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乃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传统社会，已属甚多。近代以降，随着传播渠道日益增多，谣言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领域。谣言频繁爆发，反映社会运行机制在某些方面出现问题，而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将加剧谣言的后果，带来社会秩序混乱甚至局势剧烈动荡。清末地方性谣言，既具清朝末年政治危机和社会变迁地方化的典型意义，也因与近代中国政局变迁和社会转型密切关联而具有全国性和全局性影响。本文拟从清末广东地区的一则谣言着眼来阐述清末的社会控制，为深入了解清末政治和社会变迁提供一种特别视角。

工程验收时，要检查工程是否按照批准的设计进行建设，是否有未完工程和遗留问题。项目划分是最好的检查纲目，相应工程建设内容一一对应，便于验收工作组在工程验收前检查、核对工程建设内容。同时，工程验收也是依据项目划分进行分级（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同工程完工、阶段、竣工等）验收的。

一、谣言一则

1895年10月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孙中山在广州领导军事行动，杨衢云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有奏折称“广东会匪在澳门香港等处聚众滋事，有草鞋、红棍、白扇等名目，并有孙文、杨衢云等约四五万人潜来省城克期起事”。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传御令：“着两广总督谭钟麟等严密捉拿，不致漏网，以期消患于未萌”[1]（p51-54）。此次起义，未及举事，便已被清政府获悉。

对于革命派起事，两广总督谭钟麟起初并不相信，在清廷驻香港密探告知会党集结和革命派在香港采买军火之事，港英当局也电报通知他后，他才开始相信并加紧部署。十二月初八日，谭钟麟回复清政府中央道：“查粤俗好谣，每因小故，转相附会，张大其词以摇惑人心，群不逞之徒乘机撞骗掠夺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广州谣传高州、惠州匪徒击散后咸集香港众，四五万将攻省城，人言籍籍，府县营牟纷纷面禀。臣谓此等匪徒一击即散，首匪已诛，尚何能为？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数百里，万众持械经过各州县关卡何无一见者。香港一隅骤增数万人，何处栖止？每日需米数百石，何人供给？乡村又不闻有抢掠者，食从何来？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迁徙乘机掠夺之事，切宜镇定，勿涉张皇”“臣查此案系孙文、杨衢云为首，陆皓东、邱四、朱桂铨知情同谋，潜备军械，分给红带，煽惑愚民”，将陆皓东等人正法并捉拿孙、杨，于是，“谣风顿息，四境宴然”[1](p96-97)。

1.1.2 患者因素 ①恶性血液病患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导致鼻腔出血，常采用油纱条填塞压迫止血，迫使患者张口呼吸，致口腔黏膜干燥、出血，病原菌随之进入导致口腔感染［6］。另外，患者口腔卫生习惯差，口腔疾患及不适合的义齿等都会使细菌大量寄居在口腔，导致口腔黏膜炎的发生。②长期住院也是恶性血液病患者口腔感染的重要因素，这是由于患者与其他患者和医务人员接触机会多，致病菌容易通过接触传播，导致口腔黏膜炎的易感性增加［7］。③长期使用抗生素导致的二重感染，以真菌性口腔炎为多见。

谭钟麟奏折中，将革命队伍规模庞大的传言称为谣言，且非常笼统地用“粤俗好谣”的语句为自己的失职辩驳，无疑别有用意。一方面，其分明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减轻守护一方失职之责；。众所周知，谣言兴起，乃社会现实的反应，信息不公开、不透明，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及因某种目的造谣等都可能导致谣言频发。当时粤港澳三地复杂的政治地理关系，掺杂在敏感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之中，为谣言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无疑，谣言爆发与当地风俗习惯并无多大干系，与社会运行机制的正常与否则有着更大关联。可见，“粤俗好谣”之说难以成立。而且，即便当时粤地好谣，也只能说明当地政府统治方式与秩序出现问题。谭钟麟身为两广总督，广东正是在其治理之下，其责任自然无法推卸，又焉能归结为当地风俗之上呢？可见，“粤俗好谣”乃谭钟麟推卸责任之说。堂堂两广总督，将自己管辖范围内发生事故归结为当地风俗，试图将自己责任撇得一干二净，却不去考究谣言兴起原因与解决方略，可见其对地方实政毫无积极改进之意。

综上所述，清末，基层状态能够通过多种途径与方式频频上报中央，说明中央与底层社会的联系依然紧密。然而，清政府社会控制效能极为低下，个中原因，颇为复杂，对其进行梳理，不失为对清政府倒台原因的重要探索。其中，清政府社会控制网络各网点——地方官员统治之薄弱，无疑是影响社会控制效能的重要原因，以下拟从此方面展开论述。

另一方面，谭钟麟所说情况也部分属实。当时革命派是否有四五万兵力呢？据史料记载，起义之初，孙中山认为人贵精而不贵多，其最先计划，“以五人为一队，配足长短枪械及炸弹，进攻一署，直入署后官眷之房，将其长官或诛或执，如是全城已无发号施令之人。尚恐有城外兵队闻变入援，则择最重要之街道，如双门底、惠爱街二处，伏于店铺两旁，以宝垅掩护，伺其来突发枪掷弹击之，援兵不知虚实，突遭迎头痛击，必不敢前。犹虑其由横街小巷经过，则预先将此道路轰炸，则两旁铺屋倾塌，粤垣街道阔仅数尺，铺砌白石，投以炸弹即易爆炸，砖瓦堆塞，援兵必不能过。担任据守重要街道之敢死队须二三十人便足，西门、归德门二处城楼则以二三十人占领，以延城外响应者入。围攻旗界又以一二十人，与进攻衙署任务已完之队分头放火为号，且壮声势，如此则大事成矣”[2](p12-13)。此计划在讨论时被认为过于冒险，“以卵击石，难奏奇功，稍有蹉跌，必将同归于尽”。最终策略被改为“分道攻城”，约定在重阳节由顺德、香山、北江三路进攻省垣。计划由杨衢云率香港会党约三百人为"突击队"，于起义日期前晚齐聚香港，乘省港晚班客轮到广州，并将起义用短枪装于木桶内，谎称胶泥报关，到省城后再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攻占各重要衙署；与突击队配合的为“支援队”，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起义发动时，先期分散混进城的北江、顺德、香山三路支援队(计有一千余人)将群起响应；“更由陈清带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3](p11)。然而，因事机泄露，在各路人马整装待发之际，作为主力之一的香港一路和汕头的武装并未到达，枪械也未能按时运到。后当突击队乘坐的客轮抵达广州时，清政府早已严阵以待，突击队员被全部拿获，藏在木桶里的205支左轮手枪和大约80箱弹药也被一一查抄。由此，起义尚未开始就宣告失败。此次起义中，陆皓东英勇不屈而死，成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第一人，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相继被清廷处以极刑。由上可知，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参与人数并不多，更不是谣传的四五万人之多。

而且，此时中国革命风气尚未形成，人们大都闻“革命”而变色，害怕招来杀头之罪，连孙中山也说，一谈革命，则“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3](p3)。该时期革命在国内尚未有强大的支持群体，海外华侨能接受革命的也不多，连很多檀香山华侨都认为孙中山此举乃“作乱谋反”，故“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甚至1896年孙中山赴美宣传革命时，也遭到华侨的抵制，“视同蛇蝎”“莫不掩耳惊走”[4](p108-110)。由此可以判断，革命派当时有四、五万人的说法无疑为谣言，谭钟麟的辨驳不无道理。

该则谣言，可反映出清政府统治阶级对于革命派的防范与警惕心理，这与晚清农民、会党等多种力量层出不穷地对清政府统治形成威胁的政治气候有关，也由此反映出统治阶级对于自己统治根基的深深忧虑。身处统治阶级阵营中的某些官吏，对于统治堡垒的缺陷早已了然于心，他们担心某些统治漏洞会削弱清政府的统治根基，甚至可能引发统治秩序的轰然崩塌。无疑，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十几年后，其担忧就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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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统治网络的发展与强化

阿东带着阿里在店门口晒着冬衣。阳光下两兄弟脸上都挂着笑容。老巴坐在店里望着他们。他忧心忡忡，不知怎么解决阿里的哀乐。阿东一大早已经跟他说了，绝对不能不让阿里放哀乐。但是，邻居们的投诉，又如何办？他脑子里转了无数主意，甚至连卖房子搬家都想了，却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

然而，有意思的是，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尚处于组织阶段，起义尚未发生，中央就已知情，包括后来同盟会的多次起义，往往起义还没开始，清政府便已获悉内情并严阵以待。这无疑暴露出革命派组织方面的严重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反映出清政府统治网络的严密。尽管此时清政府国力虚弱、强邻环嗣，但统治网络的严密性并未减弱，反而因西方科技的传入而得到加强，特别是因西方先进通讯方式如电报、电话等在统治中的应用而进一步强化。

众所周知，19世纪80年代以前，清政府中央与地方督抚及基层政权之间的联系依靠官方驿站，往来一趟耗时费力，所耗时间与距离远近呈正比。原始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方式下，一旦距清政府统治中心较远、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发生突发事件，清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迅速做出反应。然而，随着西方科技涌入，“天高皇帝远”的状况慢慢发生了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科技被视为奇技淫巧，多国外交机构相继向清政府提出装设电报线的要求，都遭到拒绝，后列强恃强而行装设电报线后，清政府迫于形势只能默认。再加上清政府内不少有识志士也呼吁自办电报，李鸿章顺应时势奏请中央启动了中国民族电信业。1881年底，中国自建的第一条公众电报电路——津沪长途电报线正式开通运营。继而，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到光绪十年，全国主要线路铺设相继完成。硬件设施的铺就，有力推动了通讯方式的革新。

到19世纪90年代，电报等先进通讯方式作为清朝廷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已经广泛运用到国家政治生活中。经由先进通讯方式，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比传统社会网络要严密，触角要长、手段要多。也因为如此，清政府对革命派的活动和动向非常清楚，当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爆发期间，广东省督抚尚未获悉，就已有人电告清中央。甚至在孙中山等革命派逃亡境外之时，他们身处何方、何时到达某地、何时离开，清政府都了如指掌。如兴中会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撤至澳门，清政府联络葡澳当局缉拿；仅24小时，孙中山被迫转移至香港，清政府又电告港英当局缉拿；孙中山在香港无法继续停留，继而乘船逃往日本；到日本后，其动向清政府同样非常清楚。孙中山在海外逃亡和筹款期间，清政府也基本熟知其状况。如1897年8月11日，驻英国使臣罗丰禄电告两广总督谭钟麟孙中山行踪，电报中提到，“孙文于当月初五搭乘印度皇后号轮船，当月十二日可到香港”[1](p245)。后孙中山辗转到了日本，当月8月15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在电报中也提醒清政府，“孙文上岸后，日易一地，居无定所，均有东捕保护，有云将同日本人往台湾，又云候径开香港之轮船到沪，如其往上海，当派人搭船至沪舰所向，如搭径往香港之船，则中间无停顿，当电粤督查照”[1](p249)。8月17日，裕庚再次电告清廷，谓孙中山到横滨，“有印字馆入英籍之粤人陈少白附搭威仁亲款之小轮接其上岸，仍有一同伴，均西装。陈本会匪，亦久改装。探问孙有暂住之说。印度船客单所开西人堪囊或即孙改名也未可定……。已派妥员密侦动静，如其动身，亦即搭其船一路探看。”[1](p251)除了孙中山等革命派，清政府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的动向同样也非常清楚。

以上无疑可说明，近代化通讯手段的便利与快捷性，使清政府对地方社会情况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迅速，其社会控制的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藉由先进通讯方式，清政府的权力资源得到了补充和丰富，统治网络得以拓宽，社会渗透与控制能力超越了传统社会，对基层社会的了解和管控得到加强，社会控制的效率得到了提升，对地方事件也能快速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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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虽然晚清以降清政府主权部分丧失，列强深入中国领土占据租借地或势力范围，更有香港等地的割让，但是，列强与清政府的关系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为了共同的统治秩序，列强与清政府之间也曾进行过多方面的合作与沟通。当革命活动开始之时，港英当局与清政府曾密切配合，帮助清政府维持既定秩序；孙中山等革命派流亡海外之际，列强也多次与清政府合作，帮助打探、追踪孙中山等人行踪，试图驱赶或抓捕革命派。这些无疑能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通讯事业的发展及中国民众活动范围的扩大，清政府社会控制的触角在清朝末年得到了延伸，社会管控的手段比传统社会增多，社会管控网络也在扩大和增强。

广东，开风气之先，较早接触西方思想文化，民众思想较内地开放，亦为洋务活跃之区。且广东与港澳接壤，乃中西思想文化频繁交流与汇聚之地，对世界潮流的感知和反应，较内地要敏锐、迅速。经过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以来几十年与西方社会的接触，广东已经悄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而且，当时粤港澳三地又分属不同政治力量掌控，形势复杂且匪患频繁，1895年后革命派也开始频繁起事。无疑，甲午后广东的情形比内地复杂得多，此时谭钟麟遇到的是其从未遇到过的治理局面。在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30年之久的广东，拥有新思想的时代精英已不再满足于洋务运动仅学习西方器物文化而开始致力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此非谭钟麟所能容忍，以至于“粤东环海千里，武备尤重，该督到任后首以裁水师学堂、撤鱼雷学堂为事，裁撤轮舟二十八艘弃置不用”；“商人禀请开矿筑路等事则必阻之，全省有谈时务者不委差使，吏士以此相戒”[1](p225)。故在当时处于时代前列的维新派人士看来，谭钟麟老迈昏庸，清廷以其督粤是“用此残废人断送两粤也”[9](p109)。也有人评论谭钟麟督粤为：“我粤通商最早，本习闻西学，奈此邦人士皆持守旧之说，深闭固拒，不少变通。居上者又与西学为仇，莫为提倡，殊可痛也”[10[(p2885)。由此可见，冥顽不化的谭钟麟与开化已久的广东社会之格格不入。当时广东革新所面临的困难和阻碍，正如1896年底梁启超回粤时所评论的：“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故而使维新运动“不能畅行于粤耳”[11](p69)。

关于清末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学界从各层面展现了近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异以及传统“皇权与绅权”权力结构被打破背景下城乡社会控制危机，成果可谓丰硕，大部分人认为清末中央权力下移，地方权力加强，即所谓内弱外强，也有观点谓内外皆弱。总而言之，内弱是共识，大家都认为清末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在不断弱化。

我们可以拿之前的一些事例来比较谭钟麟处理政务方式的拙劣。担任清政府海关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赫德，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惩处严格，甚至自己也会主动承担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亏空。此事发生在谭钟麟处理革命派第一次广州起义的二十年前。而二十年后，作为清政府地方大员的谭钟麟，在处理地方治理事务上依然如此随意与漫不经心，可见其并不将清政府安危放诸心上，平稳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才是他此时的政治目标。

三、从谭钟麟督粤看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失控

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影响颇为深远，即便清朝灭亡、封建帝制覆灭，其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影响国人。然而，清末官僚体制的衰落早已凸显，其统治秩序的失控已无法避免，单从中央政府用人理念及用以维持统治秩序正常运转的各岗位官吏来考察就可窥其端倪。本部分拟以谭钟麟督粤为例来阐释。

谭钟麟无疑是一个有着浓厚忠君保国思想的官吏。其历任会试同考官、湖北乡试副考官、江南道监察御史、杭州府遗缺知府、河南按察使、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工部尚书、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职。在各地任职期间，其积极清查土地，更定厘税，治浚河道，鼓励商运，修筑炮台，办赈有力，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甲午战后，李鸿章的淮系遭受贬谪，谭钟麟调任两广，取代李鸿章之兄李瀚章任总督职。与在其他省份任职的经历相比，其督粤期间的表现较少有可圈可点处，虽其曾力排众议，禁赌查盗，维护治安，但终不能畅行其志，最终无功而返。谭钟麟的督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凸显出清末统治秩序和社会控制的失控。

同时，该谣言也隐隐凸显出清政府官场斗争的风谲云诡。谭钟麟作为两广地区最高职位的政府官员，在他尚未得知实情之际，就有人越过他先行一步上报了中央政府，可见官场政治生态之复杂。因此，上谕严责谭钟麟：“该督奏报首要悉数骈诛，地方安逸如常，何以盗风并未稍戢，竟有潜来省城之事，若如所奏，该匪首孙文、杨衢云纠约党类竟至四五万人之多，在省城租定民房、潜谋不轨，该督等竟毫无见闻……”[1](p71-73)。可以想见，谭钟麟接到朝廷谕令时之惶恐。

首先，将顽固守旧的谭钟麟委任为两广总督，反映出清政府无人可倚。谭钟麟的守旧，众所周知，其曾不遗余力地反对洋务运动。甲午战后，顽固守旧的谭钟麟也有所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洋务举措，将“练兵”“制造军械”作为自强之急务，并且，力图推动粤省新式学堂的发展。然而，其对西学的认识依然还停留在30年前洋务运动的起步阶段，将自强限定在练兵制械、“节糜费”“杜中饱”的范围内，对仿行西学、变法自强的具体举措则虚与委蛇[6]。甚至对于与铁路建设息息相关的邮政事业创办，他也明确表示反对[7]。督粤期间，谭钟麟在致友人书中仍极为鄙弃西方文化，其信心满满地认为：“二、三十年后，西学必灭，则经学、史学，必大昌明，此一定之理。圣人之道，如日星炳天，岂浮云所能久掩。且西人不知有学，其所谓字不过如结绳以纪数目云耳。自华人流入外洋，始教以中国字，附会翻译成文。观其书，半通不通，毫无意义。而好事者乃尽弃所学而学焉，众口一词，牢不可破，适足长后生浮薄之习而已，有识者亦不与辩也”[8]。

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即便在手段和方法上更加多样、网络更加严密，也难掩中央对地方实际控制效果的弱化。如对于清政府来说，地方有动乱发生，应由地方官员第一时间汇报朝廷。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无疑应由地方知县汇报至广东巡抚再至两广总督而后直达清政府中央。但是，起义准备之初无论是广东巡抚还是两广总督，他们对于革命派具体的数据和情况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在起义的前两天，革命党骨干朱淇起草讨满檄文和安民告示被其兄发现，其兄大为惊骇，为防株连全家，立即向清政府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家焯大惊不已，即刻上报两广总督谭钟麟。即便如此，谭钟麟也无丝毫防范之心，其并不相信密报，对事关清政府统治秩序稳定的如此重要信息，其慨然谓：“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5](p74-75)可见其懵懂。后革命党400余人在香港集结被港英当局侦破，港英当局第一时间电告两广总督府，谭钟麟才恍然大悟，急忙调集1500多名清兵，将广州城戒严，并大开杀戒，导致陆皓东等人被捕死难。与谭钟麟的懵懂相似，其管辖范围内的电白、吴川县内数十起劫案，“商民秉请移营往捕”，县令李之番置之不理，导致县城“风鹤频惊，往往县城昼闭”“匪首逍遥事外”。故有奏称土匪滋扰已久而地方官毫无觉察，事发之后也“未闻严究匪踪”，而谭钟麟辖内“两县印官宴然无事，并未稍加处分”“尚复成何法纪？”[1](p52-54)从总督到基层县令，清政府这些镇守一方的地方官员对地方动乱和匪徒骚乱的无视，充分说明清政府社会控制效能之低下。

当时广东，乃与西方交涉首当其冲之地，地理位置、政治位置都极为重要。因此，清政府在甲午民族存亡之际任命两广地区最高督帅时，绝不会毫无考量地轻易决定人选；身居权力中枢几十年、牢牢掌握国家政权的慈禧太后，也绝不会对已坐镇地方几十载的谭钟麟之秉性毫无了解。在民族危亡之际慈禧太后将占据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两广地区交由谭钟麟治理，可谓是委以重任、寄予厚望，从中也可判断，谭钟麟是她十分赏识的、能让她放心的官吏。然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慈禧太后绝对不可能不知道广东与其他省份的不同、沿海与内地的区别。慈禧太后原本对颇识时务的李鸿章等人十分倚重，但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等淮系将领被交章弹劾，在此风口浪尖继续委以重任显然不能，然举目四望，朝中却无人可倚。可见，谭钟麟任职广东不能不说是无奈之举。

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公众主动去了解与关注“河长制”的基本措施及落实情况，提高其对整体水环境治理制度的认知。鼓励公众在对自身生活的水域水质治理现状感知较深的基础上，将对“河长制”的评价与建议及时反馈给“河长”，以便政府部门接收到工作偏失信息，通过双向沟通驱动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公众也可积极参与监督，从侧面推动“河长制”整体工作的长效性实施。

宝刚爹一出门，香娭毑就给喜姑泡姜盐芝麻豆子茶，妹妹你多呷几盅，这拿（茶）呷了去寒。喜姑也就敞开了肚皮，呷了一盅又一盅，呷得一身上下热热乎乎的。

因而，当革命活动已风生水起，作为地方最高领导的谭钟麟却丝毫没意识到统治危机的存在，即便在其得到确切消息后，也糊涂地认为革命派不过就是三五匪徒而已，不会对清政府统治构成威胁。此时的谭钟麟，已在清政府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政治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在顽固守旧思想的主导下，其面对伴随西方思想而来的清政府统治危机，却毫不敏感，也不警惕。只能说明，其在中西部担任多年督抚的政治生涯中，没有面对复杂外来势力的经验，其用治理内地省份的方法来治理西方思想文化颇为流行、社会控制局面颇为复杂的两广地区，显然再难凑效。其对有着新思想武装的革命活动毫无了解，也不理解革命派活动的原因及其与会匪的区别，其忠君爱民的传统理念，在复杂的粤港澳三地局势面前，束手无策。

显然，在内忧外患之中，清政府固守着不合时宜的选官任官制度，导致官僚体系各控制网点由很多畏葸不前的官员把控，这些人虽然不能对朝政走向起决定性的影响，然而终究会拖累社会发展的步伐。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政府统治机器的腐烂不堪与千疮百孔。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为17.95%(7/39)，进展率为2.56%(1/39)；对照组患者复发率为23.08%(9/39)，进展率为5.13%(2/39)，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同时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3.08%(9/39)；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51%(8/39)，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综上所述，针对于中高危非浸润性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的治疗，吉西他滨以及表柔比星均能够降低患者两年内的复发率，但部分患者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无法改变病情的进展，临床上可推广使用。

而且，在1894年后列强环伺的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对谭钟麟失职时辩称“粤俗好谣”这种无法自圆其说的推脱之辞也毫无办法，清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可见一斑，也由此说明了清政府国家制度的失效。无疑清政府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早已大势远去，其统治的危机，不仅在于外来的威胁，还在于其早已破败不堪的躯体。

其次，晚年谭钟麟的无所作为反映出病入膏肓的清政府难以激励官员保持持续廉政、勤政的积极性。谭钟麟，谥号文勤，为政一向勤勉，在各任上政绩颇丰，乃反侵略义士，在维护国家权益上毫不含糊。其任陕甘总督六年半，陕甘文化和经济均有很大发展。1892年，其出任闽浙总督，发现福建船政局每年花费百余万两白银，却收效甚微。他到任后裁减冗员，强化管理，使两年内所造船只两倍于从前。之前的种种政绩皆能证明谭钟麟曾经的勤勉。然而，两广任内的谭钟麟却有尸位素餐之嫌，被斥为“老迈昏庸”。老迈自是不假，谭钟麟乃1822生人，1895年出任两广总督时已是73岁高龄。然而，即便年事已高，“两目昏盲，不能辨字，拜跪皆须人扶持”[1](p225)，其上任之初也是意欲大干一番、有所作为的。当时广东大开赌场，以赌捐上缴朝廷，赌场税收乃官府财政主要来源，遂致广东赌博成风，纲纪松弛，官场腐败。谭钟麟力排众议，禁赌缉盗，一时风气大正。然而，收取赌捐早已成为清政府饮鸩止渴却欲罢不能的敛财方式，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使清政府对谭钟麟的禁赌并不全力支持。独木难支的谭钟麟，很快便偃旗息鼓，广东赌风不熄反浓，谭钟麟也无可奈何。可见，清政府并未能就谭钟麟业绩的巩固给予支持和激励，反而为征税使谭钟麟的所有努力付诸流水，满腔热血遭遇迎头冷水，谭钟麟之沮丧可见一斑。

而且，19世纪末年，风雨飘摇的清政府很难再给予大臣们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和抱负的机会了。如中外交涉中，谭钟麟坚持“非条约明许，不肯丝毫迁就，虽恫吓无所让”的原则，竭力维护民族利权。1897年11月14日，德国侵占胶州湾，强迫清廷签订中德《胶澳租界条约》，谭钟麟电奏清廷“宜力争，不可许，许即无以为国。”结局却让谭钟麟十分失望，清政府最终以妥协了事；1899年，清政府命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谈判租借问题。谭钟麟授意苏元春“坚属理争”维护国家权益，但苏元春在与法国代表谈判时，却全部答应了法方的要求，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谭钟麟闻讯后大怒，电奏弹劾苏元春，请求废除所订条约。最终，谭钟麟无奈地意识到，苏元春此举，乃清政府授意，国力衰弱，与列强平等对话无异于痴人说梦。由此，面对难以有所作为的困局，年迈的谭钟麟不想再有所作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社会控制与政权的稳定与强大正相关。羸弱不堪的清政府遭遇外敌频繁入侵而瓜分豆剖的境遇，内政早已腐败不堪，社会控制自然无从谈起。无疑，1894年，广东地区这则谣言，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清政府国家制度的无以为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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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