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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

更新时间:2009-03-28

供给侧改革理论为观察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城市社区治理的要义在于精准供给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是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因而推动社区服务供给创新是进行城市社区治理供给侧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可行进路。本文在对供给侧改革理论与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的契合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为研究的切入点,通过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再审视,构建社区服务供给模型,探索以服务促治理的相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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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观察城市社区治理的新视角

供给侧改革起源于经济学领域,但是作为指导我国改革实践的理论排头兵,它对于人民性、服务性的强调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内核是相吻合的。所以,以它作为观察城市社区治理的新理论、新视角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进行研究,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虽然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快节奏起来,可是网络的虚拟性特点似乎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难度。在网络世界里,虽然扩大了人与人交往的空间,但是却不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只是通过不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进行交流难免会使感情交流变得越来越淡,直至消失。也会由于网络电影中的虚拟情节,使高校大学生产生一些冷漠、暴力等社会性问题,不利于高校大学生接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其难度。

利用本文方法训练出来的模型,损失误差随迭代次数的变化曲线如下图10所示,本文的YOLO模型学习率为0.001,权重衰减项0.005,动量为0.9,最初绘制的Loss曲线是将日志中每个loss都显示,但曲线误差大,不平滑,不便于分析,将其稀疏后,从图中纵轴为平均损失,横轴为迭代次数,可以看出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loss的值逐渐减小。

(一)公共服务供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依归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是基层政府、社会、市场主体从社区居民最直接、最迫切的公共服务需求入手,结合自身的供给水平和能力,运用从意愿识别到需求管理再到成效评估等多种手段,扩大城市社区有效服务供给,提高社区成员的生活满意度、获得感与幸福感。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需求侧来说,有利于应对居民需求的异质化、复杂性特征,在满足居民生存性需要的基础上兼顾发展性需要[3];从供给侧来说,有利于将灌输式、单向度和同质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转变为居民参与、平等协商、精准的服务供给模式;除此之外,还能够强化党和政府基层领导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从而有利于形塑社会治理的良好格局。

自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区成为承接单位原有公共服务供给的单元,有学者直接提出“社区治理的核心就是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本质上就是社区公共服务”[1]。因此,面对社区治理这一热点理论和实践课题,应该把创新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优化社区治理的重要抓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指的是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为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而向其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发展社区公共服务有利于激发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和社区认同感,促进社区自治功能归位,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重塑。所以,公共服务供给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首要依归。

(二)供给侧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契合性

管理职责主要指对居民需求的过滤。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需求都是有效、合理的,部分需求是难以被纳入到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范围之内的。政府要综合考虑自身的财政资金水平、居民需求的正当性、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以便对需求进行选择。尤其是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不可逆性,一定要根据财政实力量力而为。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它的治理效果是检视我国治理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要“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意味着社区治理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社区治理成效的再审视

居民意愿的识别包括居民需求偏好表达、需求分类整合。居民的需求偏好表达与参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居民参与程度越高,就越能表达其需求。因此,要强化城市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能力,建立自下而上的表达机制和自上而下的信息搜集与反馈机制,广搭平台,促成社区网络框架内的协商对话,使需求表达者和服务供给者有效对接,防止信息失真或滞后。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富含特色的产品更加追求,对此富含传统居民元素的艺术文化产品、作品更被市场看好。传统居民元素利用乡土文化气息这一文化特征,可提高人们的舒适度。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可以突显作品返璞归真的文化特征。不仅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传承作用,同时也拓展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途径,间接带动了陶瓷设计作品的特色发展。传统民居元素的设计,强调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围绕自然生态理念,将陶瓷艺术设计作品回归到自然生态的本源。传统居民元素在现代建筑中的应用另类感强,对此其文化功用在建筑中难以有效体现。在陶瓷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将自然观等生态文化充分体现,侧面烘托出了设计者的思想、人文情怀。

(一)表层问题:社区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

首先通过Kinect获取人体关节点数据,在PC端将采集的数据写入本地,并根据行为类别进行分类标注,处理完成之后将数据上传到HDFS文件系统中以备训练输入和识别输入。

研究现状 在现有的对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中,对重视教育以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研究等方面有所涉猎。胡俊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城镇化、劳动力城市化、家庭城市化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基于此,提出农村初中县城化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首要任务。秦玉友认为,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影响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教育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因此,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受到冲击。

(二)深层桎梏:社区公共服务决策主体单一

单位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决定公共服务供给的路径依赖使得在社区制兴起后,政府习惯性大包大揽、居民习惯性置身事外,使得城市社区的服务供给决策主体单一。在原有高度计划垄断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下,政府掌握着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是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单一主体,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什么、供给多少都由政府拍板。虽然市场化在不断推进,但政府并没有收回广布社区的触角,导致依靠行政模式供给社区公共服务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发展,社区成员难以在大规模的同质化供给中享受到精准服务的待遇并获得个人需求的满足。冲破社区公共服务“内卷化”困局的关键在于引入新鲜血液,让居民成为服务供给决策的主体,形成围绕居民真正需求的供给格局。但在市民社会“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不足”的条件下,这种努力是艰难的:政府有意让渡治理空间,但居民无意参与社区活动。一方面,他们对传统的行政指令供给模式形成了心理依赖,不愿意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社区成员原子化、隔离化程度加深,虽聚居在共同的物理空间当中,但彼此隔绝,形同陌路,在考量参与成本后,他们更愿意搭便车而不是亲自参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消解了政府和居民之间的互动,单方面的投入和产出忽视了居民的真正需求。这是表层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下的深层矛盾。

理想状态下的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虽在短期内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但总体保持动态平衡。在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中,公共服务的供需失衡已成常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供不顾求,形式主义。当前很大一部分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是一种填鸭式、灌输式的公共服务模式。政府对于公共财政的支出注重“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只关注资金的使用是否合法、合规、合程序,不关注最后的结果。因此,公共服务的供给内容、供给数量都是政府行政运作的产物,居民没有发言权与决定权,其权益没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回应。特别在市场化浪潮下,政府倾向于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和企业在居民需求识别中双双缺位。第二,供非所求,反应迟滞。行政官僚层级组织的封闭性与低效率让政府无法即时获取居民的公共服务诉求,所以实际运作中的公共服务供给总是迟于公共服务需求,造成供需的错位。从根本上来说,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源于供给端的理念、策略、方法问题,即使政府有心做事、做好事,若服务供给没有建立在和居民进行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居民也难以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满足感。所以由供给端发力向需求端传导,整体调整供给的主体、质量、效率、总量等问题,是达成公共服务供需均衡理想状态的正途。

(三)根源症结:社区公共服务制度供给不足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制度供给与创新,精准的公共服务供给要求有精准的、符合实际的制度设计,但目前在我国,配套法律制度建设很不完善,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人才选用制度不健全。社区工作人员是社区服务供给运行过程中的中坚力量,但目前这个群体存在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等问题。因工资待遇不高难以吸引人才的加入,而缺乏定期培训又阻碍了现有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二是决策制度不健全。政府关于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常常是“拍脑袋”,没有听取、吸纳基层居民的呼声和需求,决策的单向度导致了服务供给的低成效。三是经费管理制度不健全。社区作为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经费的使用应该且必须为居民所知,每一个公共服务项目都要列出具体预算并进行公示,但现实中的常态是社区经费使用不公开、居民不知情。同时,社区经费来源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服务的供给。四是监督评控制度不健全。社区仍较多使用传统的运动式检查方式,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监督。主管监督评控的人员往往不具备专业技术知识,针对专项服务的监督评估指标体系仍未建立。以上制度的缺位让社区居民只能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参与者,“以民为本”和精准满足居民需求成为虚置的口号。

从政府和居民的关系来看,供给侧改革思路指导下的服务供给创新要求增强居民的主体性意识,但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事务对自治空间的挤压导致居民不能参与,社区成员的自利逻辑及社区公共价值的弥散导致居民不愿参与[8]。政府如何向居民赋权增能以激发其参与活力已成为社会重要关切。一方面,可以让渡一些空间和资源给居民,采取“以资源撬动自治”的模式培育基层社区,向社区输入一定的资源以增加社区的可分配利益;另一方面,要培育居民的独立人格和公共精神,通过居民自组织的方式实现某些需求的精准供给,这是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的关键。

精准供给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强化精准意识和人文情怀,要解决精准服务供给中的供需结构失衡、决策主体单一和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必须以居民的真正需求为前提,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识别居民的需求,以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保障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最终实现供需的对接与平衡,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因此,以多元主体为基础,以大数据技术为助力,结合精准供给服务的具体过程分析,构建起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如图1。

  

1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

居民、基层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是城市社区的活动主体,基层政府要向其他主体赋权增能、让渡资源、释放空间,以促成多元共治的格局,同时需要带头坚持党建引领、捋顺主体关系、增加制度供给、建设智慧社区,为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供给侧改革指导下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的主要表现是政府重视居民对服务需求的表达,强调对居民诉求的引导和管理。服务供给的逻辑链条是需求偏好表达——需求分类整合——合理引导预期、有效需求过滤——精准满足需求——服务绩效评估。其中城市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党建引领社区、统筹全局,以积聚政治资源、反哺社区建设。

(一)意愿识别:精准整合社区需求

对社区治理成效的审视就是对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检验,目前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矛盾是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居民的真正需求不匹配。没有进行需求识别的公共服务供给,即使政府投入再多,其公共服务能力也无法被认可[4]。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发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表面来看是社区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失衡;深层次问题在于社区公共服务的决策主体单一;根源性问题是社区公共服务制度供给不足。

需求的识别即对搜集上来的需求信息进行分类和整理,剔除无效信息和虚假信息,并对剩余的有效需求信息按照需求表达主体、需求内容和需求性质进行分类。首先,要依据需求表达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按照社区构成的差异,可将社区划分为单位制社区、商品房社区、“村改居”社区等,同一社区内部又有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差异,需要关注因需求群体的复杂组合导致的服务需求多元化现象,避免用行政指令和统一需求偏好来替居民发声。其次,依据需求内容的不同,可将需求划分为社区行政性公共服务需求、社区自治性公共服务需求、社区互助性公共服务需求、社区市场性公共服务和准市场性公共服务需求[1]。最后,依据需求性质的不同,可划分为生存性、紧急且重要的需求与发展性、个性化的需求。需求的识别需要反复、定期地进行,形成制度化的信息搜集方式和渠道,确保信息的及时填充和更新,避免由运动式调查和社区项目运作造成的短期、重复的信息搜集情况。

居民的需求是多样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要将“为民做主”的思维转变为“由民做主”,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如通过开放空间会议等来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实现需求的整合,“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5]。通过以上多种方式,最终形成一份既与目前社区服务供给能力相适应又与居民当前需求相匹配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清单。

(二)需求管理:满足引导需求预期

政府对于居民的需求有法定的引导职责、管理职责和满足职责。引导职责指政府要对社区成员的公共服务预期进行合理引导。社区公共服务供需匹配机制的设计既不能一味听从供给者,也不能一味迎合需求者,而是要实现供给者与消费者的观点融合和利益整合,实现在持续沟通与理解基础上的对服务的共同支持[6]。一方面,通过创新供给方式、供给内容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供给愿景,增强民众对社区治理的信心和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居民提出过于超前、脱离实际的需求,避免需求未能满足导致的获得感流失。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因此,供给侧改革的要义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端对需求端的适应性、灵活性,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目标中,公共服务供给是“补短板”的重要内容,所以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公共产品数量是社区治理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满足职责强调政府要促进供给主体的多元合作和大数据平台的有效运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客观性决定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领域既不能做一家独大的垄断者,也不能做事不关己的局外人。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决定了要加强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服务功能,构筑“政社企民”共治的新格局。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者,但不意味着是服务的直接生产者,而应是一个规则制定者、生产监管者、过程协调者、质量评价者[7],应通过解除管制和资质审核来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进入供给侧,推动三种机制的深度合作。大数据平台技术能够将数量巨大、格式各异、非结构化的数据进行统一的采集、存储和分析,利于感知居民需求,弥补外部供给与内部需求的信息鸿沟,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利器。

(三)成效评估:多元主体评定绩效

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是动态检验政府行为结果与预期目标偏离程度的重要手段,在精准满足需求之后,需要结合需求和绩效进行服务绩效评估。评估的内容应该包含服务项目的完成状况、居民满意度的高低、各供给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等。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监督过程中,政府是单一的监督主体,这种将“运动员”和“裁判员”两种角色兼于一身的情况会导致监督评价失真,所以供给侧改革思路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

总而言之,现金流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只有实现现金流的有序管理,才能够切实强化企业的盈利能力。

由于政府享有广泛的权威、充分的资源和海量的信息,它仍然应该在社区服务供给监督中发挥主要作用,但是在做好监督工作的同时,政府也有责任引导其他主体进入监督领域,并切实提升他们的监督水平和监督能力。为此,政府一要做到公开社区供给服务的信息,包括服务项目的预算和实际开支、供给服务项目主体的资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规划等,通过建设社区大数据平台并开放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共享窗口,让其他主体充分掌握信息并做出评价。二要形成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建立专业的评估机构,在实地考察、具体分类的基础上设计不同类型的社区供给公共服务的指标,避免以偏概全,形成判断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的客观依据。

社区中的其他主体,如居民、居委会、社区党组织、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更应该主动参与到服务供给监督中来。居民是社区公共服务的直接需求者,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拥有最终发言权,能够以其自身的效用感知对公共服务供给状况做出主观评价,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社区党组织相比基层政府更贴近居民,更能了解居民真实所需,相比居民拥有更高的社区治理的权威性,因此社区党组织的参与能提高服务供给监督的效力。此外,要发挥社区组织的监督作用,增加绩效评估的客观性和专业性。总之,在监督落实上,各个主体要以明确的监督责任为前提,划分监督范围,避免出现绩效评估空白和推诿问题的现象。

以服务促治理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转型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将拉动并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转型。要加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力度,用以服务促治理的方法,开创社区治理的新局面。应强化党建在社区服务供给中的核心作用,捋顺服务供给中的多元主体关系,以制度供给维护主体关系秩序,通过建设智慧社区增进服务供给的能力。以下四点措施能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创新提供更深入、更扎实的主体保障、制度保障和技术保障,促使社区治理转型。

(一)强化党建的服务供给核心作用

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要发挥党建的核心作用。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深入拓展区域化党建”。社区党组织主要包括街道党工委、社区党总支、居民党支部、楼院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是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的领导核心。

在城市社区服务供给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党组织能够为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互动提供一个缓冲地带,弥合基层社区治理中两种力量摩擦导致的裂缝。并且在当前行政主体职能转型、社会主体力量孱弱的背景下,党组织的介入能增进政社互动,促进行政权力和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实现国家意志向社区的渗透;同时能推动民众参与,强化社区服务供给的手段和力量,以其自身的人民性反哺社区建设。鉴于目前基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中党组织的地位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更应该重申基层党建的重要作用。

其中,f和g分别表示参考子区和变形子区中某点(x,y,z)的灰度值;和代表参考子区和变形子区的平均灰度值;M是子区在x和y方向的半宽;N是子区在z方向的半宽。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供给要着重发挥两大功能,一是协调,二是整合。基层党组织要协调自身与其他社区主体,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基层党组织的价值理念与行动方式要与城市社区自治的价值导向相契合,实现党的领导与社区自治的共生、互促。其次,应该发挥党组织链接行政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政治纽带作用,通过嵌入式引领在宏观上协调各方关系,营造和谐的社区治理环境。最后,要以党组织为核心构筑社区多元主体行动网络,实现自治基础上的信息交换、利益共享。整合功能体现在两个维度上:一是对于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的整合。党组织可以作为润滑剂来缓和政府、居民、居委会、社会和市场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并均衡各方的利益分配。二是对于居民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需求的整合。基层党组为居民表达需求提供了一条有效渠道,面对多元甚至冲突的利益表达,党组织能够利用亲民的优势来整合复杂的居民需求。总之,以街道和社区内横向和纵向关系链条上的党组织为结点,建立起区域化党建的网络体系,有利于开创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供给的新局面。

(二)捋顺服务供给中多元主体关系

在目前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中,政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在中轴位置上的政府与社区治理中的其他主体发生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捋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划定政府行为边界、促进社区自治。

总之,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发展至今,精准而非数量成为其实现跨越的最大障碍,社区公共服务供需的不匹配严重制约了社区治理的转型。

居委会具有很强的行政属性。漏斗效应使居委会承担的大量行政事务,影响了其在社区自治上的作用发挥,在行政绩效考核压力下变成街道的一条腿而无力做好公共服务供给工作。多地通过增设社区工作站的方式来进行居委会去行政化改革,但是行政职能的剥离削弱了居委会的权威性,使其陷入边缘化困境与去行政化改革悖论中。因此,应该去除社区冗余行政,只留下基础行政工作,建立社区行政事务清单,让社区回归自治与服务。

同时,带噪声信号Signaln=Asin(ωt)+n(t)作为观测方程输出,其中n(t)为外界噪声。所以:

从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来看,要确保社会组织的设立以居民的实际需求为前提,而非是行政体制内孵化的产物。政府要明确社会力量可以参与的领域和条件,配给资金,增强其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同时要避免社会组织对政府的资源依赖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性侵犯,树立严格的契约意识,建立健全进入与退出机制。

总之,重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核心是政府权力的下移与让渡,重点是多主体目标的一致性与治理内容的相容性,最终目标是破除以政府权力为中轴的社区服务供给格局,形成以各主体功能有效发挥为衔接点的关系网络,促进社区服务的有效供给。

(三)以制度供给维护主体关系秩序

政府是有效制度供给的主体,在保障服务供给秩序、增进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过程中,可以以供给主体为界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供给。第一,对社区来说,要完善社区公共财政制度、社区公共服务指标评估制度、社区人员监督管理制度。首先,公共财政是社区资金的第一来源,公共财政的拨付体系是以街道办为核心,在街道办的行政垄断下,街道与社区的财权和事权容易出现错位,社区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极大影响了社区服务的供给。同时,社区成员难以监控社区财政资金的用途和成效。因此,应该规范财政的支出结构和分配关系,鼓励社区资金来源的多样化,督促社区公开资金账户,做到“财由民理”“支由民定”。其次,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区公共服务指标评估制度,梳理公共服务目录,编制服务指南、列明流程,使公共服务的内容指标化、清单化,以便在后续监督管理中进行参照。建立这套制度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根据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与技术的更新及时变更指标的相关内容,确保评估的准确有效。最后,要完善人员管理监督制度,提高社区工作者的福利待遇,引进优秀人才。对于社区现有工作人员,要通过定期的培训来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通过严格的考核来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第二,对于社会和市场组织来说,要完善产权制度和优惠补贴制度,以激发市场参与社会供给的热情;要加快孵化社会组织并为其创设独立发展的空间,利用其专业化、公益性特征来优化社区服务供给。第三,必须明确以上多元主体的权、责、利。要以权定责,建立责任分担和责任追究制度,减少服务供给矛盾中推诿扯皮、踢皮球的现象;要依责分利,使各主体的责利相称。

供给侧改革的内核是人民性与人文关怀,制度的供给应该是有温度的,要将城市社区治理中居民独特的文化心理需求和行为逻辑纳入考量,避免制度“硬转轨”导致的社区隔离,注意外部嵌入与内生习俗之间的调适。

(四)建设智慧社区以增进供给能力

社区治理转型与服务供给创新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在“互联网+”时代,建立智慧社区是大势所趋。要加快互联网与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扩展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一套完整的智慧社区平台应该包含社区基础信息系统、社区内部管理系统、社区公共服务系统[9]。社区基础信息系统囊括了社区本地居民信息、外来人口信息、驻区单位信息、房屋信息、安保状况等,是对社区基本情况的数字化描绘;社区内部管理系统是供基层党组、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等主体接入的一个数据录入、信息查询和监督评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实现社区治理的信息共享和多元互动;社区公共服务系统把社区的养老、教育、医疗、环保等服务供给事项整合在一起,既能促进不同服务供给部门的无缝衔接和纵横联动,又能为居民的诉求表达提供渠道,方便他们即时上网办事和进行监督。

但在实际运作中,智慧社区的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共享、人才不专业的问题。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的不足导致智慧社区平台搭建出现碎片化现象,多元主体独自搭台、各自唱戏造成信息孤岛,使智慧社区数据互联、协作治理的难度加大、优势丧失。除此之外,社区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与社区智慧化发展目标不相匹配,人才的短缺制约了智慧社区的建设。破解信息碎片化困境、开展人才队伍的业务培训是培育智慧社区的切要。

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技术本身具有工具性,技术应用的根本前提和最终归宿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为避免出现技术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本末倒置的异化现象,在社区空间中嵌入技术时,应该将人文关怀置于首位,回归治理本身。在建设数据平台的同时,还应鼓励居民参与协商,使技术助力人的更好生活和发展,而非造成对人的反叛和伤害。这种诉求与供给侧改革的内核是完全契合的。为此,应该避免智慧社区建设中的技术缺位和越位问题。缺位体现在重平台开发、轻后续培训,这会导致部分社区居民因技术使用壁垒被排除在平台之外,形成公民参与的“最后一公里肠梗阻”[10];越位则主要表现为数据挖掘侵犯了居民的隐私保护权,加快数据信息搜集分析的法制化进程是纾解此矛盾的重要举措。

利用BIOCLIM模型预测紫玉兰地理分布格局对气候因子的响应,结果可将紫玉兰适生度分为6个等级:非适生区(0)、低度适生区(0~2.5%)、中度适生区(2.5%~5%)、高度适生区(5%~10%)、极度适生区(10%~20%)、最适生区(> 20%)。当前气候条件下,紫玉兰的适生区(适生度 > 5%)范围包括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区、云贵高原大部、四川盆地大部及大巴山区;其中最适生区主要位于贵州苗岭和四川大凉山地区,而在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和大巴山区有零星分布点(图2)。

结论

社区治理必须以人民性和服务性为依归,精准供给优质、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提高社区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障。从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出发反思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并以社区居民需求的意愿识别、需求管理、成效评估为逻辑线条建立起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型,得出在供给侧改革思路下,以服务促治理要做好强化社区党建、捋顺主体关系、增加制度供给、建设智慧社区的结论。总而言之,供给侧改革是审视城市社区治理的一个新视角,以人为本是它的理论主线和思想核心,也是其能与社区治理转型和服务供给创新相结合的基础。通过这个视角,可以重拾对社区对“人”的关注,再审精准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性,获得对社区治理本质内涵的更深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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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佃利,孙悦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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