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太炎被“新学小生”边缘化

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在晚清十年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步入壮年、走进社会舆论中心，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引导着一个时代的思潮走向。太炎的政治能量和领袖魅力也许不及康、孙，但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影响力则毋庸置疑，甚至直到五四运动前的一段时间亦不逊其同代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毛子水等一代人，虽在思想上处处趋新求变，但在初进北京大学或任教或就读时，均奉太炎著述为教材与参考书。①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8—83页。众所周知的是，鲁迅、周作人的行文风格甚至是某些行事作风，也被普遍认为是不同程度透显了章太炎接续魏晋文风的思想个性。然而，不少论调也同时显明太炎的学术思想与政治影响力等，至五四时期逐渐退潮和失去指导作用。

不过，不少当时或后世的论述，都因为被五四大潮覆盖之故，或者是在西学、新学席卷整个社会下对于固有学术传统的排斥，对太炎学术思想与政治活动未够客观看待。基本上，太炎从清末到民初，不论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活动，还是在学术层面的思想活动，都有其社会关怀、历史意义与时代前瞻性。太炎在晚清民初时期对进化论的质疑，其《齐物论释》宣扬的“以不齐为齐”的自由平等价值，在五四激进思潮的包围下几成空谷足音。至于他欲藉国学之宏扬、经学之传讲以兴起国人的爱国意识，又或者是他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民国法统以再造共和、重建民国的决心与偏执，往往是不合时宜地反主流政权或复杂的政党政治而行。相对于亟亟追求进步思想以及臣服于各种鼓动人心的形形色色主义下，章太炎倡扬国学、保护国粹之论与趋新一代格格不入。

不同品种的茼蒿叶片中叶绿素a、b含量、总叶绿素含量及SPAD值都不相同，对SPAD值及叶绿素含量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发现SPAD值与叶绿素含量均呈显著正相关性，与水稻、小麦、草莓、园林树木、烤烟、无花果等的研究结果相似[12-14]。而“小叶茼蒿”的4种数学模型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6以上，叶绿素a含量与SPAD值的最优函数模型是指数方程，叶绿素b与SPAD值的最优函数模型是对数函数，而总叶绿素含量与SPAD值的最优函数模型则是线性方程。“大叶茼蒿”的4种数学模型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由此可推断“大叶茼蒿”的SPAD值与叶绿素含量相关性较差。

曾经深受太炎影响的胡适师门，在1920年代位居北京学术中心。他们在边缘化太炎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同时也建立自身学术主张、宣扬自身改造社会的文化构想。正如罗志田所说的，胡适这辈人对太炎退居边缘起过直接作用。胡适曾深受太炎影响，也推崇章氏《国故论衡》是两千年来中国可称得上著作的七八部书之一，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是，他也同时宣布，“这五十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而太炎正是代表这个大结束的人物。那么，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确实是等于宣判了章太炎在思想界的死刑。①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第147—157页。相关论述参考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可见，胡适确实是把章太炎高高举起，但又毫不留情地重重摔下。在胡适笔下，颇有成绩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而不脱失败结局；当然，从后续论述中可见，章太炎对胡适的批评其实也同样不留余地。

太炎维护文言文和好用古雅文辞论学述文，这与胡适宣扬白话文的立场相悖；章太炎把历史、文字及语言视为国粹、国故而加以保存和宏扬的态度，与胡适欲以科学方法否定国粹、重新整理国故的立场相异。前者基于民族的存灭危机，把贬抑国粹之人斥为数典忘祖；后者则宣称要从“乱七八糟”“无头无脑”“胡说谬解”“武断迷信”的国故里面整理出“一个条理脉络”，“一个前因后果”，“一个真意义”以及“一个真价值”来。章太炎视解放诸子学为实现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开放的起点，进而藉诸子学说以振起民德、尊尚国性；而胡适则以鼓吹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考证先秦诸子，建立科学史观的知识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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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胡适而下则更有其高弟──五四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的历史学只为史料学之言论。傅斯年基本上以科学精神治理客观史学为史语所的工作方针，更把科学史观定调为治学的思想指导方针：“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②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页。傅斯年也提出了让史料自己说话的主张，其做法在于首先找到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重点在于能否有正确的数据收集、整理和比较，根本不需要史家的个人解说，一切事实只需要透过史料的整理及铺陈便已足够。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第8页，第3页。此言表现了傅斯年史学精神的核心，并可以再浓缩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语。④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年，第8页，第3页。相近的论调，还可见于另一文，他落力论证近代史学就是“史料编辑之学”。⑤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49—156页。根据桑兵之研究，傅斯年1928年发起的“史学革命”，矛头就是直指“太炎学派”。在他掌控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用人方面，便“竭力反对太炎学派加盟”，同时也在自己控制的北大史学系、国文系里“打击太炎学派”。⑥桑兵：《章太炎晚年北游讲学的文化象征》，《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第238页。

但是，我们难以一笔抹杀的是，太炎与五四那代人，大家的各种看似针锋相对或者是新旧难融的观点，其实都是围绕着时代危机、国家不振的感时忧国之情而生的。但太炎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较诸五四那代而言更为强调民族历史根脉的认知问题，他亟亟于使人知其所由来以及所由去，张扬历史文化的思想主体性而使人不自丧信心，由此构成了改造国家、社会时处处表现在思想上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广度，反对国人全盘拥抱西方学术文化。

众所周知，太炎是晚清以来倡扬国学、国故最为大力的人。他的《国故论衡》曾被胡适推崇为千年佳作，也曾为民初北京大学的必读参考书之一。国学一名则是经太炎大讲特讲后，才在民初中国普遍化起来。他于晚清排满运动里援引近代日本的国学概念，使国学在排满运动中发挥辨种性、类种族作用，激发人民救国热肠以救国复国。太炎十分强调“学亡而国亡”的观念，视国学为立国之源泉与根基，也把国之能否自立，或生存于世寄托于国学之兴废，故曾直言“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呼唤国人兴起国学，否则必定影响国家之存灭。⑦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1906年第7号。

按钱玄同之意，这个工作“不是不识字的人胡闹的事：或者说，这也是一种大胡闹，和文学革命一样”。⑤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12月27日），沈永宝编：《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69页。钱玄同也曾撰写大量文章和书信公开支持胡适和陈独秀掀起的文学革命运动，主张用白话文，提倡世界语，更甚者是主张“改用罗马字拼中国音，而废现行之汉文字体”，他认为“中国文字，断非新时代所适用”。⑥钱玄同：《致陶孟和》（原刊于《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2号），《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53页。这种观点有违太炎学术思想。太炎以语言文字为国粹，曾于1908年大力批判当时提倡万国新语以废汉字的人，将他们斥为“趋时之士，冥行盲步，以逐文明”，所得的最终也不过是“最野者”而已。⑦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第369页。

傅斯年之表述是围绕着他亟想攻破的太炎学派强大势力而形成的，同时也意欲突破这个在他看来影响学界甚深的思想牢笼，进而将之挤离中心。傅氏于其揭示机构使命及立场的战书里，激烈批评章太炎其人其学：

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澄，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第4页，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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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傅斯年所说的不能用新材料，是指太炎否定甲骨文这一点。这对于1920年代后期主持史语所的傅氏而言，是难以容忍的学术偏见与局限。在他眼中，能够把文字学研究的视野放眼至金文、甲骨文等，方才是科学的研究。②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册，第4页，第4页。事实上，章太炎在他那个时代主观否定甲骨文，为他招来了不少批评，成为他学术生命中的一个污点，也使他不如王国维般受五四一代推崇。

五四本以民主、科学、自由、理性等为其精神标识，但也难免因其过于激进的弃旧扬新立场，形成了缺少民族历史的自信心和文化的自尊感的局限，使其思想未能造就多元的文化发展空间。在一些人的笔下，这个时代偏好激烈之思想与行动，以不惜一切的姿态毫无妥协地唯新是尚、贬老尚少。钱玄同主张凡四十岁的人都应将之枪毙，⑧胡适：《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96页。并公开呼吁“废灭汉文”，认为中国用汉文书写的书籍“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他把新旧完全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并得出了“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废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的结论，并将两者之废弃看作是“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① 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原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63—64、67页，第65页。不只汉文应废弃，汉字在钱氏眼中也要一一废弃：“中国文字，字义极为含混，文法极不精密，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他不无偏激武断地宣称汉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②钱玄同：《致陈独秀》（1918年3月4日，原载《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号），《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第63—64、67页，第65页。

为保证路面具备良好排除降水功能的同时提高车辆行车舒适性，在施工时应对道路基层和面层的横坡度加以控制。本文根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G F10—2006），采用经纬仪对竣工后级配碎石基层横坡度进行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但无论如何，在1920年代后期影响文史学界的新晋人物已然告别太炎，选择王国维为学术导师。顾颉刚曾自述大学生时代是如何地“佩服极了”章太炎、是如何地立心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的。③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集》卷一，《顾颉刚全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20—21页。但在1920年代后期，王国维完全取代了太炎，成为顾氏日思夜想的学术导师。其言曰：“梦王静安先生与我相好甚，携手而行……我如何自致力于学问，使王静安先生果能与我携手耶？”④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顾颉刚全集》第44册，第333页。

杰克坐在床上，捧着笔记本看着。苏婷婷趴过来，问：怎么样，谁的支持率高？杰克自信地：肯定我的高！咱爸观点早过时了！苏婷婷说：你就这么自信？杰克回答：当然自信，要不敢承诺听观众的？苏婷婷担忧地：我觉得你不该做这个承诺。杰克说：你放心，绝对没问题！结果出来了！杰克打开网站页面，突然愣住了：不会吧？咱爸怎么会比我高？苏婷婷失望地：我说么，你就不该做出承诺。杰克又刷新了一遍网页，喃喃地：怎么会呢？怎么会呢？苏婷婷提醒他：杰克，你忘了，这不是华盛顿，是在中国！杰克瞪大眼睛：中国不是早就和世界接轨了吗？苏婷婷说：有些接了，有些还没接。

目前虽暂未看到太炎如何点名反击傅斯年的文献，但对于作为傅、顾师辈的胡适，太炎便有直接点名批评的言论。他曾直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失诸于“断章取义”。太炎1922年写给柳诒征的信上更加批判胡适之疑古辨伪言论如“说《周礼》为伪作”“《尚书》非信史”是“取于日本人”，⑦章太炎：《与柳翼谋》，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740页。又将其“六籍皆儒家托古”之说不但视作直拾康有为之“唾余”，还视之为“抹杀历史”。相比于胡适，康有为之疑古言论最终是要为其孔教服务，而胡适抹杀历史之罪则在弃家灭国，绝难轻饶。由此观之，太炎之所以视六经皆史不但没有鄙夷六经之意，反在于着意把六经的民族大义看作民族历史的主体精神，视修习经子之书为救国保种之经国大业。正如他被袁世凯囚禁期间所说的：“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①章太炎：《菿汉微言》，虞云国校点，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71页。六经、诸子之书于太炎而言，有其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想资源以作卫国保种之事，不容随便嫌弃。

论者认为，正是出于对王国维的推崇以及王国维取代了章太炎在学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典范人物，才促使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敢于公开否定章太炎──并与之决裂。⑤欧阳哲生：《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14年，第38—39页。傅斯年谈及太炎学说时，每每待以“轻蔑的语气”。关于傅氏之举措，毛子水称那是因为他对于太炎“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⑥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毛子水全集·传记》，台北日冠文史资料供应社，1992年，第190页。

(3)从增长的可持续性看，政府主导的输入型增长不能持续促进SR增长，相反，市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能持续促进SR增长。

太炎对胡适抹杀历史的批评，相关言论同时也见于他对以顾颉刚为代表发起的疑古辨伪思潮的批判。太炎于1920年代中后期的连串激愤批评，与顾颉刚比乃师在疑古辨伪的路上走得更远、相关工作做得更有系统和更为透彻有关，表明与1920年代至1930年代间兴起的古史辨运动公然对立之意。他犹有慨叹地说：“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又说：“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② 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8页，第408—411页。他倡言藉读经以发挥“修己、治人”之效。他认为修读《尚书》《周礼》《春秋》能够收到“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之爱国功效，让“国性”得以保持。他认为修习《论语》有其“处社会”“理国家”“立民族”“正风气”以及袪除“一切顽固之弊”的经国大用。相反，类似时下流行的不读经、徒以伸张“发展个性”“打倒偶像”的主张，最终只是把“国家”“政治”“法律”“道德”等一切率盖打倒，此行止在太炎眼中将足以导致乱世、危国、灭种之结果。③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8页，第408—411页。

上述之种种，均可视为太炎基于五四时期扬弃读经、嫌弃旧学的时代氛围所作出的思想反击。他也一以贯之地以历史为“今日切要之学”，呼吁年轻一辈要从“史志上面”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在国家比任何时期都更为危难之际，时人更应清楚知道国家地理之位置以及哪些土地“被异族侵略”，故尤应多读史志，把“历史上之陈迹”视作“爱国心之源泉，致用时之棋谱”。他不满时下学风偏重于“考古史古文字学”，强调治学要“合致用与求是二者于一炉”，发挥史志之经世精神以应时救世。④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章太炎演讲集》，第300—303页。

二、太炎与门人的思想分歧：钱玄同与鲁迅

在新旧之争下，太炎在他批评的“新学小生”眼中代表了一个句号、一个时代之终结。基于政治倾向与学说观念等的差异性，太炎也被学生辈的鲁迅揶揄，甚至也受到表面上很推崇他的钱玄同的排挤。太炎门生内部筹设的学术活动，不少主张都与太炎本人的学术思想大异其趣。关于这点，被太炎戏封为“翼王”的钱玄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钱玄同在1920年代推动用拼音、废汉字的文字革命，召集一群他认为是享有“鼎鼎大名的新人物”进行其事。这些人中便有周作人、沈兼士等太炎门人，也有被太炎批评的胡适。这些“新人物”走在一起推动“汉字改革”“文字革命”的新工作。

如果说，都市原住民的身份认同危机伴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而日趋凸显，那么进城农民工的认同焦虑则与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关。转型时期，农民进城务工在制度上成为可能。而制度的变迁也引发了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心理的急剧变动。

然而，傅斯年在大张旗鼓建立新学术机构、缔造新的科学史观传统时，第一个要打倒的就是占据学界、教育界的国学旧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固有治学形式。他声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而所谓的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所谓的国学远未能符合中国未来所需的新知识体系。过去的国学知识领域只局限于“言语历史民俗”等的狭窄内容，中国的将来更应该开拓“算学天文物理化学”一类的新知识。至于这个新创建的国家现代研究机构，其所要成就的新知识被定为以下九点：“一文籍考订；二史料征集；三考古；四人类及民物；五比较艺术；六汉语；七西南语；八中央亚细亚语；九语言学”。新知识的考订探索异于在“国学”传统下的故纸堆讨生活，目的是要去除“读书就是学问”的狭陋，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有此见，他定下了哪些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哪些是他们这个新知识圈子以外的旧人。他说：“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在当时学界享有大名者如傅斯年、顾颉刚等公开表明景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倡扬兼重“地下之新材料”及“纸上之材料”，此正好是傅、顾二氏分别发扬光大的学术事业；前者于安阳殷墟的地下材料挖掘，后者围绕经籍展开之疑古辨史工作，均是自认受到王国维提倡的具现代科学精神的治学方法的影响。所不同者，傅氏是要透过各种史料之发掘而重新组合中国的上古史，说明《尚书》《左传》《周礼》等经史的可信性，而顾氏要从故纸堆中说明上古史如何虚妄荒诞。

难以否认的是，太炎对于语言文字的维护，有其维系历史文化的延展性的积极意义，也有其对历史的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坚持。因为文字既是历史的载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太炎所说的“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一语便深刻表现了语言文字的作用与本质。③章太炎：《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页。他也十分推崇顾炎武藉语言文字之“古韵”“金石遗文”以补充历史，激发出“兴起幽情，感怀前德”的民族主义大用。④章太炎：《与梦庵》（原载《民报》1908年第21号），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233页。

国际市场：上周国际氯化钾价格基本平稳。巴西方面，大豆储量增加，农民种植积极性增强；亚洲方面，新货源少量补充，潜在需求正在启动。相比前周，加拿大、俄联邦、约旦、东南亚氯化钾高端价格上涨1-5美元/吨，分别为254-306美元/吨、234-318美元/吨、268-292美元/吨、300-320美元/吨；巴西氯化钾低端价格上涨5美元/吨，为350-360美元/吨；以色列氯化钾价格保持稳定，为272-323美元/吨。

太炎维护语言文字，是有其保护国粹以坚持历史文化的完整性与延续性，同时也有其稳定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意义。就前者而言，放弃了文言文而改用白话文，不但对自身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构成冲击，对于中国与周边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连续性也造成不良影响，这将意味着时人进一步放弃了传统中国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周边国家──诸如日本、韩国、越南乃至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中华文化影响力与历史意义；而1920年代以来的废弃汉字如若成功，则难以避免让中国进一步与周边国家拉开历史文化上的连系。自清末以来，章太炎已有强烈联合亚洲各国对抗白种帝国主义的强烈民族主义思想，废弃自国语言文字对他而言是难以想象和不可以接受的。

然而，鲁迅的文章有不少是不符合太炎于1920年代的政治生活的。本文以下藉太炎推动的联治为例，说明他思想的时代意义。太炎在1920年代首五年大力推动联治，是要联合国内各个本为个体、各自拥有平等位置的省份，共同对抗不合法但又权力过大的北洋政府。他基于他那个时代的问题，强调各省立宪自治，然后把各个拥有自主、自治权的省份联合起来一起推行联省自治，当有了这个联治基础后，再把中国建立成一个联省政府，改变中国百千年来那种权力由上而下且强干弱枝的中央集权政治模式。

与章太炎思想有异而曾直接点名批判乃师者，还有鲁迅。鲁迅直斥太炎坚持书写古文而否定白话文的做法，并语带讥刺地指出白话文是写给人看的，“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进而又不客气地直斥太炎说“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⑥鲁迅：《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89页。鲁迅对乃师学说最为钦仰者，是已为太炎所刊落的一些政论短文而已。鲁迅曾说太炎“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是他与保皇派展开激烈论辩的“战斗的文章”，并非《说文》“佛法”“俱分进化论”的述学文章。太炎之政绩当然也被只局限于排满反清一途，当排满成功后，太炎的学说及其个人的时代活动似乎都已经成为过去而终结了。在鲁迅眼中，太炎晚年趋向保守，和“时代隔绝”。无疑，这种评价是把太炎其人其学简单化和边缘化。后续将会论及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便发挥了如此这般的深远影响力。这反映了鲁迅乃至后来的论者基于自身的学术倾向与政治意识，在阐述个人学术主张或意欲突破前人的思想影响时，往往是简化或曲解了太炎的学术关怀与晚年政治活动。

红琴忽然又问他怕不怕他师父，风影朝山坡上望了一眼，压低嗓门儿道，当然怕啦。师父有一把戒尺，如果犯了规，比如吃斋饭时发出的声音响了一些，扫地扫得不够干净，下山提水时将水桶打破了，他都会用它打手掌心的。不过，他还从来没有打过，有时候提起又放下了，有时候只是象征性地朝半空中打一下。红琴盯着他，那你瞒着师父跑下山来，就不怕他开杀戒大打出手？风影摇了摇头，说不会的，师父慈眉善目，有一颗菩萨心肠。再说，如果他真的打我，那我就不陪他下棋了。她又追问，那你们山门没有规矩，风影不吱声了。

他老婆说：“还是怨我呀！没有及时阻止他抽烟，现在我们的日子刚刚好过，他辛苦了一辈子，我怎么能舍得呀！”“医生说，从他的片子看，肺部全都是黑的。”他老婆实在忍不住了，一头扑在病床上，呜咽着……

太炎早于民元肇始便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不容于国民党，跟着又因为种种辱骂袁世凯言论而遭禁三年，1920年代再因主张联省自治而不被主流政党接纳。晚年期间，他讥评孙中山和蒋介石政府的言论又不绝于耳，同时又对新兴左翼思潮或社会主义、马克思思想等批判甚力。⑦章太炎：《我们最后的责任》，《章太炎演讲集》，第293页。他在政治上渐为左右两翼、政学二界有意无意地冷待；他的言与行在时人眼中不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显得很不正确，成为了不识时务和跟不上潮流的落伍者，最后成为左右既不逢源、处处亦受排挤和被痛恨的时代“旧”人。

不过，本文认为晚年太炎的学术及政治活动没有受到重视，他的学思复杂性、政治关怀的前瞻性等等备受忽略。基本上，太炎排满时期反映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太炎对1920年代疑古史学的批判以及他参与的政治改革活动等等，都未受到鲁迅肯定。在鲁迅眼中，晚年太炎是“与时代隔绝”的，他笔下的太炎是一个“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的人，刻划了一幅落伍、滑稽、潦倒的过气师辈形象。①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第6卷，第442—444页。他又在《趋时与复古》一文里，公开讥刺章太炎是一个拉车屁股向后的人，②鲁迅：《趋时与复古》（1934年8月13日），《鲁迅全集·花边文学》第5卷，第434页。对其主张投壶而“心窃非之”。③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5页。这些都强化了太炎与军阀勾结、沆瀣一气的指控。顾颉刚便曾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把推行联省自治运动（下作联治）的章太炎不无偏颇地挞伐为“常做军阀的爪牙”。④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1927年6月13日），《顾颉刚全集》第33册《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72—273页。

约79%的学生认为有帮助。无论是访谈中的英语对谈，还是作业或测试，学生出现语用错误的频率都比实验前大幅降低；访谈时受访学生用英语交流时也表现得更有自信、大胆。

就后者而言，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一些观察颇值得反思。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不灭，主要是靠官僚制顽强地支撑着直到20世纪。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官僚力量本身的来源问题，这就如柄谷所说的：“官僚的‘力量’来自文字的认识。如果不能阅读、书写过去与现在的文献，就没办法统治国家。中国的官僚制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主要就是因为学习汉字、汉文学的要求。”⑤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林晖钧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80页。但在趋新求变的再造文明呼声下，汉字的这一维护稳定性的优长反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而历史的延续性也被简单化地看成一种累赘和负担。

太炎这种“联合”弱者以对抗强者的政治方案，乃植根于他在《齐物论释》一书中“齐物”“齐民”和尊重个体独立、追求众生平等的释道思想。将之放在具体政事上，则可从他追求弱国平等共存以及联合起来抗衡强权的系列文章。如《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他便倡言同为黄种的中日联盟联合起来抗衡欧洲各国与俄罗斯，由此使太平洋区域和平安定。⑤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页。他也曾倡言中国与印度联合起来互为屏蔽，共同对抗帝国主义的侵凌：“支那、印度既独立，相与为神圣同盟，而后亚洲殆少事矣。联合之道，宜以两国文化，相互灌输。”⑥章太炎：《支那印度联合之法》，《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5页。

章太炎也于1907年4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⑦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1907年4月25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页。 进一步阐发其更为宏大的亚洲联合思想（联亚思想）。这一思想的特征表现于藉着联合亚洲区内各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共同对抗帝国主义、强权主义。具体的做法无过于使大家团结起来相互扶助地“无受”白种帝国主义“凌暴”，以图“使各得独立自由”为其宗旨。不过，当强权不只是来于外部势力、乃源于内部时，则联盟间亦要团结起来将之推翻，其言曰：“亚洲各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⑧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1907年4月25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41页。太炎这种联合弱国以抗强国极权的做法，在1920年代里转变为联合内部受欺压的地方政权共抵不合民国法统的中央强权。太炎呼吁各省举起自立、自治的大旗一起抗衡大总统的过大权力，虚置中央政府，使人民成为国家的实体而享有自主权和选举权利，让国家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管治均得到人民的监察。这种国家权力装置的监管举措，不但监察中央政府权力，同时也使中央政府在复杂纷扰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免受列强操控而影响民族国家整体利益。

章太炎的联治思想在国内的实践，乃经过了连串现实政治方案的失败、再总结经验教训后逐步构成的。他亲身投入了从护法运动到南北和谈的整个政局之中。然而，连串政治改革的失败，让太炎看清楚北洋军阀政府内部无日无之的权力逐斗带给全国的弊害，也让他看见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其实沆瀣一气、一丘之貉，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大家都不过各为其利地混战不休。这些进一步逼使章太炎意识到导致中国目前混乱不堪的原因或者是解决当前的混乱政局，最根本之处均在于“中央权力”的本质处置问题。前者在于大总统、总理所代表的权力过大导致各方争逐不休、混战不已；后者则在于对这一过大的权力如何加以控制。这些逼使太炎思索出这样一个解决时艰之法：要解决民元以来各路军阀竞夺中央权柄造成的动乱政局的最根本方法，惟有建立地方自治政体以虚置中央政权；同时，透过虚置中央进一步强化地方自治权力。为了实现地方自治，他不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反对南方设立的军政府。他不再把目光只放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问题上，而是更加关心省际自立宪法，自行选举省长、省议会，全力推动联省制宪，并不留情面地公开批评孙中山推行联省政府、然后自以总统管制各省的做法。

太炎为了实现清末以来的共和革命而继续周旋于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他往来较多的地方实力人士当数力主联治的湖南政要谭延闿和赵恒惕，并亲访湖南宣讲联治理念及主持湖南省县长考试，导引他们实践联治，既批判北洋军阀操控的中央政权，也抵抗南方孙中山的武力统一，实现全国非武力统一的理想。他把实现联省自治看作是救国救时的长远有效政治策略，并在1920年代初中期孜孜不倦地全力实践之。

本文不厌其烦地指出太炎在1916年至1920年代中期的各种社会活动，目的也不过是要说明太炎并没有“退居于宁静”，也没有“渐入颓唐”以至于“和时代隔绝”。然而，不论是五四一代的鲁迅，还是后来受鲁迅深刻影响的学者，均把太炎在联省自治运动中向南方地方势力推动其政治方案、对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的维护言行等等，都偏颇地为他扣上巴结军阀权贵的保守、落伍的帽子。这些都使太炎于晚年在学术与政治活动上的贡献受到过于简单化或一元化的对待，致使其时代意义隐而不彰。

三、救亡目标与学术致用

五四时期亟亟于救亡图存的心态，使追求现代性成为了让国家摆脱落后、封闭而走向民强国富的表征；反过来，成就开化、进步的现代性结果，就是源于重估传统一切价值的决心与勇气，重估的对象当然包括了章太炎所极力维护的历史、语言、文字──甚至是宏扬国粹的章太炎本人。从提倡白话文到取消汉字、从整理国故到疑古辨伪，这一切都让太炎与五四那代曾受其思想启发的人彼此间出现新知识与旧传统的相互对垒现象。

傅斯年在1920年代中后期，早已从以往推崇章太炎学说转而“冲出章氏的樊笼”。他在代表着史语所建立的宣言文稿《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里开宗明义地挑战章太炎，反映了章太炎在1920年代位居中国学术要津的事实。而作为国家现代学术机构，其建立乃至要打出名堂，便必须要摆脱太炎学术声势，以立下战书之姿态攻破其樊篱。至于新学术机构之成立，代表了先进的科学精神与新知识的开创，那么见于国学、国故的旧传统、旧知识便必须要攻破。

太炎虽然固守于其所推扬的国故、国粹，但在他坚定的文化主体精神下，同时主张要与时俱进地因革损益，对西学、新学持守或迎或拒之开放态度。用论者之言即是，章太炎总体上的思想是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或“现代”的挑战之下，在不排斥西方文化的前提下，力保本国的传统文化，并由此而展现其思想的多元化，肯定各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性格与平等的地位。①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3年第41期，第145页。但是，在急剧变动年代，太炎对于西学、新学、国家政治的批判与抗衡，同时又把“废绝经典”之人斥作“狂吠乱骂”，②章太炎：《经的大意》（1907至1910年讲于日本），《章太炎演讲集》，第75页。这些都使他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通过近两年来的党建工作实践，形成了重担共挑的机制；强化了廉洁守纪的氛围；提升了管党治党的信心；巩固了双基建设的成果；增强了争创一流的能力；推动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抓党建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党建，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深了就是凝聚力。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太炎与五四的一代在救亡的阴影下或救国救时的终极目标上，彼此没有太大差异。在国难深重的1930年代末期，大家高度关注日本在军事侵华以外的学术文化侵略。太炎倡言研究史书以明国家疆域之沿革，同时也一如清末时继续强调如何从历史中发扬救国抗敌的民族主义。他在离世前留下遗言曰：“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在另一方面，五四一代中的傅斯年、顾颉刚，他们因为救国救时的激情，在这时候因应国难，把治学集中于如何激发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地抗日救国的经世史学之上，反映了他们在国运日蹇之际明显调整了学术方向。傅斯年由支持疑古到反对疑古──以至重建古史；顾颉刚也由早年的激烈疑古、反传统，到1930年代末转而透过疆域考察以说明古史的可信性。他们的治学理由也由早年的求真求是转而求其有所用。

顾颉刚于“九一八”前夕仍强调“学问而不离政治，必不能求真，此义我笃信之”，③《顾颉刚全集》第45册《顾颉刚日记》卷二，第387页。他深信在书房治学与上战场救国同出一理。但1934年以后，他便着意透过考订民族历史、研究地理疆域来抗衡日本汉学家、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并宣称“为学问而学问”不足以学术救国，乃主张透过学术研究以发挥爱国护土之政治效用。①顾颉刚：《禹贡学会工作计划》（1937年4月1日），《宝树园文存》卷四，第227页。他的同学傅斯年曾经也宣称要“从事纯粹客观史学”的治学目标，② 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第9页。后来也同样随着时局的转变而转变。傅斯年于九一八事变后发出“书生何以报国？”的诘问。他的东北史撰述计划在救亡危机意识十分强烈之下匆忙地完成，以便赶得及向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委员会“证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者有关满洲和内蒙古自古不是中国本土一部分的立场。③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三联书店，2012年，第166—169页。

但是，《东北史纲》一书是在急迫的反日救国心境下写成的，再加上自身对这一学术领域的不熟习，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些有违客观认知及史实偏差的错漏，这与傅斯年本身倡扬以科学精神治理客观史学的为学原则恰好背道而驰。④傅斯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页，第9页。顾颉刚则因应傅斯年要他在编辑《边疆周刊》时“宜必谨慎”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敦促，进而又接续傅斯年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而写了一篇更为详尽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要文章。⑤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全集》第4卷，第125页。这篇文章首句即开宗明义指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⑥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全集》第36册《宝树园文存》卷四，第97—98页。按，原载《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略改后又刊《西北通讯》第1期，1947年3月10日。大力呼吁中华民族内各种族不应区分你我，乃应团结一致对外，藉以批判日本学者的满蒙独立主张。

然而，顺着顾氏的思想发展脉络，他大力鼓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实际上是否定了他在1920年代藉古史辨运动宣称的“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的文化多元论与民族多元论。说明顾颉刚在抗日救国的危机意识下，即使是启蒙的思想也要让路于救亡的时代呼声。以下的研究目标，反映了他属下机构把救亡的理想融入于治学，把治学带入救亡的政治行列。他在1940年代抗日战争白热化的时候，宣称是为了政治需要及救国目标从事学术研究──“边疆问题的提出，为的是抵抗帝国主义！边疆建设的推进，为的是复兴中华民族！”⑦顾颉刚：《成都边疆周刊发刊词》，《顾颉刚全集》第36册《宝树园文存》卷四，第330页。按，原载《党军日报·边疆月刊》第1期，1942年3月20日。

承上可见，五四一代曾经呼吁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真而治学，不得与政治有涉，甚至是严格要求治学不为学术以外任何目的扰乱。顾颉刚尝言：“我们的机关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与道德主张的。”⑧顾颉刚：《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始刊词》（1926年1月1日），《宝树园文存》卷一，第221—222页。然而，面对世变格局下迫切的救亡意识，他们最终难再固守曾经努力划分的学术与政治、求知求真与经世致用之间的区隔界线。

要之，当他们在切身面对外寇犯境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他们的学术思想绕来绕去后，还是回到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问题上，把个人的学术思考与国家的命运连结在一起来发展。他们虽然曾经高言科学、客观的治学方法，但在时代危机下自我放弃了本来援以成名的主张，强调民族历史文化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放弃了对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虚构性、混杂性、断裂性与局限性的深究细探；就是把历史讥为断烂朝报的钱玄同，也从“疑古玄同”改称为“钱夏”以示维护中华之决心。这些让人看到学术的研究标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最后还是回到国家的概念与认同的问题上来考虑。即使是在五四那代倾心科学主义与推崇西学的脑袋里，当我们以为他们是如何激烈而彻底地反传统时，他们的思想底层其实仍没有摆脱传统。

在救亡的阴影下或者是以强国救时为最终目标下，两代人之差异最后往往显示于救亡的手段与方法上，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他们的思想交锋时，可以发现五四那代人对于新旧的或迎或拒不是铁板一块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曾经强调学术要求真、求知，而非为政治上的致用，但他们在救亡阴影下也难以厘清政学畛域。特别是使学术发挥对抗外国强权、帝国主义方面的经世致用方面，五四那代人在宣扬其新学理时，并没注意到自己与章太炎藉经史救国的主张是并无二致的。

结 语

在民国头30年社会思潮愈趋激烈且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空间下，五四前后新旧两代人很快便被定性定型，从章太炎到胡适、鲁迅、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这代五四人，大家感时忧国之心虽同，但救国强国之法则大异其趣。后代人走上激烈的民族历史文化批判路途，以疑古辨伪为学术职志，亦以科学史观把学术研究自别于个体生命外，使之符合现代性的专业化、客观化，但事实上也让中国文化传统断裂和历史发展碎片化。然而，不论大家在学术方法上或政治见解上有多大差异，其实最终都离不开重振被列强欺压的国家，使之得以摆脱命运多舛的困境。由此反映的是五四前后两代人，在仍然延续传统中国士大夫感时忧国情怀上是毫无二致的。

不过，章太炎因为时势及身份的转变，其言其行于政学二界里反被偏颇地看作为落伍者与失败者，连带而至的是他的种种具批判意味和前瞻性的思想观点被置若罔闻。这些反映的是随着五四大潮兴起的学术胜利者、政权统治者，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有意无意地边缘化或淹没掉不少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言说。

在今天重读太炎的思想观点，或者是在五四100周年之际再回首省思五四那代人的学术主张，会发现中国历经了百年沧桑巨变后，所谓旧传统与新文化彼此间的界线仍难以厘清。那么，章太炎被五四那代人所抛弃、所淹没甚至是误解的思想观点，不见得会是落伍和保守的；相反，有不少具批判意义与前瞻性的内容，于未来多变的国际政治文化环境下仍然值得深入探究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