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之后，陈映真在台湾逐渐接触到了大陆“文革”比较全面的信息，“文革”寄托着陈映真六七十年代激进的政治理想以及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而经此一变，陈映真在政治理念及身份认同方面经受了沉重打击，不得不以“第三世界”为基点进行理想主义的重构。与此同时，陈映真在民族身份认同方面也同样遭遇着多重挑战。八十年代以来他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挑战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一是前期民族身份认同内部结构的危机；二是外部的：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陈映真以统一为旨归的民族主义及其话语在台湾不得不受到来自其他民族认同话语的强力挑战。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是“台湾意识”和“本土论”。我们将从这内外两个方面分析陈映真如何重构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结构，并应对来自于“分离主义”和“全球化”的挑战。

一、民族身份认同主体的转移和超越前进论

1979年以前，陈映真的民族身份和阶级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在民族身份上，陈映真始终坚持民族统一的国族身份认同倾向，不认为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代表。另一方面，大陆的社会主义实践始终是他左翼的阶级身份的认同主体，因此，社会主义的大陆和大陆的社会主义是他早年两个层面上的身份认同对象。然而1979年以后，这种长期以来一直紧密维系的身份认同的连锁结构遭受严重冲击以至于终于断裂。陈映真不得不面对如何修补这个断裂之索的困境。

合理的动液面，形成合理的泵沉没度，合理的套压可以协调油井的井底流压和泵吸入口压力平衡生产，达到供排液稳定和最大化。在图1中，套压越高，动液面越低，泵沉没度越小，泵效越低，油井产量越少；反之，套压越低，产量越高，但套压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产量稳定而不再升高。

对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失望表现使得他之前牢固的身份认同结构产生了松动，而依附于大陆共产党身上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此时也因此面临着同样的连带危机。面临这样的双重危机，陈映真经过长久的“苦闷”，在身份认同上作出了虽然不是颠覆性但也极具反思性的重大调整：也即把人民作为新的认同结构的主体。明确地说，就是把认同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位移到“中国人民”身上。这样既解决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认同的破灭问题，因为文革的浩劫和民主的危机错误不在“人民”，同时又能继续延续自身的民族身份的认同，从而克服一种民族身份的虚无和分离主义的道路。

总的来说，陈映真在1979年以后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结构性调整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同主体由某一政党向国家、人民的位移；二是在这种位移的同时，主张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这两个基点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结构调整深刻反映了1979年以后陈映真在思想结构上的矛盾意识。首先，这种向“人民”的认同位移，本身就是原先的精神结构崩溃的结果；其次，虽然陈映真特别强调“民主”问题对于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然而如何实现“民主”？实现何种形式的“民主”？这是他所没有也不能深入解答的问题。陈映真对于“民主”的宽泛的、表层的呼吁和讨论，是由陈映真对于社会主义实践批判的限度所决定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理解在政治、民族身份认同方面为什么陈映真很自然地迅速接近胡秋原、徐复观等人的中间派观点。陈映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纪念“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发表两周年，兼以寿胡秋原先生》和《无尽的哀思——悼念徐复观先生》两篇文章。在前文中，陈映真提出对胡秋原的“超越传统、西化、俄化而前进论”再评价的问题。胡秋原的“超越前进论”是在1962年提出的，并在当时和李敖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西文化论战”。时过境迁，之所以说是要进行“再评价”，原因在于：陈映真在胡秋原的“超越前进论”中看到了符合自己八十年代的精神结构和身份认同特点的趋同性的逻辑。因此，虽然是旧话，然而却非常符合新时代下的陈映真的心境。因此，陈映真着力突出“超越前进论”的当下意义，也就是说，在陈映真看来，“超越前进论”首先表现出一种时代的超前意识：“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基本上还能眩惑一大部分贫困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它的体制基本上还不大容易看见它疾病的时代；在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基本上还没有暴露出对于自由、民主、人道上的深刻戕害，从而还引导着一大批贫困国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时代；胡秋原的‘超越前进’之论，不但不会受到重视，甚至还要遭到集中在西化派和俄化派两极的知识分子的嘲笑甚至陷害的。”[1]187因此，在上述两种对立的体制都暴露出深刻的结构性缺陷的时候，胡秋原的“超越前进论”对于在两种体制之间挣扎的深具“中间物”意识的陈映真来说，就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超越前进论”首先表现出的是陈映真在政治身份认同的范式转换的理论价值。其次，同样暗合陈映真的民族身份认同的结构性调整。因为“超越前进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立场之复归》在陈映真看来呈现出这样的逻辑：就是因为中国人在面对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时候，在历史经验上丧失了自己国家的自主性。因此，中国要谋求发展，必须“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依照中国之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具体条件，而不是在西方或苏联的现成的模式中去挑选或抄袭其中之一，找出自己的出路——这是今后全体中国人共同的、艰难的课题”[1]87。胡秋原提出的用以反对西化、保持民族文化本位的“中国人立场”，在八十年代初成为处于思想的夹缝中、努力寻求出路的陈映真的最佳的理论资源和立足点。

陈映真的“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论首先建立在对台湾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基础之上。在陈映真看来，“若只从国民所得，从贫富差距等方面来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间，有十分明显的差距。但如果从世界分工和国际的生产诸关系去看，台湾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共同处于被先进国家在资金、技术、市场和文化上支配的地位。”[2]82这里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然是基于战后的台湾社会，虽然陈映真没有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推进到战前的台湾社会，然而也许这在他看来是多余的，因为战前的台湾一直是作为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殖民地而存在的，并且陈映真非常重视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和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反殖民行动以及与大陆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这种密切联系和反殖民的存在，是台湾之所以能被纳入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第三世界的基础。而叶石涛、彭瑞金、张良泽等不同世代的“本土论”者在日据时期台湾的政治和文化属性上坚持“皇民”属性，正是要从源头上斩断“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联系。陈芳明作为左翼独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论述和强调台湾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之间的密切关联。关于日据时期不同的历史观产生了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倾向，或者说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必然要求他们采取不同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真正严肃的学术考察、翔实可靠的史料和科学的方法论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理解陈映真在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杨逵的挖掘，和大陆来台作家如欧坦生等人重视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虽然政治民主成为陈映真重构民族身份认同的主要基石，并成为应对“分离主义”的主要政治理念的资源，然而在这一点上陈映真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地辨析和思考，以至于在台湾社会局面与岛内的民族——族群关系的发展上基本逸出了陈映真在八十年代初所作的理论推演。也就是说，虽然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与突破，然而族群关系的隔阂与对立、族群关系的被政治化操弄却愈演愈烈。当然，陈映真所指的“民主”更多的是对于中国大陆以及基于此的大中国的政治愿景，然而在民主化的台湾如何能够回应族群问题的矛盾和激化，对于陈映真来说，还是一个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民族身份认同的内部挑战——“本土论”及其延伸

进入八十年代，陈映真不仅在精神结构内部面临空前的理想失落的危机，同时也必须面对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因此，陈映真在艰难地完成民族身份认同重构的同时，不得不同时迎接民族身份认同的多重挑战：一是“本土论”话语；二是和“本土论”话语相伴生的“冷战”与“殖民”记忆。

持“台湾意识”“分离主义”“本土化”的论者坚持认为：台湾虽然在历史、文化上和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日据时期以后，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特殊的历史文化，因此，台湾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是独立的新的民族国家。为了配合政治上的“台湾意识”，持“台湾意识”论者开始在文学、文化层面积极寻找、构建所谓的“台湾文学本土论”。

除了针对性的反击和批判，陈映真同时运用“第三世界论”作为视野和方法论应对“本土论”的重要理论武器。从民族身份认同的取向来看，陈映真在八十年代发展“第三世界”论不是偶然的。把台湾、大陆共同纳入亚非拉等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第三世界”，以对抗台湾的“分离主义”意识，消解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存在的基础，成为七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所采用的主要论战策略。乡土文学论战的左翼阵营在统独意识上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叶石涛认为，台湾乡土文学应是站在台湾立场来透视世界的作品；台湾作家应该具备理所当然的“台湾意识”。而陈映真则指出：“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的土地上，一切抵抗的文学，莫不带有个别民族的特点，‘台湾’‘乡土文学’的个性，便在全亚洲、全中南美州和全非洲殖民地文学的个性中消失，而在全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个性中，统一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成为它光辉的，不可切割的一页。”[1]3两者的分歧是深刻的：“一个强调‘中国特点’，力图将台湾的历史和文学纳入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及其文学运动巨大潮流中，甚至纳入整个第三世界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和共性中加以考察；另一个则更强调台湾的特殊经验，强调‘以台湾为中心’的出发点。”[8]陈映真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和叶石涛的统独论战中虽然没有使用“第三世界”的概念，然而却明显地已经具备了第三世界的视野和眼光，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结”与“台湾结”之争中，陈映真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了“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论，在与“本土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台湾社会关于民族身份的“台湾意识”“本土化”并不是在八十年代突然产生的意识和概念，而是有着其特定和复杂的历史渊源，并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发展的。游胜冠的《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中，把台湾“本土化”的兴起和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日据时代——本土论的兴起和发展；二是五六十年代——本土论的式微；三是七八十年代——本土论的再兴。”[3]而陈昭英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同样把台湾“本土化”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反日阶段”“反西化阶段”和“反中国阶段”。比较起来，“反日阶段”和游胜冠的“日据时代”基本重合，而“反西化阶段”则是1949到1983，批判的目标转向“西化派”，1983年以后，台湾的本土化思潮和运动异化为一种“反中国”的文化思潮，所谓“台湾意识”也异化为“台独”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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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即使在八十年代，“本土论”仍然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包含相当程度的异质性与矛盾性。八十年代本土化思潮的兴起有着多重的背景维度：“考察80年代台湾本土化思潮的兴起，必须关注四个重要的脉络和语境：一是从‘中国化’到‘本土化’的转变；二是‘乡土化’到‘本土化’的转换；三是‘反对运动’到‘本土化’运动；四是全球化语境与本土化运动的关系。”[4]因此，“台湾文学本土论”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作为反对西方理论霸权的话语、乡土文学运动关于“乡土”精神的延续、反专制运动以及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理论资源，获得了表面上的合法化。然而，在八十年代以后，“本土论”逐渐意识形态化。“本土论”放弃了自己不断变动的论述位置，试图消除“本土论”所蕴含的异质性和矛盾性，把它转变为同质化的结构。“批判转变为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转变为批判，完全取决于在某个一闪即逝的瞬间内所处的位置。”[5]

有研究[63]指出，IPA患者会呼出特定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电子鼻可以通过分析呼出的VOCs来区分各种肺部疾病，从而诊断IPA(准确性为90.9%)。此法价廉且无创，在几分钟内即可得出结果，但其有效性目前缺乏临床大样本研究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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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陈映真在八十年代对于“党外”的批判有着策略上的转变。在八十年代初，党外还没有组党，并且还受到国民党全面压制的时候，陈映真所在的左翼阵营和党外的本土力量处在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态度上的同一性”。陈映真虽然对于党外的“分离主义”和“台湾民族意识”感到忧虑，然而却并没有进行公开的批判，然而民进党组党以后暴露出来的右翼、保守性格促使陈映真对民进党的批判逐渐升级。其次，“本土论”论述不仅是党外，同时也完全符合国民党的政治利益。1978年以后美国决定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以及党外的迅速发展，促使国民党在国族意识上逐渐倒向“本土论”。民进党的“决议文中有很多国民党想说、又不便说、不好意思说（如台湾主权不属中共；台湾国际地位独立；要美日‘调整’对台政治与外交关系，等等）的话。而且这一些话又是出自于台湾的在野反对派的中央文书，效果尤佳。简直和国民党的长期利益极相一致”[7]38。在陈映真看来，国民党和党外、民进党呈现出雷同的体质，特别是相当一致的“依附”体质。这种依附于美国、日本的右翼保守性格，来源于战后长期的“冷战——内战”结构之下台湾社会的殖民地体质的延续以及台湾社会的后殖民化。台湾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长期依附性质，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在民族意识上呈现出保守的趋同性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论战中，陈映真对台湾“本土论”“台湾民族意识”进行历史渊源的梳理，自然地把这种带有依赖性、殖民地体质的“本土论”和战后的“冷战——内战”结构以及这种冷战思维的未经清理和反省结合起来。在这个时期的“白色恐怖三部曲”：《山路》《铃铛花》和《赵南邨》的重要主题就是要反思台湾战后的殖民体质和戒严体制。在他看来，台湾五十年代的左翼革命是带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民主革命，并且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而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被扑杀，同时也是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镇压的一部分。因此，要探讨“本土论”“台湾民族意识”的思想渊源，就必须检讨台湾的“亲美反共”的依赖体质和戒严体制的根源。《铃铛花》《山路》和《赵南邨》对于五十年代初叶的白色恐怖历史的再现，使得陈映真进一步把批判的焦点对准了美国和日本。因为，美日是建构、维持和发展台湾特殊的地缘政治，并在台湾社会形成“本土论”的重要推手。

张良泽在《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中写道：“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人觉醒了起来……。”[6]54通过张良泽的“台湾文学论”，可以确定的是，历史意识的殖民化和殖民经验对于历史意识的侵蚀，势必会扭曲台湾人的文化认同。而张良泽吹捧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正是这种被扭曲的文化认同的表现。陈映真以翔实的史料清理了西川满以及四十年代的“皇民奉公会”的文学活动为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张目的历史，“如果张良泽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吧！”[1]3

参与台湾脱离于中国民族意识的“本土论”的产生与发展的，绝不仅仅只有战后的霸主美国。实际上，潜藏更深的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战后初期，国民党当局虽然致力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扫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然而由于处于东亚反共同盟之中共同的政治倾向，以及被编入到美日台的三角贸易的经济关系之中，台湾对于日本的态度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暧昧之中。因此，台湾官方、文化界不可能把日本的殖民统治对于台湾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方面的影响进行积极清理。伴随着台湾左翼在五十年代被基本肃清，这种对于战前殖民统治的清理和反思也就更加烟消云散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日本殖民在历史、文化上的彻底清理和反思的缺乏，对台湾分离主义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一股活跃在台湾思想史中的潜流。日本殖民统治以及战后台日的深刻关系使台湾普遍存在一种“日本情结”。正是这种“日本情结”，使台湾的民族身份的认同曾经遭受的扭曲一直以各种形态继续存在。

因此，八十年代初陈映真集中发表了一批批判美国的政论文章，通过透视美国和台湾的复杂关系，以剖析八十年代甚嚣尘上的台湾“本土论”逐渐意识形态化的原因。比如《一个罪孽深重的帝国》《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世界体系下的台湾自决论》《共同的探索》等，陈映真通过历史的追溯，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战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对台湾的支配。[6]82不仅在源头上，台湾的本土论、分离主义观念和美国有密切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是“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方面的反映。因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党外、民进党，他们由于对于美国共同的依赖体质，注定了在民族意识上共同的“本土”和“分离意识”。“台湾党外的自决论，和海外台湾人的分离论，表面上看来，都是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的独立自主为奋斗目标。事实上，从二次战后的‘而体制对立’的总形势看来，‘自决’‘独立’后的台湾人民，依然会是‘冷战体制’下美日新殖民主义体系下的奴隶。”[7]38

无论是美国所催生的台湾文学“本土论”，还是日本殖民统治遗留的“皇民文学”论、“殖民现代性”，都是与陈映真在八十年代以中国为主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格格不入的。而陈映真对他们的批判，代表着台湾的统一左派虽然在身份认同方面经受了沉重的挫折，然而对于台湾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本土化”“分离意识”等外来的挑战，仍然坚持着自己一贯的民族身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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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说，陈映真在民族身份问题上，之所以能坚持原先的以中国为主体的民族身份，而没有走向“分离主义”，主要是通过两个步骤来进行重建的：一是对认同主体的置换；二是重构知识分子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的联系纽带。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明确了战后台湾的第三世界的性质，就可以在整体上把握台湾的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因此，日据时期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汉语和汉语文学采取禁绝、压制，积极推进“皇民文学”的政策，本身就是和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如菲律宾、印尼等国在民族语言的停滞、粗俗化和受破坏的情况如出一辙。陈映真认为，战后的冷战框架内的西方阵营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向，是第三世界文学在战后主体性的继续丧失。因此，“台湾的现代中国文学，和其他第三世界现代文学的意义，是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之一环节而产生的”[2]83，而且其发展轨迹和特点也同样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文学有着基本一致的共同特征。

正如詹宏志所指出的：“在陈映真的观点下，同一民族中如果发生加害者和被害者的分野，都是不幸的历史产物。他宁可把四十年来的本省、外省的冲突，视为短暂的现实。也就是说，即使兄弟反目、分家，也不能否认血缘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陈映真在台湾结、中国结的问题上，并不采取台湾和中国的立场，而退回到整个第三世界受扭曲的历史的共同经验、以寻求谅解的、积极的解释。”[9]

“第三世界”的历史观，在陈映真的思想结构中，保证了“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一体性，因此，“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学”就成为批判“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和“台湾本土文学”的最具学理性的的理论支点。

陈映真在1979年之前，在左翼的阶级身份和以大陆为主体的民族身份的相关连带之外，还隐含着知识分子身份与上述两者之间的附加联系。他既是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个身份连带结构瓦解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份如何与其他身份进行再结合，就成了他对自身的身份进行重新稳定的重要命题。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陈映真急于确定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联系：“长年以来，知识分子向着不同的口号、党派和集团狂奔、扭曲，并且使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团结，互相分裂，互相厮杀。但国族所面临的问题却依旧或者更为深重。于是，在既有的权力之外，另求出路；在中国的民众、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认同的主体的这么一个‘民族的乡愁’中，徐复观先生和他的台湾知识分子间，产生了手足、同胞的真实情感。”[2]65这种知识分子和民众，由历史和文化重新勾连的过程，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和党派、意识形态脱钩的过程展开的：“中国的近代作家，是为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幸福而写作的。如果，他们讴歌过哪一个党，哪一个政权，那是一万年他们相信过那个党、那个政权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而战斗。可一旦他知道他曾一度尊敬的党和政权鱼肉人民，他就毫不犹豫地用血肉之躯，直刺那庞大而残酷的权力！”[2]56这种知识分子身份与政治身份的脱钩以及与重构过的民族身份的勾连，作为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使他确立了知识分子——人民——民族国家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在陈映真看来，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天然代言人，而人民是民族身份认同的新的主体，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身份，就是可以重新稳定下来，而不必陷于虚无和转向了。

[1]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中国结[M].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187.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加速了台湾“党外”的力量凝聚，也迫使国民党开始逐渐改变“一党专政”的政策。“党外”的政治力量和台湾“本土论”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本土论”的意识形态化首先是通过消解“本土”意识的阶级维度展开的。“乡土文学论战”是“本土论”的形成过程中重要的思想渊源，而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本土论”极力消除“乡土文学论战”所发展出的阶级意识。在他们看来，“本土论”主要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域下形成的“台湾民族意识”，要构建这种同一性的概念，必须排除“本土论”中原本还有的异质和杂音。阶级意识作为消解这种虚构的“民族意识”的首要力量首当其冲受到消除。因此，“台湾人”“一千八百万人”等想象性的全称成为“本土论”者的口号。陈映真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判，在《追究“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中重新以阶级和阶层的眼光划分台湾社会，指出“本土论”对于“一千八百万人”的全称之下的特殊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对于全台湾人民意代表的虚妄。在他看来，“中等以上阶层”“小市民阶层”和“社会下次和工人”由于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政治诉求，因此，这种抹杀阶级差异的“一千八百万人论”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党外，对台湾没有信心，但又亟思维持台湾现状。他们深知自己没有力量、勇气和决心保卫台湾，因此主要向美国人以‘一千八百万人’的意愿为藉口，提出‘自决’以‘救台湾’的口号”[6]47。“由于台湾的产业必须依附国民党或外国企业始能成为巨大产业，围绕在巨大产业周围而成长起来的，台湾党外运动之主要社会力，即台湾的中产阶级，便和台湾大产业一样，具备了依附的、不彻底的、暧昧和机会主义的性质。”[6]74陈映真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方法论分析党外的“本土论”论述，应该说相当深刻。

[2]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鸢山[M].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3]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10.

腰椎管狭窄症作为脊柱外科临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的伴有腰部疼痛。当前对于腰痛的诊断仅仅依靠临床诊断显得尤为不足，MRI检查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诊断方法。

[4]刘小新.阐释的焦虑——台湾当代理论思潮[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113.

[5]德里克.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王宁.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6.

[6]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M].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7]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美国统治下的台湾[M].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

[8]朱双一.30年来台湾文坛“统独之争”述评[J].台湾研究，2007，(06):30.

[9]詹宏志：理想论者的思想与历史观——札记陈映真的文学评论[M]//陈映真.陈映真作品集·走出国境内的异国.台北：人间出版社，1988：24.

目前，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设计的汽水调节方式主要是在汽侧调节，通过不完全调研，汉川、织金等工程反馈运行状态良好。委内瑞拉工程由于暖风器和疏水箱之间的压差不够以及只在每台炉去2台暖风器的蒸汽母管上设有流量调节阀，而去每台暖风器的流动阻力相差较大，造成2个暖风器的疏水压力不一致等原因造成暖风器疏水不畅，形成水击。但是大别山二期司令图审查时业主明确要求暖风器的调温方式为水侧调节。参考七台河运行经验，在暖风器设计中设计一疏水冷却段，通过控制暖风器疏水水位，将疏水温度调节到接近或低于汽机排气温度，疏水可直接排至暖风器[5]，而且可以达到很好的节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