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知觉（perceived discrimination）是相对于客观歧视而言的一种主观体验，是指个体意识到在群体中因其户口、种族等身份受到区别或不公正对待时产生的一种知觉形式[1-2]。国内外有关歧视现象的研究表明，相比于客观的受歧视程度，个体主观感知到的歧视知觉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影响更大[3]。由于我国户籍制度所限，流动青少年在城市生活中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其中歧视是影响其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4]。以往研究发现，流动青少年在入学、同伴、社区和制度方面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歧视[5-6]。近75%的流动青少年报告曾因为外地人身份受到歧视[7]，尤其是来自就读学校和周围伙伴的不合理对待 [5]，因此，流动青少年的歧视知觉已经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危险因素之一。

（2）内部污染和外部污染会导致淬火液的冷却性能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应及时对淬火液进行检测、污染物清除，防止工件变形甚至开裂。

研究表明，个体的歧视知觉与抑郁、压力、焦虑、降低的幸福感等消极情绪以及逃避、幻想等消极应对方式有关[8-11]，歧视知觉会对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5，12-13]。流动青少年因不具有本地户口、难以融入本地环境，其心理问题较普通青少年而言更为严重[14-16]，孤独感是其中最突出、最普遍的心理健康问题[5，17]，而歧视知觉作为社会环境的消极方面，对孤独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17]。

尽管歧视知觉和孤独感有关，但鲜有研究对两者之间的机制进行探讨。Kelly等人的研究发现，自悯在歧视知觉与心理困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18]。自悯（self-compassion）溯源于佛教，指个体对自己的痛苦持开放心态，关爱自身，并采用理解和非评判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不足和失败，且能感悟到其个体经验是人类共同经验的组成部分[19]。自悯由正念、普遍人性感与自我友善三个相互关联的成分组成[20]。自悯被认为能够帮助个体调节来自于不可控事件的负性情绪[21]。研究发现，自悯对孤独感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个体的自悯水平与孤独感各维度呈显著相关[22]，而歧视知觉又对自悯有预测作用[18]。且同类研究证明，自悯在压力源与消极心理健康结果之间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23-24]。但迄今为止，未见有研究检验自悯在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推断流动青少年的自悯可能在其歧视知觉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故本研究选取跟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16-18岁在读高中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流动青少年自悯水平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重庆市綦江区流动青少年较为集中的一所中学随机抽取7个班，共350名流动青少年参与调查，问卷回收344份。以问卷认真作答为筛选条件，有效问卷333份，问卷的回收有效率为95%，其中男生 179人（53.8%），女生 154人（46.2%），平均年龄17.1岁。

1.2 测量工具

1.2.1 歧视知觉问卷

对蔺秀云、方晓义等人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进行修订，测量流动青少年的歧视知觉水平[5]。该问卷共包括12个题目，分为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两个维度，其中，直接歧视4个题目，间接歧视8个题目，包括差别对待和歧视敏感性两方面。问卷采用4点计分方法，从1“一点都不符合”到4“完全符合”，以考察流动青少年主观感知到的受到歧视或者不公平对待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歧视知觉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2。

采用Hays和DiMtteo编制的孤独感问卷（ULS-8）中文版测量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程度 [26]。问卷共8个题目，包括6个消极题目与2个积极题目，积极题目采用反向计分。问卷采用4点计分法，从1“从不”到4“总是”。分数越高表示流动青少年的孤独感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4。

三是逐步完善“一河（湖）一策”。坚持问题导向，因河湖施策，科学制定和完善“一河（湖）一策”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和保护对策，强化对方案执行情况的督导检查，建立以“一河（湖）一策”为核心的差异化考核指标体系。注重规划统筹，推进涉河湖各专项规划“多规合一”，确保湖生态健康、功能永续利用。

1.2.2 自悯问卷

根据中介检验程序[27]，首先检验歧视知觉对孤独感的直接效应，然后分别检验加入中介变量自悯后路径系数的显著程度及模型的拟合情况。采用极大似然比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结构方程模型直接效应分析的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χ2/df=2.86，RMSEA=0.08，NFI=0.93，CFI=0.950，IFI=0.95，TLI=0.93。歧视知觉对孤独感的直接作用路径显著（β=0.18，p＜0.05），表明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可以直接预测其孤独感。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自悯，建立如图1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模型拟合良好，χ2/df=1.51，RMSEA=0.04，NFI=0.93，CFI=0.97，IFI=0.97，TLI=0.96。歧视知觉与自悯（β=-0.17，p＜0.05）、自悯与孤独感（β=-0.15，p＜0.05）之间的路径系数均显著。加入中介变量后，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的路径系数降低（β=0.15，p＜0.05），但仍然显著。这说明自悯在歧视知觉与孤独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15.13%。

1.2.3 孤独感问卷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16-2017年，我国留学海归已达到43.25万人，超过8成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较之前一个学年增加了2.08万人，同比增长3.97%。留学人数增速放缓，低龄留学热潮，中外合作办学迅速发展等都成为了中国留学发展的新特点。[1]

1.3 数据处理

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结果发现，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路径作用于孤独感。一方面，流动青少年的歧视知觉直接影响着他们孤独感的产生，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9，18，28]。可能是因为流动青少年的身份以及固有群体对外来人口的天然排斥，使流动青少年更容易感知到直接歧视和不平等的差别对待，内心体验到被排斥感和不被接纳感，从而导致高水平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可以通过自悯间接影响孤独感，也就是说，流动青少年的高水平歧视知觉可能会诱发低水平的自悯倾向，而较低水平的自悯又可能进一步引发高水平的孤独感。其原因可能在于，高水平歧视知觉的流动青少年，更可能进行消极的自我评判，产生较高的孤立感，沉迷于痛苦的想法和感觉，调整情绪的能力较低，而无法宽容和理解自己，引发了低水平自悯。Gilbert认为，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更有可能以关心和同情的方式看待自己，相反，那些在不安全甚至威胁性的环境中得到抚养的个体往往会自我批评而不是自我怜悯[29]。文章研究对象是流动青少年，他们的生活环境并非安全稳定，父母多忙于生计而无暇给予他们更多的内在温暖和精神抚慰。当他们遭受到挫折和失败时，往往会以苛责的方式对待自己，缺乏自我关爱的能力，其自悯水平自然会较低。流动青少年的低水平自悯意味着低水平的自我友善、高水平的孤立感以及高水平的自我评判，而自我友善与孤独感之间的显著负相关，以及孤立感、自我评判与孤独感的显著正相关已被研究所证实[22]。

2 结果

2.1 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自悯和孤独感的基本特点

调查分为10个问题，围绕医学科学研究、数据库与大数据、数据挖掘类问题，见（表1）所示，问题回答级别0～10分，0分最低，10分最高。

 

表1 歧视知觉、孤独感和自悯及其因子的t检验结果

  

注:*p＜0.05，**p＜0.01

 

男女t p歧视知觉孤独感自悯自我友善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孤立感正念（M±SD）16.99±4.69 20.49±4.88 66.54±9.58 13.30±2.73 11.87±2.78 17.68±3.30 16.06±4.93 9.88±2.70（M±SD）18.25±4.25 20.30±5.19 70.25±9.30 13.88±3.12 12.65±2.88 18.92±3.07 15.90±4.81 10.71±2.56-2.56*0.34-3.57**-1.80-2.52*-3.55**0.30-2.85**0.011 0.735 0.000 0.074 0.012 0.000 0.767 0.005

2.2 歧视知觉、孤独感和自悯的相关分析

对流动青少年的歧视知觉及其因子、孤独感和自悯及其因子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表明，孤独感与歧视知觉及其因子直接歧视、差别对待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歧视敏感性相关不显著（P＞0.05）；孤独感与自悯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其因子孤立感、自我评判、过度沉迷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正念、自我友善和普遍人性感相关不显著（P＞0.05）；歧视知觉与自悯呈显著负相关（P＜0.01），与其因子孤立感、自我评判、过度沉迷均呈显著正相关（P＜0.01），与正念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普遍人性感和自我友善相关不显著（P＞0.05）。

 

表2 歧视知觉、孤独感和自悯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

 

3456789101112变量1歧视知觉2直接歧视3差别对待4歧视敏感性5孤独感6自悯7孤立感8普遍人性感9自我批判10自我友善11正念12过度沉迷1 1 0.74**0.82**0.67**0.25**-0.21**0.23**0.03 0.29**0.06-0.12*0.25**2 1 0.57**0.14**0.23**0.10 0.19**-0.10 0.24**-0.05-0.16**0.23**1 0.27**0.23**0.14**0.17**-0.00 0.26**-0.01 0.18**0.23**1 0.11 0.21**0.15*0.14*0.16**0.15**0.05 0.10 1-0.40**0.53**-0.03 0.48**0.05-0.10 0.47**1 0.74**0.60**0.70**0.57**0.52**0.60**1 0.07 0.62**-0.06-0.09 0.67**1-0.14*0.48**0.53**0.60**1 0.03 0.02 0.66**1 0.62**-0.05 1-0.15**1

2.3 自悯的中介作用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歧视知觉与自悯、孤独感之间的关系（见图1）。其中，歧视知觉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以直接歧视、差别对待、歧视敏感性三个因子为观测变量；自悯为内生潜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以孤立感、过度沉迷、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自我友善、正念六个因子得分为观测变量；孤独感为内生潜变量，是模型中的因变量，以孤独感的8个题目得分为观测变量。

  

图1 自悯在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与孤独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采用Neff编制的自悯量表中文版测量流动青少年的自悯程度[19]。问卷共26个题目，分自我友善、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孤立感、正念、过度沉迷6个维度。问卷采用5点计分，从1“非常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分数越高表示流动青少年的自悯水平越高。中文版大学生自悯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两周后的重测信度为0.89[25]。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0。

3 讨论

通过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孤独感与自悯的关系分析，本研究发现，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与自悯及其正念呈显著负相关，与因子孤立感、自我评判和过度沉迷呈显著正相关。这与他人研究结论相一致[18]。这表明流动青少年的高水平歧视知觉可能会引发高水平的自我评判、孤立感、过度沉迷以及低水平的正念，从而影响着自悯水平。另一方面，自悯能帮助流动青少年应对生活中的歧视，缓冲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另外孤立感、过度沉迷、自我评判与孤独感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高水平的自我评判、孤立感和过度沉迷，导致了个体较高的孤独感产生。自悯是个体在经受挫折和失败等不良事件时，对待自己的一种方式，意味着不苛刻自己，体现为个体应对不良情绪时的自我关爱和理解。流动青少年暴露在歧视而缺少社会支持的环境中，其内心可能会形成某种保护机制，自悯可能就是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的体现。

采用t检验对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孤独感、自悯及其因子在性别差异上进行了分析，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歧视知觉、自悯、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正念在性别上呈现显著差异，且女生在这几个变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研究结果发现，歧视知觉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女生的歧视知觉水平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差异[5，10，13]，歧视知觉在性别上是否存在差异、差异结果如何，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结论，针对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女生相较于男生，内心更敏感细腻，对于外界评价的感知更敏锐，从而更加容易将环境中的消极信息认知为外界歧视，而性别对于歧视知觉的真实影响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另外我们也发现，自悯及其因子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正念在性别上呈现显著差异，且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现有研究中对于自悯的性别差异极少进行验证，个别研究结果发现，女性的自悯水平低于男性[25]，因此，对于自悯性别差异的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采用SPSS21.0和Amos21.0进行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包括t检验、相关分析以及路径分析。

通常求解超参数的方法是利用边缘似然函数来推导模型的参数,最终采用共轭梯度法获得边缘似然最大值来求解超参数。但是,共轭梯度法存在明显缺点,例如容易陷入局部最优解、对初始值依赖性强等。为了克服共轭梯度法学习超参数的缺点,很多学者利用已有的一些其他优化算法来学习超参数,如粒子群算法、人工蚁群算法以及遗传算法等[12-14]。相比之下,遗传算法具有极强的自组性,对种群的初始值没有要求,在多目标隐性参数的优化求解上有着良好的应用。此外,遗传算法不需要利用一阶导数的信息,比共轭梯度法更加简单,也更容易操作。因此,本小节利用遗传算法来优化超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a）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自悯、自我评判、普遍人性感、正念在性别上呈现显著差异。

b）流动青少年歧视知觉可以正向预测孤独，自悯可以负向预测孤独感。

c）流动青少年自悯在歧视知觉和孤独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SKOSIREVA A，CAMPO P O，ZERGER S，et al.Different faces of discrimination：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homeless adults with mental illness in healthcare settings[J].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2014，14（1）：376-376.

[2]刘霞，申继亮.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影响及群体态度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4）：395-401.

[3]刘霞，赵景欣，师保国.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2）：216-223.

[4]金灿灿，刘艳，陈丽.社会负性环境对流动和留守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亲子和同伴关系的调节作用[J].心理科学，2012（5）：1119-1125.

[5]蔺秀云，方晓义，刘杨，等.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J].心理学报，2009，41（10）：967-979.

[6]王良纯，符明弘，张娜，等.昆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6）：936-938.

[7]方晓义，范兴华，刘杨.应对方式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情绪关系上的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8，24（4）：93-99.

[8]李承宗，周娓娓.流动儿童人格特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1）：52-55.

[9]朱倩，郭海英，潘瑾，等.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问题行为——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3）：529-533.

[10]EVERETT B G，ONGE J S，MOLLBORN S.Effects of minority status and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mental health[J].Population Research&Policy Review，2016，35（4）：1-25.

[11]LEE S H，LEE H S，KIM G H，et al.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anxiety disorders among Korean workers：analysis of the third Kor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J].Annal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2016，28（1）：32.

[12]STRONGE S，SENGUPTA N K，BARLOW F K，et al.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predicts increased support for political righ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mediated by ethnic identity：A longitudinal analysis[J].Cultural Diversity&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2015，22（3）：359-368.

[13]刘霞，申继亮.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及与自尊的关系[J].心理科学，2010（3）：695-697.

[14]曾守锤.流动儿童的压力和社会支持状况及社会支持保护作用的研究[J].心理科学，2011（3）：631-635.

[15]李小青，邹泓，王瑞敏，等.北京市流动儿童自尊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学业行为、师生关系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2008（4）：909-913.

[16]张巧玲，张曼华，来源，等.北京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8）：1237-1239.

[17]侯舒艨，袁晓娇，刘杨，等.社会支持和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孤独感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4）：401-411.

[18]LIAO K Y，KASHUBECK-WEST S，WENG C Y，et al.Testing a mediation framework for the link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sexual minority individuals[J].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2015，62（2）：226-241.

[19]NEFF K D.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J].Self&Identity，2003，2（3）：223-250.

[20]NEFF K D.Self-compassion：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 of a healthy attitude toward oneself[J].Self and Identity，2003（2）：85-102.

[21]LEARY M R，TATE E B，ADAMS C E，et al.Self-compassion and reactions to unpleasant self-relevant events：The implications of treating oneself kindly[J].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2007，92（5）：887-904.

[22]AKIN A.Self-compassion and Loneliness[J].International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2010，2（3）：702--718.

[23]VETTESE L C，DYER C E，LI W L，et al.Does self-Compassion mi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later emotion regulation difficultie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2011，9（5）：480-491.

[24]PRZEZDZIECKI A，SHERMAN K A，BAILLIE A，et al.My changed body：breast cancer，body image，distress and self-compassion[J].Psycho-Oncology，2013，22（8）：1872-1879.

[25]陈健，燕良轼，周丽华.中文版自悯量表的信效度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734-736.

[26]RON D.HAYS M.ROBIN DIMATTEO.A short-form measure of lonelines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7，51（1）：69-81.

[27]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05）：614-620.

[28]NETO F.Loneliness and acculturation among adolescents from immigrant families in portugal1[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2，32（3）：630-647.

[29]GILBERT P，PROCTER S.Compassionate mind training for people with high shame and self-criticism：overview and pilot study of a group therapy approach[J].Clinical Psychology&Psychotherapy，2006，13（6）：353-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