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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风险诉求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风险全球化的社会学视角

更新时间:2009-03-28

风险全球化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一)“一带一路”恰逢风险全球化的世界大背景

2013年9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1]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意义是构建新型全球化共赢之路。但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风险与机遇并存、挑战与发展同在。“一带一路”的建设恰逢风险全球化的世界大背景,全球风险的蔓延与扩散给“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

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密集、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化在加速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让地球成为了一个“世界风险社会”[3]。世界早已不再“太平”,被各种“潜在”与“显在”的风险缠绕着。 乌尔里希·贝克很早就预见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1986年在其出版的《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书中,从生态视角阐述了世界风险社会的“地球政治”[4],风险社会理论引发世界关注。21世纪以来,人类在享受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带来的红利时,社会风险也悄然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国的传统风险、现代风险与世界风险交互反应,形成全球化的风险带,而“一带一路”建设就是在全球化风险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一带一路”中的风险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

1.世界风险是源头,全球治理是手段

“一带一路”沿途横贯欧亚大陆,连接亚太和欧洲金融圈,其涵盖范围之大必然会引发全球风险的连锁反应[5]。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差异,其风险的表现形态也不一样。从风险与治理的内在联系看,世界风险是源头,全球治理是手段。风险是为了反思问题,治理更侧重于正视和解决问题[6]。全球治理是为了规避和化解国际争端与冲突,而这些冲突与矛盾又来源于世界风险。系统的风险需要综合的治理,我们要有风险意识和全局观念,用全球治理观准确把握其战略定位,实现源头治理。

2.世界风险的特质决定了 “一带一路” 风险治

(1)全球风险的普遍性与突发性需要常态的治理体制理的方式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大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时期,很多地区社会风险与矛盾凸显、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在世界风险席卷全球的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将面临众多不确定的风险。全球风险具有普遍性和突发性[7]。世界风险渗透于全球每个角落,且转化为危机事件的速度很快,猝不及防。高风险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常态,风险的普遍性与突发性需要建立长效治理机制,实行常态治理。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我们已经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与危机,可能会全面干扰“一带一路”的有效进程。因此,当务之急需要建立常设的“一带一路”风险治理委员会,建构相关的专业风险防控职能部门,对风险进行常态的预警。

(6)是各规格成品砂石料通过地下装车通道,由各规格成品料仓的数控给料机进行装车,替代人工铲车装车,提高装车效率,降低装车成本。

RAMP材料插值模型为材料属性有理近似模型,采用插值函数建立单元设计变量xe和其弹性模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对应的数学表达式如式(2)所示:

全球风险具有集聚性和扩散性。全球风险有从无到有逐渐积聚的特质,一旦聚集到一定程度,便会在某一阶段以公共危机的形式爆发(比如武装冲突、政变等)。不同类型的风险(政治、制度、文化)会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层扩散,形成叠加效应[8],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区域,从一国扩散至多国,甚至影响全球稳定(比如金融风险)。“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国家(中东等)社会矛盾突出、群体事件频发,众多的风险往往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所造成的。因此,要对风险进行动态实时监控,打破风险在结构断层的凝聚和世界范围的扩散。要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风险治理机制,在建设中防范风险,在治理中共同发展。

十一、对确认发表的稿件将在出版前1个月左右发出“版面费已定”的通知,作者接到此通知后在15 d内按规定支付版面费(要求刊印彩图者需加付印制工本费),版面费应直接汇至本刊主管单位南京脑科医院账户,切勿汇至个人帐户。具体操作详见《警惕不法分子盗用本刊名义骗取作者版面费》。

(3)世界风险的复杂性呼唤多元主体的全球共治

全球风险是复杂的,它呈现出来源的复杂与多样,同时引发全球风险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当今传统的风险没有消除,现代性的风险有增无减,后现代的风险也在释放[9]。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差异、不同的发展道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经济的、制度的、文化的、国内的、国际的等众多复杂因素耦合在一起,加剧了地区风险与冲突。正是由于风险的复杂性,才使得人类在面对世界风险时常常无从选择和无法应对。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一条绿色、持续、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我国不搞霸权主义,也绝不会称霸。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依靠我国单方的力量很难系统、高效地治理风险,因而需要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一起相互配合、共同参与、合作共治。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诉求基于EPMCN的维度

“一带一路”的风险是全球化的系统风险,需要系统的建设规划和宏观的“顶层防范”。关于“一带一路”的风险问题,国内学者大都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风险类型进行阐述,有的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有的从文化冲突和伦理的视角,还有的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治理不光要清楚风险的形态和类型,还要深入分析风险诉求,只有满足了诉求,才能有效地治理风险。笔者通过社会学视角,从EPMCN(economy经济、politics政治、military军事、culture文化、 network网络 )五个维度来系统剖析“一带一路”风险体系,并以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制度层、博弈层、冲突层、文化层、交往层为边界,聚焦五种系统的风险诉求——社会公平、社会表达、社会安全、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合。

(一) 世界经济风险中的诉求——社会公平

1.“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风险

[19][英] 拉尔夫·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M].林荣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5-22.

首先,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化给“一带一路”的经济宏观制定带来了风险。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很多问题。贸易壁垒、经济管控、排他性的经济体制让众多发展中国家被拒之门外。我国实行“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要让广大贫困国家共同参与进来,开辟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这势必会引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阻碍,加大对亚太金融的控制,影响“一带一路”的建设。其次,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给“一带一路”的投资运营带来了风险。由于我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起步较晚,投资经验缺乏,不了解国际投资环境的复杂与多变。加之法律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以及自身风险评估体系的薄弱,造成较多的盲目投资、重复投资、投资失败甚至国有资产的流失。再次,日益上升的全球国家经济风险指数,给我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巨大挑战。国家经济风险是指由于国家行为导致经济活动偏离预期收益而造成经济损害的可能性。据相关调查,受国际大环境影响,近年来全球各国风险指数呈上升趋势[10]。“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复杂,一些国家投资环境不足、偿还资金能力薄弱,很多贫困国家整体经济信用体系不完备,这些无疑都增加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风险。

“整个美国救了通用汽车,但这就是通用汽车怎么回报我们的。我现在正考虑去除给予通用汽车产品的补贴,包括它旗下的电动汽车。”

2.社会制度层中的经济风险诉求:社会公平(感)

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风险与矛盾加剧了经济制度层的断裂。美国想极力修复费尽心思建立起来的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日益衰退的经济让其力不从心。美国主导的西方经济全球化暴露出很多社会问题,而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不公平的经济制度。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度层呼唤一种更为公平和互利的制度体系。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受到西方经济体系的排斥,不能公平地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另一方面它们又担心我国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不能公平地考虑到其本国切身利益,对制度公平的极力渴望成为“一带一路”经济风险中的最大诉求。

罗尔斯认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就是社会公平。”[11]Adams提出了“分配”公平[12],要求赋予每个人平等地享有经济权利。Walker 使用了“程序公平”的概念[13],认为社会公平是正当合理的诉求状态,它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权利的平等和司法的公正等[14]。社会公平是衡量一个经济制度是否符合普遍性的标准 [15]。如果说社会公平是一种价值诉求,公平感则是一种心理诉求,公平感包含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自身所处制度环境的心理感知和判断。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建设,各国对公平感的经济诉求会越来越高,经济制度层的重构势在必行。

(二) 国际政治风险中的诉求——社会表达

1.“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严重考验着我国处理国际危机的能力。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处理大国关系的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不稳的风险。

首先,处理大国关系的风险表现为美、日、印度、俄罗斯与欧洲各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美国一开始极力抵制“一带一路”,认为中国妄图取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批判“一带一路”具有很强的扩张性,且战线太长,难实现。日本非常警觉,用中国崛起论曲解“一带一路”的意图,对“亚投行”保持高度防范。虽然近期美、日有向“一带一路”示好的表示,但动机并不单纯,一来想阻止中国在“一带一路”中“一人独大”,二来想在利益上分一杯羹。印度由于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达成共识。俄罗斯总体配合,实质戒备,担心其大国地位受到挑战以及影响欧亚经济的一体化推进。虽然我国与欧洲的国际合作不断,但欧盟一些国家仍旧存在顾虑,一方面希望通过经济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担心中国规则违背欧盟标准。美日的抵制、印度的阻扰、俄罗斯的“不盟之盟”以及欧洲的观望,都给“一带一路”带来了更多的政治风险。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局的稳定性影响着“一带一路”进程的顺利进行。近年来中亚、南亚、中东的一些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政局动荡不安、政党纷争不断,像阿富汗、缅甸、巴基斯坦地区冲突和武装暴力不断,“一带一路”面临陷入当地的政治纠纷和政权危机的风险,“一带一路”的投资有随时停产的风险。

[18][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8-29.

“一带一路”沿线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各国社会博弈层的政治敏感地带。所谓博弈层是指各种社会力量、国家党派、相互博弈制衡的系统分层,博弈的最终结果会达到一种相对稳定和谐的均衡状态[16]。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一直是世界社会系统中上演的重头戏。回顾20世纪的大国博弈历程,美苏争霸和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苏联的解体而不复存在。之后的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但独霸世界并没能维持太久。如今美国经济大不如前,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要号令天下或以武力恫吓世界已不大可能。当今的世界不再是大国要掌控小国,没有一个国家能代表世界去发声,实践证明,世界博弈层的稳定和谐需要互惠共赢的理念,需要“非零和博弈”[17](博弈取得双赢),这与我国“一带一路”的宗旨不谋而合。

要想减少博弈的成本、降低其政治风险,就必须倡导公正的政治博弈场域,建立开放平等的表达通道,让世界每个国家、民族,无论大国或小国、发达国家或发展国家、贫穷或落后,都能在世界政治舞台有充分自我表达的权利。社会博弈层的和谐取决于各国的政治表达是否通畅,社会表达是降低博弈层风险的主要诉求。布迪厄认为,社会博弈有目的性也有规范性,和谐的博弈必然是理性选择的结果[18],充分的“表达感”体现了各国人民共同的风险诉求和价值追求,即不损害自身利益又能达到合作共赢的目的。

(三)世界军事风险中的社会诉求——社会安全

1.“一带一路”面临的军事安全风险

“一带一路”还涉及军事领域,尤其是军事安全。虽然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但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其所可能引发的军事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首先,“一带一路”引发领土争端升级,历史问题会被重新提起。我国一直强调不谋求地区的主导、不干涉他国内政,却常常被西方曲解为以“一带一路”为借口妄图用武力称霸世界。比如中印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都在“一带一路”被提及后有所升温。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其武力远超自卫需要;2016年7月美国在韩国实施萨德计划;2017年6月到8月,中印两军在“洞朗”对峙两个多月。一些媒体极力渲染我国“一带一路”的大国主义倾向,煽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军事力量抵制“一带一路”的进程,这些都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安全风险。其次,“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比如中东),其武装暴力、恐怖袭击等事件的频发,给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者的生命财产产生了严重威胁。由于国情、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加之我方军队与沿线各国缺乏双边的互信,有可能激化矛盾。我国军队如何有效为“一带一路”提供安全战略支撑,同时又能够扮演好地区“和平保卫者”,将极大考验着我们的军事战略。

2.社会冲突层中的军事风险诉求:社会安全(感)

全球有很多地区冲突的敏感地带,这些都是社会冲突层集中爆发冲突的地区。我国“一带一路”途经的很多国家都存在爆发地区冲突的风险。大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社会转轨、体制转型,更容易成为社会冲突层的风险集聚带。

达伦多夫认为冲突是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紧张和对抗的状态。由于矛盾的累积,多方力量的行动目标、方向不一致形成了相互对峙的状态 [19] 。 齐美尔认为冲突有目的性,有的以手段为目的,有的以目标为目的[20],战争是冲突层发生强烈对抗的结果。冲突是社会冲突层的基本表现形态,也是全球风险社会的常态,绝对没有冲突的现实社会是不存在的。冲突风险的诉求是安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冲突爆发前都会感到压力和焦虑,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马斯洛认为安全感是满足需求而产生的[21]。布列茨认为安全感是一种相互依赖感,是危机的预感[22]。战争爆发前,人们首先是对冲突的心理体感,表现为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这一阶段最大的风险诉求就是安全感。在缺乏安全感的社会里,会形成“社会紧张”[23],继而引发全体成员的恐慌与暴力事件 。此外,不安全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社会信任,如何建立我国军队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双边信任显得尤为重要。

(四)世界文化风险中的社会诉求——社会认同

世界是多元的,也是多文化与多民族的世界,没有一种文化或宗教能够长盛不衰或者称霸全球。福尔泰利曾说过,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宗教意味着“独裁”,两种宗教意味着“对立和冲突”,多种宗教意味着“自由与和平”[25]。文化风险之所以存在,源于社会文化层中各种文化、观念、习俗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各种文化宗教形成冲突和对立的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念、信仰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26]。由于全球风险的集聚性与扩散性加速了各种文化之间的社会排斥和疏离,各种文化之间认同感很低。认同感是文化风险的主要诉求,文化认同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它能消除排斥、化解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要加强与各国的互信与互助,就必然要尊重每个民族的风俗与文化。对于“一带一路”而言,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正功能,也要意识到文化风险的存在。文化风险主要表示为三个方面:文化差异带来的社会排斥;文化认同的障碍;宗教文化的冲突。

首先,地区间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差异是引发文化风险的首要原因。“一带一路”的众多国家都有着本民族自身的文化背景,由于对外来文化缺乏,常常表现为对异族文化存在强烈的抵触意识,文化排斥现象时有发生。其次,文化认同的障碍引发文化风险。一种文化的产生是源于一个民族自身血液之中,是民族价值观念长期积淀的结果。同样的风俗习惯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可能是截然相反的表达,如果不了解当地风俗,可能会引发矛盾。因此,文化认同障碍时有发生,从而加剧了文化风险。再次,宗教风险是文化风险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是最为敏感、最易引起敌意的一种风险[24]。“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与浓厚的宗教信仰。以巴基斯坦为例,其信仰的伊斯兰教有着严格教义和伦理规则,一旦亵渎了宗教,在伊斯兰教国家会受到严重的惩罚。因此,如果宗教风险处理不好,将会恶化政治环境、加重经济损失,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和武装冲突。

太子参多糖对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研究 …………………………………… 孙 弼等(16):2175

2. 社会文化层中的风险诉求:社会认同(感)

1.“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

(五)全球风险侵入网络中的诉求——社会融合

1.“一带一路”面临的网络风险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网络五个维度的风险及诉求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度,其主要风险的呈现也存在差异,有的(政治大国)以政治风险为主,有的(中东一些国家)以文化宗教风险为主,还有的(贫困地区)以经济风险为主。不同的风险形态会相互转化、叠加,只有系统地治理才能有效地遏制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的一个新方向,指引着“一带一路”向着公平、包容、融合的方向发展。“一带一路”的风险是全球化的风险,建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其风险治理的必然选择。本文所论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指各国在“共商、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基础上所建立的风险共担的责任共同体。

在网络世界里,社会是虚拟的,同时也是真实的系统。网络空间的“无边界”和“脱域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各国之间依靠数字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高效的同时,也在体验着网络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突如其来的黑客入侵,有可能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系统造成严重的损失;网络暴力、群体性事件在网上迅速集聚并发展成危害社会的公共危机;风险侵入网络场域,其传播速度比现实社会快很多,加之信息的碎片化、不对称性等因素,瞬间就能演变成集体破坏的力量[27],这些都影响“一带一路”的推进。

2.社会交往层中的网络风险诉求:社会融合(感)

网络社会中的运作逻辑是社会交往。人们在网络上进行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政治评论、情感抒发等都是社会交往的体现。在网络里,交往的空间更大,交往的欲望得到空前高涨,越来越多的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纷纷出现,同时,国际网络犯罪、网络暴力、网络恐怖主义也在网络交往中滋生和蔓延。网络社会的开放性、互动性、流动性等特征,使社会交往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诉求,也加速了社会风险在网络空间的传递和侵入。

网络交往的风险诉求是融合,虚拟空间交往的多样性给各国提供了一个互联互通互融的网络平台,社会融合是全球网络联通的主要诉求。网络交往打破了原有的模式,从传统的“中心(大国、强国)—边缘(小国、弱国)”模式转变为“多元化—去中心—共享共融”模式[28],网络交往是主体的多元化参与和非中心化的互动。社会融合不再是大国对小国的强权、精英对大众的控制,每个国家都有网络上自由交往和充分表达的权利。当然这种融合需要规则的约束和制度的监管,在规范中明确交往的边界,才能规避网络风险。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风险侵入虚拟空间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使网络风险被赋予了新的特质。在2017年“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我国将致力加强各国之间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发展合作,打造大数据和智慧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人口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我国将用“互联网+”的数字经济带动各国的经济转型、产能转变,用网络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让各国共享网络时代的红利。

(一)构建公平的“经济互利共同体”

公平互利是经济共同体的首要诉求。垄断、经济制裁、不公平的货币金融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风险全球化的需要,建构互动、互利、公平的国际经济共同体势在必行。首先,要创建新的国际经济机制和改革现行的国际规则。我们要遵循国际社会经济规律,用合作包容的精神建立公平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提高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在经济合作中努力实现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同时要切实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建构开放、透明的金融支持体系,防范全球的金融风险。其次,建立包容性的风险规避体系与保险机制。建构沿线各国的投资风险评估、风险识别、国家风险评级以及预警机制,同时建立互惠的国际保险机制,降低各国之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再次,建立多元的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加强国际经济法、国际司法的交流与合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公正、共享的国际法律保障机制。

康与之《卜算子·潮生浦口云》是一首哲理词。通篇借潮与人表达无限与有限的深刻道理。上阕写潮起潮落乃自然现象,并非潮水自身的有意之举,就如人来了又离去一样。下阕笔锋一转,写古今长亭、短亭,迎了多少人,送了多少人,就算老尽这些东西南北各处来往之人,亭下的潮水也依旧如故。诗人借助潮水的无限存在来揭示人类生命的有限。结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辞尽意不尽,使读者回味无穷。

3.科研创新能力:主要是考核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情况,其关键控制点包括两个方面,即参加科研活动的档次c5和绩效c6。参加科研活动可以划分为学校普通、重点科研情况,分别赋予1和2分,与参加的次数相乘加以综合。成绩主要依靠学生发表的论文来衡量,结合某校的考核情况,可以将其划分为一般期刊、核心期刊、一类期刊、SCI期刊,分别赋予1、2、5和10分,可以将其与发表的篇数相乘加以综合。

(二)构建公正的“政治互惠共同体”

公正互惠是政治共同体的主要诉求。首先,要处理好大国关系,积极促进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促成“公正政治场域”的建构。公正“政治场域”的建立离不开国际性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机制。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合作组织的建构和完善,提高在国际组织的发言权,利用各种国际组织论坛以及首脑峰会(“一带一路”、APEC、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1)的机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要完善顶层设置与国际重大战略合作规划,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为沿线各国创造公正的国际政治环境。其次,要进一步明确大国博弈规则,创建互惠共赢的新模式。世界各国之间的博弈要遵循“共商、共享、共建”的治理理念,在“互不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展开合作。以建立新型的“互惠共赢”的政治共同体为目标,打造世界区域安全的新框架和地缘政治的新格局。再次,设立通畅的国际政治表达渠道,让更多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政治表达的权利。要深化与沿线各国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展开多领域战略合作,一方面要避免沿线国家的误解或猜疑,另一方面要保障各国的利益不受侵害,让各国平等地表达诉求,与沿线各国共进退。

(三)构建安全的“军事互信共同体”

军事共同体以本土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为主要职能,安全与互信是军事共同体的基本诉求。首先,建构地区和平的防卫共同体,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要以全球安全需求为牵引,重塑地区间的和平力量,以和平姿态做沿线地区的“和平保卫者”。同时加强与周边各国蒙古、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的战略协作,坚守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塑造睦邻友好、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其次,建构多边合作的海外援助机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难免会遭遇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要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建设。要与各国军事和保卫力量展开多领域的支援与互助,提高我军和平处理危机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贡献一份力量。再次,加强区域性的反恐合作,将反恐纳入“一带一路”的合作议程。着手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与沿线各国开展多边军事演练,严厉打击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在“反恐”过程中,积极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救援和联合执法行动,使我军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2)全球风险的聚集性与扩散性需要动态的治理机制

(四)构建包容的“文化认同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需要在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包容与认同是文化共同体的根本诉求。首先,加强与沿线各国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针,一方面把中国的文化、习俗与核心价值观念传播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将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引入中国,在学习与交流中寻求文化的对接。要充分了解沿线各国的风俗人情,加强相关人员的语言、文化培训,与国际媒体、传媒建立长效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其次,寻找各国的文化认同点,减少文化的冲突。文化之间之所以会冲突,是因为缺乏包容与认同。亨廷顿认为:“维护世界安全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性文化。”[29]世界是多极的,也是多文化的,文化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不同文明对世界的诠释是不一样的,不同文化在本质上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只有相互认同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再次,要充分尊重各国的宗教信仰。要避免因信仰不同、文化差异而带来的误解、歧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宗教风险。“一带一路”工作人员要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去,认真学习、了解和尊重宗教习俗,避免宗教矛盾与宗教冲突的发生。

(五)构建开放的“网络融合共同体”

开放与融合是网络交往共同体的诉求。首先,中国的互联网是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互联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将惠及沿线各国,让更多民众享受网络发展的成果。中国将与沿线各国一道,加快建设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创建网络文化交流平台、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实现促进互联、互通、互融。其次,尊重沿线各国的网络主权,不搞网络霸权。不侵犯主权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政治原则,也是网络空间交往的准则。网络交往不应成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的角力场,中国将尊重各国的网络自主发展模式,允许各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网络空间的政策评价与价值评判,绝不通过互联网来干涉他国内政、实施危害他国网络安全的行为。再次,与沿线各国联合展开网络治理,维护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是全球安全,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我们将与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多边、开放、融合、透明的全球网络治理体系[30],健全网络利益诉求机制,优化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建构网络伦理文化,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严厉打击网络犯罪活动,共同维护全球网络的安全。

为了满足太阳能草坪割草机的性能以及动力要求,在选用电机的同时,需要对电机的类型和性能作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从而寻求最适合太阳能割草机工作要求的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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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人大是人大工作的基石和桥头堡,发挥着联系、组织、服务、宣传代表的主渠道和桥梁的作用。章丘区人大常委会坚持从制度入手,规范镇街人大建设,报请区委批转了《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镇(街道)人大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从7个方面对基层人大工作作出明确规定,为镇(街道)人大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同时实行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联系指导镇(街道)人大工作制度,进一步推动基层人大工作开展。截至目前,全区18个镇街全部建起了代表之家,并在城市社区和村文化大院建立了36个代表联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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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当C(px,y)≠C(px-1,y)且C(px,y)≠C(px,y-1)时,表示块px,y和上邻域块以及左邻域块之间均不存在跨块缺陷,属于一个新的连通域,故赋予一个新的标号Label_index,并将标号指针做加一处理。

[1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5-33.

[17][美]齐格弗里德.纳什均衡与博弈论[M].洪雷,等,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45-65.

2.社会博弈层中的政治风险诉求:社会表达(感)

“一带一路”初期的目标就是以经济为主导带动丝绸之路的经济带的共建,经济发展是根本诉求。我国愿意将自身经济发展的成果普及“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国家,让周边地区也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实实在在地享受中国普惠的经济红利。随着“一带一路”的逐步建设,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多变的国际货币政策,以及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风险指数,对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20]周建国.人际交往、社会冲突、理性与社会发展——齐美尔社会发展理论述评[J].社会,2003(4):10.

[21]Maslow A H,Hirsh E,Stein M,et al. A clinically derived test for measur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J].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45,33:21-38.

[22]江绍伦.安全感的建造[M].香港: 岭南学院出版,1992:16.

[23]John Vail, Michael Hill, Jane Wheelock.Insecure Times: Living with In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London: Routledge, 1999:21-24.

[24]黄平.“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风险[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8.

[25]孙立平.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J].南京社会科学,2009(5):94.

(7)综合防治措施不到位。大部分牧区对于传染疾病的防治仅停留在免疫注射的领域,对于综合防治措施的认识还不到位,牧民的基本消毒设施不完善,对于传染疾病的认识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不高,无法进行科学合理的疫情管理,除患病牦牛不能得到好的医治外,病死牦牛的处理方式不完善,病菌就有机会进行继续扩散。部分牧民会对牦牛进行私自出售和引进,而且忽视了对于产地的检疫,这也在另一方面增大了疾病传播的机会。

[26]李友梅.重塑转型期的社会认同[J].社会学研究,2007(2):184.

[27]胡长青.社会冲突论视角下网络民意表达维护机制的构建[J].东南学术,2013(5):82.

根据传统CORDIC算法的原理,把初始相位角转换到[0,π/4]范围内,则可以跳过n=0级的迭代.设初始向量经过CORDIC算法N次迭代后,此时向量的坐标为(XN,YN),则幅度可表示为相位可表示为θ=ZN+arctan(YN/XN).因此,可定义幅度修正因子剩余未旋转角度Δθ=arctan(YN/XN).由于剩余未旋转角度可表示为易知其最大值为:

[28]邵娜.网络时代意见表达结构及其社会治理效应[J].理论月刊,2015(5):148.

哮喘是由多种细胞包括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平滑肌细胞,气道上皮细胞等及细胞组分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哮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及复杂的病理生理表现[2]。重症哮喘表现为控制水平欠佳,是哮喘患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吸烟不仅是哮喘的触发因素,也是导致重症哮喘的重要原因,吸烟使哮喘难以控制,并改变炎症进程[3]。吸烟患者气道炎症以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而非吸烟哮喘患者起到炎症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为主,有研究推测吸烟可能引发了一种独特的中性粒细胞浸润型哮喘[4]。

[2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5-10.

[30]周晓丽.论社会治理中的网络民意表达[J].行政论坛,2014(4):30.

 
沈一兵
《宁夏社会科学》 2018年第02期
《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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