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镜鉴”是西欧中世纪时期的一种独特的文献类型，①“王者镜鉴”拉丁文为speculum principis，英译为mirror for princes。加洛林“王者镜鉴”与另一类镜鉴书——世俗镜鉴书并世而存，共同构成了加洛林镜鉴文化的主体。“以给统治者建言的形式呈现政治思想”。②H.Lagerlund ed.,Encyclopedia of Medieval Philosophy:Between 500 and 1500,Heidelberg:Springer,2011,p.791.西欧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在加洛林王朝，教会学者凭借在知识、学术上的垄断地位，掌握了经典的书写、阐释权，为世俗统治者写下大量的“王者镜鉴”。③按成书时间先后顺序以及写作对象主要有：凯西武夫（Cathwulf）的《书信集》（Epistle）、阿尔昆的《对话集》（Rhetorice）、斯马拉格德乌斯（Smaragdus）的《国王之路》（Via Regia），此三部是写给查理曼；奥尔良的约纳斯（Jonas of Orleans）的《王者的事业》（De Institutione Regia）被认为是写给阿奎丹的丕平（Pippin of Aquitaine）；赛都里乌斯·司各特（Sedulius Scotus）的《基督教统治者》（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写给中法兰克的洛泰尔二世（Lothair II）；辛克马尔的《国王的品格与王国的管理》（De regis persona et regio ministerio）及《宫廷管理》（De ordline palatii）分别写给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国王以及卡洛曼二世（CarlomanⅡ）。这些镜鉴为统治者提出修身治国之策，客观上起到资政作用，“为世俗王权的统治体系打下理论基础和支撑”，④W.Ullmann,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and the Idea of Kingship,New York:Routledge,2010,p.50.从而深刻影响了王权的实践。

第1天，将召开一个首次会议，受检方的主要人员参加。主检查员会给受检方一封认证通知函，告之检查的依据和检查员名单。之后，会要求受检方出具一个书面函件，确认本次认证的范围。同时，检查员出具另一个通知，要求受检方准备好所列目录中的资料，以便开展检查。

西方学者对“王者镜鉴”的探讨不断深入，覆盖文本、结构及意义等多个层面。初始时期，有学者对镜鉴书文本的年代进行了考证，如莱斯特纳的《斯马拉格德乌斯〈国王之路〉的日期及受众》。⑤M.L.W.Laistner, “The Date and the Recipient of Smaragdus’Via Regia”,Speculum,Vol.3,No.3(Jul.,1928),pp.392—397.还有学者较早地关注到爱尔兰镜鉴书的价值，如米切尔·史密斯的《爱尔兰文献中的“王者镜鉴”》，考察了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镜鉴书作家群体。⑥R.M.Smith,“The Speculum Principum in Early Irish Literature”,Speculum,Vol.2,No.4(Oct.,1927),pp.411—445.艾波·汉迪的《西北欧的“王者镜鉴”650—900年：新伦理规则的演变》，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陆和爱尔兰学者均忽视对方的研究成果。⑦A.Handy,The Specula Principum in Northwestern Europe,A.D.650-900:The Evolution of a New Ethical Rule,Ph.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2011.德国学者汉斯·安东的《加洛林时期的“王者镜鉴”和统治》对加洛林“王者镜鉴”的研究最为系统。⑧H.H.Anton,Fürstenspiegel und Herrscherethos in der Karolingerzeit,Bonn:Ludwig Röhrscheid,1968.近年来，数据分析法受到学者重视，如丽莎·布雷德斯的《王者与苏丹镜鉴：关于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统治艺术的劝谏》，用统计方法考察了西方镜鉴书与伊斯兰镜鉴书的异同。①L.Blaydes,J.Grimmer and A.McQueen,Mirrors for Princes and Sultans:Advice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in the Medieval Christian and Islamic Worlds,Stanford University,Mimeo,2014.在国内，除王晋新、刘颖的《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一文，②刘颖、王晋新：《一部奇异家书：西方学界关于多达〈人生指南〉研究的启示》，《古代文明》2015年第4期。鲜有学者关注这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

本文从总体史的视角，在加洛林“王者镜鉴”产生的文化土壤、历史背景研究的基础上，对镜鉴书之于加洛林王权的意义作初步研究，以求教方家。

一、丰厚的文化根基：加洛林“王者镜鉴”的文化起源

在加洛林“王者镜鉴”中，对王者的正义、美德、节制、善良等道德要求，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古典时代的作家亦普遍关注统治者个人的品行、才德问题，二者有相通之处。较系统全面地论述君主权力并对君主进行道德劝诫的著作有塞涅卡（Seneca）写给尼禄皇帝的《论仁慈》（Clementia）。塞涅卡认为在君主所有的美德之中，“仁慈最为重要”，“仁慈乃通向安全之路”“,仁慈还给统治者带来荣誉和赞美”。塞涅卡甚至认为，王与僭主的差别在于仁与不仁。③Seneca,Moral and Essays,trans by J.F.Procopé and John M.Coop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2,137,141,143.因此，他十分关注统治者在道德上的修为与统治者权力增进之间的关系。普鲁塔克（Plutach）的《道德论集》（Moralia）中强调“善”对君主统治的重要性，以君主之德性带动整个社会营造良好的风尚。此外，西塞罗在其《论责任》一文中揭示了统治者的“四美德”，即“智慧、正义、勇气与节制”，认为正义是其它三种美德之基础。④Cicero,De Officiis,tran by Walter Miller,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古典作家之所以重视统治者的才德、品行，是由于统治者个人的素养对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君主的美德带来统治的有序性，具有现实的政治考量。加洛林时期为稳定社会秩序，对统治者有着同样的道德期许。

加洛林“王者镜鉴”的第二个源头，可以追溯到拉丁教父的论述。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与帝国加速整合，特别是395年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基督教伦理深刻地重塑了罗马文明。教会学者提出了教会意义上理想的君主模型，并在实践中直接对统治者的不当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和惩罚。例如米兰主教安布罗斯（St.Ambrose）因为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 I）血腥镇压萨洛尼卡（Thessalonica）起义，禁止他进入米兰教堂，并要求他进行公开忏悔。最后狄奥多西一世迫于压力，承认对萨洛尼卡人的暴行。安布罗斯的《论责任》在题目和“四美德”准则上模仿西塞罗，⑤Ambrose，De Officiis:Volume One,Introduction,Text and Translation,ed.I.J.Davids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系统阐释了基督教道德，不过安布罗斯以基督教信仰为基础，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著作目的在于通过让世俗王权践行教会意义上的美德，促进基督教传播。奥古斯丁在其《上帝之城》中认为，基督教皇帝只有公正地统治才能获得荣誉。他提出“如果那些基督教皇帝公正地统治，如果他们把自己的皇权用做最大可能传播对上帝的崇拜，那么他们是幸福的。……如果他们慎用惩罚，多用宽恕，……并用仁慈弥补残暴的惩罚，那么他们就是幸福的”。⑥Augustine: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trans by R.W.Dys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231—232.奥古斯丁对王权的论述神学色彩浓厚，但是对王权的道德约束诸如正义、慎罚、仁慈等准则，具有劝诫统治者从内在品德约束王权外在实践的意涵，被认为是基督教“王者镜鉴”的典范。⑦Encyclopedia of Medieval Philosophy:Between500 and 1500,p.792.在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加洛林时期，由于“东、西部联系的弱化，有关古代基督教政治权力的思想……很大程度依赖拉丁教父的著作”。⑧F.Oakley,Kingship the Politics of Enchantment,Oxford:Wiley-Blackwell,2006,p.89.这些著作被加洛林镜鉴书作家广泛援引。

此外，加洛林“王者镜鉴”深受爱尔兰文化影响。爱尔兰孤悬海外，置身于罗马帝国崩溃乱局之外，并躲过了第一波蛮族西侵带来的战祸。稳定的政治环境，给爱尔兰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基督教与爱尔兰世俗王权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在这里诞生了中世纪第一部“王者镜鉴”，即伪西普里安（Pseudo-Cyprian）的《尘世的十二种恶行》（Duodecim Abusivis Saeculi）。①有大智者却无作品留世、人老却无信仰、年轻人不恭顺、为富不仁、妇女不谦恭、贵族无德、基督徒好争斗、穷人好虚伪、王者不义、主教疏忽大意、社会失序、民众目无法纪。参见：Rob Meens,“Politics,Mirrors of Princes and the Bible:Sins,Kings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Realm”,Early Medieval Europe,Vol.7,No.3(Nov.,1998),p.349.该著第九条便是关于对王权统治的道德要求，告诫基督教国王在践行王权时要公平正义。这条针对国王的道德要求，被认为是理想的君王指南。②W.Falkowski,“The Carolingian Speculum Principis:the Birth of a Genre”,Acta Poloniae Historica,Vol.98(2008),p.11.爱尔兰镜鉴书强调正义是王权的法理基础，是国王统治伦理中的最重要的内容，所以在加洛林“王者镜鉴”中得到大量引用。③例如辛克马尔在《宫廷管理》的第六章提及西普里安。Hincmar,De ordine palatii,in David Herlihy,ed.,The History of Feudalis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79,p.212.

有关“四美德”的论述。加洛林镜鉴书作家参照了西塞罗等的论述，应当代统治者要求而阐发。如阿尔昆在其《对话集》中对美德的阐释，是应查理曼的要求而写，⑧瓦拉赫认为阿尔昆的《对话集》和他的《罪孽与美德》（De Virtutibus et Vitiis）相似，都是对统治者的镜鉴、劝诫书，风格、话语也相似。不过一个写给查理曼，一个写给布列塔尼边疆伯爵维多（Wido）。参见L.Wallach,Alcuin and Charlemagne:studied in Caroling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p.48.阿尔昆向其回答了何为美德，即“思想上完美，性格上威严，生活中有理性，习惯上追求卓越”，并论述了“四美德”即智慧、公正、勇敢、节制的具体内涵。⑨The Rhetoric of Alcuin and Charlemagne,trans.Wilbur Samuel Howel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146—151.而斯马拉格德乌斯的《国王之路》中关于“四美德”的论述，⑩他除了给国王写了此镜鉴书外，还为修士编订一本称为《修士之冠》（Diadema monachorum）指导教会人士道德修为的著作。更多地强调通过基督教道德和准则的约束，试图将世俗王权纳入到教会的轨道中，“引导路易皇帝走出王国管理的困境，表明路易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实现自我的救赎”。⑪M.E.Moore,A Sacred Kingdom:Bishops and the Rise of Frankish Kingship,300-850,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2011,p.291.因为在斯马拉格德乌斯的理解中，理想中的国王是个准教士，是一个宗教人物，王权变成了一种神职，为基督教王权立下准则和规矩。

二、加洛林“王者镜鉴”的兴衰：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

丕平家族通过一系列努力，于751年推翻了前朝的统治。以后历经几代贤王，特别是矮子丕平和查理曼的开疆扩土，到9世纪初建立了几乎覆盖整个西欧的大帝国。在宗教上，矮子丕平通过教皇的加冕，实现了俗权与教权在法理与实践上的相互扶持。8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加冕，标志着崭新的基督教神权帝国的建立。在文化上，加洛林“文艺复兴”在查理曼、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几位统治者“文治”政策推动下，到9世纪中叶达到高峰。加洛林统治者一系列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教会学者在背后支持，特别是镜鉴书作家的理论支撑。

第一，“王者镜鉴”满足了加洛林早期王权合法化以及巩固统治的诉求。丕平家族尽管在政治上经过长期准备，但对751年废黜墨洛温王系并取而代之的重大事件，一直讳莫如深。④C.B.Bouchard,“Images of the Merovingians and Carolingians”,History Compass,Vol.4,No.2(Jan.,2006),p.299.例如在由助祭保罗（Paul the Deacon）所写《伦巴德人史》和查理曼的妹妹吉斯拉（Gisela）编写的《梅斯早期年代记》中，⑤Gisela,Annales Mettenses Priores,in Paul Fouracre and R.A.Gerberding,Late Merovingian France:History and Hagiography,640-720.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6. 均没有提及这一事件，官方也有意隐匿这一历史变故。⑥Clausula de Pippino于767年矮子丕平去世以后，最早记载了这一事件，参见C.B.Bouchard,“Images of the Merovingians and Carolingians”,p.304.这种情况给予教会学者在王权理论特别是合法性问题上巨大阐释空间。为了在政治、经济上迎合统治者，大多数教会学者作出了支持当政王者的理论建构，并将加洛林统治者比作《圣经》中的贤王或罗马帝国的有道明君，⑦例如，在赛都里乌斯·司各特的《基督教统治者》中，频繁提到加洛林国王以《圣经》中的大卫、所罗门为榜样。大卫：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trans by R.W.Dyson,New York:The Boydell Press,2010,pp.42,53,55,57,73,77,119,133,171,177；所罗门：pp.42,53,55,57,71,73,125.寄托了教会学者理想中的基督教统治者形象。例如，凯西武夫认为《旧约》中的国王应是查理曼效仿的对象，他视法兰克国王为“上帝的代理人”，认为“国王拥有管理上帝子民的实际权力”，而主教的权力是“上帝通过国王授予主教”，⑧W.Ullmann,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and the idea of kingship,pp.49—50.即“国王是上帝的代理人，而主教则是第二位，基督的代理人”。⑨E.H.Kantorowicz,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77.阿尔昆认为查理曼既是国王也是教士，是一个不朽的、最高统治者。⑩K.F.Morrison,The Two Kingdoms:Ecclesiology in Carolingian Political Though,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p.29.因此，加洛林早期镜鉴中普遍阐释王权的合法性问题与现实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而中晚期的镜鉴书，则更多提及教导国王如何统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修为等统治伦理问题。

离开了白云寺院，照理当成为一个脱离了樊篱的人，就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风影应当自由自在才是，可是他反而变得郁郁寡欢了。也许是他刚出山门，就碰到了令他终生头痛的事，娶了红琴做老婆，她却被一个淫贼破了瓜，而且还产下了孽种。女儿取名叫林燕，叫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除此之外，令风影感到郁闷的还是他对白云寺中和尚生活的习惯，还有对师父及其他人的怀念。人是奇怪的动物，癞子在时怨癞子，癞子走了想癞子，或者说夏天太热就喜欢冬天，冬天太冷就喜欢夏天。

第二，加洛林王权与帝国面临现实问题，需要镜鉴书在理论上给予支持和解答。加洛林王朝中晚期，内忧外患十分频仍，政治竞争对手之间通常以道德问题相攻讦，①例如830年代帝国内讧，虔诚者路易政敌打着皇后朱迪斯风评不佳的旗号。因此加洛林统治者对于道义上占得先机的需求十分迫切；加洛林中后期帝国逐渐走向分裂造成的乱局，军事上外战与内战四起，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也亟需解决。

反映在镜鉴书中，教会作家关注战争中的道德问题。他们支持正义之战，特别是传播基督教的“圣战”。加洛林早期开疆拓土的过程，同时也是传播基督教的过程，但帝国后期发生的内讧，以及维京人、斯拉夫人、马扎尔人的入侵，使法兰克王国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战祸之中。危局之下，社会中的犯罪、目无法纪的暴力行为大量增加，统治者固然需要通过立法制裁作乱者，但也要依靠道德教化。加洛林早期统治者需要教士在文化上的支持，以发动一场旨在传播基督教、提高民众素养的文化复兴运动。因此，“王者镜鉴”需要解决战争伦理问题，社会治安中除暴安良问题，以及文化改革中的具体问题。辛克马尔《国王的品格与王国的管理》一书，认为扩张战争是正当的。由于周围有邪恶的民族，以上帝名义发动战争并不是罪孽。②R.S.Stone,Masculinity,Nobility and the Moral Instruction of the Carolingian Lay Elite,p.53.775年，凯西武夫写信给查理曼，正在加洛林“文艺复兴”前夕，对于指导查理曼延揽什么样的学者到大陆以及构建起何种样式的王权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加洛林政治思想和王权研究上意义重大。③M.Garrison, “Letters to a King and Biblical Exempla:the Examples of Cathwulf and Clemens Peregrinus”,Early Medieval Europe,Vol.7,No.3(Nov.,1998),pp.306—307.

4.3.1 学生层面（1）激发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文化选修课的开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了解本民族数学传统的机会，还有助于学生认识数学发生、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人类从数学角度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培养求知、求实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体会数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应用性和广泛性。这样，学生必然会对数学产生学习兴趣，真正喜欢数学，并认真学习数学。

第三，加洛林政治晚期形势与镜鉴书的衰落。加洛林君主个人的品行及遭遇成为影响王权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因此早期王权的个体特征决定了镜鉴书发展的空间。在秃头查理以后，加洛林王朝陷于类似墨洛温王朝末期的怪圈，几个法兰克王国都走向衰败，虽然西法兰克王系勉强维持到987年，但实际王权早已落入他人之手。王权的衰微反映在“王者镜鉴”的书写方面。自辛克马尔的《宫廷管理》以后，镜鉴书写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空白期，直到13世纪加佩王朝走向强大以后，类似于加洛林“王者镜鉴”的政论著作才又得以问世。④John of Paris,On royal and papal power,trans by J.A.Watt,Toronto: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1971.

三、关涉主题：以道德观、战争观、统治观为例

第三，国王统治艺术。统治的艺术涉及王权的实践，是实现教会所规制王权统治理念所凭借的方法问题。关于加洛林王权应如何运行、应遵循哪些原则，又如何实现，加洛林镜鉴书作家有自己的理解。正如司各特所认为“世上没有什么比在乱世中统治一个国家更难了”。⑦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63.

加洛林镜鉴书中占据了最大篇幅的是君王要遵循的道德原则问题。其中包括了若干具体要求，诸如惩戒失德君王、王者自我约束、“四美德”等内容。

司各特是9世纪中叶为避维京人侵袭之灾祸东渡法兰克的爱尔兰教士，尤其关注战争中的道德问题。他在《王者的事业》中写道：“尘世的王国能通过战争获得吗？恰恰相反，武器和战争的隆隆声就是不稳定之所在。因为没有什么比军事征伐更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结果却捉摸不定，更不能稳保得胜，高贵者常被籍籍无名者打败，命运无常之轮转有时加诸双方：他们都期盼得胜但结果落得损兵折将。又有多少罪恶在假借和平之名号发生呢？甚至当良善之人抱定和平之念，但奸邪之人因恶意建言将其（和平）演变为一场狂风骤雨般的动荡，因此战争即动乱，而和平不常有。”①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65.司各特还在道德上谴责拒绝和平之举，“有些人因为接触了尘世的幸福以及虚荣心的膨胀而变得傲慢起来，他们全然不惧轻蔑地拒绝敌人提供的和平，也不惧怕继续从事不义的战争”。②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168.不过，司各特虽强调和平的意义，但是他接受“在最必要和正义事业下的战争”。③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168.

对“无道昏君”的惩罚，除了忏悔、废黜外，还有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君主昏庸，不仅会导致国家大乱，而且会天降异象，以天灾人祸来惩罚失德君王。例如，凯西武夫认为君主有道则“风清云散，河清海晏，汝将是幸运民族之主，汝敌人将匍匐在汝之面前”。⑦J.Story,Letter of Cathuulf to Charlemagne,p.15.奥尔良的约纳斯写道，国王昏庸无能就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心爱之人离去，野兽横行乡里，暴风骤雨搅得天昏地暗，雷暴把土地连同其上的果实化为焦土，敌人将掠夺王国大片土地”，而有道之君就如《圣经》中的大卫王，带来“和煦的天气，风平浪静的大海以及富饶的大地”。①Jonas of Orélans,A Ninth-Century Political Tract:The Deinstitutione Regia of Jonas of Orleans,p.16.

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的真实存在，它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地点、建筑、场所、实物、器物等)，其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历史性、空间上的地理性，更具有文化上的最为基本的民族性[9].即任何文化都有自己发生和存在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空间，超时间、超空间、超人群的文化是不存在的、不可思议的[10].由此得出，传统武术的传承空间应具有一定的场所或学校、社区等条件给予支撑.

王者自我约束、管理的思想。司各特认为，国王应该公正、宽仁；不听信奉承；努力避免发怒、骄傲和贪婪。国王只有管住自己才能去管理他人。他提出国王可以通过六种途径实现自律。⑤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p.58—61.而辛克马尔认为，“国王”之名从理智上代表他应该担当所有臣民“矫正者”之责，“他自己的道德没有改善之前，能够改正陷入邪恶之人的道德吗？正是由于国王的公正，王位因而高贵；通过真理，对人民的管理才得以强而有力”。⑥Hincmar,De ordine palatii,p.212.加洛林“王者镜鉴”作家反复强调王者的自省、自律、自我管理，⑦中世纪早期的卡西多里乌斯（Cassiodorus）、大格里高利、伊西多尔（Isidore）等也持此种观点，强调国王的统治取决于“国王个人的自律”。参见J.M.Wallace-Hadrill,Early Germanic kingship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70,p.3.其意图是希望国王通过自律与自省引领整个王国的精神世界，以自己的道德垂范作用，净化俗世社会的风气，实现王国善治。

在赛都里乌斯·司各特的《基督教统治者》中也有类似君主无德就会受到自然惩罚的描述。②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192.而加洛林史家记录了在帝国中期内讧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灾人祸，③如《圣伯丁年代记》在843年记载，由于内战，高卢地区匪盗横行，加上农业歉收，所以农民只有将泥土掺入面粉中裹腹。The Annals St.Bertin,pp.55—56.则印证了镜鉴书作家有意利用天降灾害警告蓄意引发内讧的国王，要时刻警惕责罚。例如，805年秋季查理曼写给列日主教加尔巴德（Ghaerbald）的一封信中提到帝国由于统治不利而受到饥荒、瘟疫、战争的威胁。“帝国任何一寸土地都离奇、反常的贫瘠，饥馑之灾威胁生灵。此外，严酷的气候对农作物尤为不利，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瘟疫，与边境地带异教徒持续不断地战争”。④P.D.King,Charlemagne:Translated Sources.Kendal,1987,p.245.这一定程度反映了王者失德受惩戒思想渗入到了君王的思想中。

综上，加洛林“王者镜鉴”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典文化、拉丁教父著作，并受到爱尔兰镜鉴书的直接影响。除上述三个外部因素的影响外，加洛林王朝内部政治形势和需要推动了镜鉴书的发展，亦导致其走向衰落。

加洛林“王者镜鉴”第二大主题是战争中的王者道德。中世纪早期王权大部分活动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加洛林早期的军事扩张一直持续到萨克森战争之后，而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新的入侵以及内乱，很少有年份没有征战，因此，君主在战争中的道德问题受到加洛林镜鉴书的关注。

王者失德受惩罚的思想。奥尔良的约纳斯认为，如果统治者本人及其臣属不能公正统治和管理，那么统治者就不能享有王者的称号，甚至有可能被废黜王位。⑤虔诚者路易被废黜事件，参见The Annals of St-Bertin,trans by J.L.Nels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pp.26—28.“国王统治要公正，如果他能虔诚、公正、仁慈的统治，那么他值得被称为国王。但如果他抛却这些，那么就应该失去国王的称号”。⑥Jonas of Orélans,A Ninth-Century Political Tract:The Deinstitutione Regia of Jonas of Orleans,trans R.W.Dyson,Smithtown,N.Y.:Exposition Press,1983,p.14.

此外，在其他镜鉴书中，奥尔良的约纳斯认为战士在走向战场前应该祈祷。⑤R.S.Stone,Masculinity,Nobility and the Moral Instruction of the Carolingian Lay Elite,London:King's College London,2005,p.62.对加洛林镜鉴书作家而言，加洛林统治者应追求和平，但基督教国王发动正义的战争是维护秩序的必要手段。不过，他们同时警告统治者不应穷兵黩武。因此，镜鉴书作家对战争的态度复杂，他们反对不义的内战，⑥在辛克马尔写给日耳曼路易的信件中，使用了诅咒的话语，可知他对858年日耳曼路易（Lious of German）入侵西法兰克王国的态度：“你这人，哦，国王，做了那些我们听说会受到地狱烈火惩罚之事，你的军队对我们领土的伤害和痛苦，诺曼人都无出其右。基督子民互相争斗，基督国王互相拼杀，兄弟阋樯。你那曾经神圣的日耳曼将受到天谴。”E.S.Duckett,Carolingian Portraits:A Study in the Ninth Century,pp.215—218.但如果是符合本方利益，就会寻求必要的理由支持君王。

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强调课程的目标和内容聚焦于语言文字运用，突出实践性和综合性特点，要求学生在阅读和表达的实践上下功夫。

辛克马尔亲历了帝国分裂、内战以及外族入侵带来的战祸，他认为国王处死造反者以及在“正义”之战中杀死敌人是正当的，贵族“在有关战事以及国王和王国形势的事务上，祈求上帝的怜悯”。④Hincmar,De ordine palaii,p.225.

加洛林“王者镜鉴”在写作时代背景及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上虽有不同，但有共同关注的命题。首先是关于统治者美德的论述；其次是战争中的道德问题；其三是对王者统治的方式予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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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教师应该将传统的决策者、宣讲者、灌输者的角色转化为教育教学中的引导者、主导者上来，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信息平台主动服务于高等职业院校教学实际，为学生建立起高效率、高质量学习和建构的情景，将教师决定作用和评价者功能进一步弱化，将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价值目标更多地放在为学生学习、提升和发展服务环节之上，让学生获得教师全面评价、科学引导和系统支持，形成适于高等职业院校教育实际的师生关系，更为顺畅地搭建起高等职业院校教育教学中良好互动的载体和平台。

国王选任辅佐及官员要依其才德。加洛林王朝虽没有建立一套稳定的官僚选任体系，但是镜鉴书作家普遍认为，既要根据其智慧、才能，也要基于美德。关于任命宫廷官员、伯爵，凯西武夫曾向查理曼建议，应该“从城市和修道院中选择善良和智慧的官员”。⑧Cathwulf,Letter of Cathuulf to Charlemagne,p.7.约纳斯认为：“那些被任命在国王手下工作的人，必须对国王无威胁。必须明白他们虽被赋予官职，但他们与普通百姓地位无异，他们必须对待民众仁慈、公正，不能在民众面前张扬跋扈亦不能剥削他们，更不能为了自己的虚荣罔顾民众利益。”⑨Jonas of Orleans,De Institutione Regia,p.25.辛克马尔的《宫廷管理》中，提出关于国王选任官员基于美德的理念，引用了爱尔兰伪西普里安的理论，“殿下应该了解所提拔的官员”，“应当选任憎恶贪婪而秉持公正的伯爵和法官。伯爵和法官应当以同样的方式行使管理职责，在其下选任有相似美德的官员。处在任何级别和官职之人被赋予权职时，应在上帝的支持和协助下拥有管理的美德”。⑩Hincmar,De ordine palaii,pp.210,214.

镜鉴书作家不仅在意国王如何选任官员，还十分关注王室，特别是国王对配偶的选择。因为王后的性格、背景等对于平衡国王的个人品质极为重要。加洛林时期，发生了著名的洛泰尔二世离婚案件，使得镜鉴书作家更加重视国王对王后的选择。司各特认为国王“应当选择地位高贵、漂亮、富有，而且在美德方面要忠诚、精明、顺从”的配偶。⑪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pp.77—79.王后还担当国王的顾问，协助国王完成管理职责，特别是宫廷事务的管理。辛克马尔就认为，“宫廷的良好管理，特别是王室的威严，以及对官员每年一度的礼品赠送（除了马匹的食物、水的供应）的职责属于王后”。⑫Hincmar,De ordine palaii,pp.219.

四、加洛林“王者镜鉴”的历史意义

“王者镜鉴”代表了加洛林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与王权密切相关的道德、战争、统治问题认知的最高水准，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的发展理路。加洛林“王者镜鉴”的出现，契合了教、俗双方的利益诉求，故几乎在每一任加洛林国王在位时期都有新的镜鉴书出现，并在这个王朝中期发展至巅峰。

每一部镜鉴书文本都具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从写作动机上看，学者希望统治者以《圣经》中的人物、罗马伟大帝王、加洛林先王为效法对象，提升统治者的道德修为与统治能力，进而将王权纳入教会的轨道；在写作主体上，均是与国王、宫廷有密切关系的学者，参与到王国的具体事务中，如阿尔昆、辛克马尔等，他们既是重要的教会学者，也熟悉王国管理事务。他们的劝谏书或者建议，对国王统治、管理活动有直接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王权的实践；从受众看，主要是少年王子及成年帝王等统治者，实际上，镜鉴书作家为规范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秩序，还给教士、世俗贵族写了道德规劝书，试图将整个社会纳入到基督教的规范和秩序中。从前后发展的对比上看，加洛林早期与中晚期的镜鉴著作之间具有延续性，但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以及要解决的实践问题的不同，故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

加洛林“王者镜鉴”在王权理论及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罗马帝国末期开始，以奥古斯丁、安布罗斯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已经以《圣经》中的人物为标准，提出若干对罗马帝王在国家治理上的道德要求。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大混乱后，这种为世俗统治者撰写镜鉴书的传统在爱尔兰修士那里保持得最为完整。随着大陆加洛林王朝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及文化上的复兴，“王者镜鉴”得以发扬光大。在又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衰落后，①W.Falkowski,“The Carolingian Speculum Principis:the Birth of a Genre”,p.26.经索尔兹伯里约翰的《政府原理》、②John of Salisbury,Policraticus,trans by C.J.Nederm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巴黎约翰的《论王权与教皇权》，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发展到顶点。因此，就其讨论的主题和出发点来看，加洛林时期的“王者镜鉴”，可与这些中世纪中晚期著名的政论性著作相提并论，在政治史、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应被忽视。在近代政府管理理论诞生之前，“王者镜鉴”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作用。

不过，“王者镜鉴”亦有局限性。教会意义上的道德与世俗王权的期许特别是实践，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世俗王权在中世纪前期尚需要镜鉴书的资政作用，而到中世纪中后期，更多地反映出挣脱与违逆。俗权逐渐构建起了符合俗世统治者利益的道德统治伦理，镜鉴书在资政上的作用越发不明显了。而且以基督教道德教化为主要形式的镜鉴书，是用来帮助统治者行为的过渡与转型，即“从前基督教传统，一个仅仅是用虔诚的基督教粉饰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完全基督教化的公正理想以及基督教化的世俗领导道德，但当这个过程一旦完成，镜鉴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就下降了”。③A.Handy,The Specula Principum in Northwestern Europe,A.D.650-900:Then Evolution of a New Ethical Rule,p.254.所以，根据相关学者所使用的文本统计，发端于中世纪早期的镜鉴书，宗教性的内容不断降低，而俗务内容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最后流变为一种纯粹的政论著作。④L.Blaydes,J.Grimmer,A.McQueen,Mirrors for Princes and Sultans:Advice on the Art of Governance in the Medieval Christian and Islamic Worlds,p.34.随着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运转更多地依靠成熟的组织和制度，政治理论中对统治者的德性要求下降，转而在追求专业知识、技术上不遗余力，也最终降低了镜鉴书的存在空间。

病理学是一门医学主干课程，通过对病变形态的观察研究病变发生发展的本质，为学生向临床领域过渡打下牢固基础。病理实验是病理学教学的重要环节，而实验报告是其重要的教学手段，它是衡量实验教学效果的主要依据，也是师生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病理实验报告的改革也是我们探索如何提高实验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数字切片网络教学[1-3]等在我校病理实验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我们充分利用已有条件，结合实际情况并参阅文献[4-8]制定了符合学情的电子实验报告，现就在应用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