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重视方志编撰，被称为“方志之祖”的《华阳国志》即出自晋朝蜀中名家常璩之手。至“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①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载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4册，巴蜀书社，2015年，第447页。在蜀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刘咸炘（1896—1932）对此自有深刻的体会。1924年7月，刘咸炘在学生罗体基、李克奇、雷廷柱、刘泽香的帮助下，编纂了个人的第一部方志书《双流足征录》。②关于《双流足征录》的已有研究，可参看刘复生先生的《存蜀旧风，创作新志：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及其方志学》（《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六辑，巴蜀书社，2013年）和王韵的《从〈双流足征录〉看刘咸炘的方志学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9期）。一般认为，刘咸炘治史以理论见长，善于“察势观风”。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但却非刘咸炘史学的全相。若以《双流足征录》的编纂为个案，作史学史的考察，则可以展现出刘咸炘在作史上的学识，在文献上的功夫，以及对于蜀学的深切关注。

一、“足征”与“补史”

中国久有修史的传统，朝廷编撰国史，地方修纂方志，家族编修家谱。此风至民国时期仍未消歇，双流自然也不例外。双流古称广都，是四川成都南面的一座县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有意思的是，作为双流人，刘咸炘没有将这部乡邦史志命名为“双流县志”，而是取了一个不太常见但实则贴切的名字《双流足征录》。揣摩其意，当是取法孔子。《论语·八佾》篇记载了孔子关于文献存亡的感慨：“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慨叹的是一个王朝文献的散佚，刘咸炘则将之移用于一座县城上，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透露出他在方志编纂上的一个重要认识：方志既为史之一种，则修志之人不可不存文献足征之心，以免后世史家再有“文献不足”之憾。刘咸炘对于保存文献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所谓“前代之事，则散见群籍，久将无征。好事者不常出，学者惮于改订之劳，遂使文献灭没，斯可耻也”。③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以下版本同），第967页。 蜀中贤达宋育仁（1858—1931）十分赏识刘咸炘的才华，曾聘请他入四川通志馆做校理。去世后，刘咸炘的挽诗中也有“文献固我志”一句，④刘咸炘：《推十诗》卷下《清典礼院学士宋公芸子挽诗》，《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694页。足见刘咸炘心心念念的是乡邦文献。

为什么刘咸炘会对双流地方志这么感兴趣呢？这其中当然有桑梓之情，同时也有对于方志功能的期许，以及对双流旧志的不满。桑梓之心，人皆有之，自不待言。而方志又有益于教化，亦无多少异议，刘咸炘便认为：“小群近而大群远，故教政始于家乡。”①刘咸炘：《中书》卷一《一事论》，《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26页。“圣人至教之本，由家乡而起者也。”②刘咸炘：《史学述林》卷二《通志私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48页。 方志之教化乡邦恰是国史鞭长莫及之处。刘咸炘多次表达过对家乡方志阙略的遗恨，若“吾县古志无传，今志太陋。宋世人文最盛，而泯没无考，惟赖元费著《成都氏族谱》存其大略，可见此体之贵”。③刘咸炘：《文史通义识语》卷中，《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1097页。“吾县文献多缺”。④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乾隆八年，福建将乐人黄锷在双流知县任上修纂了七卷本的《双流县志》，“号为创修。其书今已无本”。⑤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7页。按，刘咸炘关于乾隆年间黄锷纂修的《双流县志》有目无书的说法不确。今人据四川省图书馆藏乾隆《双流县志》抄本整理，收录于《双流县旧志丛书》中，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黄锷之后，《双流县志》又有嘉庆十九年知县汪士侃纂修的四卷本和光绪三年知县彭琬续修本。汪士侃本修成后，四川通志局总纂杨芳灿称道有加，⑥见杨芳灿：《双流县志序》，载《双流县志》卷首，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显系溢美之词。针对汪士侃纂修本《双流县志》有些内容出自杨芳灿所修《四川通志》的问题，刘咸炘责问道：“一县之书，当详于省志，今反钞省志，而钞又有遗失，何以为志？”此外，刘咸炘还指出汪本存在体例杂乱、采撰谬误等问题。“光绪三年，知县彭琬续修，但依类增益。近年县人又修，仍订八册，无卷数，门类稍有更易，然亦不过续增近事，于旧记缺谬，无所补正”。⑦ 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7页，第967页，第968页。据《双流县志》编纂史，刘咸炘所称“近年县人又修”之志当指1920年修毕、1921年出版的《双流县志》。1920年修成的《双流县志》，因时势紧迫，主其事者难以从容编纂，文献难征是可以想见的。刘佶对这部县志的编纂背景和经过曾作说明。⑧见刘佶：《双流县志叙》，载《双流县志》卷首，1921年铅印本。据刘佶所说，这部十个月修成的县志，主要是增补旧志之阙略。如此看来，刘咸炘所批评的“不过续增近事，于旧记缺谬，无所补正”大体上也是成立的。

2016年8月至10月，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从26个部委抽调人员组成14个调研检查组，对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7个中央部委、8个中管企业、6个中管高校进行实地调研检查。这次调研检查的结论表明：通过“层层传导压力，及时反馈情况，打通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重大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的聚合效应更加凸显，为持续深入推进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10］。

目前，就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实践现状来看，存在着以下问题：问题一，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多数学校过于重视课堂理论学习而忽视规划的作用。问题二，教师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起不到指导作用。问题三，学生缺乏相应的规划意识和能力。上述三个问题直接导致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流于形式、可操作性不强，应付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无法发挥其正常作用。

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丧偶老年女性表现出更多的顾虑。一是由于传统的对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要求。再婚重新进入另一家庭，有可能使养老面临不确定的风险。二是受传统道德习俗的影响，很多子女不同意丧偶老年女性再婚。

“足征”则须“补史”，而“补史”不可漫无目的。“旧《志》门类繁碎，自应并合，其官政之事，文案孔目，已无遗阙，官师政绩，偶有遗漏，亦已不多，补识书眉，不复立篇”。⑨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7页，第967页，第968页。据《双流县志》编纂史，刘咸炘所称“近年县人又修”之志当指1920年修毕、1921年出版的《双流县志》。意思是说，旧志有关政治史的内容比较丰富，不需再立专篇以补正。循此思路，详人所略，《双流足征录》分为《地域考》《货殖考》《士女考》《宋世族表》《著述考》《文征》和《附录》共七篇，包括了双流的地理变迁、行政沿革、物产风俗、地方名人、世家大族、著述流传等。《双流足征录》篇幅虽仅八万字左右，七篇内容看似也较松散，实则抓住了方志编纂中的四个大问题——地域、风俗、人物与家族、学术。该志表现形式多样，有文、有图、有表，而且图和表是刘咸炘亲手勾勒描画的。刘咸炘原本还计划创立山川、祠墓、古迹表，但因编纂此表需实地考察而未能如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英年早逝，刘咸炘的一些论著带有“半成品”的痕迹。但《双流足征录》浓厚的资料长编色彩，却是有意为之的：“撰述成书，固非吾任，将待其人。今之采录，本为记注，备资料而已。故凡旧《志》资料已足者，便不重录，采辑事文，详古略今。”⑩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7页，第967页，第968页。据《双流县志》编纂史，刘咸炘所称“近年县人又修”之志当指1920年修毕、1921年出版的《双流县志》。“撰述”固然高于“记注”，但刘咸炘明白“材料不具，撰述何凭”。⑪刘咸炘：《推十文》卷四《复宋芸子书》，《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603页。至于“记注”者当有“撰述”之意，章学诚有过精彩的论述：“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⑫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报黄大俞先生》，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7页。刘咸炘服膺实斋史学，自然深谙此道。他用心搜集和保存史料，以备“足征”，以为“凭藉”，至于“纵横变化”的“撰述”则有待于后来博雅之士了。

二、取法旧史，别识心裁

乍看上去，《双流足征录》更像是一部地方史资料辑录。但它并非不讲体例，而实有章法可寻。诸篇之间多有关联，相互交叉，显然是作了精心安排的。比如《士女考》之后紧接着《宋世族表》，这在《士女考》篇首已埋下伏笔，“宋时蜀材独盛，别为《士（当作‘世’——引者）族表》一篇”。①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在《宋世族表》中，刘咸炘又作了呼应：“事实详悉可考者，编入《士女考》，仍注表中，观于此表，而宋世蜀材之盛可见矣。”②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宋世族表》，《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40页。会通观之，《双流足征录》的体例多有渊源，其中有些灵感来自于史志编纂，或承前代史家之意，也有刘咸炘的独得之见，凸显了方志本色。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古代正史即有《地理志》，方志中也设“星野”“疆域”“建置”等。《双流足征录》首列《地域考》，考辨的重点便是疆域的变迁：“考郡县之沿革，不难于名之废置，而难于疆域之广狭。疆域之变迁，尤重于名，往往其名则是，其地则非。”这的确是方志编纂中遇到的一大难题。刘咸炘认为古之修志，“仅立沿革表，不作沿革图，此志地者之大缺也”，甚至有无从考证之憾。“古地志书，皆不详疆域。疆域非图不明，而图皆但载县名，无轮廓。元和、太平、元丰诸《志》，虽载四至八到，仅及郡而不及县”。晚近以来，“县皆详至到矣，县志亦各载乡名，且有图矣，又止一时，而非通古”。有鉴于此，刘咸炘采取图表结合的方法，考辨双流之地理空间，每一时代先列沿革表，包括隶属州郡、名称、史籍记载、邻境分并四个方面；次列地图备载四至以辅之。论时代则贯通古今，一目了然；论形式，则图表兼备，相辅相成。正如刘咸炘所言，“虽前无此例，于事实宜，言方志者，或有取焉”。③ 以上引文皆见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地域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9页，第977页。《地域考》虽极简要，自古蜀至于清朝仅七表七图，却将双流从周以前的蜀国一地到秦朝隶属蜀郡，汉代设广都县，再到隋朝仁寿元年因避隋炀帝讳而改称双流，以至于清雍正八年于成都府下复置双流县，数千年间名实之变迁清晰地梳理出来，非常人所可创制。

旧志于人物分目较细，数量亦复不少，但却多言忠孝节义、隐逸高士，如光绪三年彭琬续修本《双流县志》卷三有“政绩”“乡贤”“忠节”“孝义”“高年”“隐逸”“流寓”“列女”“方外”“方技”诸目。然而，方志中的人物篇章毕竟不是乡贤祠中为逝者立的木制牌位，也不应是“寿序”和“墓志”。⑦ 刘咸炘：《史学述林》卷二《通志私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47页，第446页。方志既是史，自然要善恶皆书，若只载贤能，则仅可彰善，却无以瘅恶，所谓“志不载贪残之吏，是史当削桀、纣也”。⑧刘咸炘：《史学述林》卷二《通志私议》，《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447页，第446页。从思想流变来看，刘咸炘的这些论述可以视为继承了刘知几“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的批判精神，⑨刘知几：《史通》卷十《杂述》，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75页。进而对方志中人物采择所作的调整。刘咸炘所秉承的“千善不掩一恶”“千恶不掩一善”，志当善恶兼书的思想，强化了方志的史学品格。

蒙文通评价《双流足征录》“补旧志之阙者多至七卷，事丰旨远，数百年来，一人而已”。⑩蒙文通：《〈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序》，蒙默编《蒙文通全集》第4册，第448页。“旨远”当指刘咸炘在编纂上别有匠心和以待将来的修史之志；“事丰”是说它史料丰富，能补旧志之阙失。查验《双流足征录》，也确如蒙文通所言。刘咸炘以“足征”为旨趣编纂《双流足征录》，在文献搜集和整理上下了很大功夫。这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刘咸炘编纂《双流足征录》也非完全依循史志旧例，而是根据自己关于方志和史学的认识加以变化。《著述考》不名“艺文”即是如此：“史志皆曰艺文。按艺指六经，文该四部。史之志艺文，乃志一朝之藏书，非限于一朝人之所述造也。方志限于一方，似未可沿其名，今故改题。”③刘咸炘：《双流足征录·著述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52页。这种见识还见于《士女考》的编纂。按照刘咸炘的说法：

昔之志目，多曰人物，古书则耆旧先贤。按物之为名，滥及众类，徒凑双字，遂成赘词。贤则不该不肖，耆则局于高年。核其名实，都非安隐（疑为“稳”——引者）。今从常氏《华阳国志》之称，士虽对农工为名，而《诗》三百篇已以士也女也为男女之称，古义可援也。又吾县文献多缺，古之列女，可征者少，无须别立门类，故可统为一题也。④ 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第981页。

为什么不沿用旧志成例，谓之《人物》或《耆旧先贤》，而名《士女考》呢？一则“古义可援”，《诗经》已有以士、女称呼男、女之古义。常璩《华阳国志》也有“士女”之称。⑤参见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卷十中《广汉士女》、卷十下《汉中士女》，任乃强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二则刘咸炘认为“物”的称呼“滥及众类”；“耆旧先贤”则限制了收录之人的道德品行和年岁。更重要的是，《士女考》不限于孝子贤孙，还有另一层学术上的考虑：

其实，刘咸炘家族与《双流县志》的编纂具有密切的关联。早在嘉庆年间汪士侃纂修的县志中，“采访”人员中就有刘咸炘的祖父刘沅，“监造”人员中还有刘沅的兄长刘濖。而1920年修纂的《双流县志》人员中，则有刘咸炘的堂兄刘咸荥、刘咸焌，而这两位堂兄对刘咸炘的影响都很大。照理说，有自己的祖父、堂兄等参与修纂的县志，即便有所不满，也不宜公开批评。但刘咸炘并不隐讳，而是指出旧志之病，这也可以看出刘咸炘对方志的重视。

王象之《舆地纪胜》载人物，虽大奸亦收，彼盖为作诗文计，然实志之通法也。志即史也，史岂惟书贤者哉。世之修志者，误以志之传同于乡贤祠之木主，谬也。志以补史，凡琐事必书。君子千善，不掩一恶；小人千恶，不掩一善。史举其大，故有所略，志则不当有所讳没也。⑥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第981页。

《双流足征录》第二篇《货殖考》的编纂主要是受到《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的影响。刘咸炘说：“太史迁特撰《货殖传》，班固《地理志》亦及农商，良史之识，后不能继，国史犹失此大端，况方志乎？”言下之意，方志编纂应恢复马、班良史之识。刘咸炘编纂方志，特重“货殖”之事，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民生之事，衣食为急。地不爱宝，有土此有财。志地者宜先货殖矣。生计既足，乃有人才文化之可言，富而后教之义也。”况且方志较之国史，在记录一地之经济、物产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国史以时为主，举大遗小，但详公家财政，犹有可说。方志以地为主，地财之事，何可略耶？方志亦有土产一门，然徒列名数，琐屑如谱录，而丰瘠居行之势，曾无论述，亦犹后世史志，但钞文案，斯何足与于训方之职乎”。不看重土产名数，而关心“丰瘠居行之势”，以及由此方可得以实现的“训方之职”，这是抓住了方志编纂的一大要义。《货殖考》写得十分凝练，言之有物：“自秦蜀守李公酾二江，天府之饶，遂为华夏甲。天府之产，以农作物为大。农产之多，又以今成都府属旁近诸县为首。俗所谓川西坝者，四方距山，中为沃壤，二江在焉，沟渠午错，观其图如麻布然。汉世称三都，成都为一大都会，新都在北，广都在南，盖天府之标帜也。”④以上引文皆见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地域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9页，第977页。即便是从未到过成都和双流的人，读了这段文字也会对“天府之国”的地理与物产有明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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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寻史源，考证讹误

至于《文征》的设立，则是对章学诚方志思想的实践。章学诚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⑤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六《方志立三书议》，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571页。关于《文征》的编纂宗旨，章学诚有较多的阐发：“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厘正，别具《文征》，仍于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阙之。”⑥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七《永清县志文征序例》，第788页。章学诚编纂《和州志》时，“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献，若文辞典雅有壮观瞻者，辑为奏议二卷，征述三卷，论著一卷，诗赋二卷，合为《文征》八卷”。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六《和州文征序例》，第695页。章学诚的《文征》之议恰与刘咸炘保存文献以“足征”的思想一致。《双流足征录·文征》的编纂洵非偶然。后来治方志学者多关注章学诚的这一创新之举。1924年，梁启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七章《方志学》，就说：“向来作志者皆将‘著述’与‘著述资料’混为一谈。欲求简洁断制不失著述之体耶？则资料之割舍者必多；欲将重要资料悉予保存耶？则全书繁而不杀，必芜秽而见厌。”章学诚的“三书”思想恰恰可以解决旧志的这个弊病。在梁启超看来，“《掌故》《文征》两部分，则专以保存著述所需之资料。既别有两书以保存资料，故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文征》与诸家所辑之文章选本如《宛陵群英集》又自不同，后者“含史学的意味盖尚少”。②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9月25日。梁启超之论虽是分析章学诚创立“文征”之价值，却也可以藉此理解刘咸炘编纂《双流足征录·文征》之意。

第一，凡引据必注明史源。双流旧志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沿袭旧文，出处不明，难以依据”。①刘咸炘：《推十文》卷四《复宋芸子书》，《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603页。刘咸炘发现“旧《志》所载古事，不注出典”，故《双流足征录》征引史料，“悉以有据为主。旧所已载，皆重为考录；其未知所出，则不敢据也”。②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序》，《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68页。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史料采择的总体原则是“有据”；二是为旧志所采的史料考辨出处。此举显然要耗费大量精力，亦甚见文献功底。如刘咸炘辑录宇文师献的材料，引用《宇文史君墓表》，便注明出自张栻的《南轩先生文集》。关于宇文师说的资料《赠银青光禄大夫宇文公墓志铭》则出于楼钥的《攻媿集》。③参见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16、1018页。如果把此举只看作是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体例，则可能没有完全体察到刘咸炘的良苦用心和学术旨趣——不止于编纂规范，更要追求文献的可信度，探究史料的生成次序。这里且举一例略作说明。关于五代蜀人张扶事，旧志这样写道：

张扶字子持，广都人，博学善文，为王建兵部郎中，凡书奏笺檄，建皆属之。建讲武星宿山，步骑三十万，谓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韩信而将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虽不才，自顾可驱策。”扶进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宗佶憾之，谕庖人置药而毒杀之。赠谏议大夫。④《双流县志》卷三《乡贤》，光绪三年（1877）刻本。

第二，补旧志之阙。《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收录了双流历史上的65位人物，有一人而采辑多条文献以备撰述者，极大地丰富了旧志中的人物资料。如关于宋人费士寅，《双流足征录》中收录了《攻瑰集》《止斋集》《玉海》《齐东野语》《四朝闻见记》等多部文献的相关记述。旧志关于宇文虚中的叙述，是用力甚大、较为丰满的一篇传记了，但主要根据明人钱士升的《南宋书》和《宋史·宇文虚中列传》。相比之下，《双流足征录》对宇文虚中传记资料的搜辑更加丰富，除了《宋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外，还有《靖康传信录》《秀水闲居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州集》《鲒埼亭集》《礼耕堂丛说》等，洋洋洒洒近两万言。刘咸炘于浩繁之文献中爬梳双流历史人物之史料，更见其博闻强记。

十月，讲武星宿山，步骑三十万。遂宴于行宫，谓左右曰：“得一二人如韩信而将之，中原不足平也。”宗佶跪曰：“臣虽不才，自顾可驱策。”兵部郎中张扶进曰：“陛下雄才大略，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宗佶小子狂妄，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宗佶憾之，谕庖人置药而杀之。扶字子持，广都人。博学善文，凡书奏笺檄皆属之。赠谏议大夫。⑤张唐英：《蜀梼杌》卷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4页。两相比较，旧志只是将张扶的籍贯、才华及其谏言王建之事的顺序前后调换，文字上稍加变化，但源于《蜀梼杌》则是一目了然的。《蜀梼杌》于前后蜀之史事记载“颇为详备”。⑥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蜀梼杌》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第587页。作者张唐英生活的时代距离五代尚近，故其撰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史者知方志之史源，自可逆流而上，于史事有更全面的认识。不仅如此，刘咸炘还在辑录《蜀梼杌》该段文字后写道：“《十国春秋》列传即用此。”⑦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2页。按，清康熙年间，吴任臣著《十国春秋》，记述五代十国之事。《十国春秋》卷四十二《张扶列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620页）叙事与《蜀梼杌》大同小异。文字虽少，所见却大。旧志援引《蜀梼杌》而不注出典，于传统方志编纂而言，自是约定俗成。刘咸炘探源寻流，言必有据，凡文必有所出的采撰宗旨恰可针砭此病，在由方志而为信史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结合民国史学史来看，刘咸炘引据必注出典的做法，倒是与陈垣提出的“史源学”精神暗合，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史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一大进步。

税收本意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任何偷税漏税行为不仅直接造成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减少，而且间接影响公民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享受。

旧志对张扶的才华、胆识、直谏以及由此招致的杀身之祸写得比较清楚，但遗憾的是未注明这段叙事的史源。刘咸炘考辨此段文字当出自北宋蜀人张唐英的《蜀梼杌》：

此外，《宋世族表》记郭氏、宋氏、邓氏、张氏、李氏、费氏、马氏、宇文氏。《著述考》录章詧、郭震、邓玉、宋若水、李嘉谋等23位学人的论著。《文征》甲编收录他方人为双流所作的作品，“以关地方事者为限。若与县人往来倡和之作，则多无关文献，不可胜收，不滥录也”；⑧刘咸炘：《双流足征录·文征》，《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61页。乙编收录双流本地人之论著。这些史料丰富了人们对于双流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后来修志者提供了大量可信的材料。这从《双流足征录》关于陆游诗篇的收录和甄别中可以得到确证。“古诗人留连吾县者，惟放翁为多。《旧志》仅取三首”，即《广都江上作》《广都道中呈季长》《过笮桥道中龙祠小留》，“盖但据杨氏《艺文志》，竟未翻全集也。今备钞之”。①刘咸炘：《双流足征录·文征》，《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63页。按，陆游之所以留下多首有关双流的诗作，与张縯有直接关系。张縯字季长，为陆游挚友。陆、张二人相识于南郑，同为诗人，又都是主战派。淳熙四年，张縯在双流。陆游前往看望，于途中留下诗作。另，杨慎的《全蜀艺文志》（刘琳、王晓波点校，线装书局，2003年）共收陆游诗作64篇。《过笮桥道中龙祠小留》见于《全蜀艺文志》卷十六，但《全蜀艺文志》中并无《广都江上作》《广都道中呈季长》两篇。刘咸炘关于旧志“但据杨氏《艺文志》”的判断恐非确论。当然，旧志于陆游有关双流之诗作阙遗甚多，也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旧志所录的《过笮桥道中龙祠小留》并不关涉双流，“笮桥乃成都城外之桥，非簇桥也。不宜录”。②刘咸炘：《双流足征录·文征》，《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64页。《双流足征录》增补了陆游的《自江源过双流不宿径行之成都》《过绿杨桥》《五鼓自簇桥入府》《夜宿二江驿》《牛饮市中小饮呈坐客》《双流旅舍》《之广都憩铁像院》《宿龙华山中寂然无一人方丈前梅花盛开月下独观至中夜》共八首有关双流的诗作。其中的诗句如“过县东驰十里遥，行吟不觉度谿桥。硙轮激水无时息，酒旆迎风尽日摇。半掩店门灯煜煜，横穿村市马萧萧。秦吴万里行几遍，莫恨尊前绿鬓凋”。③陆游：《剑南诗稿》卷五《过绿杨桥》，钱仲联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鸡鸣原前风折树，夜到双流雨如注”，④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夜宿二江驿》，第478页。依稀可见双流历史上的风物。

疑点有二：一则旧志何以得知柳震为会昌进士。尽管学界对司空曙生卒年尚有分歧，但司空曙活跃在唐大历（766—779）、贞元（785—805）时期，则是非常清楚的。会昌（841—846）是唐武宗的年号，从时间上看，司空曙得知柳震会昌中进士之事的可能性极小。但这不是问题的重点，因为旧志或许是从他处得知柳震会昌年间登进士第的。关键是第二点：柳震是双流人吗？旧志仅凭司空曙“白日双流静”中出现“双流”二字就断定柳震是双流人，是否可信？刘咸炘认为这样认定是不妥的。二江双流乃泛指蜀都，并非实指邑里。刘咸炘反问，按照旧志的逻辑，根据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抗峨嵋之重阻”之说，岂不是可以认为晋朝已有双流县的称呼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⑦今人注释司空曙的这首诗时，也不把“双流”解为双流县。文航生即称：“岷江上游由两水汇成，故云。旧时常以二江作为蜀地的地理标志。”（《司空曙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旧时修志，好泛录他籍之人以为本地增光。刘咸炘是以信史之眼光来编纂方志的，对于这种情况自是十分审慎。此类考论于修志、撰史皆是有意义的。

《旧志》收唐柳震，云是会昌中进士。据司空曙赠诗云：白日双流静云云。按：此诗题止云送柳震还蜀，不言是会昌进士。司空文明乃贞元朝士，先于会昌已五六十年，且何由知为双流人？二江双流，自是蜀都故实，词人采取以为词头，凡蜀都人皆可用之，本非实指其邑里，亦不绳以疆域。若据此以为县人，则亦将据左思之语，谓晋即有双流县耶。⑥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第981页。

第三，藉按语以纠谬。如前所述，《双流足征录》是一部关于双流的方志资料辑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是抄撮史料而已。相反，刘咸炘在书中时加按语，既有史事的考订，也不乏评论和判断。他撰《士女考》即声明“所采传志，有与正史异同者，则加考论焉”。⑤ 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士女考》，《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980页，第981页。旧志于本地人物中著录了唐人柳震，依据是唐大历诗人司空曙的《送柳震归蜀》：“白日双流静，西看蜀国春。桐花能乳鸟，竹节竞祠神。蹇步徒相望，先鞭不可亲。知从江仆射，登榻更何人。”对此，刘咸炘质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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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的考论也不限于《士女考》。《双流足征录·宋世族表》末尾记宇文氏之系谱，纠嘉庆《四川通志》之谬，便是非常经典的一例：

嘉庆《四川通志》引周必大题跋曰：蜀人宇文黄中以政和六年自右史除中书舍人，既兼修国史，又兼详定《九域志》，修《神宗宝训》。……为荥阳赵叡作《鱼计亭赋》，深得东坡、颍滨笔势。寻自秘阁校理迁太常博士……子旸字入（当作“乂”——引者）若，绍圣元年甲科，大观三年为郎，四年知同州，靖康中除少府监、左右正言、秘书少监，建炎间直龙图阁，提点江淮路铸钱。子泽终朐山簿，涣终奉议郎、通判沅州。……按：黄中即虚中。虚中无后，孙即绍节，何故有旸、涣等。及检益公题跋，乃知此本跋《鱼计亭赋》。赋乃虚中为赵叡作，跋文后半述赵叡及其子孙，自直秘阁校理以下皆叡事也。编通志者误连为一，可谓盲矣。①刘咸炘：《双流足征录·宋世族表》，《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1051页。

在教学中，教师不需要灌输太多高深的理论知识，学生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不一定要死记硬背许多“条条本本”，但必须知道出现问题该怎么办。药学专业的学生在未来职业生涯中，必须清楚了解药学系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教师在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加强问题设计，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内在动机，将问题作为学习的起点[6]。同时，向学生提供一些操作手册或工具书，供学生自己查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教师边讲解、边演示，找到问题关键所在，有的放矢进行指导，让学生自己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排除和解决，教学效果很好。

如图6所示，2株肠球菌的荷叶发酵上清液均能提升Caco-2细胞上清液中的抗氧化相关酶活性。其中，LF&WEFA23组的SOD、CAT酶活力均显著LF&WEHI01组(P<0.01，P<0.001)(图6A、6C)；而对于GSH-Px而言，LF&WEHI01组的酶活力则显著高于LF&WEFA23(P<0.001)(图6B)。

《宋史·宇文虚中列传》记载宇文虚中出使金国，为金朝显贵所恨，被告谋反，结果“虚中与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为之昼晦”。南宋淳熙年间，“赠开府仪同三司，谥肃愍，赐庙仁勇，且为置后，是为绍节”。②《宋史》卷三百七十一《宇文虚中列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29页。据此，宇文虚中后人中并无旸、涣，但《四川通志》却言之凿凿。刘咸炘检核周必大的《跋鱼计亭赋》，发现“寻自秘阁校理迁太常博士”以下，乃是赵叡之事。《四川通志》却把跋文开篇关于宇文虚中的生平和后半段有关赵叡的事迹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将赵叡之仕宦与子嗣视为宇文虚中之事了。

行文至此，尚有必要附带说明两点。一是，刘咸炘在编纂《双流足征录》的过程中，扩展搜集的范围，逐渐积累了大量有关四川历史文化的资料，并于1926年编纂了第二部方志著作《蜀诵》。③参见拙文《刘咸炘〈蜀诵〉的编纂体例与史学价值》，《蜀学》第6辑，巴蜀书社，2011年，第55—62页。二是，刘咸炘的这些方志编修活动与民国时期宋育仁主持修纂的《四川通志》具有直接的学术关联。1925年，刘咸炘致函宋育仁，信中写道：

以人物、艺文言之，吾蜀人文莫盛于宋时，而宋时方志一部无存。诸州县志，强半抄写《通志》而已。数典仅可及明，犹不能备。……今之当务，乃在广搜故籍，尤以文集杂记为要。必须聚数十人，尽一年半年之功，发书而求之。……去岁曾考敝县文献，亦仅就所见之书置册抄录，未为成编。其分篇序例，有发凡之意，容当抄呈以备采择。至于全蜀文献，读书之余亦偶有发见，或可裨益上海，但恐多是野人之芹、辽东之豕耳。如必以为可效，暇时再为写上。④刘咸炘：《推十文》卷四《复宋芸子书》，《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第603页。信中所说的“去岁曾考敝县文献”和“分篇序例，有发凡之意”正是指编纂《双流足征录》及反映各篇撰述思想的文字。宋育仁回应道：“近得刘鉴泉校理书，最相心印，披览群书，各有心得。”⑤宋育仁：《修志旨要续约》，载《重修四川通志例言》，成都昌福公司排印，1926年，第37页。按，此书封面题《重修四川通志例言》，版心署《重修四川通志体例》。书末龚维锜的《跋〈重修四川通志体例〉》言宋育仁“手创条例，以谂同事诸君，随时印发，积之渐久，或至遗忘。爰裒辑成册，重加校印，分贻乡邦硕彦，及于海内名流，共相商榷，知先生述作斯志之心”。另据相关史事和书中的方志学思想、学人交往，此册体例当出自宋育仁之手。《重修四川通志成书成绩表》中《参考应采书目》（一册）下注：“刘校理鉴泉撰”；《鹤山集摘录》也注明为“刘校理鉴泉辑”。⑥宋育仁：《重修四川通志成书成绩表》，载《重修四川通志例言》，第44页。1926年，《蜀诵·绪论》完成后，刘咸炘抄送给四川通志局，宋育仁“颇为赞许，手加评识，传观于局中”。⑦刘咸炘：《蜀诵·绪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802页。至1929年刘咸炘讨论《华阳国志》时，分析了作为局部之史的方志之于广袤的华夏大地不可或缺的意义在于“华夏地域广大，各方风土不同，历史之迹有当划方观之而后明者，横剖之史，正不可少，方志之体既正，此种史当渐兴耳”。⑧刘咸炘：《史学述林》卷五《〈华阳国志〉论》，《推十书》（增补全本）丙辑，第566—567页。这可以看作是对《双流足征录》和《蜀诵》的一种学理呼应。

1924年至1929年间，刘咸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深入地探讨了方志编修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尽管刘咸炘不像李泰棻、黎锦熙、甘鹏云、王葆心等人那样，撰写了冠名“方志”的论著，⑨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第411—422页。甚至也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但刘咸炘身体力行，于20世纪20年代编纂两部方志，并在方志编纂旨趣、体例、方志的史源学考索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的见解。20世纪30年代，以研究方志著称的傅振伦观察到因为“近世竞言整理国故，表扬国粹，于是方志之书，颇引起学者之注意”。但“旧志之如何整理？新志之如何编制？世人每苦无所遵从”。⑩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商务印书馆，1935年。这大致反映出其时方志编纂的兴盛和困扰方志学研究者的中心问题。而刘咸炘有关旧志的批评及其在《双流足征录》中表达的方志理论，恰恰是对“旧志之如何整理？新志之如何编制”这个令人“无所遵从”的难题的一种有效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