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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性的理论演进及其现实应用——基于环境认知的视角

更新时间:2009-03-28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理性是人的行为准则。然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不但未遵循期望效用理论[1],而且还存在框架效应[2]。阿莱也指出在具有相同期望价值的决策中人们更偏好确定性结果[3]。这些研究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决策标准的重新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有限理性和生态理性。有限理性认为人的行为决策就像一把剪刀,一边是人类的计算能力,另一边是环境的信息结构,人类的决策就是在有限认识能力下需求满意的策略[4]。吉仁泽等进一步指出理性是认知能力和环境相互作用的适应性过程,这种理性是一种使人类与自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性。

(2)笔者仅进行了测量仪的原理设计,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有:计划设计一个辅助检测装置,确保激光发射器发射的激光线与钻具轴线共面平行;不同型号的动力钻具其外径不同,而且受磨损、老化等因素影响,动力钻具的外径也在变化,计划将装置本体改进为尺寸可调型。

对于生态理性的研究,学界主要延承两条路径:其一,将生态环境作为环境的信息结构并纳入到人类的经济活动决策中,强调人类经济活动不应仅遵从效用或利润最大化,还应该重视自然界的内在价值,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5-6];其二,将决策的外部环境结构纳入决策系统,强调人和外部环境结构之间的相互依赖性[7]。两种研究思路均主张人类活动和外部环境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一方变动都会引起另一方的适应性行为(如果可以将自然环境变化也视为一种行为的话)。但此两种路径也存在明显区别,前者强调一种生态学的理性,多用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后者强调某种决策的信息处理,常见于对人类行为决策的微观分析。尽管已有大量文献关注环境在决策中的作用,但学术界对生态理性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且鲜有文献阐述生态理性的发展脉络,也缺乏对生态理性作用机制的分析。那么,生态理性的行为机制是什么呢?为什么生态理性是一种较有限理性更符合人类决策的行为假定呢?生态理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何在呢?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梳理了生态理性在经济学中的概念内涵和理论发展,旨在厘清生态理性的概念内涵和演变发展,阐述其作用机制和实践意义,从而为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和相关制度设计提供有益思路和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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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性的概念和内涵

(一)生态理性的概念

“生态”一词最初源于希腊语的“house”或者“environment”,指家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后来引申为有机体和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理性是指进行思考和作出合理行为的能力,那么两者结合起来意为人类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一种行为能力。按照行为经济学家的解释,人类的认知能力或心智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理性、自我控制和自利方面,这种认知局限导致人类面对环境约束只能采取类似试探或经验的适应行为。由此看来,生态理性反映了人类的认知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行为能力。

生态理性强调环境信息对认知的影响,环境的信息结构可以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大脑进行刺激,与大脑中已有功能模块建立联系,实现环境的信息结构与适应性工具之间的匹配。按照环境信息对认知的影响程度,生态理性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环境认知阶段、有限理性阶段和生态理性阶段。

(二)生态理性的内涵

第一,生态理性是一种环境结构下的适应性理性。适应性是人类最基本的特征,这种适应能力会对环境信息结构变化产生一定反应,并出现大量适应活动[12]。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信息存贮和加工能力不仅受人类的生理限制,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环境信息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对人类的能力和行为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环境结构会降低人类的决策能力,例如,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对各种信息进行评价,环境信息之间的相互干扰降低了人类的预测能力;另一方面,环境结构会改变人类的决策标准和规则,例如,在股票市场,投资者要对所有的股票进行评估是不可能的,因此许多投资者不是采用利润最大化的标准,而是采取满意策略,即选择几只使自己满意的股票,然后将资金平均分配到选定的股票。因此,作为社会实践者的人不可能是完全的效用最大化者,而是在各种环境约束下采取满意策略。正是基于这一点,生态理性才会注重环境的信息结构对行为目标和策略的影响,它会利用已有的策略集或工具箱来适应环境结构,以快速准确地实现目标。

第二,生态理性具有多标准和多策略特征。决策标准是判断行为是否理性的依据。在经济理性中,决策标准就是逻辑规则或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策略也较为单一,但这种单一决策规则无法解释现实中不同情境中人们的多样化决策,例如,一个人既可能是利己的也可能是利他的,并且有时候利他不一定会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生态理性的决策准则包括准确性、节俭和决策速度等[10],并且当行为人面对不同行动目标时,决策准则的排列顺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考试更注重准确性,而临场应变更需要快速。经济理性要求行为人选择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策略,而生态理性具有多策略特征,即行为人大脑中存在一个策略工具箱,里面拥有多种不同策略(如启发式、满意策略等),当面对不同环境结构和目标时,行为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

第三,生态理性是一种演化理性。哈耶克将理性分为建构理性和演化理性[13],前者源于霍布斯,认为人类是全知全能的,以及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个别人的建构形成,这与经济理性相对应;后者源于苏格兰道德哲学,主张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人类不断试错形成的经验积累,并且制度是长期演化的结果,这与生态理性对应[14]。生态理性是人类在不同环境下长期形成的适应性能力,一方面,生态理性涉及行为的环境结构,这些环境结构通过信息方式对行为人的策略产生影响,使行为人选择有效的方法以应对环境结构,长期来看这会在行为人大脑中形成一种策略模式以引导以后的行为,例如,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其汽车行业发展策略就是低油耗;另一方面,人类的认知能力是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学习和适应不断演化的结果,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在类似环境中作出正确判断,例如,在社会交往中,我们通过这种能力能够有效识别出一些欺骗行为[15]。因此,生态理性是人类认知能力和环境之间协同演化的结果。

第四,生态理性是一种信息节约式的行为规则。人类决策的本质是信息处理,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具有完全不同的信息处理方法。在充满不确定的情景中,经济理性为了计算概率和期望效用,会尽可能收集更多的决策信息,这必然会提高决策成本以及造成信息冗余。而生态理性为了快速准确地作出决策,往往认为“少比多好”,只收集重要信息,从中发现线索,然后选择合适的行为策略,以保障决策的质量和可靠性。尤其在启发式策略中,这一规则更为常用。例如,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追逐空中的足球,以确定足球的落点,此时运动员不会收集有关风速和球速的信息并运用公式计算足球落点,而会以同足球保持固定夹角的方式追逐足球来确定落点[10]

第二个阶段源于有限理性假说。西蒙认为人类根本不需要拥有“效用函数”,更不需要计算各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就能作出“满意决策”,后者足够满足人类长期生存需要[17]。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适应性要求人类必须能够适当简化对环境的分析,这种简化不仅受生理特征的限制,还取决于环境的结构。所谓“环境的结构”是指我们行动的约束条件,它不仅依赖于我们的知觉系统,还依赖于我们的行为动机和目标。简化环境分析的关键是掌握反映相关信息的“线索”,然后利用优先选择机制将这些“线索”与行为目标相联系,就能获得“满意决策”的途径。这一理论说明人类面对复杂的环境,即便借助于计算机也无法在短时间内计算出各种选项的效用水平,更无法实现效用最大化,为了降低决策成本,此时决策标准由最优化调整为满意原则。满意原则是指代理人在内心对行为结果都有一个决策的渴望水平,只要达到这一渴望水平即为满意,因此代理人在已有的信息结构下寻找到第一个能够达到渴望水平的决策就是满意决策。这一原则不仅更加符合实际,而且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更具有指导意义。

生态理性理论的演变

按照环境对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形塑作用,学术界至少存在四种生态理性的定义。其一,德雷泽克认为生态理性是一种功能理性,它是指存在相互依存和协调关系的组织系统内部结构以低熵的方式保证系统稳定的某种秩序,这种观念认为人类行为应当以可持续的方式作用于生态系统[8];其二,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将生态理性视为一种基于生态条件的经济活动的效能限度,它反映了生态文明时代适应环境的意识形态[9];其三,吉仁泽等人将生态理性定义为使人类行为适应于环境信息结构的行为工具,该定义强调环境结构对认知的演化作用,并最终决定人类的行为策略[10];其四,哈耶克和史密斯认为生态理性是一种文化和自然演化过程中所涌现的社会秩序,它内嵌于个人、社会和自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该理论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形塑作用[11]。尽管上述四个定义所指环境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特征是认知与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这种适应性不仅决定了人类的认知能力,而且对行为策略和决策标准也会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将生态理性定义为人类与不同环境相互作用的适应性决策工具,它往往表现为大脑中适应性工具箱的不同策略,如启发式决策。

第一个阶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环境心理学。在环境认知阶段,学者们在探讨人类行为决策时摒弃了传统理论中单一维度的经济理性,将环境因素纳入到人类行为决策中。他们认为,如果在研究人类认知时排除了现实环境的生态结构,那么就无法理解人类知觉,因此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环境的生态结构和人类的认知与行为联系起来。环境具有两个典型特征:其一,环境的生态结构表达了不同事件间有规律且相互依赖的因果结构,这些因果结构隐含了我们所要研究的理性行为准则。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一个事件作为其他事件的局部代表,来认识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一方式简化了我们所认识的周围事物间网络的复杂性。其二,环境中所隐藏的因果关系并不是一对一简单的对应关系,有可能是一个局部代表表达了许多实体间的联系[16]。我们对这些因果关系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事件之间的关系,需要结合环境结构来研究行为决策。因此,在研究人类行为时,应该首先研究决策的环境,这些环境的信息结构,包括看不见的信息和看得见的信息,为人类选择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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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即生态理性,这一概念是在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有限理性认为从环境结构中获取的“线索”能够简化行为决策,但是没有回答这些“线索”如何通过大脑产生一个适应性策略。托德和吉仁泽等人认为,大脑中存在一个长期学习和演化形成的适应性工具箱,其中包括适应各种环境的行为策略。环境结构中的信息或“线索”首先映射到大脑中的适应性工具箱,然后大脑通过某种机制将这些信息或“线索”与已有的行为策略相匹配,选择一个适应性策略。所谓“适应性”是指这些策略是工具箱与环境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将这种适应于特定决策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决策工具称之为生态理性,它反映了决策者和现实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表明在什么情形下认知策略是成功的[18-19]。因此,生态理性要求决策者将环境信息结构同大脑中已经形成的不同决策策略进行匹配,以形成有效决策。这表明生态理性是一种演化的适应性理性,其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多维的外部标准(如时间等),而不是内在一致性,就此而言,生态理性属于实证分析,即生态理性的目的是解释行为的准则是什么,而不是代理人应该如何行动才是理性的。

生态理性的行为机制

[11]Smith V L. Constructivist and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3):465-508.

日语词汇有汉字词、音译词(カタカナ語)、混合词(汉字+音译)三种基本构词要素。通过对比词库考察发现,几乎所有日语IT新词均为外来语的音译词(仅获得一例混合词的例外:アイディー番号―身份识别码)。由此可见,外来词的音译吸收,是日语IT新词最主要的构词途径。如:ワードプロセッサー(文字处理软件)、アイコン(图标)、アウトプット(输出)等音译自英语;メニュー(主菜单)音译自法语。进一步分析外来词的国别,发现绝大多数日语IT新词来源于英语。

(1)课件和实例呈现的改进.传统的课程教学中用Dreamweaver等软件制作网页的有关知识点和操作技巧都体现在老师制作的PPT中,PPT的内容和老师演示的网站例子脱节.为改变这种情况,把教学内容中每一章的PPT放在课程网络学习平台上,如图2所示.课程网络学习平台方便了学生的学习、观摩.

首先,心智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其目的在于引导行为以实现某种目的。哈耶克将心智视为一种大脑对外界刺激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这种过程是长期演化的结果。心智对信息处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外界环境对行为人产生某种刺激时,人类能够将这些刺激转换为某种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大脑;第二阶段,当大脑收到环境信息之后,会将这些信息按照某种标准分类,然后将这些已经分类的信息与大脑中已有的模块进行匹配,以保证这些信息能够与已有的策略建立联系;第三阶段,大脑会从已经建立联系的模块中选择一个能够实现目标的满意的策略,然后发出相关指令,作出行动。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大脑中的不同模块是在外界刺激下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决策时大脑会选择最能反映环境信息和目标的模块,从中挑选一个同信息结构最相关的策略。如果大脑收到信息后无法进行分类或者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匹配的模块,那么会选择一个相似度比较高的模块进行匹配,或者出现紊乱导致不知所措。

其次,环境是指代理人行动所面临的信息集合,包括道德、法律、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这些信息会以一定方式进行排列或者组合,并以多种方式影响代理人的行为,比如决定行为目标、选择的工具、处理信息的方式等。举一个女性买衣服的例子来说,绝大多数的女性在购买衣服时不仅考虑价格和收入等经济因素,而且还会考虑流行款式和美观等文化因素,甚至是否符合某一身份等社会因素,这些都是购买某一款衣服的环境的信息结构。当代理人不存在收入约束时,经济因素在信息排序中的地位会下降,那么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可能成为首要考虑的决策因素,即大脑会屏蔽有关经济因素的信息。这意味着环境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特点,环境的客观性是指某一行为所处的信息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环境在决策时无法改变;环境的主观性是指外界的这些环境信息并不是独立于心智,即这些信息的选择或者排序会受到心智的影响。

第三,心智与环境信息之间的匹配,实际上就是心智找到一个适合特定环境信息结构的策略,其本质是心智对环境信息的处理。心智对环境信息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学习机制,学习是大脑在不同的信息结构下训练策略的过程,是大脑最基本的能力之一,通过学习大脑可以将不同环境信息与已有的策略相匹配。例如,启发式是一种快速而又节俭的行动策略,为了形成启发式决策,我们必须先在已有的答案集和可利用的环境信息之间形成某种联系,通过学习这种联系,大脑会形成启发式策略,当遇到类似环境信息结构时,大脑会根据环境结构中“线索”所包含的信息采用相对应的启发式策略[20]。第二种模式是分类系统,这种分类系统的建立是人脑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处理环境信息时,脑内神经系统通过再认知过程和分类系统将环境信息进行分类,然后在脑内不同模块和外界环境之间建立起“关系”;我们的行为决策的依据就是不同环境信息之间的相似性,通过这种相似性,我们可以将环境信息传输给特定模块以作出恰当的决策[21]。第三种模式是屏蔽,神经系统将环境信息传输到大脑之后,在决策之前大脑为了提高决策效率首先将某些信息进行屏蔽,然后将经过筛选的信息再同大脑中的决策模块相联系。例如,在决策时越贫穷的人越会在意金钱的影响,越忙的人越会在意工作效率,即某种稀缺性资源会对我们的决策形成一种干扰,这种干扰就是通过将其他信息屏蔽而获得的[22]

生态理性的应用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政府和研究机构都在密切关注气候变暖和极端气候对自然和人类的影响,其中农业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行业之一。作为农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带来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农民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认知;第二,在此基础上,农民是否采取了适应行为。本部分将基于生态理性视角对气候变化对农民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农户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农户是否为一个经济理性决策者,对此学界存在严重分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波普金认为农户是一个理性的小农,能够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对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其行为目的在于寻求个人或家庭利益最大化;这一观点遭到了波兰尼和斯科特等人的质疑,他们认为农民并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理性小农,而是道义小农,生存伦理是其经济行为的基本标准,农民的经济行为受到生计、家庭规模和土地资源等多种因素制约,谋求生计和维护村庄安全等集体行动,都是在捍卫其最基本的生存权利[23]。虽然这一争论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农户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认知局限性:首先,面对高风险的农业,农户没有能力确认期望收益或损失,无法按照一个理性人的原则进行决策。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因此农户应该购买保险以降低经营风险。但是相关研究发现,无论农业商业保险还是互助保险,农民的参保率都很低[24-25],这说明即便农民对农业风险存在一定认识,但对保险在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收益方面仍存在认知局限。其次,农户没有能力获得农产品的市场信息。农产品市场存在较大波动性,一个理性农户应该按照未来市场价格来确定种植品种,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但是,一方面农户无法获知全球农产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另一方面就算农户能够预测未来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也无法确定由其他农户种植相同农产品对市场的冲击。因此,从现实来看,农户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更可能是一个将已有自然资源和认知能力结合起来的生态理性人。

人各有志,扎西曾提过他的理想:开一家客栈,广聚游学的僧侣,让他们在拉卜愣寺院外围安心学习。最近一次见到扎西是2004年的夏天,在一个安静温暖的小院落里,扎西仍然在自己的僧房里研习唐卡绘画,画风越发细密工整。他并没有成为旅店的老板,反而潜心学习占卜。近些年,丹增和次正都还俗了,结婚生子,还开了专门画唐卡的画室,过着世俗的生活。人总在变,理想也会变,而他那憨厚善良的笑容却一如既往。

(二)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农业对气候变化很敏感,这种敏感性可能被农户感知,进而影响其农业生产行为。农户是一个处于生产环境不断变化的生态理性人,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农户不单是市场竞争者,还是自然环境的利用者,他们通过世代相传的知识和经验能够感知到土地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影响,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来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减产。但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农户的异质性影响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性,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种植面积等[26];第二,农户对不同的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如农户对气温上升和旱灾增加的影响不敏感,而对降雨减少所带来的减产比较敏感[27]

(三)农户的决策环境

农户的决策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四种。其中:自然环境包括土地和气候,它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社会环境是指当地影响农户决策的社会特征和共识,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例如,我国苹果种植地区农户决策具有模仿特点,即一个地区的个别农户种植苹果,其他农户模仿跟进,小规模农户不仅在苹果品种选择、日常管理上模仿种植大户,而且在技术选择上也存在模仿。市场环境是指产品市场上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农资市场的供给等因素。政策环境是指影响农户种植的政策因素,如化肥和农药补贴政策、产业政策等。决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在这四种决策环境中,自然环境和市场环境对农户的影响最大,例如土壤变化直接影响作物的生长,市场需求变化会影响农户种植品种,因此农户的生产决策是与环境结构相匹配的一种生态理性决策。

(四)农户的适应性行为

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导致了农户的适应性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包括种植结构的调整,而且还包括生产要素的投入,新技术的采用。例如,气候变暖更适宜于棉铃虫的繁殖,加重了华北地区农户的防治成本,农户一开始采用增加劳动投入和农药投入来应对,但这增强了棉铃虫的适应性,最终很多农户选择改种其他作物。在这个例子中,气候变化、是否存在新的抗棉铃虫的生物技术、该区域是否形成了大规模的棉花种植、农药的成本等因素是农户决策的环境,这些因素使农户决策如下:首先,农户感知到气候变化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从而选择投入更多劳动力或者农药来应对;其次,当上述措施无效时,农户会考虑是否存在新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再次,如果没有相关技术,那么农户会考虑改种其他作物。农户在采取适应性行为时考虑了经济因素,但导致农户最终改种其他作物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一种能够防治棉铃虫的技术。因此,在实际决策中,农户不仅会考虑经济成本,还会考虑技术、政策等其他环境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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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是高等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校应该充分认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意义,了解社会实践在人才培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有效地开展相关活动。在组织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学校应该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尤其是学生意见,结合社会需求和学生自身特点,来确定实践活动的形式、内容。此外,学校对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应该给予经费和政策的支持,并动员专业教师积极参与学生社会实践,担任指导教师。社会实践常常涉及到专业知识的运用,因此吸纳经验丰富专业教师作为指导老师非常有必要。此外,还可以邀请企业专家加入,采取联合指导制度,经常开展交流、学习和研究,解决学生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结合不紧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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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β是与压头形状有关的常数,本实验采用的是玻氏压头β=1.034,采用维氏压头时为1.012。 S为接触刚度,接触刚度的测量有单一和连续两种方法,如采用准静态加载方式,只能利用卸载曲线计算单一接触刚度;采用动态加载方式能获得加载段的连续接触刚度。单一接触刚度的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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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理性的行为机制涉及大脑中不同行为策略与特定环境中信息结构之间的匹配,行为策略越能反映某一环境中的信息结构,就越能成功地运用在该环境中。因此,生态理性的行为机制实际上包含三方面内容:心智、环境的信息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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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往往研制一些具有技术先进性、代表性、前瞻性的非标设备,这就导致设备建设方案具有不确定性,项目建设技术难度高,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和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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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清理橱柜,翻出了十四年前女儿出生时珍藏的一小布包胎发,郑重其事地交与女儿保管,希望当她有朝一日青丝变白雪之时,能手握这胎发想起已经消失的父母,想起艰难走过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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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中防灾减灾工作对气象的依赖程度越高,对农业气象工作者服务准确度的要求就会越高。因此,应结合我国实际来完善我国的气象预报系统,而且基层气象部门要对农业气象工作起到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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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定要为我的固执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过有时我也会这样想,这或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也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的。不然,我怎么会去省城?又怎么会认识蒋利学?我若不去省城,蒋利学这辈子岂不是要空等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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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文化能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教学中,可以充分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收集相关数学史料、数学典故、数学趣题等,调动学习积极性。学生在收集相关资料过程中,体会到数学思想的乐趣,感受到数学无处不在的美、数学方法的精湛、数学思维的美妙无穷,真正对数学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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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薛建宏,张兴
《宁夏社会科学》 2018年第02期
《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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