差,把意见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制度模式和党的领导,这就并非单纯的“质疑”了,也称不上是一种客观理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创新的思维和态度。比如,对于中国当下民主政治、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微词”和“质疑”,有些是脱离实际的“非议”;有些则是罔顾事实,仅以历史的虚无主义以及某些西方的价值观念,甚至西方的制度体系等等,来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实践;还有些人,灵魂深处可能就缺乏民族之根和故土乡情,抑或,其文化不自信也会因“坐而论道”、认知偏见以及盲目崇拜而滋生。

目前,水生态保护修复的应用基础薄弱、关键技术缺乏,科技支撑能力不足,需加大投入,重点开展水工程生态学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重要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育与增殖放流、过鱼设施、生态流量保障与生态调度等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为长江大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虽然旅游业已经在我国发展了几十年,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却非常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才可以。网络上的信息真假难分,想要保证在线上良好运行,必须有强大的法律保障,才能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创建出绿色网络环境。游客由于自身原因,很难分辨出真假信息,导致经常出现上当受骗的情况,造成钱财的损失。在实际运行中,一般都是线上查询、线下交易,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漏洞。当游客自身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却没有法律的保障,长此以往市场秩序会出现混乱的情况。所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是必然的,让旅游各方面都更加规范。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辽宁省农业研究院大棚农作物西红柿的环境监测数据(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数据采样间隔为1分钟,共计1440×15个数据点。样本数据划分为二部分:训练集、测试集;比例分别为:90%、 10%;选择RMSE作为模型精度的评估指标。

1、电厂的总体规划应按发电厂的规划容量,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结合厂址及其他附近地区的自然条件及电力系统的发展远景进行。

因此,看清事实,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p17),这应该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带来的我们文化自信必有的定力和底气,绝不动摇。

三、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社会发展的辉煌业绩和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10),而这个新时代的确立,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仅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而且光明无限,生机勃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基础,正是来源于各种比较中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与巨大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理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思想文化的不断进步,实则也是来源于我们对“中国精神”的一种不断演绎和传承。早年中国思想家们就曾论证过“中国精神”的实质、独特和伟大,也更阐述了中国、中国人之所长,正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伦理情谊”和“人生向上”之民族精神[7](174)。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及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团体和组织,其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正是中国精神从传统的“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不断演绎,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呼唤担当”[1](p17)的最具核心力量的团体组织和最不畏艰难的人类社会实践者。

其一,放眼世界,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的社会变革成就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发展成就的比较。事实胜于雄辩,谁都无法否认,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用自己的制度创新和理论与发展模式创新,几十年追赶上了西方几百年发展的路程。比如,我们不仅目前“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代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1](p3);我们还“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1](p6)。放眼比较,中国由近百年前的“积贫积弱”,一跃成为今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都“进入世界前列”的强国,这已足以证明我们的旗帜是值得仰视的,我们的方向是值得信赖的。

《魏书》卷一九中《元顺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1页。《颜氏家训·书证》提及王羲之《小学章》,王利器先生认为即是《元顺传》中的《小学篇》。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3页。

其二,深入探索,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水平自身明显提高的纵向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更加完善、党的从严自治条例的严格细化、以“精准扶贫”推动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向前等一系列管理与治理举措,带来的最大变化是社会的繁荣与和谐,党内的风清与气正,人民的安居和乐业。正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看到和宣告的那样,经过党带领人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和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p15)。事实上,富裕和谐、良好安稳的社会环境,不仅造福了广大人民衣食住行质量的提升,它也正越来越吸引着大量海外人才的引进和回归。人气就是信心,人气就是力量。

民族复兴,必从复兴“中国精神”、坚定“中国价值”、坚信“中国力量”开始,否则,彷徨犹疑、精神缺钙,又何来底气“兼收并蓄”“借他山之石,琢己身之玉”呢?!

其三,志存高远,我们的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奋斗目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比较。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永远奋斗的目标,这显示着中国执政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1](p57)。从事业的高度和发展的胸怀来讲,中国共产党锁定“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关”这个事实,把我们的奋斗目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互利共赢的心态,坚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不忘时刻担负起“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所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的一致性目标的确立,可以使我们充满自信、倾尽所能地沿着自己所开创的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主义思想、共同富裕理念,在造福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同时,它也是世界人民的福祉,是为人类终极命运的走向铺设出的一条最具广阔空间和希望前景的光明之路。

四、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和共产党人精神饱满的奋斗姿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通过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的总结追述与系统分析,就此明确断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这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明确,既言明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继续奋斗的目标,也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或即将到来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的潜在危机,同时,面对各种矛盾冲突的发生、显现与调节,势必也将是我们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的危机挑战和新的战略机遇的时期。

所谓新的文化危机与挑战,一方面是来自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与否;另一方面则来自“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客观现实。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民而言,当“幸福感”,走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时,不能不说,其需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安心活命、填饱肚子,甚至穿一件新衣、吃一顿白面馍,都不再是什么奢望或幸福需求,人们“生存的底线从有饭吃、有衣穿、有屋睡、有路走,上升到了有什么样的衣食住行,以什么方式实现和保证衣食住行的品质和提升”[8](p106)。“美好生活”,喻示着人民对生活品质追求的到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成果。与此同时,客观现实中,虽然“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p11),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品质要求仍未得到满足;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建设仍存有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富有仍有待引领和提升。

客观发展带来主观调节,主观改变带来客观要求。所以,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美”和“好”,其客观标准,已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时的“站起来”、当家做主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吃饱穿暖、建设新家园”的标准;甚至也不是中国改革开放近几十年的“富起来”、勇敢“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标准,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强起来”、让每一个中国人的“自我”都拥有充分美丽自信的标准,是新思想中所明确指出的“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标准和要求。

因此,准确把握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新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满足,新的文化战略机遇也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如果说“站起来”侧重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富起来”侧重的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满足的话,那么,“强起来”则或更多侧重于人民美好生活心理需求层次的提高和富有。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投入更多的心理关注,化解美好生活需要满足过程中的心理焦虑和矛盾冲突,公正、公平、公开地解决好人民深度关注的社会“公共性危机”事件,以此,增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辨析能力、社会信任能力和精神追求能力。

本文对我院在2017年3-5月(干预前)与2017年6-8月(干预后)这一期间采用PDCA循环法优化住院药房药品调剂流程的实践进行介绍,为保障临床用药的及时性、提高药学服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提供参考。

盐城地区近年来麦田杂草发生严重的主要原因:一是耕作制度的变化,少免耕直播和稻套麦面积增加。二是冬季化学除草面积减少,过分依赖春季化学除草,用药量多,效果差,风险大。三是长期使用单一除草剂,杂草抗药性上升,防除效果下降。如何科学开展麦田杂草防除,达到既控制杂草危害,又减少除草剂药剂用量,实现减量增效的目标,技术上要抓住以下四点: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带来的中国社会面貌的焕然一新,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民心的安稳与所向,我党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和使命担当,无疑都更加深了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奋斗的信心和决心。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正是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以这样的成就和新标准,确立我们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优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豪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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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陈金清.文化自信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动态,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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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8]胡江霞.人民幸福感与党的宗旨实践的现实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胡江霞
《理论月刊》 2018年第05期
《理论月刊》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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