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人类试图消除贫困的决心从未停止过。如何摆脱贫困，使贫困人口共享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和繁荣是我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扶贫脱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绕过或回避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脱贫事业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由普遍贫困、到区域贫困，再到基本消除贫困的转变，为世界扶贫脱贫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扶贫脱贫事业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至今已有30多年，使六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尽管如此，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这部分贫困人口不能实现脱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将难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难以树立起来。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扶贫脱贫事业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需要更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指导扶贫脱贫实践。

白洋淀蓄滞洪区属于大清河蓄滞洪区之一。大清河系地处海河流域中部，西倚太行山、东临渤海湾、北临永定河、南界子牙河，涉及京、津、冀三省市，历史上洪水灾害频繁。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次较大规模治理，已初步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但滞洪区建设滞后、工程设施不全、安全建设不足，已成为防洪系统中的薄弱环节。

我国贫困人口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社会，以及粗放式扶贫政策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使得贫困人口能获得各方面红利的程度越来越低。尽管国家财政扶贫资金总量每年在不断增长，但减贫疲乏的趋势已开始显现。扶贫资金的目标瞄准性差、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质疑与诟病。由于我国还未对扶贫脱贫进行大数据信息化管理，因此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摸底排查工作还存在许多问题，一些真正的贫困人口和贫困户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帮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贫困人口的统计数据来自抽样调查后的逐级往下分解，贫困人口底数模糊，很难准确地描述贫困人口的变化趋势，基层干部又往往按指标推测估算、上报贫困人数。一些贫困地区不愿摘掉“贫困帽”，担心扶贫补贴、优惠政策给摘没了，往往虚报贫困人口数据，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源。扶贫也要看关系、讲人情，导致该帮扶的得不到帮扶、扶亲不扶穷等不公正现象的出现。表面上看，粗放式的扶贫是工作方式、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却是扶贫理念和扶贫制度设计的大问题。原有的粗放扶贫制度有失公正性，扶贫的方式、方法粗放，缺乏针对性。扶贫必须树立“精准”的理念，扶贫的制度设计必须考量谁帮扶、帮扶谁、怎样帮扶等问题。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去创新扶贫的方式方法，实现扶贫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待解决的问题。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调研考察扶贫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在此，“精准扶贫”一词首次被明确提出来，但其内涵仍有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2015年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又提出了“六个精准”①和“五个一批”②。“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的提出勾画出了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轮廓，使其操作方法更具可行性、内涵更加丰富。2016年2月，习近平在江西省看望慰问干部群众时，又指出：“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这使精准扶贫思想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体现在国家扶贫脱贫政策的顶层设计上，以精准扶贫为基线的扶贫脱贫战略正在逐步形成。中国人民大学汪三贵教授认为：“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清除导致贫困的原因和障碍，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2]精准扶贫思想已逐步成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指导思想，其内容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项内容，其核心要义是“扶真贫、真扶贫”，目的就是要改变过去粗放式的扶贫方式，把扶贫脱贫的政策措施和责任落实到每个贫困村和每个贫困户，通过对贫困村户和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帮扶，从根本上消除阻碍脱贫的各种因素和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脱贫的良好格局已经形成，精准扶贫政策成效显著，6000万最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口因此受惠。中国扶贫脱贫事业的成功经验表明，扶贫思想理论的创新是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第一动力，是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因素，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力量源泉。

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的制度设计体现了真正的平等，这是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正义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一开始针对的就是人们出生伊始在社会地位和先天禀赋上的不平等，“正义的第一原则是在享有平等自由的前提下承认这种不平等，第二原则是对这种不平等进行限制，并使地位和机会向所有人开放。”[4]机会平等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无论高低贵贱、穷富美丑，只要他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满足了相应的条件，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都有同样的机会来赢取同一个社会职位，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使所有职位对所有人开放”的原则。精准扶贫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在承认出生伊始不平等基础上，对这种不平等进行限制，使机会向全体贫困人口开放的原则；通过对贫困户与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精准考核，统筹各类扶贫资源，实现扶贫到村到户，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扶贫工作中体现公平正义。

二、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伦理价值诉求

虽然原有粗放扶贫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扶贫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还存在投向不合理、挪用挤占严重、使用效益低下，以及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一部分社会财富没有惠及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然而，精准扶贫思想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精准考核，回答了在党和政府支配和使用社会财富价值取向中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使贫困人口完全脱贫，使财富在社会各阶层之间达到合理分配及高效运用，实现财富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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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理想为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现实的伦理价值诉求，“精准”的现实性恰恰是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性。“精准”的实现能为真正的贫困人口带来现实利益，“精准”的实现也就意味着实现了精准扶贫思想的社会价值，而“精准”的社会价值在于政府对贫困人口所负担的发于良知或良心的关爱，并且基于平等的责任关系从社会的整体发展战略与反贫困制度化、理论化的高度才能根本解决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思想蕴含着财富伦理的价值目标，确保了贫困人口享受权利的真实性、公平性和广泛性，展示了坚持财富伦理目标对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境界的重大意义。我们在谋求提升整个社会财富水平的进程中，需要依赖于精准扶贫思想的有效实践，只有在贫困人口脱贫的前提下，才能使社会整体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并且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

践行精准扶贫思想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调节贫困人口与社会全体或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贫困人口的权利与义务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得到合理确认；通过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利益分配平等的问题。精准扶贫思想体现了以制度的形式保障贫困人口的合法权，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精准扶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实施的一项德政惠民工程。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使其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是党和政府重要的社会政治责任，而且是基本的伦理责任和庄严的道德承诺。精准扶贫把党和政府扶贫脱贫的道德承诺同推动扶贫脱贫的制度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扶贫脱贫的道德责任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目标的统一。

三、精准扶贫思想蕴含着制度正义的伦理精神

精准扶贫是让贫困人口共享利益和幸福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共享目标的基本前提。部分人富裕起来不能作为评价党和国家执政理念和政策的道德依据，更不能凌驾于贫困人口利益和幸福之上。因为，由部分人利益的满足仅仅达到的是社会单个成员追求幸福的目的。因此，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政府在实现部分人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对贫困人口承担起相应的道德责任，既谋求实现社会全体人的利益、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幸福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利己及人，使天下人得益，将贫困人口的幸福融汇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之中，并由此而实现党和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这也是共享伦理的社会基础。因此，实现共享，那怕是最低限度的共享，既是推进精准扶贫思想的现实路径，也是精准扶贫思想的基本价值诉求。

公正是制度伦理的首要德性和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判断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首先，从制度与公正的本质特征角度分析，制度的公共性决定了制度伦理有必要把公正当作首要美德。由于制度是公共产品，它是针对所有人、为了所有人而制定的。在现代民主社会，制度源自于公共意志，所以公正就成为一种制度合理性的基础，成为制度伦理的本质要求。其次，从制度伦理的其他德性与公正之间的关系角度分析，效率等制度伦理的其他德性的实现要以制度的公正性为前提。一个缺乏公正性的制度不可能有效率，即使有，也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内产生某种短暂的效率，只有公正的制度才能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主动性，使其自觉自愿、富于创造性地参与合作，使制度的效率最大化。贫困人口是一个需要倍加关怀并从制度上给予基本保障的特殊群体。践行精准扶贫思想需要建构起与公平正义相适应的、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对贫困人口予以关怀的伦理体系。

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他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要“照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也就是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对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给予适当倾斜，以便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公正。“给每个人以应得”是公正的核心要义。他认为，社会制度必须通过公正原则来调节，应当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主张政府对财富的分配进行积极的干预，使之“惠顾最少数人的最大利益”。

生存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生存权益是人类最基本的权益。如果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生存权益都无法得到保障，势必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同时，也将深刻地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道德声誉，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危害社会和国家的道德危机。从我国扶贫脱贫事业的实际情况出发,着力分析当代贫困人口的现实生存状况,从解决贫困人口脱贫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问题人手,积极推进精准扶贫政策,使贫困人口完全脱离贫困，确保和维护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是对党和政府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精准扶贫着眼于解决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体现了党和政府确保和维护贫困人口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益的执政道德目标。

商标抢注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治理.........................................................................田晓玲 张玉敏 01.27

四、精准扶贫思想蕴含着财富伦理精神

财富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社会学和伦理学概念。财富本身不能成就高尚的道德境界，拥有财富的多寡，并不必然导出道德境界高低的结论。但是，如何占有和使用财富却属于道德范畴，是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结合。我国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教授认为，“财富伦理作为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理性调节，是一种向善的实践理性，它规范和调节着经济利益的分割，既具有现实性基础，又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某种理论反思和超越。”在财富的使用和分配上，财富伦理“有助于实现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均衡、合理的分配状态。应该看到，公平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系效率的问题，更重要的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存在的道义基础问题，一个关系到执政者的合理性问题。”[5]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党和政府有义务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用于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推进精准扶贫政策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而且彰显了党和政府对待财富的道德价值取向，即将财富精准地给予那些最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实现财富的最佳使用。在财富伦理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财富使用和分配的价值取向最能体现财富伦理的社会性质。在当代社会，在经济领域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就是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贫困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最少受惠者。消除社会贫困现象、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境遇，不仅有利于改善贫困人口的财富状况，并且也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水平的提升。一个社会只有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财富升级，才会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在这个意义上，精准扶贫思想所追求的是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

小康社会是普通百姓脱离贫困以后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了确保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建构一套科学的扶贫体系，并付诸实践，精准扶贫正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拉开的序幕。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贫困人口,针对不同的贫困人口采取精准的扶贫措施,确保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关爱贫困人口和扶贫济弱的伦理责任，同时也是在实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德理想。

精准扶贫是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伦理要求的适合贫困人口脱贫发展的重大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必须是也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距离全体人民的小康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还存在几千万贫困人口，这部分贫困人口是否能全部脱贫已经成为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受到地理、历史和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仅仅依靠贫困人口自身脱贫，将花费很长时间，必然会走不少弯路。因此，必须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建立科学的扶贫脱贫政策，在充分调动贫困人口积极性的同时，还要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通过精准识别和帮扶，对贫困人口进行积极引导，纠正其思想观念中不适合扶贫脱贫的成分，挖掘潜能，使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与贫困人口脱贫的伦理价值诉求相统一。

综上所述，对孕妇进行饮食管理、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饮食控制可对其血糖水平进行控制，可减少其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几率，减轻其经济负担，经济实惠、方法简单容易掌握，值得在以后临床中妊娠期糖尿病产妇治疗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五、精准扶贫思想体现了共享发展的伦理精神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扩大，每天收入约1美元的贫困人口超过7000万，贫困人口未能共享社会发展的丰硕成果。贫困人口脱贫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促进共享发展最基本的伦理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中，共享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创造出来的成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福祉，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在一个坚持共享发展的国家里，贫困是应该消除的社会丑陋现象。如果一个国家的贫困人口非常庞大，那么它一定是一个社会发展成果缺乏共享性的国家，也一定是一个极其不公正的国家。”[5]

(1)珠江口外伶仃岛和东澳岛生活垃圾夏秋季产量较高，冬春季产量较少，人均垃圾产量分别为1.147和1.093 kg/d；物理组分中厨余含量最高，占总量的36.51%～42.69%，其次为纸类和塑料；生活垃圾含水率为51.55%～58.76%，热值为4 793～5 567 kJ/kg，平均值为5 100 kJ/kg，适合焚烧处理。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如果发展不能带来发展成果被人们共享的结果，则所取得的发展只能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增长。”[6]因此，共享作为一种发展理念，需要深入人心，更需要落到实处。精准扶贫思想与共享发展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与其基本原则基本保持一致，共享发展理念为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价值指引，并为践行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实现路径。首先，精准扶贫思想与共享发展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都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精准扶贫思想与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最后，共享发展理念为推进精准扶贫思想提供了方法路径，即通过改革的政策红利助推精准扶贫政策取得实效，完善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确保贫困人口在规定时间内实现脱贫，使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

共享所具有的伦理意义体现了精准扶贫道德实践精神的内在要求。在精准扶贫主客体确定的前提下，扶贫主体还要依据精准扶贫所要求的道德规范积极行动，自觉地实践精准扶贫的道德理想和道德目标。精准扶贫绝不能是停留于意识层面的空洞理论，而是要渗透在实践之中的见之于物的活动。它不仅要求扶贫主体应该“知道”，而且要求扶贫主体应该按照其所知道的原则规范去做，即通过产业扶贫和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救济式扶贫、生态扶贫和资产收益扶贫等方面的措施践行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作为共享伦理范畴的实践精神规定是对扶贫主体更高层次的道德要求，是道德社会本质的内在规定。马克思说：“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7]。共享的伦理内涵是精准扶贫道德精神自律的社会表达，是抑恶扬善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现实手段。

当景点、景区旅游高峰时，人群涌动，旅游者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会产生人为造成的垃圾，给景点、景区造成一定环境困扰。旅游类志愿者这时就有义务帮助景点、景区建立良好的旅游环境，主动分担景区压力，在发现有游客出现不文明行为时，主动引导游客妥善处理，保持景点、景区的文件建设。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扶贫制度安排蕴含着制度正义精神。要处理好制度与贫困人口的生存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须对该制度本身进行道德评价，探讨该制度的概念、维系和演进，建构起该制度的伦理秩序。粗放扶贫向精准扶贫的转变体现了“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3]

六、精准扶贫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扶贫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共同面临的责任。随着国家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扶贫实践的逐步推进，贫困概念和扶贫理论在不断发展，形成了区域视角、制度视角、权利视角、文化视角、生态视角等不同的理论。精准扶贫措施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协调发展的扶贫措施，并将该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精准扶贫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突破和创新。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阶段性的具体目标，要有一个相应的调整和变化，而不可能停留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反贫困历史阶段的初级目标上。精准扶贫思想就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看到了贫困形态、贫困内容、贫困性质、贫困领域、贫困群体等等的变化，也看到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比较差异，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并且根据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实际，正确地确立了扶贫脱贫的具体目标。这一目标与当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致，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相一致。精准扶贫思想在扶贫的内容和实践形式上的创新与发展能有效地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负面因素，优化社会经济伦理秩序，提升社会财富的品质，从而增强当代中国人民扶贫的实际效用。

社会共同进步和人类幸福为精准扶贫思想提出了现实的伦理要求，精准扶贫的制定与有效推进能为贫困人口带来切实利益，中国精准扶贫的有效推进也就意味着实现了扶贫脱贫理论的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在于政府、非贫困人口基于平等的原则对贫困人口所负担的发于良心或道义的帮扶，并从世界反贫困战略与中国精准扶贫制度化的高度解决贫困问题，使社会整体利益的共享最大化。所以，精准扶贫思想的社会价值就必须从世界反贫困理论和中国扶贫脱贫理论联系之中建立与贫困人口的参照并给予伦理解读，即从社会共享利益角度反观精准扶贫思想并对之作出价值规定。总之，精准扶贫价值的实现是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现实之源。

结语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下扶贫脱贫事业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党和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治理贫困的重要战略举措。研究精准扶贫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伦理意蕴，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扶贫脱贫的价值导向，为精准扶贫提供伦理辩护。同时，在伦理学的视野中探求精准扶贫思想的意义，既有助于深化伦理学的社会公平理论，从而丰富和完善伦理学的理论宝库，也将有助于揭示贫困人口未能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深层次原因。分析粗放扶贫制度的伦理困境对贫困人口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和能力的制约和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为建构贫困人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制度，为精准扶贫思想提供道德伦理资源和理论支持。

注释：

分取10.00 mL浓度为5 mg/mL铅标准溶液于300 mL烧杯中，按分析步骤进行测定,沉淀后分别放置不同的时间，测定结果见表2。

①“六个精准”是指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大数据和云计算方面，随着技术要求的提高，离线的单机模式的存储已经不能满足大数据和云计算的要求，GIS平台也已经由传统的单机版到web版然后发展到云环境版，比如知名的ESRI、SuperMap等公司的各种在线产品。在地质灾害监测中，也发展了基于WebGis、手机App和云计算的平台，将数据存储在网络中。蒋锐、宋焕斌等(2011)[16]提出一种基于SensorWeb的系统架构，联合多个矿山的局部监测网络，将监测信息汇集到管理部门，进行大数据的统一化管理。佘东、朱晓彦等(2013)[17]通过一种省级的云计算平台，提前或及时的预测地质灾害的发生，其本质上是一套WebGis+手机APP系统。

②“五个一批”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2]汪三贵.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

[3]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1997（3）：56.

[4]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92.

[5]向玉乔.共享发展理念的伦理基础[J].伦理学研究,2016（3）：17.

[6]向玉乔.共享发展的伦理解读[J].中国教育报(理论周刊)，2016（5）：1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5.

[8]唐凯麟.加强财富伦理研究[N].光明日报，2016－08－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