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1]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思路的新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高质量发展阶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的变化而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是由“数量短缺型”供需矛盾向“优质不足型”的供需矛盾转变。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高速增长的辉煌，但是当前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如人口红利递减、经济结构失衡、环境制约凸显等。产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缺乏高质量经济体系的支撑。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要把握经济发展根本要求的丰富内涵，深化对发展思路的认识。

一、新时代经济发展根本要求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提高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如何在经济工作中，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基本前提是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与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的各项表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各项经济转型的一个综合性表述。

一是强调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经济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中国发展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主要根源。发展是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一直存在的，但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就必须下功夫予以解决。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2]。这意味着今后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已从速度转向质量，“质量”成为经济发展的运行基础和内在要求。要提升产出和分配的质量，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要具有良好的产出质量，不断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关注分配的质量，促使各种生产要素有序参与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效益”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与核心目标。要提高投入产出的效率，实现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提升。优化要素配置的结构，从而使存量要素和资源要素得以配置到生产效率较高但保障能力却相对不足的领域，以不断提高劳动、资本、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和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

二是突出从增长到发展的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模式。同时，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比较起来，我国一些领域的生产力水平仍然相对落后甚至差距还比较大，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社会供给上还有许多差距。因此，必须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通过发展解决问题。这就意味今后经济工作要在经济规模“量”和“质”上有综合的提升，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数量，还包括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以及制度与意识的相应调整；不仅要重视量的增长，更要重视结构的优化；不仅要重视发展方式，更要重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结构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更加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三是重视公共产品供给质量的提升。党和国家对新时代的阶段特征科学认识和把握，明确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公共产品提出了新要求，从追求基本的衣食住行到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们期待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同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所面临的是由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结构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上，即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和不足相并存。所以，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要不断提高优质公共资源的供给，如环保、医疗、教育等优质产品供给，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坚持经济发展根本要求符合客观规律

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实际工作者在呼吁，农村富裕之后，当下一件急迫的事情，是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乡村人文精神，重塑乡村伦理道德体系，大兴文明乡风，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一）符合现代化一般规律

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论及经济发展质量，只有当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才能够考虑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般都追求数量和速度，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片面追求数量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长带来了大量的问题。现实中，已经和正在凸显增长与效益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供给质量与需求的矛盾等，归结起来就是传统的高速增长模式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高质量发展不是依靠人数和投资的数量增加来达到，而是通过改革来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相较于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更注重于提质增效，从以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转变，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各国在经历转型期的变化，能够更深入说明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是客观规律。美国在转型期（1950—1960年）结束时，经济增长率3.3%中，要素生产率提升获得比重占53%，超过了要素投入所获得的比重（47%）；德国在转型期（1960—1970年）结束时，经济增长率4.4%中，要素生产率提升获得比重占69.1%，超过了要素投入增加获得比重（30.9%）；日本在转型期（1970—1980年）结束时，经济增长率4.3%中，要素生产率提升获得比重占71.2%，超过要素投入增加获得比重（28.8%）。这就说明了，在转型期间，三个国家的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再以增加投入来拉动增长，而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而今，我国也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原有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外需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制约。从1978—201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5%，但总体偏低，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以上贡献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提高，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滑，近五年平均仅为18%左右。同时，我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确保经济的行稳致远，也需要把握好“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众多国家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的根本性转变。依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例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以此进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但巴西、墨西哥等国出现了经济增长大幅波动或停滞，基本原因就是没有实现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因此，结合发达国家转型经验和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要确保我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快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

为什么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答案是现有以速度为主的经济增长，在现实发展中存在大量问题并难以为继，只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破解难题，这是问题导向下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进一步从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等方面看，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正是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阶段的理论逻辑。

（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由无数不同的相互连接的发展阶段组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形态，也是由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构成的。因此，要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更精准地把握新时代发展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确定发展的根本要求。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生产力、经济速度、人民生活和国际地位等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从根本上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但是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已由“基本解决温饱”到达接近“全面小康”的水平。因此，从现今发展特征来看，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既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不同于20世纪末，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一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确实已经不是“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民对社会生活需要已发生了改变，需要的内涵更为丰富，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角度提出了更多需求；需要的层次不断提升，人们追求质量更高的生活。由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客观上在新时代凸现出来，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势必会带来在发展战略包括发展重点、发展方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改变。可见，新时代我国发展的关键已不是数量上的增长，而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所以，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中，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根本要求，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回顾我国近十年的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7年的6.9%，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放缓，更表现为增长动力的转换、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也意味着我国已经告别了人口红利时代，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弱化，进入到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综观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趋势，潜在增长率的自然回落，经济由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平稳增长期过渡，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各国发展过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和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无一例外地出现了速度回落的情况。与此同时，我国当前还面对世界经济长期结构性调整、新一轮产业变革融合。所以，要从新常态的逻辑起点出发，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把握发展大局、认清新的发展条件。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传统增长动力弱化，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能。而这个新动能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下功夫，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在提高创新能力上下功夫”[3]。这就需要对发展质量、效率和动力进行变革，通过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增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支撑力；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的不断提升，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推动力；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革新，提高创新能力。可见，要确保经济运行质量，才能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规律

此外，除了衣服里面可以放置物品，汉服的腰带也是可以挂东西的，诸如钱袋、香囊、印章乃至刀剑等生活必需但塞不到衣服里面的小物件，挂在腰上是男性最方便也是最普遍的选择。

三、现阶段坚持经济发展根本要求的实践思路

在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看增长速度有多快成为了抓经济工作、检验经济发展成效的主要思路。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质量”成为贯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实现这种转变必须提升认识水平和调整发展思路。正如在转型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所指出的：“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1]应当看到，今后一段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并非不要发展速度，而是要有合理的速度，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内。虽然我国经济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但基本国情没有变、面临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没有变，全面建成小康、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增长速度。同时必须认识到确保经济稳中求进，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要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着力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中实现经济增长。

（一）转变发展观念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中央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在作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判断的同时，还正式定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想、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并且作出了我国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时期的根本要求，既要贯穿于这个发展战略的始终，更要落实在启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之时。为此，在现阶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特别要注重转变发展观念、提高结构质量、形成发展机制。

（二）提高结构质量

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和构造，反映经济运行系统内各要素的协调程度。经济结构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结构性障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实现与经济结构的适时调整，影响了一个国家经济的稳定。所以，经济结构向合理化和高级化演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表象上是速度问题，实则是质量问题，尤其是结构性失衡已成为阻挡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过剩产能制约着我国经济转换增长动力；另一方面，我国供给体系的质量不高阻碍经济结构优化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然而，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这就需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寻求新路径。然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关键一环是改变过去的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要大力培育新动能，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要依托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聚焦更多的信息、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中，持续提升产业层次，重点推进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发展，积极构建“互联网+”等新业态模式，使得产业链向终端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要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通过深度技改，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品结构，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等实现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大力推广清洁高效生产工艺，推进能效提升、节水治污、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提高终端用能产品能效，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另外，还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要从“破”上入手，破除无效供给，化解过剩产能；在“破”的基础上有所“立”，运用技术进步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同时，还要在“降”上下功夫，继续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不断降低实体经济的成本。

（三）形成发展机制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继续沿用现有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等，将会出现目标导向上的冲突乃至矛盾。同时，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重新的衡量和评估，所以高质量发展阶段需重新探索新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注入质量元素，引领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提升质量意识和质量素养。对此，党中央明确指出：“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1]可见，创建和完善机制体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中，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关键是基础性重点领域的改革，当前重点是要素市场和产权制度改革。深入推进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制度壁垒，才能让资金、人才、技术迸发活力，改进整体经济配置效率；而深入落实保护产权政策，利于人力资本、企业家资本、知识资本等迸发活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同时，建立反映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征、过程、趋势以及结果的一套新的指标体系。在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中，要更加注重反映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进而设置反映产业、行业、地区等各方面结构协调性方面的指标、质量效益指标和新动能发展指标；更加注重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发展变化情况，进而设置反映政府职能效用、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生态环保成效的指标；更加注重反映人民群众多样化美好生活需求，进而设置反映就业充分性、居民收入同比增长、物价稳定性的指标。

多种西药联合应用导致的不良反应对患者的不利影响很大,因此已经引起了广大医护人员与患者的关注。西药联用导致的不良反应发生的主要原因为[3]:(1)在制度上没有完善对其的规范,当前的医疗机构对医院的临床用药情况没有足够的重视,医药监管制度跟不上。(2)一些医护人员的自身能力有限,不重视合理用药,在工作中责任意识差,专业素质低。(3)医务人员没有较强的专业素质。一些医护人员对临床常用药物相关知识了解不足,不熟悉病理机制以及中毒机制、药效学。(4)在为患者制定用药方案的时候药物配伍不佳。

“人工智能+教育”除采用线上线下的O2O教育模式外，还需要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技术平台，以支撑跨越时空的教学互动和交流体验。这样的教育技术平台，需要适合手机、平板、智能穿戴和机器人设备，以及家居家电等一切终端设备应用。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平台需要具备以下方面的基本技术功能[13]，方可满足各学科专业教育选择使用。

参考文献：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EB/OL].[2017－12－20].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7－12/20/c_1122142392.htm.

[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7－10－27].http://news.xinhuanet.com/2017－10/27/c_1121867529.htm.

[3]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N].光明日报，2017－0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