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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探析

更新时间:2009-03-28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早在1966年就提出,GDP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1]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深刻审视产业空心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重新强调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工业4.0革命”和法国奥朗德政府的“未来工业计划”为代表的产业政策,试图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带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而获取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作为东盟中最大的经济体,印尼自本世纪初显露出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的诸多特征,这成为制约印尼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大隐患。为了消除制造业增长速度下降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并在构建区域生产价值链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印尼政府将实现“印尼制造”的再次复兴作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

(9)High-level exhibiting products,quality trade visitors,extensive international attendance and lively sense of the times will strongly uphold the theme of CIMT 2009.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出现了制造业发展停滞和就业比重下降的现象,经济学家将之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在宏观经济意义上,狭义的去工业化是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既包括制造业产值和就业萎缩的绝对去工业化,又包括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增长低于其他产业的相对去工业化;广义的去工业化则将上述内涵继续拓展,强调国民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历史性转型。[2]

如果按去工业化现象出现的时期分类,则可以将之分为典型的去工业化和早熟的去工业化,其中典型的去工业化现象指发达国家达到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后,制造业的产值和就业比重出现下降趋势。[3]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往往被认为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其产生原因既包括技术进步导致制造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下降,又包括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变迁。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者基于成本的考量,将国内的制造业转移到新近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落后地区,也是造成发达国家去工业化问题的重要因素。[4]

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被定义为早熟型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即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阶段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即制造业就业和产值占比下降),[5]或者说工业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就进入服务经济,早于历史上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14,00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计价)时出现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而印度和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700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计价)时就出现了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6]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约10,000美元(现价计算)时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的峰值拐点(即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约3000美元(现价计算)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现象。[7]Mario Castillo和Antonio Martins Neto通过对7个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 这7个国家是英国、丹麦、美国、韩国、日本、法国和西班牙。的去工业化考察,发现这些国家开始去工业化时的人均GDP在10,000-15,000美元之间(以1991年的美元计价)。[8]

发展中国家出现早熟型去工业化的原因诸多,以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为特征的“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便是其中之一。[9]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造成初级产品部门的收益率高于其他部门,进而侵占制造业等部门的要素和市场,最终造成后者增长乏力的结果。[10]杨成林(2012)将这种“资源的诅咒”称为“初级商品效应”,认为其同样适用于旅游业和金融业存在显著盈余的国家和地区。[11]如果说发达国家出现去工业化问题是技术进步和人均收入提高的结果,那么技术升级困难则成为发展中国家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的重要原因。中高端生产技术的缺失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其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附加价值较低,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技术升级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竞争的双重压力,故而依托本国较低生产成本所建立起的竞争优势极易丧失,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部门呈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和脆弱性。[12]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发展中国家实行激进的自由化政策,将导致其他国家廉价的制造业产品涌入国内市场,对本国的制造业产生冲击。[13]正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还未达到足够成熟阶段(处于幼稚工业时期),不具备动态竞争优势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因而必须有选择地和逐步地开放自由贸易。如果过早地实施完全开放自由贸易,这些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活动将被锁定在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简单的加工装配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上。[14]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过度自由化的政策将诱发币值不稳、债务激增和汇率上升等问题,促使危机由金融部门向实体经济部门传导,进而破坏制造业发展所需的稳定生产环境和市场条件。[15]

国外学术界对于去工业化问题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且已经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问题的特殊性。印尼自本世纪初就表现出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的现象和特征,然而国内对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基本没有。因此,本文在充分利用已有关于去工业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论证印尼确实存在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继而对该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印尼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

二、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的判定

威权主义政治所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一直为企业和社会所诟病。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2015年有13.60%的企业认为腐败是主要的发展障碍,其中19.30%的企业在获得经营许可时被索礼,45.70%的企业在获取建筑许可时被索礼,45.50%的企业在获取进口许可时被索礼。政府与企业间的裙带关系不仅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还严重打击了生产和贸易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印尼执行合同的成本极高,平均需要花费471天的时间,为之付出的成本是索赔价值的115.7%。这不但加重了印尼制造业企业的成本压力,而且使其在与生意伙伴建立生产联系时面临较高的合约风险。由于政府的追责机制不健全,因此对方毁约所造成的损失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增强了中小企业的脆弱性。

根据学者Dasgupa和Singh 2006年,Dasgupa和Singh首次提出早熟型去工业化概念。的界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约3000美元左右时就出现的去工业化现象,可以称之为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尼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在2001年达到29.05%的最高值,此后便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2001年印尼人均收入仅为2,103.73美元(以2010年美元计价),可以初步判断其具有早熟型去工业化特征。本文将主要借鉴Mario Castillo和Antonio Martins Neto[25]的分析方法,以多元指标即制造业产值占比、制造业的增长率、制造业就业占比、制造业的出口占比来考察印尼的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及其特征。

建议每次不要超过1小时,中途可适当休息。在游泳过程中,一旦出现肩部不适,要避免再做类似动作,减少运动量,如果不适感加重则要及时就医。游泳结束后,一旦出现疼痛,那就得防范“游泳肩”的隐患,这段时间内不要急于去游泳,同时在生活中避免提举重物。

(一)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较之农业和服务业更易产生技术进步,其较高的生产率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部门。与此同时,由于制造业与其他产业部门间具有较强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故而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溢出效应推动农业和服务业共同进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去工业化意味着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具体表现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所上升。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将削弱产生技术进步的制造业基础,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后果。

印尼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趋于下降。根据UNCTAD的数据经作者计算的结果显示,2000-2016年印尼制造业的RCA指数RCA指数,即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可以反映一国某产业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相比的相对优势。一般而言,RCA指数小于0.8表明该国该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RCA指数处于0.8-1.25之间表明该国该产业有较强国际竞争力,RCA指数处于1.25-2.5之间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RCA指数大于2.5表明该国该产业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由0.77下降至0.66,表明印尼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渐弱化。在制造业的子产业中,化学品及有关物品的RCA指数由0.57下降为0.56,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由 1.46 下降为 1.11,机械和运输设备由 0.42 下降为 0.38,杂项制品由 1.30 下降为 1.12。与此同时,印尼制造业的TC指数TC指数,即贸易竞争力指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TC指数越接近-1表明该国该产业贸易竞争力越弱,TC指数越接近1表明该国该产业贸易竞争力越强。由0.10降为-0.14,同样说明了印尼制造业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下滑。制造业子产业中的TC指数也均出现下降,其中化学品及有关物品由-0.33下降为-0.36,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由 0.27 下降为-0.05,机械和运输设备由-0.14 下降为-0.38,杂项制品由 0.68 下降为0.49。各产业的TC指数表明,仅杂项制品仍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其余产业的贸易竞争力较弱。

  

图1 1987-2016年印尼各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的数据编制。

(二)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明显降低甚至低于经济增长率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印尼制造业产品出口在本国总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根据UNCTAD的数据显示,2000-2016年间印尼制造业产品在印尼总出口中的比重由58.30%下降至48.91%,其中以材料分类的制成品比重由19.86%下降为13.91%,机械和运输设备的比重由17.33%下降为13.99%,杂项制品的比重由16.01%下降为14.62%,化学品及有关物品的比重由5.10%提高至6.38%。除化学品及有关物品的比重略有提升外,其余三大类产品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印尼制造业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

 

表1 1985-2016年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

  

年份 工业 制造业 GDP 年份 工业 制造业 GDP 1985 年 -0.40 11.19 2.46 2001 年 2.73 3.30 3.64 1986 年 6.65 9.29 5.88 2002 年 4.26 5.29 4.50 1987 年 5.20 10.61 4.93 2003 年 3.76 5.33 4.78 1988 年 5.24 11.99 5.78 2004 年 3.94 6.38 5.03 1989 年 7.85 9.20 7.46 2005 年 4.70 4.60 5.69 1990 年 9.89 12.50 7.24 2006 年 4.49 4.59 5.50 1991 年 10.27 9.60 6.91 2007 年 4.72 4.67 6.35 1992 年 5.77 10.14 6.50 2008 年 3.74 3.66 6.01 1993 年 7.21 9.35 6.50 2009 年 3.59 2.21 4.63 1994 年 11.17 12.36 7.54 2010 年 4.92 4.74 6.22 1995 年 10.42 10.88 8.22 2011 年 6.35 6.26 6.17 1996 年 10.69 11.59 7.82 2012 年 5.31 5.62 6.03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的数据编制。

 

年份 工业 制造业 GDP 年份 工业 制造业 GDP 1997 年 5.17 5.25 4.70 2013 年 4.34 4.37 5.56 1998 年 -13.95 -11.44 -13.13 2014 年 4.23 4.64 5.01 1999 年 1.97 3.92 0.79 2015 年 2.99 4.33 4.88 2000 年 5.89 5.98 4.92 2016 年 3.87 4.29 5.02

从表1中可以看出,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制造业遭受严重打击,工业和制造业的增长率均出现了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印尼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保持在5%-12%,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则保持在10%左右,制造业年增长率大幅高于GDP增长率。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两项指标均出现断崖式下跌,并于1997年出现负增长。进入21世纪后,印尼工业和制造业增长率呈波动式下降,截至2016年印尼工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已降至3.86%,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已降至4.29%,在2001-2016年期间的大部分年份,制造业年增长率逐渐低于GDP增长率。印尼制造业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复苏困难,增长乏力,表明印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

(三)制造业吸收就业人口的数量增长缓慢且在总就业人口中比重的变化不大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口提供大量工作岗位,并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溢出最终推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制造业广泛的创造就业效应不仅体现在自身强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还体现在增加其他产业就业机会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对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然而在去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相对下降,导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难以被制造业吸收,流入服务业并只能从事较为低端的服务业,这不但不利于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还限制了人力资本存量快速增长,从而阻碍了产业升级所需的智力支持。

  

图2 1985-2016年印尼各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资料来源:根据世界劳工组织(ILO)数据库的数据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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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下降

在去工业化的情况下,制造业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削弱和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所产生的外部需求疲软,导致本国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他国产品冲击,具体表现为本国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下降,在进口市场中的份额上升。

  

图3 1985-2016年印尼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资料来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的数据编制。

图3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在1985-2016年的绝大多数时间内,印尼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进口份额大于出口份额。进入21世纪后,印尼制造业在世界市场的出口份额持续下跌,由0.68%下降至0.56%。而在同一时期,印尼制造业产品在世界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由0.54%上升至0.80%。与此同时,印尼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在2001-2016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农产品出口价值总额年均增长12.25%,在印尼出口商品价值总额中的占比由12.25%上升至26.45%;能源矿业产品出口价值年均增长6.44%,占比由29.29%下降至28.55%;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价值年均只增长4.97%,占比由55.74%下降至44.07%。从中可以看出,印尼制造业产品对出口的贡献不断下降。这样的结果表明印尼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确实存在去工业化问题。

由此,根据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下降、制造业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增长基本停滞和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下降这4个指标,可以判定印尼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

三、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的成因分析

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发展[26]以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或全球化)[27]的结果,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恰恰相反,是技术升级困难[28]、贸易自由化的结果[29]

进入21世纪以来,印尼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营环境深刻变动的影响下,出现了特征显著的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其原因既有 S.M.Shafaeddin[30]、Dani Rodrid[31]所说的贸易自由化,也有Nazia Nazeer和Rajah Rasiah[32]分析的技术升级困难。而劳动成本、融资成本和物流成本上升,行政效率低下等因素是造成印尼的制造业生产率和竞争力下降、技术升级困难的内在原因,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印尼的早熟型去工业化现象。

(一)金融危机和贸易自由化开启了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进程

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后,印尼为摆脱国民经济对石油产业的严重依赖,将进口替代工业战略转化为出口导向型工业战略,并通过货币贬值、取消国家对利率和信贷的控制、允许私有银行进入金融市场和放宽外资限制等金融贸易自由化改革等措施,促进非油气制造业发展。世界银行的数据指出,印尼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82-1996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由1.22%提高到11.59%,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2.34%提高到22.21%,制造业产品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由3.63%提高到51.43%。此时的印尼是东南亚地区制造业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如果该趋势能够一直延续,那么印尼将紧随“亚洲四小龙”的脚步,由传统的农业国家向现代的工业国家转变,然而遗憾的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印尼的工业化进程。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经济冲击最大且持续时间最长,印尼经济也受此影响出现断崖式下滑,1998年GDP增长率触底到-13.13%,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均遭受重创。印尼制造业也受到波及,其增长率和出口竞争力均有所下降(见表1)。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印尼制造业增长率由1996的11.59%下降到1998年的-11.44%,并由此进入低速增长的轨道,2001-2016年年均增长率仅为4.40%,印尼开始出现去工业化现象。

印尼制造业自1997年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不但与危机直接冲击有关,而且与IMF的自由化干预政策有关。为获取IMF的贷款援助,印尼政府接受IMF的自由化改革措施,如减少进口配额和关税,特别是与食品类相关的进口关税;取消粮食署对食品价格的调控,改由市场调控;取消对农产品及其相关的产品如化肥的补贴;开放银行股权及对外国股权的限制等。危机后的国内市场开放,使得印尼制造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面对进口产品的竞争。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中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亚国家,凭借自身的廉价劳动力等成本优势进入世界市场,逐渐提升各自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区位条件与印尼类似,且制造业出口结构均以低端制造业为主,因此印尼制造业产品出口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其出口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下降。

产业增加值年增长率是产业发展态势的具体表现,如果某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提高,说明该产业发展状态良好且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如果某产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下降,则意味着该产业的发展遭遇瓶颈进而增长乏力。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印尼的制造业发展面临来自国内的困难和国外的压力,其增加值增长速度出现持续下降趋势,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降低。

如图1所示,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自本世纪初便出现下降趋势,且该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所恶化。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明,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1987-2016年间呈倒“U”型,即1987-2001年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6.95%提升至29.05%,而2001-2016年,印尼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由29.05%下降至20.51%,同时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由38.25%上升为43.66%,农业的比重由15.29%下降为13.45%。此外,印尼统计局(BPS)的数据也显示,油气制造业在印尼GDP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3.85%下降为2014年的2.88%,非油气制造业的比重由2001年的23.84%下降为2014年的20.84%。2001年印尼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由盛转衰,当时印尼的人均收入仅为2,103.73美元(2010年美元计价)。因此,无论是按Naved Hamid和Maha Khan的人均收入14,000美元峰值拐点标准,还是按Sukti Dasgupta和Ajit Singh的人均收入10,000美元的峰值拐点标准看,印尼制造业产值达到峰值拐点的人均收入远低于上述标准,因此,从印尼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出现倒U型,印证了印尼出现了相对去工业化问题,而出现去工业化现象时的低人均收入水平表明其属于早熟型去工业化。

(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尼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过渡,印尼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对既有的劳动法进行改革。印尼于2003年出台了《人力资源法》(the Manpower Law No.13/2003),其条款涉及劳动力雇佣的全过程,确定了劳资关系的基本准则。该法律中的部分规章也成为印尼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部分原因,其中制造商抱怨最多的就是关于遣散费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制造商无论以任何理由解雇工作时间超过9个月的工人,均应向被解雇者支付最少23个月的遣散费。遣散费的相关规定扭曲了企业的雇佣行为,导致其以短期合同代替长期合同,并减少了培训员工的投资行为。这在降低企业生产力的同时,不利于培育产业升级所需的熟练劳动力,导致印尼制造业只能在生产价值链的低端徘徊。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ES)显示,2014年印尼仅有8%的企业提供正式培训,且只有48.5%的劳动力接受正式培训,高素质劳动力相对短缺。

引起印尼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最低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2003年出台的《人力资源法》将确保劳动者拥有体面的生活认定为最低工资制度的目标,规定由地方的工资理事会(the Wage Councils)综合考量生活需求、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支付能力等多种因素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一机制演变为政府、雇主和工会三方的政治博弈。随着民粹主义的逐渐兴起,印尼政府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根据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的数据,并通过CPI指数对通货膨胀因素进行剔除后,2000-2016年印尼平均最低工资由21.64万印尼盾提高到62.15万印尼盾,其中雅加达首都特区由28.60万印尼盾提高到99.63万印尼盾,亚齐特区由26.50万印尼盾提高到68.09万印尼盾。与此同时,印尼制造业月平均工资水平由40.22万印尼盾提高到72.64万印尼盾,其中城镇制造业月平均工资水平由44.04万印尼盾提高到79.41万印尼盾,农村制造业月平均工资由32.75万印尼盾提高到56.27万印尼盾。劳动力成本增加削弱了印尼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导致在印尼制造业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经营难题。[33]在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CEIC)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IC)中,印尼劳动市场效率得分由2007年的4.737下降至2016年的3.796。由于印尼的制造业以纺织品、鞋和纸制品等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降低了印尼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三)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高

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7》中,印尼获得信贷难易程度在180个国家中位居第62位,低于邻近的马来西亚、越南和柬埔寨等国。贷款人难以从信用机构获取小型制造业企业的信用信息,从而无法准确评估向其贷款的风险程度。同时,印尼贷款协议中对借贷双方法定权利的保护较弱,故而小型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为降低。此外,印尼银行业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视作“夕阳产业”,认为其具有企业风险较高和发展前景黯淡的特点,因此对其贷款意愿较低。世界银行的企业调查报告中指出,2015年利用银行贷款融资的印尼企业占27.4%,企业总资本中只有12.8%来源于银行贷款。

即使制造业企业获得了银行贷款,较高的贷款利率也对企业造成较大的财务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表明,2016年印尼的贷款利率为11.89%,而同时期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贷款利率仅为5%-7%。在2017年4月印尼银行集团的投资贷款利率中,商业银行的利率为11.10%,国家银行的利率为10.55%,区域政府银行的利率为11.42%,私营国民银行的利率为11.65%,外国及联合银行的利率为9.82%。较高的贷款利率诱致资本由实体部门向金融部门流动,同时繁荣的初级产品部门和房地产业成为主要的投资领域,造成流向制造业的生产性投资减少。

(四)产业升级能力不足

由于技术更新速度缓慢,印尼制造业产值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低端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比重较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按科技水平将制造业子产业分为高研发密度、中高研发密度、中等研发密度和中低研发密度4个类别。研发密度越高的产业,其研发支出在产出中的比重越高。[34]基于OECD的划分标准对印尼制造业的子产业进行分类后,根据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16年印尼高研发密度制造业的产值为200.89万亿印尼盾,占比9.96%;中高研发密度制造业产值为394.07万亿印尼盾,占比19.53%;中等研发密度制造业产值为233.47万亿印尼盾,占比11.57%;中低研发密度制造业产值为1189.11万亿印尼盾,占比58.93%。总体而言,印尼中等以上研发密度制造业所占比重较低,制造业的主体为中低研发密度制造业。

印尼较为薄弱的科研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限制了其与别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竞争的能力,其制造业的主体仍在价值链的底端徘徊,所获取的附加价值较低。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2010-2016年印尼制造业的研发密度结构有所改善,其中高研发密度产业比重由8.64%提高到9.96%,中高研发密度产业比重由18.01%提高到19.53%,中等研发密度产业比重由12.38%下降为11.57%,中低研发密度产业比重由60.98%下降为58.93%,然而这种产业结构改善的程度十分有限。

在心血管疾病中,冠心病是较为常见的一种,发病概率较高,好发于中老年人群,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1] ,可见血液流变学异常、高固醇血症等特征,在疾病治疗方面,以药物、手术等为主,药物治疗从降压、降脂着手。中医药理论以独特理论广泛应用于疾病治疗中,可取得理想效果。本文旨在分析冠心病患者采用丹参伍川芎治疗对其血液流变学的影响,便于为实际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表2 2010年和2016年印尼制造业的子产业产值及比重

  

研发密度 产业类别产值(万亿印尼盾) 比重(%)2010 2016 2010 2016高研发密度 金属制品、计算机、电子、光学 130.75 200.89 8.64 9.96中高研发密度化学品、药物和传统医药 114.33 173.87 7.56 8.62机械和设备 23.77 29.68 1.57 1.47运输设备 134.26 190.52 8.88 9.44合计 272.36 394.07 18.01 19.53

  

资料来源:CEIC全球经济数据库。

 

研发密度 产业类别产值(万亿印尼盾) 比重(%)2010 2016 2010 2016非金属采石 50.95 70.11 3.37 3.48基本金属 54.47 77.12 3.60 3.82中等研发密度其他机械的制造、修理和安装 15.12 16.18 1.00 0.80橡胶,橡胶和塑料制品 66.76 70.06 4.41 3.47合计 187.3 233.47 12.38 11.57纺织品和服装 96.31 111.93 6.37 5.55家具 20.07 24.49 1.33 1.21煤:油气精炼厂 233.82 221.26 15.46 10.97木材和制品以及竹编和藤编 56.78 61.83 3.75 3.06中低研发密度皮革、皮革制品和鞋履 19.70 25.83 1.30 1.28食品和饮料 360.44 586.52 23.83 29.07烟草加工 67.25 85.17 4.45 4.22纸张、纸制品、印刷和复制 67.98 72.08 4.49 3.57合计 922.35 1,189.11 60.98 58.93

产业升级困难不仅造成印尼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中丧失竞争力,而且对印尼国内市场产生强烈冲击。由于印尼制造业徘徊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底端,因而生产设备等高端制造业产品严重依赖于进口,导致印尼制造业独立性较弱,而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产业升级降低了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不仅造成印尼扩大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前景日益黯淡,还导致印尼本国制造业产品市场面临外国廉价产品涌入的危险。在这样的内外困局下,印尼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不足,出现去工业化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基础设施不足增加物流成本

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拥有众多天然良港,然而本国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制造业产品的物流成本极高。印尼总共有100多个商业港口,其中有许多只适用于国内航线上的小型船只停泊,同时只有少数船只拥有运输集装箱的能力。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Tanjung Priok)承担了2/3的印尼进出口运输,不但面临着负载能力过重的问题,而且其每年仅500万TEU的吞吐能力也跟不上贸易量的发展。印尼85%的客运和90%的货运依赖于道路运输,截至2012年印尼总共有48.11万公里的道路网络,但其中仅有8%是国道(3.99万公里),10%是省道(4.81万公里),其余82%是县级以下道路(39.31万公里)。与此同时,很多重要道路经常发生超载和堵塞现象,平均运行速度低于40公里/小时,运输能力严重不足。[35]

印尼作为群岛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渔业和近海石化业均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印尼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相对短缺,导致这些海洋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开采。与此同时,匮乏的港口等基础设施和运输船舶造成各个岛屿相对孤立,彼此间的生产协作关系较为微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上台后积极推动“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试图将印尼建设成为海洋强国。“海上高速公路”计划在该战略中占据核心地位,印尼政府计划在2015-2019年间在全国建设24个国际性商业港口和1481个非商用港口,以改善印尼和其他国家间的互联互通。[41]印尼政府还大量投资于本国的船厂更新和船舶建造,在2010-2025年造船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培育起各类船只的生产能力,船舶建造和船舶修理的最大吨位达到20万载重吨。2015年6月佐科政府发布“造船限令”,禁止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向国外购买船舶,以此为本国造船业提供生产需求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42]

混合像元分解算法需要先建立场景混合模型,如图1所示,现有的混合像元分解模型主要分为线性光谱混合模型和非线性光谱混合模型[8]。研究表明,由于高光谱图像的空间分辨率大都高于1 m,更关心的是大尺度上的混合,线性光谱混合模型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应用要求。因此,本文仅对基于线性光谱混合模型的解混方法进行讨论。

(六)行政管理不力导致经济效率降低

廉洁高效的政府行政部门对于维护市场秩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快速简洁的审核机制有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在印尼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渐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地方政府。此举虽提升了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但也产生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重叠和矛盾的问题,使投资者和生产者在众多的政策条文面前无所适从。印尼的政府管理部门官僚主义浓厚,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7》中,在印尼开办新企业平均需要完成11.2道程序,耗费企业管理者24.9天的时间和19.4%的收入。获取建筑许可则更为耗时耗力,平均需要完成17道程序,花费200.2天的时间和5.1%的建筑物价值。冗杂的行政程序和漫长的审核时间降低了印尼的投资吸引力,政府应该提升办事效率以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

早熟型去工业化是指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阶段时发生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具体表现为制造业的产值和劳动力相对于其他产业出现下降。有些学者以单一指标考察去工业化现象,如Rowthorn和Ramaswamy[16]以制造业就业在总就业中的比重下降来衡量去工业化现象,D.S.Priyarsono、Titi Kanti Lestari和 Diah Ananta Dewi[17]、S.M.Shafadedin[18]则以制造业产值占 GDP 比重下降来衡量去工业化现象。另一些学者则以多元指标考察去工业化现象,R.N.Gwynne[19]、Fiona Tregenna[20]、Dani Rodrik[21]、JG Palma[22]、Moritz Cruz[23]以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下降和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衡量去工业化现象,Mario Castillo和Antonio Martins Neto[24]则以制造业产值占比、就业占比、出口占比以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4个指标衡量去工业化现象。

四、印尼解决去工业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印尼自21世纪以来出现了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印尼政府注意到了去工业化问题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故而采取了多项措施以重新振兴本国制造业,力争在2025年成为工业化强国。为了弥补制造业发展的短板,印尼详细规划了制造业的全国布局,优先推动本国重点地区和重点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发挥区域中心对周边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此推动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提升印尼在区域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

(一)确立制造业优先发展的产业集群

在2008年印尼工业部发布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宣布在全国范围内优先发展35个工业集群,主要包括12个农基工业集群、4个交通运输设备业集群、3个电子和ICT产业集群、4个基础材料产业集群、2个机械工业集群、2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3个创意产业集群和5个特定中小企业集群。与此同时,印尼的18个省和5个地区也积极响应工业部的号召,规划了适合自身的核心竞争产业发展路线图,以增强自身的工业竞争力。另外,印尼政府以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数量为基础,将农基工业、交通运输业和信息通讯设备业确立为面向未来的产业,寄希望于通过发展这些产业带动其他工业部门共同进步,并最终增强本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印尼政府在2011年推出的国民经济15年中期建设规划(2011-2025)中,陆续出台了包含包括纺织、钢铁、汽车、天然气、矿业、海产品、棕榈油、石油化工、轻工服务业和烟草业等十大产业的调整振兴规划。

1)建设厂级数据中心的硬件支撑架构。根据顶层的规划设计,建成能够支撑未来3-5年的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计算、数据分析应用开发所需的硬件支撑环境,确保新技改完成前的数据增长及数据分析环境的硬件支撑需求,支持动态扩容,随时能够增强整个硬件体系的服务能力,包括未来数据中心要承担的“实时数据处理”的能力,如设备实时运行数据、实时生产数据、实时环境数据等的采集、处理能力[3]。

(二)大力建设经济走廊和工业园区

印尼国民经济15年中期建设规划中,提议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以加速地区经济增长。在这6个经济走廊中,苏门答腊经济走廊主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能源产业,包括棕榈油、橡胶、煤炭和石油的下游产业;爪哇经济走廊主要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包括纺织、机械、食品饮料、电子通讯设备、造船和钢铁等产业;加里曼丹经济走廊主要发展能源产业,包括铝矿、钢铁、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矿产资源的上下游产业;苏拉威西经济走廊将发展渔业、种植业和镍矿业;巴厘岛-怒沙登加拉经济走廊主要发展旅游业和渔业;巴布亚岛和马鲁古群岛经济走廊主要发展自然资源加工业和能源矿产业,包括食品加工业、铜矿工业和以冷凝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的石化工业。

在这六大经济走廊中建立工业园区,是印尼振兴制造业的桥头堡。印尼政府计划在2017-2020年重点推动爪哇岛外的14个工业园区优先发展,以推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36]其中,宾图尼(Bintuni)重点发展油气和化肥产业;东哈马黑拉(Halmahera Timur)和布利(Buli)重点发展镍铁和不锈钢产业;比通(Bitung)重点发展农业和物流产业;巴鲁(Palu)重点发展藤制品、橡胶、可可和矿物冶炼产业;莫罗瓦利(Morowali)、科纳韦(Konawe)和班达英(Bantaeng)重点发展镍铁、不锈钢和矿物冶炼产业;巴都利金(Batulicin)重点发展钢铁产业;裕朗(Jorong)重点发展铝土矿产业;柯塔庞(Ketapang)重点发展氧化铝产业;兰达(Landak)重点发展橡胶和棕榈油产业;瓜拉丹绒(Kuala Tanjung)重点发展铝和棕榈油产业;双溪芒克(Sei Mangke)重点发展棕榈油产业;汤加穆(Tanggamus)重点发展海洋和物流产业。[37]

经济走廊和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在空间地理上的具体表现,该战略试图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以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印尼着力推动爪哇岛外的工业园区建设,不仅有利于带动苏拉威西和巴布亚岛等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以缩小国内经济发展差距,还可以构建区域生产分工体系以避免地区间的重复生产和恶性竞争。经济走廊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但深化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而且加速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延长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价值链

印尼国内各种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然而本国制造业加工能力有限,导致其国内生产价值链较短,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以初级产品为主。印尼政府在2014年的新工业法案中,明确提出将致力于推动国内加工业发展以增加自然资源产品的附加值。为了实现该目标,印尼政府一方面对包括金属工业、炼油工业、机械工业和可再生资源工业等具有高附加值和强外部性的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工作部门尽量购买国产商品以为本国制造业提供市场。与此同时,印尼政府还注意到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对延长国内产品生产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因此推出了机械设备更新计划和建立工业材料供应中心等措施,以优惠的价格向中小企业出售新的生产机械设备的生产原料,并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指导以开发其人力资源。[38]

为了避免外国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对本国制造业的冲击,印尼政府通过非关税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制造业。印尼工业部在2016年第65号条例中推出了国产组件含量(TKDN)政策,例如在印尼销售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必须满足特定的本地化标准,否则无法在印尼国内市场中销售。具体而言,材料、劳动力和生产机器等制造活动应达到70%,知识产权和工业设计等开发活动应达到20%,编程和应用测试等应用活动应达到10%。[39]自该政策实施以来,共有数十个国内外品牌在印尼投资7兆盾(约合5.3亿美元),并创造了1.3万多个工作岗位。[40]印尼政府受此激励,于2017年4月宣布计划成立监视小组以促进国产组件含量(TKDN)政策在印尼工业领域中继续推进。

(四)积极推动临港制造业发展

由于道路交通和运输工具短缺,印尼制造业产品难以从印尼各个岛屿内陆运往港口,极大地限制了欠发达地区利用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能力。即使企业顺利地将制造业产品运往港口,仍然需要面对港口设施和运输船舶供给不足所造成的延迟发货和取消航班的风险。除了港口设施建设滞后外,港口服务缺失也是造成印尼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由于港口管理部门不能提供运营良好的信息通讯服务,印尼的制造业厂商无法实时准确地获知货物的运输状态,从而不能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生产计划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4年印尼的物流绩效指数为3.08,进口周转时间中值为4天,出口周转时间中值为3天,在东盟国家中居于末流。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报告2017》中,印尼跨境贸易的表现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08位,低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

印尼对海洋基础设施和造船业的大力投资,可以改善岛内和岛际的物流环境,降低企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物流成本,进而在区域生产价值链中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在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印尼政府通过削减燃油补贴和增加国际贷款等多种途径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除此之外,印尼政府积极寻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融资支持,并发起成立包括土耳其和伊斯兰发展银行(IDB)成员国在内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在船舶建造领域,印尼国内大约有250家修造船厂,但其中大部分造船厂的生产能力有限,各类发动机、船用通讯设备和钢板等重要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所生产的船只吨位较小,无法满足印尼国内企业的现实需求。为了解决该问题,印尼自2015年起通过免除造船业增值税、免除船舶机件进口税和降低土地租金等措施刺激造船业发展,并指定造船厂集聚的巴淡地区为自由贸易区。

图2中显示,1985-2015年期间印尼农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快速上升,而印尼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比重变化不大,可以说是停滞。1985-1997年的12年间,印尼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仅上升3.6%,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上升了8.0%,而农业则下降了13.5%。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缓慢增长的趋势出现逆转,2001-2010年间该比重波动下降,此后虽有所恢复但基本与21世纪初相持平。在这一时期,印尼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由43.77%下降至31.90%,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比由13.31%上升至13.41%,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由37.49%上升至46.29%。印尼统计局(BPS)的数据进一步显示,2001-2016年印尼从事贸易、餐饮和住宿的就业人口占比由25.38%上升至30.55%。印尼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保持相对稳定,而低端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快速增长,表明印尼制造业未能充分发挥创造就业效应,农村劳动力更倾向于由农业向低端服务业转移。

另外,在特殊技能一栏后面,乔布斯做了专门的解释:“来自惠普附近的海湾地区。”惠普,全球著名的电子信息科技公司。乔布斯这是在告诉看简历的人:他每天和惠普的员工生活在一起,他随意交谈的某个人可能就是惠普的某位重要工程师,他的周围充满的是电子科技信息,耳濡目染,他熟悉这个行业,他在这方面一定有独特的洞察力,因此值得录用。“里德学院”和“来自惠普附近的海湾地区”,似乎都是简短而普通的信息,但被乔布斯这样写在简历里,就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优势和资源。善于挖掘自己的优势资源,哪怕只是一个住址,这应该是乔布斯这份简历最大的亮点。

五、结论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快速发展可以创造就业和推动技术创新,因此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引擎”。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印尼出现了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即在国民收入和工业化水平仍然较低时所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具体表现为:在人均收入较低时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走低、制造业劳动力比重增长缓慢和制造业产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降低等现象。

劳动力市场体制僵化、金融中介发展滞后、产业升级面临挑战、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和行政管理效率差等国内因素是形成印尼去工业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受到世界金融危机、贸易自由化、区域制造业竞争加剧等国际因素的影响。

印尼政府深刻认识到发展制造业对提振国民经济和实现工业强国梦的重要作用,因此将其纳入国民经济15年中期建设规划(2011-2025)中,力争在2025年将印尼打造成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世界性工业强国。为了实现该目标,印尼出台了众多的产业政策以推动制造业发展,主要包括在全国范围内优先发展35个工业集群,建设6个经济走廊和爪哇岛外的14个工业园区,对本国制造业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国产组件含量(TKDN)政策以及积极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等。这些政策充分利用了本地的资源优势,强调区域间和产业间的相互配合,明确了印尼实现制造业复兴的路径。

印尼的制造业振兴计划为正在去产能的中国提供了大量投资机遇,也为双方深化制造业产业合作提供基础。对于印尼而言,中国在印尼投资建厂可以通过技术溢出为印尼培育熟练劳动力,也能够对当地丰裕资源进行深加工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最终将印尼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生产优势。对于中国而言,将丧失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转移到印尼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能够有效地规避印尼对初级产品出口的限制和对制造品进口的壁垒。双方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促进双方的产业升级,形成相互协作的区域生产关系,最终提升彼此在区域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

选择研究对象时主要考虑了以下4个方面的因素,即年龄、教龄、学历、所教学生。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52]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150页。

注释:

[1]Kaldor.N,Causes of the Slow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Kingdom:Inaugural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

[2]SL Linkon,“And Their Children after Them:Deindustrialization Lit”,New Labor Forum,Vol.19,No.5(2010),pp.102-105.

[3][17]D.S.Priyarsono,Titi Kanti Lestari,Diah Ananta Dewi,“Industrialization and De-industrization in Indonesia 1983-2009:A Kalorian Appoach”,Journal of Indonesia Economy and Bussiness,Vol.25,No.2(2010),pp.143-154.

从公式(5)、(6)、(7)看,此种赋存形态的孤石受力较为复杂,主要受孤石埋置的程度,坡面角度、孤石的埋藏边界,与周围土体的接触情况等影响。由图与公式可以看出,相比完全裸露孤石,部分埋入型重心更加深入土体中,在抗滑与抗倾覆上更加安全。但,此种孤石在长期的自然雨水的冲刷,会导致AC段埋深增大,而下面的OE段反而减小,造成OE受到很大的被动土压力,最终OE下方土体发生剪切破坏,导致孤石失稳滚落。由此可见,此种赋存形式的孤石不但要考虑孤石的稳定性,更要注意孤石周边土体的稳定性。

[4]J Felipe,A Mehta,“Deindustrializ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Economics Letters,No.149(2016),pp.148-151.

[5]Naved Hamid,Maha Khan,“Pakistan:A case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The Lahor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0,No.1(2015),pp.110-112.

[6][21][31]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No.21(2016),pp.1-33.

[7]Sukti Dasgupta,Ajit Singh,“Manufacturing,Services and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Kaldorian Analysis”,Research Paper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2006,pp.4-10.

[8][24][25]Mario Castillo,Antonio Martins Neto,“Premature deindustri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ECLAC-Production Development Series,No.205,United Nations,June 2016,pp.5-27.

[9][14][18][30]SM Shafaeddin,“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tructural Change Or De-industrialization?”,Unctad Discussion Paper,2005,pp.1-27.

[10][22]JG Palma,“De-Industrializatiom,‘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 and Dutch Disease”,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2017,pp.1297-1306.

[11]杨成林:《去工业化的发生机制及影响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94-96页。

[12]T Farole,D Winkler,Export Competitiveness in Indonesia’s Manufacturing Sector,2012,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55771468042272755/Export-competitiveness-in-Indonesias-manufacturing-sector.

[13]R.Rasiah,“Is Malaysia Facing Negative Deindustrialization?”,Pacific Affairs,Vol.84,No.4(2011),pp.714-735.

[15]Ahamad Mansur,“Is Indonesia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De-industrialization?”,Research Paper at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of Graduate 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2008,pp.42-53.

[16]Robert Rowthorn,Ramana Ramaswamy,Deindustrialization: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7,pp.1-12.

[19]R.N.Gwynne,“The Deindustrialization of Chile,1974-1984”,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Vol.5,No.1(1986),pp.1-23.

[20]Fiona Tregenna,“Characterising de-indrustrialization:An analysis of changes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nd output internationally”,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3(2009),pp.433-466.

[23]Moritz Cruz,“Premature de-indrustrialization:theory,evidence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 the Mexican cas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9,No.1(2015),pp.433-466.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微课设计的实践中,微课作者遵循的理论是建构主义和认知负荷理论。

[26]Robert Rowthorn,Ramana Ramaswamy,Deindustrialization: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97,pp.1-12;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No.21(2016),pp.1-33.

[27]Arthur S.Alderson,“Explaining Deindustrialization:Globalization,Failure,or Success?”,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Vol.64,No.5(1999),pp.701-721.

[28][32]Nazia Nazeer,Rajah Rasiah,“Explaining Pakistan’s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The Lahore Journal of E-conomics,No.21(2016),pp.351-368.

[29]Dani Rodrik,“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No.21(2016),pp.1-33;SM Shafaeddin,“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tructural Change Or De-industrialization?”,Unctad Discussion Paper,2005,pp.1-27.

[33]XD Carpio,H Nguyen,L Pabon,LC Wang,“Do minimum wages affect employment?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Indonesia”,Iza Journal of Labor & Development,Vol.4,No.1(2015),pp.15-22.

[34]OECD Directora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ISIC Rev.3 Technology Intensity Definition:Classific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to categories based on R&D intensities,2011.

[35]Leung,H Kang,Indonesia’s Summary Transport Assessment,2016,pp.1-7.

[36]《预计2017至2020年爪哇岛外建14工业区,需投资179兆盾》,《印尼商报》(印尼)2016年12月27日。

[37]《政府在爪哇外发展14个工业区》,《国际日报》(印尼)2015年12月19日,http://www.guojiribao.com/shtml/gjrb/20151219/248371.shtml。

[38]《工业部创立工业材料供应中心,确保中小型企业获得材料》,《印尼商报》(印尼)2016年3月3日。

更大的新型宿主潜艇09852型“别尔哥罗德”号将在未来几年加入舰队,替代09786型BS-136“奥仑堡”号(“德尔塔”-Ⅲ改装)。

[39]《工业部长颁布第65号条例,规定手机国产组件计算方法》,《印尼商报》(印尼)2016年9月2日。

[40]《政府将成立监视小组加强工业执行TKDN义务》,《印尼商报》(印尼)2017年4月16日。

[41]中国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印尼决心重塑海洋大国形象》,2014年11月25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411/20141100811124.shtml。

[42]Stefani Ribka,“State firms urged to buy more locally made ships”,The Jakarta Post,March 29,2017,http://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7/03/29/state-firms-urged-to-buy-more-locally-made-ships.html.

 
林梅,那文鹏
《南洋问题研究》 2018年第01期
《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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