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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沿线城镇概况探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从起源时代开始,城镇作为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用具体而特殊的空间结构适应着不断变化的人类需要和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式。不同历史研究领域对城镇的概念界定略有差异。在城市史学研究中,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西方中心论代表马克思·韦伯确定了以“社区”起源为核心的西方近代城市概念,彻底否定了中国古代城市形式,并断言中国不会出现近现代意义的西方城市。20世纪80年,随着国内城市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从中国聚落史出发以考古学、方志学为基础对城市的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尝试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城市概念,并逐步探索世界城市发展的共性与规律。国内学界提出了标志论、经济论、人口论、综合论、聚集论等理论。聚焦以上理论的核心内涵,可以将中国古代城镇定义为:基于古代传统聚落模式,根据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构建出来的资源聚集地和高级建筑群。

城镇概念明确后,国内学界从通史、断代史、区域史等多角度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城镇体系进行了研究。随着研究领域和层析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在城镇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大批研究成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体系研究以及丝绸之路发展与城镇建设之间的研究逐渐丰富,例如杨洁博士[1],李圳博士[2]就为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研究提供了参考案例。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研究主要集中在绿洲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路段,将草原丝绸之路与内蒙古地区、蒙古高原地区、欧亚草原地区的城镇进行有机关联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本文试通过文献研究方法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城镇进行研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促”即是“促考核”“促机制”“促建设”。肇庆海事局成功推动市政府将渡口渡船安全管理纳入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先后推动市政府印发《肇庆市险情应急预案》《肇庆市处置船舶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关于加强自用船安全管理的通知》等文件;推动将“智慧西江”建设作为智慧管理和服务相关的重点工程纳入到《肇庆市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规划》;推动市政府将桥梁智能防撞预警系统建设纳入市2018年十大惠民实事。2018年德庆县政府出资35万元打造县级溢油应急设备库,成为广东省内河首个县级财政建设的设备库。

草原丝绸之路的演变

草原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发展和繁荣体现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青铜时代,蒙古草原的商品交换需求促成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据考古发现,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五世纪就已初步形成,其产生原因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以及部落间的战争有关。

夏商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开始成形。秦汉时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迁移,北匈奴迁往西欧,南匈奴南下归汉。匈奴南下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领域,而西迁促成了欧亚大陆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二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与沙漠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一起构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带状体系。在蒙古国、中亚地区、甚至是远东地区出土的带有匈奴族文化特点的墓葬品都是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重要例证。

隋唐时期,突厥汗国建立,在其疆域范围内对草原丝绸之路进行了拓展。此时草原丝绸之路共有两条主路,两条线路从锡尔河或阿姆河出发经咸海北岸或南岸在乌拉尔河口附近的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交汇,然后沿着黑海北部海岸到达君士坦丁堡。随着唐代统一漠北草原,草原丝绸之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维护疆域,唐王朝在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设立了丰州等军事防御重镇,并以此为据点开拓了参天可汗道。回纥与突厥汗国建立后,与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开始进行茶马贸易。回纥衰败后沿丝绸之路枢纽西迁,迁移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丝绸之路加强了管理和融合,为草原为丝绸之路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她同时说到,随着技术快速发展,新技术所带来的选择障碍、报告解读、筛查与诊断界限模糊、不确定性、伦理等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这就给出生缺陷的咨询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并分别就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与诊断模式、骨骼发育不良、妊娠早期用药影响、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等方面来阐述出生缺陷咨询所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其中, E为网格单元对球心处的辐射照度值, LK为经度角方向的最大网格数目, MK为纬度角方向的最大网格数目, NK为半径方向的最大网格数目.

明代战争频发,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不断进入中原,明朝被迫关闭边境以加强长城的防御力量,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过渡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路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导致草原丝绸之路贸易在这一时期渐有衰败之势。但是,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流行,广大蒙古人逐步建立了饮茶习俗,为了保障日常所需,边境地区开始了茶叶走私贸易。明代中期,为了维护统治,实施了以茶治边的政策,官方贸易开始在草原丝绸之路恢复。清朝时期,消除了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壁垒,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皮毛、丝绸等贸易开始复苏。随着蒙古族饮茶习俗的传播以及欧洲地区饮茶习俗的建立,俄国对茶叶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上,以张家口、归化城、绥远城、恰克图为枢纽形成了南起福建东达莫斯科的万里茶道。以茶叶为维系因子,草原丝绸之路再次繁荣。清朝末期,由于国力衰败以及俄茶侵销等原因,贸易逐渐减少,草原丝绸之路最终衰落。

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类型

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交流的重要通道。尽管在一段时期内,草原丝绸之路未能得到及时的维护,渐有颓败之势。随着商队的频繁往来,移民群体也在不断增加,在此基础上官茶贸易、私茶贸易兴盛,加之皮毛、丝绸等其他贸易的冲击,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越加频繁、丰富,而沿线许多城市的功能也从单一的军事防御、行政治所或商业驿站向复合型城市转变。按照各类城镇的分布、规模、布局和功能等,可以将历史时期内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分为军事要塞型、行政治所型、商品枢纽型三大类。

()军事要塞型

[参考文献]

()行政治所型

作为地方行政中心,它是行政长官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拥有相对完善的行政组织制度、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充足的地方武装,能够对地方形成支配。最具代表性的是元上都、元大都、元中都、四大翰儿朵。元上都、元大都不仅是蒙元王朝的政治中心,更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核心。元代,官方正式管理草原丝绸之路并以元大都、上都为中心向东、西、西北三个方向开辟了三条链接欧亚的驿路,基本奠定了清代以来草原丝绸之路的规模。不仅如此,一直以来元上都、元大都都是草原丝绸之路茶马贸易的重要集散地,长期受到政府的重视。

该方案的优点为:高架桥桥墩的桩基础直接作用于土层,高架桥沉降与车站沉降互不影响,工程可实施性较强,风险小。

()商业枢纽型

1.3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1.0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进行描述,行t检验;计数资料借助率(%)来描述,行χ2检验。生存曲线评估采用Kaplan-Meier法,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法。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宋朝时,契丹建立的辽代、女真建立的金国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稳固。在北宋和辽朝,边境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商品交换市场。辽廷还在上京设立了驿馆,为各国的使者提供了便利的住宿条件。草原丝绸之路成为辽朝与西方国家往来的主要通道。以上京、中京、南京、西京为核心,辽朝建立北抵中亚南通北宋的道路网络。在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完善的蒙古草原城镇体系。金国在巩固辽代城建基础上,以草原丝绸之路为依托与宋朝和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展开了茶叶贸易。当时,草原丝绸之路茶叶走私贸易极其兴盛,金国通过茶叶走私贸易获利颇丰。

草原丝绸之路对沿线城镇的影响

草原丝路与沿线城镇是互为影响的关系,在历史时期内体现出发展的一致性。就城镇发展而言,从地域上看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城镇是独立的个体,在行政职能、军事防御上不与其他城镇产生关联,甚至有可能是互为防御的关系。但是由于城与城之间的交通线路构成了贯通东西、覆盖欧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故而各国的使节和商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进行远距离商品贸易时,必然依靠这些城镇进行补给或交易。在商品贸易大环境的刺激下,每个城镇或多或少都会被卷入草原丝路贸易中,无法形成封闭的经济实体。这些城镇有的承担着商队驿站的功能,为往来的商队提供餐饮、娱乐、服务等;有的成为丝路商品货物的中转地,直接参与到商品的倒买倒卖中;绝大多数城镇则兼具驿站和中转地两个功能。

除了生产资源、人口、行政、经济贸易等属性外,区位交通也是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归化城、绥远城、包头、恰克图等城镇就是基于处于草原丝绸之路交通枢纽这一区位优势,依靠贸易路线所发展起来的城镇。恰克图汉语翻译为买卖城,位于俄蒙边界界河北岸,既是清朝俄中边境重镇恰克图也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枢纽。清中期《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西伯利亚商人、旅蒙商人、晋商在恰克图极为活跃,因交通便利,朝廷官茶、地方商茶、私茶往往也在此地中转贩运。

“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达到高峰。元代正式确立了驿路制度,以元大都、元上都为中心,设置了干、主、支三种主要的道路,构造了连接漠北到西伯利亚,西通中亚与欧洲,东抵远东,南链中原的发达的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是政府传达政令和维护军事秩序的重要通道,也是商品贸易的主要通道,构成了元朝乃至明清时期蒙古地区与中亚、欧洲交流的重要通道。

商队的流通,道路的畅达使商品贸易行为逐渐突破民族国家界限成为区域性、全球性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沿线城镇的草原丝绸之路贸易既满足了蒙古地区民众的生活需求,而且繁荣了中原地区、中亚地区的商业经济,在保障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同时,也力图改善中原地区甚至是远东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蒙古地区的居民不仅仅是牧民,也有商人的属性。蒙古地区甚至是远东地区的居民可以从市场购买当地生产的日用品,也可以购买来自周边或遥远福建的茶叶、丝绸等奢侈品。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维护了驿站的功能,促进了丝绸之路的贸易,也从交易中获益。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北方游牧民族积极参与到皮毛、茶叶、丝绸等贸易活动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度商业化的影响下,这些城镇的餐饮、娱乐、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兴起是必然的。归绥城“大盛魁”商号的兴起与繁荣以及东、西、南、北四个茶坊市场的建立充分说明了草原丝路贸易对城镇发展所起的积极影响。中转贸易的发生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社会的发展,沿途的城镇也成为整个丝路贸易圈中的重要一环。

该类型城镇纯粹基于军事防御目的,以各朝统治时期的军事政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要塞城堡。春秋时期,在蒙古高原地区中原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频发,受中原城镇建设的影响,为了保障政权稳定和领土范围,在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过度地段就开始产生了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城镇。秦汉时期,特别是长城建立后,以长城为界蒙古地区出现了五原、云中、定襄、右北平等多个边城。直至隋唐时期,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主要功能仍以中原汉民族单方面的军事防御为主。宋朝时期,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在这些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城镇开始增加行政和商业职能。但是作为中原与蒙古地区的交通枢纽,这些城镇长期以来是一个多民族杂居、融合和交流的区域,出于国防的需要,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过渡地段一直兼有着军事防御的功能。

[2]李 圳.试论明清时期陕甘青茶马古道上的城镇[D].西藏民族学院,2014.

[1]杨 洁.中古丝路绿洲城镇的贸易活动:中转与经营[J].社科纵横,2012,(1).

[3]张文平.内蒙古地区蒙元城镇研究[D].内蒙古大学,2009.

溪花如云水如练,游禽溪上色相乱。孤飞西来落斜电,双入汀芜半隐见。境偏未识春华变,羽毛翻翻若自衒。莫云此地无罗罥,樊中饮啄岂堪羡?(《中峰集》卷十)

[4]聂静洁.草原丝绸之路是科学感念[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

[5]张瑞杰.赤峰市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境内辽代城镇遗址及其特点[J].赤峰学院学报,2013,(12).

[6]邱江宁.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与蒙元时期的异域书[J].文艺研究,2017,(8).

 
张楠,马金辰
《内蒙古电大学刊》 2018年第02期
《内蒙古电大学刊》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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