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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诸印及其钤盖方式浅论

更新时间:2009-03-28

现今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清宫旧藏书画以及散见于各地的同类公私收藏中,大多可以见到溥仪的印记。这还要从故宫书画的一次点查活动说起。

1922年,依照《清室优待条例》仍居于故宫的末代皇帝溥仪,指派“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各殿书画,这一活动至少持续了一年,主要目的,一是分出等级,编目造册;二在点查过的书画上钤印(“三玺”或“一玺”)1 关于钤“三玺”与“一玺”的区别,曾参加此次点查活动、后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的宝熙,在跋《元马琬幽居图》中说:“宣统癸亥(民国十二年,1923),余奉命在上书房检定中秘书画,与同事者奏明,凡书画各品之精确可宝者,则钤‘三玺’于上,余则钤‘一玺’。三玺者,即‘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见原田谨次郎《日本支那现在名画录》,第105—106页,东京大冢巧艺社,1938年7月);三为不久之后以“赏溥杰”为名的转运书画做准备。

这次点查的目录曾石印了十几套,分发给当时参加此项活动者。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影印出版,名之为《故宫各殿第一次书画点查册》2 见王燕来选编:《历代书画录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7月影印本。又,参见邵庄霖、戴立强《〈故宫各殿第一次书画点查册〉的几个问题——关于溥仪的〈点画目〉》,《收藏家》2015年第4期,第75—80页。(以下简称《点画目》)。这部《点画目》可谓自《石渠宝笈》以来,“最后、也是最翔实的一个《清故宫旧藏书画目录》”3 见徐邦达编:《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前言,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1月。。而此书中一些条目后标记的“一玺”或“三玺”,正是指所钤盖的溥仪诸印。

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对溥仪诸印样式及其钤盖方式,举例试述如下(凡未标明书画作品收藏单位的,均为故宫博物院藏品)。

“四玺”例

1.《元乃贤咏古诗帖》4 见薛永年、王连起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一册,第2—3页。江西美术出版社,故宫出版社,2014年6月。下同。。《点画目》第三册339 页记此卷作者名为“果啰洛纳延”,《佚目》5 《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北平故宫博物院,1934年增订本。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溥仪赏溥杰宫中古籍及书画目录》(方裕谨编选,《历史档案》1996 年第1、2 期连载,第88—96页、第62—73页)补充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所缺之页,这两种目录中的书画合计近1400件。本文依旧统称为《佚目》。仍沿用此名。此卷除乾隆“六玺”、嘉庆一印,卷中还钤有溥仪“宣统御览之宝”(宽边朱文方印,图1-1)、“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图1-2),卷末“乾隆鉴赏”印下方,钤“宣统鉴赏”(朱文方印,图1-3)一印,后隔水“太上皇帝之宝”印下方,钤“宣统御赏之宝”(朱文方印,图1-4)。

2.《宋赵伯驹六马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6 见翁万戈编《美国顾洛阜收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页94—9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2月。。卷中除乾隆“九玺”、嘉庆一印,卷首下方还钤有“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二印(见图1-3、2),卷中乾隆“寿”字印下方钤“宣统御览之宝”(宽边朱文方印),卷末下方钤“宣”(朱文方)、“统”(白文方)连珠印(图1-5)。

据《点画目》第三册,以上两卷均为(1922年)二月初六日所看书画之件。或可推测,因此时点查活动刚则开始,于“精而可宝者”的上等之作钤盖“三玺”,尚未形成“定制”,故有一卷之中钤“四玺”的情形发生。

“三玺”例

1.《宋李成寒鸦图》(辽宁省博物馆藏)7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三十二册,第202—203页。。卷中除乾隆“十一玺”、嘉庆一印,后隔水上钤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无逸斋宝”(宽边朱文方印,图2-1),又于题跋末尾与副隔水骑缝处钤“宣统鉴赏”(朱文长方印,图2-2)。按其形状和书体看,系仿照“嘉庆鉴赏”一印(图2-3)。此卷虽钤有“三玺”,但后“二玺”,却很少见。又从三印钤盖的位置看,也与后来的“定制”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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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点画目》中,清历代皇帝(后)从顺治到光绪的书画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一些条目常常标记“不用宝”或“一玺”。此“一玺”即“宣统尊亲之宝”(朱文方印,图1-14),如《清圣祖(康熙)御临黄庭坚诗帖》19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九册,第134页。等。

3.《宋范仲淹道服赞》9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八册,第274—277页。。《点画目》第八册426 页,(1922 年)七月二十四日看:“……范仲淹道服赞,纸本。正编。佳。上上。三玺。”卷中除乾隆“五玺”、嘉庆“三玺”,还钤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图1-7)及“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二印。此种溥仪“三玺”的钤盖组合,较为普遍和固定。还要说明的是,“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图1-8、图1-9)二印,分为大小两套,其中小号一套,除尺寸稍小外,“无逸斋精玺”中之“鉴”作“鑑”。本卷所钤即为小号印组合。

4.《元赵雍挟弹游骑图》10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六册,第75页。。《点画目》第十二册73 页,九月初六日看:“……赵雍挟弹游骑图,纸本。正编,三编。应重装。上。三玺。”此图为立轴式,除嘉庆“六玺”,还于画的上方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下方右侧钤“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二印,溥仪“三玺”的这种钤盖方式,可谓立轴类之“典型”。从本例3、4看,于上品之件钤盖“三玺”之“定制”,此间已然形成。

  

图1 溥仪鉴藏诸印

  

图2 辽宁省博物馆藏溥仪印鉴(部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增多,政府对医疗、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逐年加大,其中城市道路建设更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1]。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离不开交通路网系统的服务和支撑,优化和完善区域路网,满足城市空间拓展和交通发展的需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Halomonas sp.DH1所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能显著洗脱沙子上黏附的石油烃。洗脱前后的照片见图3,可见使用生物表面活性剂洗脱原油后,大部分黏附在沙子上的原油被洗脱,沙子露出本色,溶液浑浊,而使用去离子水洗脱原油后,沙子依然黏附黑色原油,水相较澄清。用20 mL浓度为1 g/L的生物表面活性剂溶液可将沙子上黏附的原油洗脱82.1%,而在同等条件下使用去离子水仅可洗脱掉11.7%的原油,可见加入生物表面活性剂显著促进了原油的洗脱效率,见图4。说明菌株Halomonas sp.DH1所产生的生物表面活性剂具有应用于潮间带石油污染生物修复的潜力。

有关册页类溥仪“三玺”及其钤盖方式,已有论及,此不赘述11 参见邵庄霖、戴立强:《与溥仪有关的几本画册——兼及宣统“三玺”的钤印方式》,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397期,2016年4月。

“二玺”例

1.5 痰菌转阴率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2个月时取患者深部痰,采用痰集菌法进行涂片检测,严格按照痰集菌法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1.《唐闫立本职贡图》14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二册,第2—3页。。《点画目》第一册38 页:“唐闫立本职贡图,绢本。重编。断。上中。”其中“断”字,当指卷中有折断处。此卷钤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一印。

“一玺”例

2.《明初人书画合璧》13 见故宫博物院编《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页376—379。故宫出版社,2015年8月。下同。又该书中此卷名为“明人(传)书画合璧卷”。疑“明”“人”之间脱“初”字。。《点画目》第一册36页,(1922年)二月十八日看:“……明初人书画合璧,纸本。正编。重编。上上。”卷中除乾隆“八玺”、嘉庆一印,还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又于卷首下方钤“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一件“上上”之品,却只钤溥仪“二玺”,如同“四玺”之例,这两种情形均较为少见。或因点查活动初起,钤“三玺”尚未形成“定制”之故?

2.《宋马和之后赤壁赋图》15 见故宫博物院编《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第94—97页。故宫出版社,2015年8月。。《点画目》第一册18页,(1922年)二月十七日:“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后赤壁赋,绢本。正编,重编。上上。超妙。”其中“正编,重编”,是指卷中有“石渠宝笈”和“宝笈重编”二印。如此“上上”的“超妙”之作,卷中除乾隆“五玺”、嘉庆一印,却只钤“宣统御览之宝”(宽边朱文方印)一印。这亦可证明在点查活动之初期,上品之作钤“三玺”尚未形成“定制”的推测(详前)。还要说明的是,《点画目》所记本卷卷名是依照《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之名称,如今改称为“宋马和之后赤壁赋图”。

3.《清王原祁仿古六条屏》。《点画目》第八册447—449 页记云:(1922 年)七月初八日:“王原祁仿黄公望翠岑精舍,纸本。正编,三编。上上。一玺。小轴。均有御题。笔墨佳。”“仿吴镇溪山无尽……上上。一玺……仿董源疏林浮黛……上上。一玺……仿赵孟頫桃源春尽……上上。一玺……仿米友仁云山新霁……上上。一玺……仿惠崇江南春色……上上。一玺”。

王氏的这六幅仿古山水图,当为一堂六条屏,每条横24.6厘米,是便于携带的“小轴”,《佚目》均记作“卷”。其中仿黄公望和仿吴镇两幅,沈阳故宫博物院藏。16 见沈阳故宫博物院编《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绘画卷》,第144-145 页。沈阳:万卷出版社,2006年8月。 仿惠崇和仿赵孟頫两幅,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17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三十六册,第154—155页。 另外两幅至今下落不明。从已见到的4幅图片看,画上所钤“一玺”各不相同:仿黄公望一幅是“宣统御赏”(白文方印,图1-11),仿吴镇一幅的右下方钤“无逸斋”(朱文方印,图1-12),仿赵孟頫一幅是“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方印,图1-13),仿惠崇一幅右下方钤“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小印)18 此图承蒙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马麟先生惠寄图片,谨此致谢!

2.《元任仁发出圉图》8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四册,第52—53页。。《点画目》第一册316 页,(1922 年)二月初二日看:“……元任仁发出圉图卷,纸本。正编。精。见《石渠随笔》。”图中除乾隆“八玺”、嘉庆一印,卷首下方钤“无逸斋”(朱文小长方印,图2-4),又于卷后“寿”字印下,钤“无逸斋精鉴玺”(朱文长方印),还于卷末下方钤“宣统”(白文方印,图1-6)。

仅钤“一玺”例

2.《明周翰南屏烟雨图》21 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绘画全集14-明5》,第224—225页。文物出版社,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6月。下同。。《点画目》第三册393 页:“明周翰南屏烟雨,绢本。景。长一丈一尺七寸五分 高一尺一寸五分。”卷中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

1.《宋燕文贵仿卢鸿草堂图》(今名宋人“卢鸿草堂十志图”)20 见《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六册,第122—15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点画目》第三册404 页:“宋燕文贵仿卢鸿草堂图十景,绢本,长二丈二尺七寸,高八寸二分。总题一段,分题十段:草堂一,樾馆二……每景系一歌。祥符乙卯翰林待诏燕文贵。图章不辨。”卷首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

3.《明董其昌春山图》(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22 见马麟(Colin Mackenzie)《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的清宫旧藏古画》,《2015 年〈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初稿)》(北京,2015年9月16日—18日)下册,页49,图四。又马麟先生来信相告,此卷原题签为“春山图”,是1931年在天津从溥仪手中直接购买的。。《点画目》第三册386页:“明董其昌春山图,绢本。景。地敝。长七尺一寸四分,高八寸二分。”卷中钤“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上引两条中的“景”字,其含义待考。

以上3 件的特点是,一、卷中仅钤有溥仪“一玺”,并无其他清宫鉴藏印章,故为《石渠宝笈》各编所不载。二、《点画目》中标记有画心尺寸。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尤见此类记载之重要。

1.《明宋旭西湖图》12 见《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第二十四册,第60—61页。。《点画目》第一册341 页,(1922 年)二月初四日看:“……明宋旭西湖图,纸本。正编。宁。”其中“宁”,当指图中“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一印。卷中除乾隆“八玺”、嘉庆一印,还有“宣统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后隔水钤有“宣”(朱文圆)、“统”(白文方)连珠印(图1-10)。此连珠印极为少见。

又如《文徵明春林策杖图》,《点画目》第二册171页记云:“小立轴,纸本,高一尺八寸二分,宽八寸二分。御题‘停云寄胜四字’,宝十二方: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懋勤殿鉴定章、重华宫鉴藏宝……文自题诗……文徵明印。”从尺寸到印章,可谓记载详细。此轴虽钤有清宫鉴藏诸印,却不见《石渠宝笈》各编著录。类似的情形,在《点画目》中有数百件之多。这些嘉庆后期以前进入清内府之作品的著录,弥补了《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未载之缺,对于梳理清宫旧藏书画非常有用。

上引仅钤“一玺”3例,均为《佚目》之物,此种情况在《佚目》中为数不少。以往认为这些作品是溥仪时期(或清后期)进入宫中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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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藏有《清人万笏朝天图》23 见《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绘画全集27-清9》,第206—215页。一卷,亦为《佚目》中物,全卷仅于卷首钤有“宣统御览之宝”(宽边朱文方印)。据云希正《历史风俗画的杰作——万笏朝天图》24 云希正《历史风俗画的杰作——万笏朝天图》,《艺苑掇英》第44 期,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2月。 一文,此卷包首题签“万笏朝天图”,署“恩给知府职街臣范瑶恭进”,为范仲淹后裔、苏州绅士范瑶于乾隆十六年(1751)至二十七年(1762)间“恭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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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仅钤溥仪“一玺”的书画作品,其入清宫之时间,切不可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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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统御笔”到“康德御览之宝”

《点画目》第八册557 页,(1922 年)闰五月十八日看:“……宋徽宗手敕,绢本。正编,重编。上上。三玺。”此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包首行书题签:“宋徽宗手敕。宣统御题(此四字有残损——引者注)”(图3),下钤“宣统御笔”(朱文方印,图2-5)。题签书写的时间当在同年闰五月十八日前后。从这个题签可以看出,就此次点查活动而言,溥仪并非仅仅是一位“局外人”。

  

图3 溥仪为《宋徽宗手敕》题签

1931 年11 月,溥仪离开天津静园,经营口赴长春。行前,留给“随侍官”吴天培一纸“手谕”:“兹派随待(侍)吴天培管理楼中事务,并可节制护军及园内当差人等,不得妄动,一切镇静如常,候旨行止。倘有不遵,可由尔一人告济煦严惩,或迳交日本警察署看押。其懔遵,懔遵!”(图4),前钤“所其无逸”白文方印(图2-6)。字里行间俨然一副“皇帝”面孔。

  

图4 溥仪给吴天培的“手谕”

从效仿其先祖,刻制并在书画上钤盖“宣统御览之宝”等印章,以显示“皇威”,直到1934 年又刻制一枚形制相同的“康德御览之宝”印(图2-7)25 此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又“康德”为伪“满洲国”年号,始于1934年,此印或刻制于本年。溥仪曾于1932年至1945年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已复辟无望的溥仪始终做着“皇帝”之梦,直到1945年8月彻底破灭。

如今,所钤盖的“三玺”或“一玺”已成为人们搜寻《佚目》书画的重要印记26《佚目》书画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见于《佚目》者,另一种是虽为《佚目》所不载,被称为“《佚目》外物”,但确属溥仪时期“出宫”,并钤有溥仪印章。,这大概是当年溥仪所未预料到的。

 
邵庄霖,戴立强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00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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