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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史学思想中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路

更新时间:2009-03-28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著名哲学家,他在数理逻辑领域中的思考,为20世纪分析哲学奠定了基础。格雷林认为,罗素“对哲学的贡献比起他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来要重要得多。哲学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从罗素身上却获得一个整体框架”。A·C·格雷林:《罗素》,张金言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1—2页。除了在数学与哲学领域的贡献外,罗素对历史问题也有独到见解。他的史学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1904—1914年协约国的政策:答复吉尔伯特·莫瑞教授》《自由与组织:1814—1914》与《西方哲学史》等专著, Bertrand Russell,German Social Democracy,London:Longmans,1896;Bertrand Russell,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1904-1914:a Reply to Professor Gilbert Murray,Manchester:The National Labour Press,1916;Bertrand Russell,Freedom and Organization,1814-1914,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34(.中译本可参见罗素:《自由与组织》,陈瘦石、陈瘦竹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以及《论历史》《怎样阅读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理论》与《人类的未来》等论文中均有体现。具体参见罗素:《论历史》,何兆武、肖巍、张文杰译,三联书店,1991年。

家族企业有自己人接班、内部提升和引进职业经理人三种不同的接班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成功的案例,有不乏像韦尔奇这样出类拔萃的内部继任者,也有像IBM的郭士纳和HP的菲奥里纳等这样杰出的“空降兵”。但从忠诚和能力两个维度分析,还是可以看出它们有不同的优劣势。具体选择哪一种接班模式,家族企业需要充分考虑内、外部因素及其对能力和忠诚两个维度的影响。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家族企业规模、家族化程度等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影响因素有很大的变化,从而需要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的接班模式。

国外关于罗素的研究已积累了众多成果。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罗素档案馆收藏了大量的罗素信件与手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罗素研究中心”及“罗素学会”,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期刊——《罗素》(Russell:the Journal of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研究大多集中在数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以及和平思想等方面,相较之下,学者们对罗素史学思想的阐释并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讨论中,悉尼·胡克的研究尤为关键。他认为罗素的历史学思考是反思式的。Sideny Hook,“Bernrand Russell’s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Paul Arther 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Chicago:Open Court,1944,p.675,p.647.与此同时,胡克也指出罗素的数学和哲学思想对其史学思想产生了影响,认为罗素在数理逻辑方面成就卓著,这使其在考虑另外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运用了同一种思维模式。Sideny Hook,“Bernrand Russell’s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Paul Arther 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Chicago:Open Court,1944,p.675,p.647.另外,肯尼斯·斯通克认为罗素的历史学作品中蕴含了辉格派的史学观念,而这一情况与其家庭出生、社会交往有关。Kenneth R.Stunkel,“Bertrand Russell's Writings and Reflections on History”,Journal of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Vol.21,2001,p.132.对此,柯克·威利斯也表赞同,在他看来,尽管罗素对现实充满着忧思之情,但其终究信奉历史进步的观念,认为从专制走向民主,从野蛮走向文明以及从迷信走向科学是值得期望的。Kirk Willis,“Bertrand Russell on Histor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Moral Science”,in Bernard P.Dauenhauer,ed.,At the Nexus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0,pp.116—137.

如今,互联网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互联网+”传统行业从技术和模式两个方面对传统行业带来了深刻变化,能源互联网正是借鉴了互联网共享、跨界、平台等发展理念,实现互联网与能源系统的深度融合,促进能源商业模式创新[33]。

国内关于罗素的研究也较为充分,除了探讨其数理哲学方面的见解外,罗素的史学思想也得到了关注。比如冯崇义:《罗素历史哲学述论》,《历史教学》1992年9月,第10—13页;徐圻:《罗素的“史学非科学论”和“历史非决定论”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17—22页;陈颖:《试论罗素的史学审美思想》,《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第78—83页。其中,何兆武的《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是代表性的论文。该文从历史学的性质、历史中的人、多元的人性论、人文主义理性及历史知识的价值等几方面入手,系阐述了罗素的历史哲学思想,展示了“反思的历史哲学”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及“分析的历史哲学”。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罗素:《论历史》,第1—40页,第12页,第26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对罗素史学思想的讨论通常只是就其历史观、史学观、史学研究方法等不同方面进行探讨,并未把罗素的史学思想与他在其它领域,特别是数理逻辑上的思想作一个综合性分析。

子宫内膜炎是哺乳动物生产后比较常见的并发症,如果对该疾病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会严重影响动物的配种,易诱发动物流产、不孕等。近年,动物子宫内膜炎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通常临床上在动物产后进行产后康的注射,但是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如果使用鱼腥草、益母草、当归等中草药配伍形成的热毒康制剂进行注射治疗,其治愈率高达80%以上。如果鱼腥草与青霉素配伍对患有慢性子宫内膜炎的动物进行注射,效果也比较显著。

作为数学家与哲学家的罗素提出了逻辑原子主义观念,其中包含着鲜明的数理逻辑特质,它的逻辑分析方法促进了后来的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通过梳理罗素的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他在史学领域中的观点与其哲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本文试图将罗素在以上两方面中的思考结合起来,从历史推动力、历史规律及历史知识的价值三个重要方面入手,分析其史学思想中的逻辑原子主义理路。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罗素对“多元”备加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存在着多种认识历史的方式,或者接受各种不同且相互矛盾的世界观并存于世。在罗素的心目中,历史学多种多样,但历史却是唯一的,它与世界的唯一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因此,罗素笔下的“多元”仅是指作为历史推动力的多种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以由其他因素函数推导得到。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因素都是独立的,缺一不可的,任何一个因素均不会是另一种因素作用下的直接或者间接结果。另外,还需注意的是,罗素甚至认为各个因素间不存在先后、轻重之别,它们最多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下有着不同的权重而已,比如说统治权力的欲望并不从属于物质财富的欲望,人们对于权力的运作并不一定随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一、历史推动力与逻辑原子主义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罗素指出任何命题中的逻辑词、谓词连接了专词,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而只存在相关性。另外,罗素认为数理逻辑可以完全给出形式逻辑所有原则的证明,可是这些证明都仅仅指向逻辑,它们只能描述相关性,而不能描述因果性。

罗素在历史推动力的问题上持多元主义观点,与其对人性的看法有关。在他看来,三种推动力其实对应着人类的三种欲望。与历史推动力多元且不可化约的特点一样,“罗素……把人类的天性最后分解成为三个不可再简约的组成部分”,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罗素:《论历史》,第1—40页,第12页,第26页。它们分别是占有欲、权力欲与创造欲,而外在表现则依次是对物质财富、统治权力和智力活动的权力渴望。

Lai等[15]在58例肾癌组织中通过免疫组化检测CDKN3表达及分布情况,结果表明CDKN3主要位于肾癌细胞的细胞核,胞浆分布多出现在低分化癌细胞中。而Barron等[13]研究结果表明,在宫颈癌组织中,CDKN3在细胞浆和细胞核均有表达且要强于正常宫颈组织,在HPV16阳性癌组织中,以胞浆分布为主,在其他HPV阳性组织中则无此现象。目前关于CDKN3亚定位相关研究较少,因此,CDKN3在不同肿瘤组织中发挥不同作用是否因亚细胞定位不同所致,是CDKN3亚细胞定位改变引起肿瘤发生发展还是其他因素,如细胞分化程度、HPV感染等引起其亚细胞定位发生改变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

在罗素的历史观念当中,权力以及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他对于历史推动力的阐释就建立在其对权力的认识上。譬如罗素认为:“权力也和能一样,具有许多形态,例如财富、武装力量、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在这些形态当中,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也没有一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页。因此可以说,非还原论的权力观推导出了多元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但值得更深入思考的是,罗素对于权力、欲望、历史推动力的看法不仅与他对政治、伦理与历史问题的思考有关,还与其在数学、哲学领域的建树息息相关,而关于后者,既往的研究着墨不多。

罗素主张逻辑原子主义,历史推动力的多元性恰好与之符合。换言之,逻辑原子主义观念的影响力超出了数理逻辑的范畴,进入到了罗素关于历史学的讨论当中。罗素在1914年出版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一书中提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思想。之后,在1918年发表的《神秘主义与逻辑》中,罗素明确把自己的哲学观点表述为逻辑原子主义或者绝对多元论。他说道:“我所希望主张的哲学大概可以被称为逻辑原子主义或绝对多元论,这是因为它把事物看作许多单独的个体,而非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Bernrand Russell,Mysticism and Logic and Other Essays,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59,p.111.也就是说,罗素认为事实与自然界的物质一样,可以被分解为微小的原子,从而成为不可再分的最小事实或者逻辑单元。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看来,这些原子形式的事实是相互独立的,它们无法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换言之,多种原子事实的出现并不是基于一个终极的原因,而是遵循着各自的逻辑。可见,逻辑原子主义反对还原式的因果关系。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受惠于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怀疑论。在休谟看来,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是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的,因此,归纳法无法成为预测未来的工具,更难以成为得出规律性知识的基础。与休谟的思想相类似,罗素割裂了诸元素之间的因果链条。另外,他同样也质疑了归纳法的效力。在他看来,由归纳法得出的知识必然要建立在一种难以验证的信念基础上,比如在1912年出版的《哲学问题》中,罗素说道:“凡是根据经验而告诉我们有关未曾经验过的某种事物的知识,就都是基于一种既非经验所能肯定的、又非经验所能否定的信念。”罗素:《哲学问题》,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5页。

在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来,人们借助理性就能够发现历史中的“公式”。在回顾过往的历史观念时,罗素说道:“在近代,有关人类发展的一般理论的最重要的创始者,是黑格尔和他的弟子马克思,他们两人都相信过去的历史服从于一种逻辑三段论的格式,都认为这种格式提供了预言将来的一种手段。”罗素:《论历史》,第178页,第67页,第233—235页,第234页。可见,对于他们来说,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存在着规律。但罗素并不认同这一点。

在思辨的历史哲学看来,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是一元的,它或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或是经济基础的革新。但罗素认为历史的推动力应该是多元的,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罗素:《论历史》,第1—40页,第12页,第26页。其中包括经济技术、政治理论与天才人物。三者之间各自独立,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因而是不可化约的。关于这个问题,罗素在其《权力论》《自由与组织》《西方哲学史》和《论历史》等政治学、历史学论著中都有所涉及。

在逻辑原子主义的认识论中,感觉是一切经验知识的来源。正如罗素在讨论现象与实在的关系时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把感觉中所直接认知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我们将把直接察觉到这些东西的经验称作‘感觉’”。罗素:《哲学问题》,第13页,第5页。因此,逻辑原子主义势必要求以经验为依据,以逻辑为工具,以概率修正结论,最终得出关于科学和事实观察的因果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逻辑原子主义对于获取知识的乐观态度并非那样直接,在其看来,求知的过程必然要遭遇概率的问题。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质疑了因果关系,限制了归纳法的效力,若将其中的思考运用于历史学领域,那么他自然能够得出以下认识,即历史推动力是由不可化约的多元因素构成的,而这些因素又是不可再分的最小事实。基于此,一元论的历史观始终是罗素批评的对象。如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详尽介绍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并对马克思把历史推动力量归结为单一因素的看法提出了批评。罗素对德谟克利特的论述详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80—92页;对莱布尼茨和马克思的论述详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6—124、336—346页。另外,在出版于1920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中,罗素更明确说道:“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归根到底需要假设每一个有政治意识的人都是由单一的欲望——即增加自己货物占有量的欲望——所支配的……但是这种假设远远不是真理。”罗素:《论历史》,第178页,第67页,第233—235页,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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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S1解剖节段与其他任何腰椎节段都不相似,它是整个脊柱的底座,比其他任何腰椎节段都大、都坚强。从后面观察,将会注意到以下几点[8,9]:(1)与其他腰椎节段相比,L5的椎弓根更粗、内倾角更大;(2)L5横突附在其椎体上,而其他腰椎横突附在椎弓根上;(3)椎体“坐入”骨盆内,横突间间隙本身就较窄,而骶骨翼的倾斜度使得该间隙变得更窄;(4)L5的穿出神经根在骶骨前面急转向下行走汇入骶神经根形成坐骨神经,这使得该神经根在横突间间隙的活动度大为降低。同时,在该节段有时候由于过高髂棘的遮挡、肥大的关节突关节、狭窄的椎间孔等因素,使该部位的脊柱内镜手术有经椎间孔入路和经椎板间孔入路两个选择[10]。

总而言之,罗素认为历史推动力的诸多要素之间彼此独立。按照数学的描述就是,其中任何一个变量不由其他变量函数导出。尽管诸元素之间可以共同作用并形成结果,但其中任意元素都不能成为其他或某一元素的原因。罗素这一历史观念与其“逻辑原子主义”或“绝对多元论”的思路是一致的。

二、历史的规律与概率论

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说过:“数学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的生命力正在于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尽管数学知识千差万别,我们仍然清楚地意识到:在作为整体的数学中,使用着相同的逻辑工具,存在着概念的亲缘关系,同时在它的不同部分之间也有大量的相似之处.”这说明,数学事实与数学概念(原理)之间存在着自然的相似性.在数学中,全息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相似形”“方程同解”“周期函数”“一一映射”“同构”“公理体系是演绎和建构知识体系的基础”等都是一些具体的全息现象.数学中的所有分支,都可找到自己相应的全息元,如一个图形是与它相似的所有图形的全息元,函数—个周期是整个函数的全息元.

综上所述,罗素关于历史规律的观点是其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中的概率论的理论延伸。在他看来,重复事实的发生并不能推导出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概率。只有通过概率论的验证,相关事件背后的规律才能得出。而若要使概率论生效,那么就需要足够多的样本。在没有足够样本支撑的学科中,规律难以被发现。在此基础上,罗素顺理成章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太过短暂,相比于自然或宇宙的演化,人类的文明只是须臾,所以目前不足以积累足够的可供观测及检验的历史事实。罗素:《辩证唯物主义》,《论历史》,第170页。此外,从这点上也可看到,罗素并没有完全否认规律的存在,只是认为在现如今的条件下,讨论规律是没有意义的。而这正是经验主义者的态度。

罗素认为历史的规律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难以被发现;即使能够被发现,它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程度也是令人怀疑的。罗素:《论历史》,第178页,第67页,第233—235页,第234页。对此,罗素用了一个类比来解释为什么历史的规律难以被发现,或者即使发现也没有价值。他假设存在这样一个太阳系:其中,大型的流星或彗星遍布星系,但行星的质量却比我们所生活着的太阳系里的行星小得多。在这样的宇宙空间里,流星或彗星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的运动轨迹看似毫无规律,而行星在上述星体的撞击或干扰下,其运动也呈现出与规律不合的态势。在此情形里,事实难以表现为规律或模式,过去不可解释,现在不可观测,未来也不可预言。基于此,人们就很难发现牛顿的三大定律。在提出以上假设后,罗素顺理成章地指出,在这样一个复杂、难以辨认的星系中,牛顿的定律仍然存在,但却难以被发现。罗素:《论历史》,第178页,第67页,第233—235页,第234页。既然历史的规律不可知,那么对于罗素来说,真实历史是否也不可知呢?

罗素不认可历史不可知论。在他看来,任何知识活动都要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超越个体的感觉之外与之上,“一定有一个持久性的共同客体,它是构成为不同的人和不同时间的感觉材料的基础或原因”。罗素:《哲学问题》,第13页,第5页。罗素之所以认为无法探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是基于现实性的原因,而非理论上的不可知论。而现实性原因的内涵与逻辑原子主义中的概率论是一致的。

布莱德先生说:“当给予适当的条件的时候,人们是很愿意讨论死亡的,特别是当死亡迫在眉睫的时候。刚来的人,大都比较紧张,对死亡不了解,不知道自己将怎样迈向死亡。我们让他接受冥想训练。其核心就是当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只有你一个人,你将如何走向死亡。这真是一个很有效的训练。当反复训练终于完成之后,病人就不再害怕死亡了。我们把最后的时刻简称为‘在床边’,因为死神是在床边带走我们的。那种时候,往往是你一个人。当然,我们这里是24小时都有人值班的,但我们不能保证你‘在床边’的时候,旁边一定会有人。所以,每个人都要练习独自一个人‘在床边’,在那种时刻,保持最后的平静。”

如前所述,休谟对归纳法持怀疑态度,这一点影响了罗素及其逻辑原子主义思想。在此基础上,罗素看到了概率论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概率能够消解归纳法的必然性。换言之,正是因为概率的存在,历史上一直反复发生的事件并不必然在明天一定会再次发生。对此,罗素同样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每日在固定时间接受喂食的火鸡认为明日一切照旧,但在第二天的同一时间里,火鸡等到的不是饲料,而是屠刀。因此可知,对反复事件的归纳并不能得出确定的知识,并预测未来。在思想史中,上述比喻被称为“罗素火鸡”。对该问题的简明讨论参见罗素:《论归纳法》,罗素:《哲学问题》,第47—55页。与之前论及的历史推动力问题一样,罗素把数理逻辑领域内的思考运用到了历史学讨论当中,概率论自然也概莫能外。

在逻辑原子主义看来,客观知识的得出要经历以下步骤,即经验到“感觉材料”;提出命题;假借概率论来检验、修正命题。那么历史的规律能够通过上述步骤得出吗?罗素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则在于概率论使用条件的限制。

罗素认为人类的历史过于短暂,留下来的历史遗存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没有足够的事实积累可供分析。而若要使概率论发挥效力,那么可供分析的样本必须足够多,只有在大样本的情况下,作为概率论基础的大数定理才会发挥作用,彭玉生:《社会科学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9页。由此符合概率与统计条件的规律才能得出。从这一方面来说,历史的规律无法在现如今的知识条件下得出。另一方面,罗素又假设道,即使我们知道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背后存在着一条简明的规律,那么它也难以被发现。这是因为历史并不具有必然性,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偶然因素,在此作用下的结果就势必会模糊本应符合概率论的知识。可以说,历史的偶然破坏了概率论的基础,也使得规律性的知识难以得出。

对于罗素来说,任何关于必然性的说辞都需要被人们所警惕,他说道:“历史使人们认识到:在人类的事务中,是没有终点的;不存在可以达到的静态的尽善尽美和不能再高的智慧……过分肯定必然性,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最坏的事情的根源,而且这正是历史的沉思所应当为我们纠正的东西。”罗素:《论历史》,第69—70页,第239页,第76页。在罗素看来,历史的走向并非必然,其中存在着影响巨大的偶然因素,而之所以出现偶然,则离不开历史中的个人作用。在答复胡克先生的批评时,罗素便提及了偶然因素影响历史走向的具体事例。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批准,那么载着列宁、开往俄罗斯的列车便无法顺利成行,由此列宁就难以适时地与战友会合,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无从谈起,罗素:《论历史》,第69—70页,第239页,第76页。历史的走向会是怎样,也变为了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当然在信奉历史必然性观点的学者看来,罗素的说法可以被归结为天才决定论,他犯了一个主要错误,即“把天才的名字和这些名字相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迹混为一谈了”。汤正东:《罗素的历史哲学思想述评》,《黑龙江史志》2015年第9期,第89页。在他们看来,如果历史上不存在列宁这样一位领袖,那么也还会有“张宁”或“马宁”来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

通观罗素的政治学、历史学论著,个人的作用是他再三强调的对象。他认为个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英雄人物也不是某些社会势力的体现,罗素:《论历史》,第69—70页,第239页,第76页。林林总总的个体是目的而非手段,具有独立的价值。因此,在分析样本不够充足的条件下,在个体作用造成偶然因素的作用下,概率论难以被运用在验证历史规律的工作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对个体价值的注重,对自由意志的强调,使其接续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并成为人文主义传统当中的一份子。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群言出版社,2012年,第164—169页。

牙龈组织属于口内软组织,不直接暴露于外界环境,因此牙龈组织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较小,主要受生理、病理及遗传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三、历史的价值与逻辑分析方法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知,罗素认为从目前来说,历史是不确定的,它没有规律可循。那么由此就留下了一个疑问,即在寻求历史中不变的永恒规律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是可以研究的呢?

针对伯里那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的名言,罗素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应该把历史作为一种艺术来加以研究。罗素:《论历史》,第38页,第235页,第13页,第2页,第64页。在他看来,历史学不完全是“科学”,这是因为它无法根据观察到的事实来推导出普遍法则,进而预测未来;相反,历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它难以得出规律,也无法指导未来的判断。对此,罗素说道:“为了使一个预言可以成为科学的,它就必须是通过一种或多或少是根据被观察到的事实所归纳得出的普遍规律而明确地做出来。”罗素:《论历史》,第38页,第235页,第13页,第2页,第64页。在此意义上,历史学研究很难达到自然科学所要求的标准,在思维方式和推论方式上,前者与后者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罗素并非不可知论者,也不认为历史学全然是主观性的,他认为“唯有过去才是真正实在的”,罗素:《论历史》,第38页,第235页,第13页,第2页,第64页。因此历史学追求科学的动力或欲望在如今是力所不能及的,但其并非虚掷。

罗素认为,寻找历史的规律,发现某种或某些特定的因果律在历史中的支配地位等等工作并不是历史学的核心。罗素甚至认为表现历史的真实性也非历史学价值的全部。比如他曾说道:“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罗素:《论历史》,第38页,第235页,第13页,第2页,第64页。之后他又提到:“企图在历史中发现这些因果律,完全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赋予历史研究最高价值的东西。”罗素:《论历史》,第38页,第235页,第13页,第2页,第64页。在罗素看来,历史学的核心是道德。他认为,如果以古希腊哲人的“真善美”来度量,科学和数学所追求的是真,那么历史与其他社会学科所追求的就是善,其中必然包含着研究者对于历史素材的价值判断。因此,在罗素的心目中,历史的知识称得上具有“一种心灵的价值,一种美感的价值,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的精神价值,是一种历史的、世界的、宇宙的感情。”何兆武:《译序:反思的历史哲学——评罗素的历史观》,罗素:《论历史》,第38页。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历史学存在的价值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其并无立马生效的能力,甚至它可能不会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的时间跨度中产生正面的教化效用,而是会潜移默化地渗入每个公民的脑海中,成为人类追求个体应有权利的知识与道德依靠。由此可以说,罗素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一再说明了一点,即他推崇人的自由意志,信奉人类个体存在的本身即是目的。

历史学研究需要道德判断和情感的代入。上述观点贯彻在罗素历史学著作的始终。他认为历史学的价值应是人文主义的,它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其将人的本身作为目的,而非历史发展中的工具。他甚至认为历史学不只是,或者不主要是为历史学家而存在的,历史学的成果应作为“每个人精神生活中值得向往的一部分”而存在。换言之,“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另外,“历史的功能是在时间维度上开阔我们的视野”。Bertrand Russell,“How to Read History”,The Bermondsey Book,Vol.1,No.2,1924,p.12.

如上所述,与对自己政治学观念的定位一样,曹晗蓉:《伯特兰·罗素的政治思想研究》,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罗素把历史学论述也视为“公共的”“常识的”知识,认为自己是以公民而非专家的身份介入历史学领域。那么以上的认知与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间关系又是什么呢?

罗素认为历史的价值不在于事实。这一点符合逻辑原子主义对语言哲学的定位。在逻辑原子主义看来,世界的本质并非事物,而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逻辑来描述。在此基础上,罗素指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语言是描述事实的工具,所有的事实都可以由命题描述,而命题就是数理逻辑中事实的单元。任何复杂的命题均可以经过分析,进而还原为最基本的原子命题。A·C·格雷林:《罗素》,第62页。详见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苑莉均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可以说,逻辑原子主义的核心思想即是世界由逻辑所构成。因此,逻辑原子主义只承认分析而不承认形而上学的思辨,它在审视哲学观点时,只注重分析逻辑,而不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A·C·格雷林:《罗素》,第34—37页。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中,有些命题并不需要证实即存在意义,这些命题的意义或对其的证实与真假判断无关。以此为基础,语言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的差别被表述了出来:经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真,求真即是经验科学存在的价值,它的目的在于发现事实和预言事实;语言哲学的对象并不在于事实,其目的也并非求真。宗教信仰属于语言哲学考察的范畴。与之相同,历史学也是语言哲学,它不是经验科学,因此不适用分析法。

罗素没有把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应用于历史学研究,而是将历史学定位为语言哲学,从而强调了历史学的故事性,突显其人文价值。如果基于逻辑原子主义的思考理路,那么历史在被分析和还原后所得到的就仅仅是孤立的原子事实和原子命题,而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可见,罗素的历史观也与他的哲学观一样,支持经验主义,反对形而上学。

在罗素看来,历史学是一种艺术,它的价值是人文的,它能够帮助人类认识自己和成为独立的个体。另外,罗素认为历史学应该具备文学和美学的特征,以美为目的来创作史著,因此优秀的历史著作不仅要反映历史中个人的价值,而且还要突显撰写者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以,罗素指出:“伟大的史籍必须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由每位撰写者分写自己专长部分的一部分历史合编,是不可能成为伟大的史籍的。”罗素:《论历史》,第74页,第70页。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下,罗素对吉本充满了敬佩之情,他在自己的史著,比如《西方哲学史》和《自由与组织》中也贯彻了这一观点。尤其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搜集了大量有关于哲学家生活的奇闻轶事,使用了具有反讽意味的叙事手法,从而把严肃或者故作严肃的哲学家的另一面揭示了出来,以供读者将其与不同哲学家的作品和思想相对照,而由对照所产生的反差则是罗素一直以来追求的历史学趣味。罗素:《论历史》,第74页,第70页。通观《西方哲学史》可见,其中几乎在每一位哲人的生平和观念源流中,罗素都会把一些有趣的小史料夹杂其间,貌似闲笔信手拈来。这种写作方法常见于野史或个人传记之中,而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尤其是那些以勾勒人类整体命运或民族发展史的作品中较为少见。因此,专业史家常以这一点来诟病罗素的历史学论著,但尽管如此,以上的特质恰好具体反映了罗素在历史学价值上的判断,而不应忽视的是,这些判断又与其逻辑原子主义的思想相关。

四、结语

罗素并非是专业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和阐述较为零散。通过以上对他观点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罗素史学思想与其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与罗素对于一致性的追求相关。无论在历史问题还是哲学或数学问题上,罗素都始终追求一致性,就算是在探讨幸福的话题时,他也认为所有的不幸都基于某种不一致或一致性的缺乏。Bertrand Russell,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London:Unwin Brothers Ltd,1930,p.247.罗素把历史学视为艺术,强调偶然因素的作用,对历史的价值采取一种强烈的人文主义取向,这样的做法与罗素一向关注人的幸福与自由,具有强烈忧患意识,并一直致力于探索人类的幸福、自由之路的行为相一致。罗素“反思的历史哲学”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反思,他所要求的,同时也身体力行的历史学研究维护了常识的价值,是追求公共生活的公民身份与推崇自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之间的结合。

 
胡术恒,周巩固
《历史教学问题》 2018年第02期
《历史教学问题》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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