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的杂志信息网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对手戏”的文化解读

更新时间:2009-03-28

毋庸置疑,《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儒家政治理念中的“帝王师”理想来塑造的人物“范型”。在小说中,诸葛亮的“帝王师”特征以及“帝王师”所面对的政治困境,最集中地体现于其与刘备父子的“对手戏”设置中。虽然学界对诸葛亮形象所蕴含的“帝王师”情结已有较为深细的讨论,然而从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对手戏”的角度来讨论如何建构“帝王师”形象,以及在“对手戏”(也即“关系互动”)中所体现出的小说编纂者关于“帝王师”文化困境的独特思考的讨论,目前尚有值得论述的空间。本文即围绕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在重要政治事件中的行为上的“对手戏”来分析,罗贯中如何塑造理想中的“帝王师”形象,并且在塑造理想“帝王师”之时,透过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行为龃龉表现出何种理性的文化思考。

一、“三顾茅庐”事件中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对手戏”

“三顾茅庐”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仅有5个字的记载,显然陈寿并未把其作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待。然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其却被置于整部小说的中心位置,成为小说中的大关节。当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后,刘备试图让其“请来相见”,徐庶却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在此,徐庶所说的前后两句话虽然在所指上有所不同,但在深层上却可以归结为同一点,即诸葛亮的“有王者起,必来取法”的“帝王师”身份。在徐庶口中,诸葛亮是姜子牙、张良一般的人物,而历史上的姜子牙、张良正是最为著名的两位“帝王师”。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并在武王伐纣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1]111“师尚父”的称谓,对姜子牙来说是确认其身份为“师”。而有意思的是,“文王访子牙”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君臣遇合的掌故在后世广为流传,无疑也赋予了姜子牙的“师”之身份以极大的尊重。张良“运筹帷幄之中”辅佐刘邦建立四百年汉朝天下,《史记·张留侯世家》中记载,黄石公传授张良太公兵法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可见张良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身份也是“帝王师”,而有意思的是,张良所承续的正是“师尚父”的衣钵。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有5次被比作“师尚父”的姜子牙或与姜子牙作比较。分别是第37回,司马徽向刘备荐诸葛时说“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第43回,“舌战群儒”中诸葛亮回答严畯的诘难,以“古耕莘伊尹,钓渭子牙,张良、陈平之流”为例,显然以这些人物自比;第88回,平蛮之后,诸将称赞诸葛亮“智、仁、勇三者足备,虽子牙、张良不能及也”。而在第77回,关公败走麦城,王甫哭告“今日之事,虽子牙复生,亦无计可施也”。有意味的是,“毛本”此处评语说“孔明见在,但远不能救耳”,很大程度上也是把孔明比作姜子牙。更为明显的是,小说第38回,第三次寻访诸葛亮之时,张飞不悦,刘备就以周文王谒姜子牙的典故“叱之”。“毛本”此处虽已较为明确地把刘备三顾茅庐寻访诸葛亮与周文王谒姜子牙联系起来,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把诸葛亮指涉为姜子牙。其实,在“嘉靖本”中已更详细地指出“三顾茅庐”的情节受到话本中的周文王寻访姜子牙的影响:“岂不闻周文王为西伯之长,三分天下有其二,去渭水谒姜子牙?子牙不顾文王,文王侍立于后,日斜不退,子牙却才与之交谈,乃开八百年成周天下。”[2]367

不可否认的是,《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三国志》中有其历史依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即有“凡三往,乃见”的简略记载;而且诸葛亮的《出师表》中也有“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语作为佐证。但是,“尽管艺术作品和作家的生平之间有密切关系,但决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仅仅是作家生活的摹本。……无论是一出戏剧、一部小说,或者是一首诗,其决定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文学的传统和惯例”[3]79,有历史依据并不说明史实是故事的唯一文本来源。诸多线索也表明,“三顾茅庐”其实更多的是小说借史实的极为简略的记载作为故事生长点,参照了诸多“访贤”故事以及依据儒家“君臣遇合”的相关理念融合而成的。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传统行业从技术和模式两个方面对传统行业带来了深刻变化,能源互联网正是借鉴了互联网共享、跨界、平台等发展理念,实现互联网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促进能源商业模式创新[33]。

HOMA-IR=空腹血糖水平(FPG,mmol/L)×空腹胰岛素水平(FINS,mIU/L)/22.5。

从“互文”的角度来说,史书与文学作品中有诸多与“三顾茅庐”可以产生“互文”的文本。例如,为史书与儒家典籍广为记载的“汤聘伊尹”的故事,《孟子·万章章句上》中的“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三使往聘之”以及《史记·殷本纪》中的“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虽然此处“三使”“五反”有异,但其多次聘请伊尹则同,这与“三顾茅庐”之“三顾”如出一辙,何况“耕于有莘之野”也与史书或者小说中的“躬耕于南阳”具有较强的“互文”关系。

十几年后,在一个阴霾的秋日里,我跟一位司机开大卡车去给一个镇子拉活儿。那是一个弥望郁然、有山有水的镇子,镇子被一层薄薄的流雾缠绕着。

《史记·齐太公世家》对于周文王寻访姜子牙的故事虽没有“三使”“五反”的记载,但“载与俱归,立为师”则与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为“军师”形成“互文”关系。不过,在这一故事的演变过程中,却更加突出了姜子牙试探周文王的情节,如《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中的“姜尚见文王大礼之言,内心思惟,此人虽是真主,我不便思文王之德。始三次顾我,我又不顾,文王无分毫愠色,亦无□怒,此是大君子人也。姜尚又试探文王有天子之德”[4]73。而在“嘉靖本”中,刘备所引的周文王寻访姜子牙的故事,正与此相似。可见二者在演变过程中其实存在一个交叉混溶的过程。

另外,像《后汉书·严光传》中光武帝聘请严光“三反而后至”的故事,甚至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相近的元末明玉珍聘请刘桢的“玉珍之攻重庆也,道泸,部将刘泽民荐之。玉珍往见,与语大悦,即日延至舟中,尊礼备至”[5]3702故事,都与“三顾茅庐”具有“互文”之处。当然,像明玉珍聘请刘桢的故事,很可能是明玉珍在刘备“三顾茅庐”的影响下的故作姿态,不过,以上与“三顾茅庐”相似的故事都可以归入“明主寻访贤臣”的故事系统之中。而其终极指涉就是,把寻访者指涉为如商汤、周文王、刘备般的“明君”,而被寻访者则被指涉为如伊尹、姜子牙、诸葛亮等具有“帝王师”特征的“贤臣”。

其实,此类故事虽在商、周时期已发生,但其最终成为一个经常被效仿的“范型”却与儒家话语系统中所倡导的“君臣遇合”的理想模式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也推动了秦汉以降的不论史实还是文学创作中“明君寻访贤臣”故事的出现。比如在《孟子》中对“君臣遇合”就有如下理想模式:

“在战国以及汉初,士人的人格有相对的独立性。权与理相对的二元关系,也使士人有较宽的选择余地。许多士人在社会关系中属于臣,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高扬着头,重道义而轻王公,甚至以帝王之师自居。”[6]72《孟子》有关“君臣遇合”模式的想象无疑契合了这种时代思潮。以道自任的“帝王师”有“法”,而王者虽具有“势”,但与“法”相比,“势”却轻于“法”,而且“势”无“法”则不能“大有为”。因而,“将大有为之君”必须“欲有谋焉,则就之”“取法”。这种模式虽然是以商汤、周文王等先王的访贤模式为依托的理论总结,但是它又反过来影响了后世以明君自居的英主聘请贤士的行为模式。而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刘备聘请诸葛亮的“三顾茅庐”。

在《三国演义》中,以“三顾茅庐”故事彰显诸葛亮的“帝王师”身份的并不仅有此一例。在小说第85回,刘备死后,魏国调动五路大军取西川,刘禅与群臣均无计策,而诸葛亮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却以“染病不出”推脱。在这不合常理的情节设置中,似乎董允所说的“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且待主上先往”。从侧面揭露了这一行为的内在意义,故而“毛批”此处特点出“董允颇有见识”。所以次日“后主车驾亲至相府”求教退兵之“法”,“下车步行,独进第三重门……在后立久,乃徐徐而言”,这时诸葛亮又故作狡狯地“慌忙弃杖,拜伏于地”,待后主“扶起”后,问计于诸葛亮,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告之以“法”。从情节结构上来说,此处刘禅寻求“平五路”之“法”与刘备三顾茅庐求“安邦定国之策”在结构上几乎雷同,所以“毛批”在此不厌其烦地点出二者的“相似”。如在“后主乃下车步行”后批“与先主亲造草庐相似”,紧接着在“独进第三重门”后批“过了第三日,又过三重门,与先主三顾草庐相似”;随着在“见孔明独倚竹杖,在小池边观鱼”后批“与草庐中高卧相似”;“后主在后立久”后批“与先主阶前立候相似”。此处情节的虚构,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重复刘备的“三顾茅庐”来再一次验证“必来取法”以及“欲有谋焉,则就之”的“王者”对“王者师”的崇敬。而诸葛亮的“帝王师”特征也就在刘备父子于危难之际前来“取法”之中得到塑造。

诸葛亮作为罗贯中倾注心力与激情创作的人物形象,在他身上蕴含着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有志图王”(《稗史汇编》)的罗贯中强烈的“帝王师”情怀。以往学界往往集中于对诸葛亮形象进行静态考察,对其与周边人物的互动关系所体现出的创作心态与文化意味关注不足。正如上文所揭示,“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帮助构建人物的形象”[11]119,诸葛亮形象所蕴含的“帝王师”特征恰恰是在其与刘备父子的互动,也即“对手戏”中呈现的。同时,我们在对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对手戏”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也清晰地看到小说为了凸显“帝王师”的目的所采取的叙述策略——“误读”《三国志》——而这也正是小说有异于《三国志》并且具有独立价值的地方。另外,通过对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对手戏”的分析,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关系中某些以往被忽视的不协调因素被凸显出来。小说叙述中诸葛亮与刘备父子关系的 “不协调”,恰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小说作者对于“帝师梦”的理性思考与思想的深刻之处。

12次测定结果偏差均处于标准值-20%~+20%,符合LS/T 6115-2016[5]中关于X射线检测仪器校准与测量准确度的要求。

我是在被大家戏称为“小贩”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愚昧可笑:两个纸箱和一段虚无缥缈的暗恋,框定我安贫乐道、自我堕落的人生。我把暗恋变成对准自己的枪口,一下下扣动扳机,然而沐子已将它作舟,在正能量的情绪中踏浪前行。在这一点上,我竟输给了女流之辈。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二、强化诸葛、弱化刘备父子的情节虚构与改写

除了通过“三顾茅庐”的“必来取法”情节模式凸显诸葛亮的“帝王师”特征,小说还通过一系列情节的虚构以及对史实的改写加以表现。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在诸葛亮与刘备同时出场的情境中,弱化刘备并强化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同时,小说还夸张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以凸显诸葛亮作为“师”的身份。

首先,在诸葛亮与刘备同时在场的情境中弱化刘备的才智与能力。在刘备未请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虽然相较于史书中的“有王霸之略”的“天下枭雄”的形象已有所调整,比如把其“雄”的一面移植到张飞身上,努力向仁主方向塑造刘备。然而,尽管小说中的刘备相对于历史上的“枭雄”形象来说其“雄”的一面已有所弱化,但仍保留着一些较为明显的“英雄”或“枭雄”气质。例如在“三英战吕布”中,刘备的武艺可与吕布对敌;在“煮酒论英雄”中,能与曹操斗智;在“救难公孙瓒”与“北海救孔融”事件中,表现出很强的英雄气概。但在“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为军师后,刘备的这种“枭雄”特征就大打折扣,在与诸葛亮同时出场时,“高德低能”的特点极为突出。以“取荆州”为例,在“取荆州”问题上,诸葛亮劝刘备顺着刘表称“吾今年老多病,不能理事,贤弟可来助我,我死之后,弟便为荆州之主也”,趁机夺取荆州为家。然而刘备却认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不予采纳。小说在此极力突出刘备的“高德”,甚至让诸葛亮也赞叹刘备“真仁慈之主也”。刘备虽然“高德”,但其“低能”的一面在诸葛亮面前也凸现出来,当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万杀来时,历史上是刘备设计“火烧博望”,但《三国演义》却把这一功劳归到诸葛亮身上,当诸葛亮定计之时,刘备只是“疑惑不定”。而且在兵败夏侯惇之后,诸葛亮认为曹操必引大军来时,刘备也束手无策,只是问计于诸葛亮“似此如之奈何”。有意思的是,虽然刘备无抗拒曹兵之计,但当诸葛亮建议刘备乘机夺取荆州为安身之地来抗拒曹操时,刘备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甚至当刘表托孤刘备,“我死之后,贤弟可自领荆州之地”时,刘备也以“当竭力以辅贤侄,安敢有他意乎”自誓。其后,孔明再次建议刘备以吊丧名义趁机夺取荆州,刘备仍坚持道义,认为“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可是,刘备在抗拒曹兵时却无计可施,凭借诸葛亮火烧新野以及其后的联吴抗曹,随后又智取荆州,从而才有了安身之地。在“取荆州”故事中,刘备的“高德”在诸葛亮“献计”面前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是在突出其“高德”的同时,由于“高德”所带来的困难,刘备无力应对,此时诸葛亮的“妙计”却从反面凸显了刘备的“低能”。

其次,在刘备与诸葛亮同时出场的情境中强化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三国演义》对诸葛亮才智与能力的强化主要通过移花接木或虚构的手法,比如小说第39回的“博望烧屯”,就把历史上刘备的功劳划给诸葛亮;小说第56回,周瑜用计夺取荆州被诸葛亮识破,验之史实,识破此计的却是荆州主簿殷观,“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而在《献帝春秋》中则又记载为“备欲自图蜀”“不听军过”,所以在历史上诸葛亮根本没有预谋此事。只不过小说为了强化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把他人之功嫁接到诸葛亮身上。甚至在此对诸葛亮才智与刘备低能的描写有“不真实”之嫌。为便于分析,引录原文:

玄德与孔明商议。孔明曰:“鲁肃必不曾见吴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计策,来诱我耳。但说的话,主公只看我点头,便满口应承。”计会已定。鲁肃入见,礼毕,曰:“……”孔明听了,忙点头曰:“难得吴侯好心!”玄德拱手称谢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鲁肃暗喜,宴罢辞回。玄德问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这种计策,小儿也瞒不过!”玄德又问如何,……[7]695-696

周石平表示,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推进特殊食品审评审批改革,进一步清晰界定保健食品范围,突出食品定位,聚焦产品安全性审查,加大原料和功能目录制定力度,逐步扩大产品备案范围。同时,将加快推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工作,力争在年底前实现1岁以下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类别全覆盖的目标。

于此,刘备在诸葛亮面前“但说的话,主公只看我点头,便满口应承”,完全听从诸葛亮的安排。特别是,当刘备不解周瑜计策,问诸葛亮“此是何意”时,诸葛亮却“大笑”,继之以“这种计策,小儿也瞒不过”,更令人哑然的是,刘备竟然“又问如何”。难怪毛氏父子在此处完全有悖常理的君臣对话之后评点说“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在《三国演义》中,为了强化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小说往往通过对手戏的方式来表现,而对手则包括我方与敌方。关于敌方,主要通过曹操、周瑜、司马懿等智慧超群的人物来正衬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卓绝,或者通过贬低对手的能力来反衬诸葛亮,这种对手戏小说叙述在周瑜、鲁肃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在关于与本方人物的对手戏上,为了强化诸葛亮的才智与能力,主要通过本方人物的弱点来反衬诸葛亮,比如关羽和刘备,而在刘备身上又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之所以在刘备与诸葛亮同时在场之时,形成这种叙事程式,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突出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师”对君主的指导性一面,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只能牺牲刘备的才智与能力了。

近期水库溃坝率较低,反映了强化水库防汛负责制与安全管理责任制的作用。但仍有部分小型水库溃坝的现实也反映出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在管理不到位,工程质量差,或防洪标准不能满足要求,技术认识不到位。更深层次上反映的是小型水库产权、管理权不清、管理模式僵化、工作不实的问题。

小说在诸葛亮与刘备关系的设置上如此,在诸葛亮与刘禅关系的设置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在若干情节上,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设置重复刘备与诸葛亮外,小说在刘禅与诸葛亮的关系设置上,更突出了“乐不思蜀”的刘禅“扶不起”的特点。小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刘禅退居后台,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以完成刘备之托孤以及兴复汉室的使命。在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上,刘禅几乎丧失了作为帝王所应具有的决策能力,而与之相反,诸葛亮作为“帝王师”所具有的才智与能力也达到了极致。

三、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设置与“帝王师”的困境

“帝王师”除了其作为“君主的导师”的身份外,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君主的臣下”。因此,在解读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设置过程中,除了君臣协调一致的关系设置外,也应该注意君主不用臣子谋略的关系设置,从而探究小说作者对“帝王师”所面对的政治与文化困境的思考。

虽然《三国演义》在叙事过程中极力夸大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作用,但我们还须对二者身份的关系有一较为清醒的认识。刘备与诸葛亮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师”“生”关系,但同时二人还属于君臣关系,而后者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弱于前者。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诸葛亮作为决策者,但最终实行与否却需要作为君主的刘备拍板。例如前文所举关于君臣在取荆州问题上的关系设置。在这场看似君臣步调一致、关系融洽的夺取地盘的政治军事路线开展过程中,尽管二人的终极目标一致,但其策略却不相同。诸葛亮屡次建议刘备施展权术快速夺取荆州为根据地;但刘备却认为应当首先取得民心,以柔术逐渐掌控荆州。因此,当刘备拒绝诸葛亮的策略时,诸葛亮并未有过激的行为逼迫刘备就范,只是“叹”“且再作商议”,因为他懂得在政治集团中,虽然自己是一人之下的“帝王师”,但身份更是一个作为谋士的臣子,他的这重身份不允许其越权充当最后拍板的角色。所以,在夺取荆州的过程中,尽管刘备的军事路线存在重大问题,以至于刘备在曹兵追袭过程中抛妻弃子,甚至差点儿丢掉身家性命。但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帝王师”的诸葛亮仍没有立即停止实行刘备的军事路线而改弦易辙,他清楚自己的身份,一旦他提出计策,接下来不管是其被采纳与否,他的任务只剩下服从君主。所以,在夺取荆州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刘备所坚持的军事路线给军事集团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但诸葛亮所做的只是发挥超人的才智与能力收拾烂摊子,经历诸多艰险,最终帮助刘备夺取荆州以为立足之地。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白帝托孤后,诸葛亮“鞠躬尽瘁”不负托孤使命,把“帝王师”的责任与义务尽到极致。然而小说在叙述诸葛亮与刘禅的关系时,并不只是其乐融融“‘鱼水之谊’的延续和深化”[9]233,其中还有着君臣疑忌。最为突出的是在“四出祁山”过程中,苟安叛变,在成都散布“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的流言。朝中宦官得知此消息之后上奏刘禅,刘禅此时并未表现出对诸葛亮的充分信任,而是听从宦官的建议“宣孔明班师回朝”。这就让身处前线“正欲建功”的诸葛亮陷入困境,“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如不回,是欺主矣”。诸葛亮此时只能尽其作为臣子的义务——服从君主的命令——面临被司马懿乘势掩杀的危险,匆匆撤军。当诸葛亮回朝后,询问后主因何事召回,刘禅却说“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召回,一无他事”,可以想象,诸葛亮此时作为“帝王师”面对庸主,但却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时的尴尬处境。

小说通过上述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设置的叙述,对作为“帝王师”的诸葛亮的政治困境以及“鱼水之欢”的君臣关系进行了冷峻反思。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战国以及汉初,士人的人格有相对的独立性。权与理相对的二元关系,也使士人有较宽的选择余地。许多士人在社会关系中属于臣,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高扬着头,重道义而轻王公,甚至以帝王之师自居。随着独尊儒术和把儒术作为政治中的一个组织部件,大部分儒士失去了独立意识,所以也进一步臣仆化。”[6]72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设置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士人理想中的“帝王师”所具有的尊严“理”与帝王所具有的“权”之间的博弈。在刘备父子“三顾茅庐”的故事中,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小说编创者的一种“帝王之师”的自尊与自豪的心态流露。可是,当诸葛亮与刘备父子产生矛盾时,小说在有关诸葛亮的叙述中往往呈现出的是“再容商议”“叹”的“帝王之师”在君主权威面前的无力感。以往,我们在分析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时,往往只是片面地注意到这一形象身上寄寓着中下层知识分子“帝王师”的美梦,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发现,梦醒之后,其实“帝王师”在君主绝对权威面前,正像《韩非子·难二》中“凡为人臣者,犹炮宰和五味而进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1 0]3 5 9所说的那样,他的力量原来是如此有限。

首先通过对差分载波相位的推导和理论分析,建立载波相位历元差分的数学模型,给出相应的周跳探测方案;然后设计完好性监测算法探测周跳,最后利用Chebyshev多项式对发生周跳的历元进行修复。

小结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孟子·公孙丑下》)

参考文献:

运用八纲辨证理论开展中药用药咨询的实践体会…………………………………………………… 徐良辉等(11):1569

除此之外,在诸葛亮与刘备关系设置上对“帝王师”困境的思考最突出的还是表现在刘备不听劝阻一意伐吴的军事活动中。关羽被杀,刘备为遵守当年桃园结义“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之约,一意孤行亲征伐吴为关羽报仇。这一军事决策在战略上来讲是严重错误的,这与“隆中对”中诸葛亮提出并努力践行的“联吴抗曹”的军事路线严重背离。所以,诸葛亮“苦谏数次”,刘备却“只是不听”。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虽为“帝王师”,但由于他身为臣子的地位,面对君主的一意孤行,他根本无能为力。小说为了缓和这种“帝王师”的无力感,在叙事上也做了若干尝试,比如加入“先主见孔明苦谏,心中稍回”以缓和这种困境的严峻性,但是诸葛亮作为“帝王师”在此时的无能为力早已欲盖弥彰。

最后,为了最大限度地体现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特征,小说极力夸大其对刘备的指导作用。关于此,上面所举文例已有体现,但在《三国演义》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东吴娶亲故事中诸葛亮与刘备关系的设置。刘备东吴娶亲,在史传中实有,但却与诸葛亮关涉不大。赴东吴娶亲以及返回荆州均是刘备一人所为,反倒是诸葛亮此前劝刘备不要前往吴国。可是,在《三国演义》中,这一故事却出现了大反转。在小说中,当吕范前来提亲,刘备与孔明商议。诸葛亮告诉刘备“来意亮已知道了。适间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应允。……面许已定,择日便去就亲。”反倒是刘备认为“周瑜定计欲害刘备,岂可以身轻入危险之地?”在两方剑拔弩张之际,东吴的许亲很明显就是周瑜所使的美人计,刘备的担心实属正常反应,尤其是作为军事集团的首领,其安危事关重大。可是,诸葛亮在此事件中却摆出无需商量的姿态,“大笑”道:“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在此过程中,刘备总是“怀疑未决”“怀疑不敢往”“心中怏怏不安”,而诸葛亮却完全不顾刘备的感受,“竟教孙乾往江南说合亲事”,并把“三个锦囊”付之赵云。在此,刘备的身家性命都悬于诸葛亮的“三个锦囊”,正如陈洪先生所说“这些情节很有趣味,但大不合于情理”[8]。然而,反过来说,这种不合情理的夸张情节正说明了小说在某些叙事指向上的强烈追求:通过极度夸大诸葛亮对刘备的指导,凸显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师”的特征。

[2]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4]钟兆华.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0.

[5][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刘泽华.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7]陈曦钟,等.三国演义会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8]陈洪,马宇辉.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文化意蕴[J].南开学报,1998,(2):34-39.

[9]关四平.三国演义源流研究(修订三版)[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

[10][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第三,建立一体化资源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对师资培训提供精准服务支持。京津冀地区地域广泛,高校师资数量较多,传统的区域内集中、聚集型的培训已无法完全满足一体化的培训任务。借助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建立一体化资源服务平台,实现师资的同步在线培训和培训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使优质资源突破时空、数量、规模界限,在三地间实现按需流动。利用服务平台,持续、广泛地获取教师的多维度培训数据,涵盖需求、偏好、效率、评价、特征等方面,并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资源优势、区域特色、培训需求的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别,制订个性化的培训方案,为教师提供精准服务支持,助力教师的协同发展。

[11]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许中荣
《临沂大学学报》 2018年第02期
《临沂大学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服务严谨可靠 7×14小时在线支持 支持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本站非杂志社官网,上千家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专业的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职称论文发表、杂志论文发表、期刊征稿、期刊投稿,论文发表指导正规机构。是您首选最可靠,最快速的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粤ICP备2023046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