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其职业教育思想之中，强调教育必须与生活相结合，与社会相联系，培养学生“生利”“利群”“奉献”精神。这一思想及其实践的成功，主要源于本土的文化熏陶、综合中外先进理论的本土化应用及结合中国近代教育实际的本土化职业教育理论的积淀。“本土化”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灵魂，及实践成功的重要路径。学界有关陶行知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主要在对其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思想、教育价值观，以及师范教育、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国难教育等理论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的研究却较少。而且即使是这些较少的论著，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以及陶行知与黄炎培、张謇、杜威、凯兴斯泰纳等职教思想的比较分析等。①国内现有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分析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如梁伯琦、赫连素贞主编《陶行知教育思想基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桂林主编《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及司新国《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研究》（《机械职业教育》2010年第6期）等。（二）分析陶行知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的内涵、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如吴奕宽《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初探》（《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牛金成《陶行知生利之职业教育思想探微》（《继续教育研究》2011年第11期），吕云超《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意蕴》（《江苏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荆世华《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探索与思考》（《生活教育》2006年第7-8期）等。（三）陶行知与黄炎培、张謇、杜威、凯兴斯泰纳等职教思想的比较分析，如董爱国《陶行知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职教论坛》2008年第3期），马斌《张謇、黄炎培、陶行知职教思想探源》（《南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白芸《陶行知与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张红慧《陶行知与凯兴斯泰纳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等。而对于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中具有的“接地气”的特色以及实践过程中“本土化”的特征、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魅力如此持久的渊源等，却鲜有人研究。本文从“本土化”的视角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活力源泉、主流精华和影响内核，进行一些探讨。

一、贾儒结合的本土文化，培育了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

陶行知诞生于善经商又重教育而名商大儒辈出的徽州歙县，深受贾儒传统文化的浸淫与熏陶，因而其思想行动的基点始终没有脱离养育他的乡土民族本源。

4.要将企业劳动保护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企业劳动保护工作涉及管理的诸多层级和关系，企业工会需依法履行劳动保护职责，如充分行使《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工会法》等授予工会组织在劳动保护工作中的参与权、代表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在企业宣传普及安全劳动保护知识，以及监督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安全技术、环境卫生等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落实情况，及时解决影响职工健康和安全的各类问题等。同时，还要与安全监察部门开展协调监管工作，尤其是探索出新时期劳动保护、广泛监督的工作内容、发展思路和方式方法。

1.汲取商贾儒学传统文化的精髓

首先，取儒家之重修身讲奉献，铸就“爱满天下”的情怀。徽州是我国古代的儒学圣地，是一代儒教宗师程朱的故里，宋代理学的发源地。徽州人重视儒教礼俗教育，具有勤劳、节俭、爱故土、重礼义、仁爱、谦和的特质。当地艰苦的环境磨砺出了徽州人“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坚强意志。他们勇敢地走出大山，离别家园去闯世界。在扬名于外取得成功后，念念不忘自己的祖籍和家乡，尽力反哺本土发展，将一生辛勤拼搏的积蓄，倾情于建设家园、教育后代上。徽州文化尚实、求实、笃实、百折不挠的精神，铸就了陶行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敢于大胆怀疑和批判、勇于开拓进取的思想境界，支撑着陶行知一生在“教育救国”的浪潮中，始终站在教育改革的前沿，冲破停滞不变的传统教育束缚，不畏艰苦，不怕困难，恒久坚持，努力通过教育改变民众生活，挽救民族危机的奉献精神。徽州“朴学”家将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点，改变成为“体民之性，遂民之欲”的主张，对陶行知的影响更是最远最深。①蔡幸福：《融通与创新——陶行知与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比较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6页。受这些文化精神特质的影响，聪慧勤奋的陶行知自幼苦读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儒学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汇集成为陶行知的“大爱”思想。为了发展中国教育，他毅然谢绝美国校方继续留学深造的邀请，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之路。

其次，以徽商之精明务实和抱势经营，凸现举办教育的智慧。徽州历史上人才济济，徽商更是有名，曾有民间谚语“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徽商务实精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善于抱势经营，不仅利用宗族群体，构建商业信息网络，每到一处还广交朋友，能渐渐形成几个紧密的朋友圈，凡事相互提携和帮助。生于斯长于斯的陶行知自然也具有这一基因特征。“抱势经营”在陶行知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中表现很突出。纵观陶行知的社会关系，大致有三个“朋友圈”群体：江浙教育前辈群体、哥伦比亚大学师友群体、进步学生群体。这三个“朋友圈”群体，对陶行知的人生定位、价值取向及其职业教育理论的创新与实践追求等，都产生过关键性的影响。“江浙教育前辈群体”，指以蔡元培、黄炎培、张謇等为代表的江浙教育界名人。陶行知在出国前就深受这些教育名家的熏陶与影响，回国后更是得到蔡元培、黄炎培等教育名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哥伦比亚大学师友群体”，是指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学时结识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保罗·孟禄（Paul Monroe）、威廉·克伯屈（William Kipartrick）、罗素（J.E.Russell，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等一批国际著名的教育家及同在“哥大”留学的中国学生群体。这些教育大家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陶行知以直接的帮助，而分布于中国各地的“哥大”同学、校友，则更成为其一生重要的学友群体，如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陈鹤琴、张伯苓等。“进步学生群体”是在陶行知不同时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他们是陶行知的学生，深受其生活教育思想影响，毕生不遗余力地追随陶行知为中国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陶行知的这些“朋友圈”为其职业教育生涯提供了巨大的理论帮助和物质支持，成为其职业教育思想发展和事业成功的坚强后盾。

一是借力国民政府的课程改革号召发展职业教育。自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开展实业教育起，到民国政府重新修订学制，提高实业教育的地位，中国才正式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一个中心工作来对待。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颁行了《学校系统改革案》，确立了职业教育制度，规定：“初级中学实施普通教育，但可根据地方需要，兼设各种职业科。高级中学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可根据地方不同情况，单设一科或兼设数科。……职业学校之期限和程度，得根据各地方情形定之。”④转引自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2页。新学制兼顾升学与就业的双重需要，将职业教育职能归属于初中等教育，使职业教育有别于纯粹的职业技能训练，这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正式纳入整个学校教育体系。

借着民国政府推行职业教育的政策导向,陶行知奔走呼吁，号召举办职业教育,争取社会的认知与有识之士的支持。1918年6月，他发表《教育研究法》，提出应尽快实施职业教育，倡导政府应结合本土实际，“急宜酌采”“如欧美之职业教育”，但反对一味的仿效，认为“醉心西化，动辄效颦，而不知宜于彼者，未必皆宜于我”。批评当时的职业教育“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此则宜急改革者也”。①陶行知：《教育研究法》（1918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27页。 同时，他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首次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将生活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起来。明确提出通过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来达到“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的目的。②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7页。他十分强调技能学习，指出“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使学生可以独立生活”。③陶行知：《教育者之机会与责任》（1921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307页。他亲自编辑“平民职业”小丛书，宣传职业教育。在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期间，曾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过一些重要提案，如添设速记打字讲习科案，改拳术为随意科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趣味才能。

2.善于审时度势，借助社会有利力量

陶行知对于当时中国的教育现状是比较了解的，也清楚单凭一己之力无法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因此，在推进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他充分发挥了徽州文化中审时度势、借力发展的特性。

再次，凝聚贾儒既逐利又修为的品格，孕育教育培养的目标。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徽商在善贾的同时又好儒，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他们主张诚信为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②谢永泰修，程鸿诏等纂：《黟县三志》卷一五《艺文志·人物类·舒君遵刚传》，同治九年（1870）刻本。徽商十分重视儒家教育，坚信“富而教不可缓”，认为“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他们在兴建祠祀、牌坊夸耀门庭的同时，大力推进对子孙的教育，捐资兴办学堂，以雄厚的资本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鼓励后代学习儒业，博取功名。这种贾儒结合的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和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也影响到陶行知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兼重个人生活与社会发展。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本质论，揭示了职业教育普遍的社会教育功能和独特的社会经济功能：既能生利、养活自己，又能利群、贡献社会。③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2页。由此可见，陶行知“生利主义”思想的本质体现着贾儒结合的“利礼双生”特征：既是为了教育实践本身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培养国家社会欠缺人才的需要；既是一种有利于当时职业教育实践的适用理论，也是一种徽州贾儒结合文化在职业教育目标上的本质体现。

根据扶贫政策，村里把徐天水家列为低保户享受国家扶贫补助，近两年日子过得挺安稳。没想到上半年县里建档立卡贫困户核查，把他家的低保户资格取消。这事让大徐庄上下义愤填膺，按标准徐天水家是完全符合条件。徐姓在村里是大姓，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在族长的带领下，几十口徐家男男女女拥到村部。村民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徐天水得罪了村干部，有的说村干部把名额换成自家亲戚。

二是借助“实业救国”的潮流大力推行职业教育。民国初期，“实业救国”运动达到高潮，民族资本家大力提倡国货，抵制外国的经济掠夺，维护民族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食品和轻工业品需求大增，而对中国的商品出口锐减，这为我国民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民族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由于实业界很多商品需要自造，技术人员却奇缺，当时的中学毕业生升学还不到10%，根本无法满足大量新兴企业对技术、管理人才和熟练工人的巨大需求。这种近代企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为陶行知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时代的基础和动力。

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许多人士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解决社会需求和就业压力。他们明确指出“国家经济已濒于破产，欲挽救此危难，振兴农工商各业实属要务。然欲达此目的，职业人材非常需要。故今后教育，以应多举职业学校，以便培植职业人材……以供社会之需求”。④亚灵：《论发展职业教育与推广初等教育之重要》，《申报》1934年4月1日。1915年4月，陶行知相遇了正在美国考察职业技术教育的黄炎培，几次研讨中华民国应如何开展职业技术教育等问题，并立志中国教育：“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⑤《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一封信》，据周厚培日译，刘大康参考英文原信及上海、安徽陶行知纪念馆，武汉周洪宇及川版《陶行知全集》第6卷第613页译文以及重庆社会大学李太有、朱淑勤中译文等，作了校订。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后即受聘于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他一方面撰文号召发展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实践。1921年12月，中国教育改进社成立，陶行知受聘为该社主任干事，负责特设的职业教育组和职业教育委员会，推动职业教育的开展。从1927年开始，陶行知在南京、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先后创办了晓庄师范、晓庄茶园和木作店、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中华业余学校、重庆社会大学等，力行生利、利群之职业教育实践。

三是借鉴相应教育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职业教育。善于“师人之长技”，综合凝聚其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实践之中，这是徽州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也是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逐渐建立、发展、成熟的过程特色。

他还从进步的学生群体中受到启发与感知，最终构成了系统的教育理论,并以此教育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学子,甚至影响着今天的教育理念。例如东南大学时的学生张宗麟、王越、杨效春、金海观及晓庄师范时的学生刘季平、张劲夫、方与严、戴伯韬、操震球、程今吾、王洞若、孙铭勋、董纯才、汪达之等，许多人秉承其理念进行了乡村师范的实践；有的后来还成为中共的领导人，如张劲夫、董纯才、戴伯韬及工学团的学生张健、方明和育才学校时的学生李鹏等。这些进步学生既是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熏陶的结果，也曾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启发作用。如在创办晓庄师范之初，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操震球来信表示要积极参与乡村师范教育，这让陶行知非常感动。他回信道：“您在清华学校好比是天上的天使，皇宫里的王爷，现在要发宏愿，放弃养尊处优，回到人间，过我们茅草屋的生活，……简直要叫我们五体投地地钦佩。”②陶行知：《乡下生活之苦乐—给清华学生操震球的信》（1927年），《陶行知全集》第8卷，第108页。他表示欢迎第一个大学生决心下乡，并由此号召全国青年下乡为农民及其子弟服务，与农民同甘苦共患难。

他撷取了许多中国职业教育同行的理论主张。如中国职业教育的创始人黄炎培在给陶行知的信中提到的“国内青年，学成无用，……解决方法，一在提倡职业教育；一在使普通教育方法之教材和训练方针，皆能切合于实用”。⑦陶行知：《教育与职业之联络为惟一重要问题——黄炎培致陶文濬函》（1916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84页。这使陶行知对职业教育内涵、实质、目标等有了初步理解，并在后来的职业教育实践中有新的创造。他从普及教育入手来认识农村教育，主张“生活改造”，“将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与其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思想密切联系，把职业教育看做是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的一部分，看做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①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87页。

他对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和本土化的发展，使之真正符合中国的职业教育实际。例如针对杜威“教育即生活”主张，反向地提出了“生活即教育”，把杜威的“学校即生活”主张也改为“社会即学校”。他说：“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面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更多起来。”⑥陶行知：《社会即学校——答操震球问》（1930年），《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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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吃苦耐劳的“绩溪牛”精神，勉励陶行知践行职业教育

徽州人品行坚强，能够经受住各种挫折与艰辛，朝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积极探索进取，从而赢得了“徽骆驼”“绩溪牛”的美名。这种精神一直成为陶行知在职业教育路上不断探索实践的原动力。

1.知难而上：晓庄师范开启职业教育的实验

陶行知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主张“到民间去”。还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开设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改变传统教育严重脱离乡村实际、脱离农民生活的积弊，陶行知决定脱下西装穿长衫，脱下皮鞋穿草鞋，辞去大学教授职务，舍弃月薪四五百元的高工资（当时一个高级警察的月工资不到20元，一个保姆的工资才1元）和城市优裕的生活，到南京北郊老山脚下创办晓庄乡村试验师范，试图用一种全新的生活教育方法去开辟一条乡村教育的新路。在晓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说：“今天是我们试验乡村师范开学的日子，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作宗师。蓝色的天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我们在这伟大的学校里，可以得着丰富的教育。”③陶行知：《晓庄开学典礼上的开会词》（1927年），《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233页。就这样，这个留美学生，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牛马为伍，一起过起了开荒种地的乡村生活，做当地农民戏称的“挑粪校长”。他认为，穷不是办不成教育的理由，只要诚心依靠“真农人”，就一定能办好乡村教育。晓庄师范的实验可以说是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宗旨的职业教育实践的开端。

2.敢探未知：创新职业教育理论和领域

陶行知提出的“教育下乡”目标，不仅要教会农民识字，更要培养他们子女的生活本领。这可以说是农家子弟朴实的“教民以技”职业教育思想的愿望勃发，他在晓庄和工学团办学的种种经历，是其朴实职业教育思想的践行与升华。工学团不仅是一个小学校，更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社会。学校的学生就是全村的男女老幼，教学的内容则是从生活中就地取材，健康活泼。村里要做什么，老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先生在做中教、学生在做中学。做中教，学生可以教先生；做中学，先生可以变学生。

3.永不放弃：为职业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陶行知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生动体现。他满怀教育的理想，苦心探索，矢志追求，历尽艰难险阻。他是“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都是以他的名声和威望，通过社会募捐来办学，甚至不惜动用他自己的稿费、工资及家产来接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为了节约开支，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建造校舍，创造性地发挥了“小老师”的作用，如让上海新安旅行团的小先生靠卖书、演讲生活，大大缓解了乡村教育师资的不足。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学生主要是抗战时期的难童。为了这些苦孩子，他“把整个的心捧出来献给小孩”，不收学费和生活费，因而经费非常困难。为了育才的学生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陶行知不顾别人的非议，到处筹集资金。当有人不解地问他“你何必抱着石头去游泳呢？”，陶答“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陶行知敬佩武训，“无钱也可以办学”“再穷也要办学”的“异行”。每当育才办学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常常勉励自己，“山东的武训先生以一个乞丐而创办三个义塾，我和我的朋友的社会关系都比他好，连一个学校也不能维持，将何以对得起小朋友？又何以对得起中华民族？”①陶行知：《与陆诒的谈话》（1943年），《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659页。以此勉励自己坚持办学和职业教育的实践。

晓庄的“南京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尽管搞得有声有色，但经济的来源也主要依靠陶行知向社会募捐。他常常拿自己的稿费，甚至卖字所得接济学校。这种殚精竭虑办教育的品德也因之感染了很多人。陶先生逝世后的儿童自动学校面临许多困难，特别是经济上难以为继。这时，许多热心同情陶先生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学校渡过了难关。

三、“教民以技”的悲悯情怀，引导陶行知服务于本土教育

在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表述和其倾心致力于教育实践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其爱民众、为民众的大爱之心，践行其教育民众、发展民众、富裕民众的服务乡土目标。这除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以外，其艰难的人生经历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形成A(n-1)′阵时，可以“按行消元，逐行规格化”方式，也可以“逐行规格化，按列消元”方式。这两种方式的计算结果和计算效率表面上看似乎一样[1]，但实际上后者计算效率更高。以“逐行规格化，按列消元”方式形成因子表时，其A(n-1)′阵中的各个元素的计算式如下：

1.出身农家，知农爱农,使陶行知具有坚定的服务本土意识

“社会即学校”的关键点是主张教育要紧密结合社会实践，学校为社会设立，为社会培养需要人才。这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性特点，强调学校要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服务，从而扩大了教育的范畴和内涵。

2.生活教育，知行合一,在实践中以本土业者为师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升华和结晶，也是其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大核心充分诠释了近代职业教育实用性、平民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特点，成为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和本质，充分体现着职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与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内在必然联系这一特点，是职业教育之实用性特点的理论诠释。陶行知强调，“为使中国之教育能‘中国化’，不徒为抄袭欧美教育之皮毛，则第一必使教育与实际生活打成一片，……应切实推广农业教育，劳动教育，职业教育，幼稚教育，……使所学能得其用，……为改进我国家破落之经济，并增进我国家之生产力，改善人民之生计”。①陶行知：《再论中国教育之出路》（1932年），《陶行知全集》第11卷，第423—424页。

返回CE1和CE2抓的镜像包结合设备告警进行分析。看到告警定位信息中接口基本都为S10，所以重点分析了GTP V2的报文，可以从抓包中看到有相当一部分relocationg request请求包是没有得到响应的。relocationg request是终端在MME间发起Handover流程时，源MME向目的MME发送的请求消息，由于源MME迟迟没有得到响应（10s），而源MME按照自己的T3N3定时器重发Forward Relocation Request消息和上报告警，最后导致流程失败。至此，初步判断这个问题并不是丢包引起的GTPC路径故障告警，而是流程失败引起的。

陶行知出身贫寒之家，家庭身份经历了小商贩-农民-教员-农民的变化。父母的这种商贩、农耕与樵夫、小知识分子的职业经历，使陶行知在帮助父母农耕、砍柴、卖农产品的过程中，从小就与社会最基层的小市民、农民等劳苦大众长期生活，因而知其疾苦与艰辛，也知其坚韧与进取。陶行知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了解，对农民具有的深厚感情，使他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农民身上所具的精明强干、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良好素质，也使他在了解劳苦大众的过程中产生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朴实愿望。他在1924年的《农民联合会》一文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农民要居全国百分之八十五。他们所尽的义务最多，所享的权利最少。稍有心肝的人，虽是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农民的痛苦。”②陶行知：《农民联合会》（1924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554页。他号召“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我深信他们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这是我们绝大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绝大的责任”。③陶行知：《我们的信条》（1926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74页。由此可见其坚定和强烈的服务本土意识及乡村发展愿望。立志要用教育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和促进国家的进步。他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写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④陶行知：《共和精义》（1914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89页。这清楚地表明了他准备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初步志向。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他提出了改造中国应“教育下乡”的口号，成为中国改革农村教育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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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合一”突出的是职业教育的实践性，认为实践是形成心智技能和动作技能的基本途径，是实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因此，陶行知强调要教、学、做三位一体，“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么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②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1931年），《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28页。指出“做”要手脑并用、手脑相长、在劳力上劳心、手到心到。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有助于造就能思索、能建设的人。我们需要的教育，要能造就会用脑指挥手、手开动脑的人”。③陶行知：《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1939年），《陶行知全集》第6卷，第284页。

基于这样的理解，陶行知在职业教育实践中，始终强调以生活为师，以民众为师。早在1918年，陶行知就指出：“盖己立而后能立人，己达而后能达人，天下未有无生利经验之人而能教育人生利者。”“故职业教师之第一要事，即在生利之经验。无生利之经验，则以书生教书生，虽冒职业教师之名，非吾之所谓职业教师也。”④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1918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3页。强调要向有经验者学习，以有经验者为师，其最具亮点的生活教育手法就是“以民为师”，邀请农民、木匠教学生学插秧、学耕田、学做木器活。例如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虽然有了读书的地方——庙堂，但没有桌椅。陶行知请来了木匠师傅做“先生”，让他指导学生做木工，自己做凳子，并第一个向木匠师傅拜师。从此，老师带着孩子们跟着木匠师傅每天学做凳子，孩子们则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3个月后，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上了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陶行知的这种以业者为师的本土化职业教育实践，是一帖改变旧中国落后面貌的职业教育发展的良方。

3.教民以技，服务本土,切实推进职业教育建设发展

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他把职业教育纳入生活教育之中：“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空谈生活教育是没有用的。真正的生活教育必须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观察一个国家或一个学校的教育是否符合实际生活，只须看他有无生活工具。……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④陶行知：《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1927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97页。此后的职业教育实践，陶行知都是将生活教育理论与本土实践相结合，成功地把职业教育运用于各种领域。1928年，陶行知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晓庄茶园和木做店”，根据生利主义精神培养木工技术人才。1932年创办的“山海工学团”针对中国出现的民族危机，实施军事、生活、生产、科学、识字、民权、节制生育等六大篇训练，培养职业技术人员。1938年在香港九龙山创办的中华业余学校，对400多业余青年实施职业教育，为岭南地区抗日救亡队伍培养和输送了不少的人才。1939月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采取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等途径，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素质。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对青年实行职业教育。陶行知的这些结合时势和当地实际的职业教育活动及其办学思想，创新和开拓了职业教育的办学领域和方向。

为系统推进农村的职业教育，陶行知有针对性地制订了农村工作大纲：“（一）调查本村实况以创造自治的村庄；（二）培养本村体力以创造健康的村庄；（三）开发本村交通以创造四通八达的村庄；（四）增进本村生产以创造丰衣足食的村庄；（五）启发本村知识以创造科学的村庄；（六）改良本村风俗嗜好以创造进步的村庄；（七）提倡本村艺术以创造美的村庄；（八）锻炼本村武艺以创造自卫卫人的村庄；（九）共济本村急难以创造互助的村庄；（十）报告现代大事以创造与大的世界沟通的村庄。”均以“本村”为基础，以发展“本村”为目标，将视野拓展于“世界”。⑤陶行知：《宝山县试办乡村儿童自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1934年），《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159页。在具体的教授技艺的方法中，陶行知提出了学校与社会协同育人的方法，主张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把学校变成开放的、没有围墙的学校，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①陶行知：《教育的新生》（1934年），《陶行知全集》第3卷，第504页。这种做法与主张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制度，其目的是将社会的各种优势和力量引进校园，包括“引资入校”“引智入校”和“引企入校”，让师生深入企业一线，“入企实习”“入企实践”“入企办班”；与企业“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促就业”。这为今天高职院校优化和提升“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实施现代学徒制，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提供了借鉴。

本文以国内某超超临界N1 000-27/600/600 MW等级燃煤机组为例，以白雾治理常规方案的能耗为基准，对白雾治理新方案的能耗进行计算，分析其节能效益。

因此，陶行知的这种“教民以技，服务本土”的志向情怀，是促使其终身从事职业教育，不计个人得失、不畏危险困苦的精神来源，也是如今我们进一步发展职业教育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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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纵观陶行知职业教育实践，研究其职业教育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知识分子对故土所具有的浓浓情意，和其立足本土、博采众长、结合本土实际，发展本土职业教育的方法研究和路径探索，并为此献出了其终身的智慧与力量，也因之取得承前启后的职业教育成果。通过对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本土化特质和贾儒优秀品格结合特点的探析，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地缘文化的熏陶奠定了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基础。贾儒结合的优秀素质，使其职业教育理论源于本土文化,结合于本土实际,应用于本土教育,这是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不朽灵魂,也是影响促进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

第二，近代民族危机和“实业救国”浪潮拓展了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本土化空间。教民以技、服务本土，通过教育挽救民族危亡、培养国家发展人才、提升国家发展实力，成为陶行知职业教育的实践基础和发展依据，也是他不惧艰辛和困难，终身为之努力奋斗的动力所在。

第三，“生活教育”开创了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本土化实践。陶行知积极汲取西方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教育实际，面向平民，面向农村，与生活相结合，与社会相联系，教学做合一，对近代中国传统教育开展了颠覆性的改革实践，使他的“生活教育”理论有了恒久不衰的生命力，也使其职业教育实践经验至今仍具有众多的应用性。

深受贾儒结合本土文化熏陶的陶行知，以扎实渊博的理论素养和无所畏惧的开拓精神，以“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获了一条新路，创立了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理论和职业教育思想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创造精神的人才。源于本土，用于本土的职业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凸显着其独特的职业教育的活力与魅力，又影响着今天的职业教育方法和策略。陶行知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及成熟完善中呈现的本土化特征，及其丰富的本土化内涵特质，可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力的本土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指导，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方向性指导意义。

5.农田水利施工机械。按照2011年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今后一个时期，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农村饮水安全、抗旱水源工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等工程将是“十二五”期间国家水利投资的重点，这类项目普遍强度不大，且大部分项目规模相对较小，所以中小型机械特别是一些衍生机种将在水利机械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在挖掘机、推土机或装载机上研发多种附属装置，以适应小河、灌溉渠道的疏浚清淤、坡面修整等施工需要，将大有市场潜力。同时，为支持和配合节水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应研究开发各种节水灌溉机械，渠道的开挖、修坡和混凝土连续衬砌机械以及节水型喷灌机等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