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从军记章的历史和种类

日本的从军记章始于明治时代初期。日本明治8 年（1875）4 月，日本仿效欧洲国家，颁布了“制定赏牌从军牌”令。日本明治9 年（1876）9 月，将“赏牌”更名为“勋章”，将“从军牌”更名为“从军记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国力的逐渐增强，其对外扩张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日本开始将目光投向周边的邻国，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自1874年起，每次发动侵略战争或制造借口出兵他国，日本政府都会发布相应的帝国法令，由造币厂（主要是大阪造币局）设计并铸造“从军记章”，以颁发给全体参加战争或出兵行动的日本军人，旨在表彰其侵略与掠夺的“功绩”。1875 年4 月10日，由日本政府颁布太政官布告第54号法令，设计制作了第一枚从军记章“明治七年岁次甲戌台湾从军记章”1 张新知、关心：《系列从军纪念章：一部日本侵华史（上）》，《收藏轶闻》2011年12期。。此后，日本政府还设计制作了一系列的从军记章，纪念各时期日军对外侵略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为纪念“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而颁发的“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为纪念“庚子事变”（日本称“北清事变”）颁发的“明治三十三年从军记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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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年至1945 年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作并颁发了数量众多的从军记章，以纪念其对外侵略战争的“功绩”。主要包括：“明治七年从军记章”、“明治二十七八年从军记章”、“明治三十三年从军记章”、“明治三十七八年从军记章”、“大正三四年从军记章”、“大正三年乃至九年战役从军记章”、“昭和六年乃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国境事变从军记章”、“支那事变从军记章”、“大东亚战争从军记章”，共计十种。从军记章的命名或以纪年的形式强调出兵的时间，或直接以“事变”的名称来命名。因此，通过每种记章的名称可以清楚地知道日本所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的时间，而将这些记章串联在一起，便是一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编年史”。

二、从军记章与侵华战争

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颁发的从军记章中，因发动侵华战争而制作和颁发的从军记章无疑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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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最初作为日本武士阶级遵守的道德规范，在历经数百年武士阶级统治的不断积累下，逐渐积淀为日本民族精神的重要核心。武士道从日本战国时代约束职业武士的“武士训条”，一步步发展成为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全体国民所遵守的普遍道德及行为准则，在明治政府的恶性引导下，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1882年发表的《军人敕谕》7 ［日］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145页。要求军人以武士道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1890年10月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谕》8 ［日］山住正己:《教育敕语》，朝日新闻社，1980年。，把原来只适用于军人阶层的武士道，扩大为适用全体日本国民，使具有军国主义内涵的武士道成为全体国民的行动指南。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

“日支事变出征记念章”，该章为银质，八瓣樱花形，其中一花瓣带钮。直径30 毫米，厚15 毫米，重13 克。正面中央为一龟托碑，碑文“卢沟晓月”四个篆字。碑右侧为当时宛平县城楼，左侧为卢沟桥，桥边为大爆炸状。远景为一平顶山，山峰有尖顶形纪念碑；背面上方铸有“日支事变出征记念”，下方刻有“第八师团后备步兵第四大队”的部队番号。中心位置刻有中国长城与地图，并有日本国旗遍布其上。地图分为“北支那”与“中支那”两部分。日军所称“北支那”，主要是指中国的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及山东等省；“中支那”，主要包括中国湖北、四川、云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2 田芝梅、刘爱群:《一枚“卢沟桥事变”纪念章昭示一段日寇侵华史》，《收藏界》2005年10期。 日本所称“日支事变”或“支那事变”即“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设计颁发了版本众多的以“日支事变”和“支那事变”命名的纪念章和从军记章，而这枚刻有卢沟桥图案的纪念章最为典型，且章的背面刻有遍插日本国旗的中国地图，日军意图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

“昭和六年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该章为铜质圆形，直径30毫米。正面为一只光芒四射的振翅金鵄托举着日本国徽；背面为樱花丛摆放的一对海军和陆军钢盔，盔带围起分为三行的篆体汉字“昭和六年至九年事变”。旋棒形连缀横条上刻有“从军记章”4个篆体汉字。“昭和六年至九年事变”是日本对“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总称。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清朝逊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了“表彰”伪满洲国建国的“有功”人员，先后颁发了“大满洲国建国功劳章”等六枚纪念章。“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1932年1月18日又借日本僧人被杀事件，以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为由，于1月28日夜间，由租界向闸北一带发起进攻，既“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为“第一次上海事变”。但日军遭到第19路军的顽强抵抗，开始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订，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1934年7月28日，日本政府颁布第255号帝国法令，设计制作“昭和六年至九年事变从军记章”，以“奖励”参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及入侵山海关、热河察哈尔等地的日本军人。

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其历史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是在近代天皇制的政治框架之内发展起来的。而武士道与国家神道更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主要精神支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助作用。

三、从军记章背后的军国主义思想

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到二战结束前，神道教的演变，经历了从“原始神道—皇室神道—教派神道—国家神道”9 ［日］村上重良:《国家神道》，聂长振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6—97页。几个阶段。从皇室神道开始，神道教就以天皇崇拜为核心，与政治紧密相连，作为国家统治的思想工具而存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天皇制政府为了增强其统治的正统和有效性，重拾神道教义，鼓吹“天照大神”庇护下的“皇国神运”。“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明文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敬神崇祖为天皇制国家全体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事实上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肯定了国家神道对其他宗教的统治地位，国家神道终于超越了所有宗教，成为君临天下的国教。”10 蒋立峰、高洪:《日本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出版社，2001年，第33页。

“上海派遣军从军征支纪念章”，该章为银质圆形，直径39毫米，厚2毫米，重量25克，采用高浮雕设计。正面上方为篆体“昭和拾贰叁年”（即1937 年至1938 年）六字，中间为日本三八式步枪和指挥刀交叉，上托一日本陆军钢盔。左右分别为“征支”和“记念”四字，下方为篆体“上海派遣军从军”七字，正上方镶嵌环钮供佩戴用；背面是盗用中华民国3 年（1914）袁世凯头像银圆背面“嘉禾壹圆”图案，3 张新知、关心:《系列从军纪念章：一部日本侵华史（下）》，《收藏轶闻》2012年05期。 故又称“袁像嘉禾版”上海派遣军从军征支纪念章。“上海派遣军”是日军参加“淞沪会战”及攻陷南京的主力部队。“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全面大规模侵略。1937 年8 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上海守军与以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组成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展开了历时3 个月的“淞沪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遭到国军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11月8日中国守军奉命全线撤退，4天后上海失守。上海派遣军攻陷上海后于12月13 日攻占南京。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劫掠、强奸、大规模屠杀，长达40 多天，死亡人数超过30 余万，这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2月18日，由于大屠杀使日本军队臭名昭著，日本大本营撤销了上海派遣军建制，划入华中派遣军。故“上海派遣军”只存在于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的6个多月时间。1938年，日本政府颁发了“上海派遣军从军征支记念章”，“征支”即“征服支那”之意。该纪念章应为日军在1937年底铸造，以“纪念”日本“上海派遣军”攻占上海和制造“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功绩”。4 张新知、关心:《系列从军纪念章：一部日本侵华史（下）》，《收藏轶闻》2012年05期。

治疗前西医治疗组、中西医联合治疗组症状积分水平、生存质量水平相近，P＞0.05；治疗后中西医联合治疗组症状积分水平、生存质量水平变化幅度更大，P＜0.05。如表2。

从1874 年首次出兵台湾，随后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直到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制造“七七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以及在攻陷南京后屠杀我军民30余万人的“南京大屠杀”，在历次这些历史事件中，都能找到从军记章的身影。

从军记章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用以宣扬军国主义思想、美化侵略战争的工具。而纵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日本政府都极其注重对国民尤其是军人的思想控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时，山县有朋就已经认识到“总体战”的重要意义，即战争“必须动员国民，竭尽全力，依靠上下一统，举国一致之力”。5 转引自《我们的战争责任——历史检讨与现实省思》，申荷丽译，黄大慧审校，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而所谓的“总体战”便是将军国主义思想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贯穿到整个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去，使之成为驱动全体日本国民进行战争的思想机器。1915 年12 月，日本陆军省就设立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着手开始进行总体战研究。大正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部深刻认识到，“国民精神的消长与战争的胜负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6 关东军司令部编:《国家总动员研究资料》，参见于淼:《日本新闻媒体的角色转变与社会动因分析——以大正时期和黑暗峡谷时期为例》，《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9期。。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极其注重战争中宣传战的作用，宣传、鼓动国民无条件支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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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日本的武士道和神道教共同构成了其军国主义思想的精神内涵。如学者所言，军国主义思想的内涵和外延便是：“为扩张领土而使战时体制永久化，对内实行军事专制，对外穷兵黩武。军国主义的外延有三：第一，崇尚武力，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第二，军人在制定国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三，军事在国家生活中居优先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实行寡头统治，其核心力量主要有二：一是天皇及其侧近，二是军人集团。”11 刘世龙:《日本军国主义与太平洋战争》，《日本学刊》2005年04期。

就这样，以国家神道和武士道为精神支柱的军国主义思想，对内成为毒化、控制日本军人和国民的重要精神工具；对外则成为美化侵略战争、掩饰侵略罪行的舆论宣传工具。

从1874 年的第一枚“明治七年岁次甲戌台湾从军记章”到1944 年日本战败前的“大东亚战争从军记章”，无一不是为了宣扬其对外侵略战争的“功绩”，为日本军国主义“歌功颂德”。从军记章大多由当时的造币局设计制造，其用料考究，图案文字细节入微，制作水准、工艺水平都堪称一流。这些都表明，从军记章的产生都是最高规格的政府行为。这些沾满亚洲各国人民鲜血的纪念章，在日本军人乃至国民眼中，却是他们效忠天皇，参加“圣战”建立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大和民族“八纮一宇”12《日德意三国条约诏书》（1940.9.27），东京：国立公文馆藏《御署名原本·御23265100》。伟大壮举的“无上荣耀”。他们为日军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每一次胜利而欢呼，视参军入伍为天皇效命疆场为至高荣誉。在军部控制政府地不断鼓吹下，“神皇一体”、“皇国神运”、“武运长久”这些被广泛运用于三四十年代的对外侵略战争的内容和口号，成为日本军人及国民的精神支柱，为这场完全非正义的战争，披上了“合法的”、“神圣的”外衣。

2019年，赵多娜即将迎来自己的而立之年，演艺事业也必将突破至一个新阶段。是在熟悉的环境里重复，还是把自己的创作极限推向更远？她选择后者。接下来，她又要打破熟稔，挑战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在新剧中，她饰演一个蒙古族的女人，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尝试。为了将自己充分地置身于当地的环境里，找到角色渐渐附身的感受，她准备去一趟大草原，骑上马背，住进蒙古包，体验一番。“要想对角色把握得够坚实，就一点假都不能做，真听真看真感受，效果才会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遍及四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 亿人被卷入战火，军民共伤亡7000 余万人，财产损失4 万多亿美元。70 余年过去了，但战争带给人类的伤害却依然历历在目，令人心悸。那些曾经载满日军“功绩”的从军记章，也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军记章完全是被军国主义驾驭的日本政府，对日本军民采取精神专制的工具，是为美化侵略战争服务的产物，是镌刻在银牌铜板上的侵略史，是记录日军战争罪行的铁证，是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