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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现状述评与设想

更新时间:2009-03-28

当前,我国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层次交互并进的研究生态,丰富的现实与理论文本、巨大的包容性与时代感、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资源等,无疑都为今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了需求并打下了基础。基于这种理解,本文试图从文献评述切入,在整体上把握当前研究的基本概况,然后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渊源和构词逻辑,得出若干结论并做出相应设想。笔者认为,这一工作,对于筑牢理论基础,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传播、认同等而言,或是有一定必要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现状简述

众所周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由我国率先提出并践行的,考虑到其全球传播的时间尚短,国外对此的学理性研究暂无法形成有效的文献支撑。因此,下文的述评将基本围绕国内学界形成的相关观点及代表性意见展开。

就整体状况而言,首先,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虽然由来已久,但以崭新的面目构成人们的普遍认知、以深刻的内涵引发世界范围广泛热议的时间却基本始于2012年。从2012年至今,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由于较为鲜明的特征差异而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以2015年为界,在此之前,研究主要以精神解读、文本诠释、背景分析居多,在此之后,随着一些基本问题获得认识上的统一,研究逐渐向深层的学理阐释和系统建构方向挺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边界和实践向度不断开阔。

其次,研究在范式上大抵呈现为开放式的内部探寻与外部拓展两种,即分别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的两种研究角度。所谓主体概念,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为研究对象,它所涉及的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建构性的、阐发式的原理性内容;所谓概念客体,是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被比较、被审视的对象,因而此范式下的研究也就有着较前者更为浓郁的理论色彩和主观性、补充性说明的意味。

再次,这两个阶段和范式散见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多个学科,在议题分布上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部领域,在具体研究中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特征、类型、层次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境遇、意义、挑战等多项内容。

(1) 提高碳纤维生产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离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投入商用的CFRP大都来自国外。国内应加大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更新技术水平、扩大生产能力,使相关产品质量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最后,研究中存在的如下问题也是不应讳言的,如概念化程度偏低、研究的规范性不足、应然研究居多、同质化较高等。此外,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概念使用随意、逻辑和表述不严谨等问题,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三,以动态的视角析之,其主要是在不同国家实体建立相应外交关系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地体现或彰显层面展开的。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相应的时政分析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方式。如姚满林认为有着不同存在类型的命运共同体根据大小、远近、亲疏等划分方式,包括四个差异分明的层次,它们依次是中国大陆主体和港澳台地区共同构成的国内区域间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国同其他国家所构建的国家与国家间命运共同体,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国同其他洲际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国家与区域间命运共同体,如“中非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层级和形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10]

就具体研究而言,首先,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地界定基本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准,以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为关键词,可大致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界定角度。所谓三种不同的角度,意指不同学者的界定或表述虽各有千秋,但大都是或显性、或隐性地从存在状态、价值理念或关系实体的一般范畴切入。如在存在论层面,王公龙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现时代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文化、安全等众多领域形成的空前的紧密联系和不可分割、命运相连的状态”[1]。在价值论意义上,王泽应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基于现时代情况而提出的“一个关于国与国、人与人关系认识及其意义建构的价值理念”[2]。在将国家及国家间关系视为基本单元的实体层面,徐崇温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存在着诸多差异的国家、民族所组成的命运攸关、相互依存的国家集合体”[3]。此外,相较于前两种相对宽泛的界定,关系实体的角度有着更为具体的下沉纵深,如徐进在国际关系学上,就对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行了更为精确化的界定,其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以政治合作+安全支持为基本特征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安排,其主要特征是命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政治合作程度不低于域外国家的水平”[4]

基于这三点分析,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其一,“命运共同体”在构词逻辑上就蕴含着概念灵活、可塑性强、语意含混的特点;其二,这些特点意味着“命运共同体”不仅有多重解读和灵活运用的空间,其也有一定的被过度诠释的可能;其三,由于这些空间与风险的存在,我们对“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其作为高频词汇和构成普遍认知的一般意义层面,探究其概念根源、澄清语意、明晰区别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准备工作;其四,这一工作并不必然需要建立在对“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语素规范性认识的前提上,换言之,即便不进入命运观念和共同体概念的规范性讨论,我们只需把握住二者的浅层语意,即命运表示发展变化之趋势、前景,共同体意指一种描述性的、社会性的、基于共有特征的群体性概念,便不会对一般性分析造成有效干扰。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延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我们知道,内涵和外延是任何一个概念的基本构成部分,三者所指有别、分工明确。但客观地讲,由于目前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仍在不断加深,并且概念本身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作为概念所反映之事物的本质属性的内涵也是不固定的,相应的,外延也无法得以精确剥离。不过即便如此,为了条分缕析和总体把握的需要,我们仍然可以按照外延的定义即具有概念所反映之事物的共有属性的全部事物,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延做出概览的努力。

其一,学界对其外延的研究,在方法上(亦为了表述和理解的需要)可以总结为“集合论式”的研究范式,该范式的思路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顶层架构进行不同程度的概括,继而将之理解为、处理为一系列共同体、观念、关系的集合体,借此,集合内的全部元素也就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延。

未破滁阳亭屡易,亭亡今又几经年。峰回路转势不改,木秀阴繁秃到巅。流下山泉音若咽,烧余寺刻块如拳。柴王一殿今何在,衰草残烟护晓娟。

其二,以静态的视角观之,由于切入角度各异,不同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外延理解可细分为“共同体集合说”“观念集合说”和“价值集合说”。

(1)“共同体集合说”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系列不同维度的共同体的总和。这种理解方式侧重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存在形态上的归类,旨在强调其所涵涉领域的全面立体,主要特点是相对规避“命运”一词的比拟特征,然后再冠以政治、价值、利益等定语,以完成对“命运”一次解析后的二次分析,如较多学者指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是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安全上的责任共同体或风险共同体、民生上的命运共同体、人文上的价值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自然上的生态共同体以及网络命运共同体等。

综上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和外延等是一个值得审慎对待、系统思考和全面把握的问题。否则,观点的冲突和自相矛盾不仅难以避免,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中国占据道德制高点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乐观估计,也可能会因为制高点的基础不稳和话语的表述不清而最终转“出口为内销”。

其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层级、以中国为建构主体之一的不同层次类型的命运共同体不等于一般意义的、作为形容词使用的“命运共同体”。后者由于过于含混的语意因而不适宜作为普遍性研究和单独场景使用的对象。在研究时,如果是普遍性的、规范性的、知识性的研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体概念较为适宜;如果是实践性的、具有具体指涉对象如“中巴命运共同体”,则应为“命运共同体”加上具体前缀以避免讨论的泛化。这样做的一个优点是既可以确保认知的稳固,也可以为我国处理复杂的周边局势和国际关系提供延展性良好、口径统一的理论支撑。这样我国与暂不具备合作基础的国家,可以通过共享某种理念、创造共识增量结成领域性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具备一定合作基础的国家,可以通过某些方面的合作结成方面性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与具有良好合作基础的国家,则更能够通过全方位的合作结成全方位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3)“价值集合说”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系列文化价值理念的总体建构。这种理解方式在思路上与“观念集合说”颇为相似,即都是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怎样及哪些价值理念的判断,但不同于后者偏向宏观的、领域类的、“是什么”的总结式说明,“价值集合说”更倾向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融入中华文明智慧因子的阐释框架中进行微观的、“为什么是”“如何是”的具体说明。由于这种观点所依托、可采撷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并且具体指涉内容也基本集中在中国哲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故这里不再专门举例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因为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生产力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这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商品经济的运行必须依赖于表达自愿行为的市场来运转,这就是自由的体现。这种“自由”,不仅限于生产资料支配(即所有权)等自由,更为本质的主观诉求则是“人的自由”,这也是所有具象自由的共同前提。处在沉闷、腐败、黑暗的欧洲社会和民众急切呼唤着一场提倡“人的自由”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其他理解与应用

基于此,笔者将“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其他理解、应用划分为三种四类。其一,作为源自日本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据考,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腾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战时体制的延续。战时体制又称“40年代体制”,它以官僚体系主导下的经济运行为基本经济模式,并主要涉及企业、工会、银行三个经济要素[11]。就企业要素而言,日本企业不完全是以逐利为根本取向的经济组织,它还是一个融合生产和生活为一体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内部既有上下级的等级关系,也有家长与家庭成员的伦理性因素。这种组织关系的实质是将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牢牢捆绑,从而形成利益相连、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这种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包括但不限于忠孝文化、报恩思想、等级观念和日本特有的“耻感”文化;它的制度保障是年功序列工资制和终身雇佣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日本企业的“命运共同体”模式作为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增强组织凝聚力的办法和管理经验开始传入大陆,对此,许多学者都曾在经济学、管理学领域对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做出了引介、借鉴等工作和创造性发挥的贡献。但由于该模式的特定内涵以及它在应对当代复杂经济问题时的因循坐误,不仅该语境下的“命运共同体”与今天人们的普遍理解已相去甚远,彼时国内学者对日本“命运共同体”模式的关注实际上也只是昙花一现。

通过上文的简要评述,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对不同层次类型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混同使用。严格说来,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微妙差异的。一方面,虽然“命运共同体”与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摄的几个层次类型的命运共同体共享同一个后缀,但在现有的文献表述中,二者并非简单的隶属或并列关系。前者究竟为何这有待后文考证,但后者作为不同层次类型命运共同体的最高层级,可以确定的是,其所指涉的主要是价值引领、理念支撑、应当逻辑等规范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如果将“命运共同体”视作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内的不同层次类型命运共同体的统称或简称,或者如有些学者所做的那样,通过对“命运共同体”的一般研究以作为对不同层次类型命运共同体的认识基础,这当然不能称之为错,只是在具体阐述和理论构建中,须注意区分“概念”与“名词”、“此概念”与“彼概念”的区别,亦即必须注意区别“命运共同体”在历史上的其他理解与应用。这不仅是廓清语意空间、明晰言说对象的需要,也是研究、宣传时值得始终认真对待的地方。如果缺乏这一自觉,不仅逻辑混乱、偷换概念等形式错误可能发生,更重要的是,作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标识性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会有被其他先入之见遮蔽的风险。

对照组:在授课过程中观看传统中心静脉穿刺录像,并进行颈部解剖知识讲解识别,然后带教老师进行一次操作演示。采用传统体表解剖标志定位,在胸锁乳突肌的锁骨头、胸骨头和锁骨形成的三角区域内的上部,先触及颈总动脉搏动,在动脉搏动的外侧0.5~1.0 cm为穿刺进针点,穿刺针体与皮肤约呈30°,针干与中线平行直接指向尾端,先用小针试探性穿刺,穿入颈内静脉后,再用颈内静脉穿刺针沿相同的方向进针,注射器负压边回抽边进针,回抽有暗红色血液时停止进针,其余操作同实验组。

其二,作为形容词使用的“命运共同体”。这种语境下的“命运共同体”根据其定语和引申意的区别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具有单一引申意的“命运共同体”,如指向排他性同盟关系的“日美命运共同体”[12]、意在增强国家认同的“德国命运共同体”[13]、指向促成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命运共同体”等[14];第二类,不具有具体指向、特定内涵和引申意的纯粹形容词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在此类别下,不仅家庭、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形态,还有“经济共同体”“阶级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这种基于共有观念、要素划分的共同体也都曾被人用“命运共同体”加以归纳、概括和研究。比较这二者的差别,如果说第一类因为夹杂着给某一共同体注入政治意蕴或特定内涵的诉求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类将任何特定类型共同体都称为“命运共同体”则显然是一种夸大其词。我们知道,共同体作为人的存在形式固然与共同体成员的命运息息相关,但不是任何共同体都可以用“命运共同体”来形容,一旦一个概念放弃任何规定性,与它的外延至大无边相匹配的,只能是其概念的空虚乃至虚无。

三、“命运共同体”的构词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视阈广阔、内涵丰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包含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重命题,作为一个概念灵活复杂、衔接问题众多的庞大问题,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能够管窥一二,在第二节中,我们也已初步形成了区别的意识。但仅此是不够的,即使我们的研究、宣传可以自觉区别“命运共同体”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统摄的其他三个层次类型的命运共同体,毕竟它们在构成上过于相似,并且这一后缀在话语构成上(命运问题晦暗难明、虚实难辨,共同体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也有待进一步探究。因此,下文将直接进入构词逻辑的一维,而略过目前较为常见的对命运和共同体地分别说明。

参照现代汉语理论的复合词构造规则,“命运”一词是以“命”为中心语素的“同心复合词”“共同体”一词是由表示关系状态的“共同”与表示事物基本性质或主要部分的“体”派生形成的“异心复合词”。基于这二者复合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显然也是一个标准的复合词。然而再进一步,由两种不同词性的复合词组成的“命运共同体”的词性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不像“命运”和“共同体”那样从构词规则中即可得出一元判断。

从逻辑可能性上分析,首先,“命运共同体”可以是“同心复合词”(“基础复合词”)。这大体接近于人们对“命运共同体”的直观理解,即“命运”“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语素组成在功能和意义上“类相同”,“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共同体”为中心语素、以“命运”为定语的一个表意清晰、结构稳定的名词组合。其次,“命运共同体”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同心复合词”,即“合成复合词”。在这种理解下,“命运共同体”的定语和中心语素“不单有修饰限定和被修饰限定的关系”[15],它们还暗含着一种不稳定的语意结构,比如,“命运共同体”除了对它的直观理解外,还可以被引申为“共同体的命运”,以及紧随其后且具有强烈暗示意味的谁之“命运的共同体”或哪一个“共同体的命运”等。最后,“命运共同体”还可以是“异心复合词”,在这种理解下,作为“异心复合词”的“命运共同体”可以是一个没有中心语素的、在功能和意义上不相当于任何构成语素的“新”复合词。这也就是说,“命运共同体”在表述上还蕴含着这样的潜力或可能性,即它可以揉合“命运”与“共同体”的浅层语意并突破二者的定中关系,继而在超越二者原有词意的单一认知框架及其“所含语素义的总和”的基础上[16],映射和链接着更为广阔的认知场景。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当前研究的主要领域,也是学者们着墨较多、较分散的地方。因此,该部分的阐述我们将化繁为简,则概要言之。参照前文提到的两种研究范式,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的研究可以大体划归为以之为概念客体的一类,在方法上(为了表述和理解的需要)可以归结为“视界融合式”的研究范式。该范式是研究者将自身视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阈相融合,从而在保留二者视阈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理解。该范式重点涉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共同体思想、共生论、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理论以及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和合、大同思想等。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学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的“类”概念、世界历史理论、“真正的共同体”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等思想的印证、继承与实践。如贺来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不仅蕴含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而且还内在包含着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它彰显了一种超越物种思维的“人的自我理解的崭新思想视野和思维方式”[5]。桑建泉认为:“命运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逻辑延续”[6]。曹绿就此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定”[7]。李梦云在区别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认为,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真正形成”,但作为超越族群视差的“类”而存在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8]

四、结论

(2)“观念集合说”即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系列观念的统一。这种理解方式以“新”为基本判断,突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到的观念的统合,特别强调其是一种新思维、新模式、新判断。典型者如曲星,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国际权利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9]

5)考虑到海洋环境条件,控制系统及其设备在设计时应适应倾斜、摇摆、冲击、颠震等海况条件(具体的数值应根据不同海域情况加以考虑).同时还应该考虑盐雾、霉菌等的影响.

为了增加参训教师的参与度,我们随机抽取每一次参与活动的教师,让他们为自己量身定制活动方案,包括送培主题、送培方式、送培流程、送培课程设置和考核标准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考虑每次参与教师的不同水平和实施分小组讨论方案的可执行性,如因工作冲突确实不能前往讨论现场的可通过QQ群、微信群等信息平台与小组成员交流,形成统一意见后再敲定最终的执行方案,并于培训前1~2周将方案具体内容以及培训相关资料用电子稿形式呈现给每个参训教师。

我国政府于2004年7月启动了《车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测量方法》的制定工作。2012年3月正式实施《乘用车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明确规定了车内空气中有关苯、甲苯、二甲苯、乙苯、苯乙烯、甲醛、乙醛、丙醛八种常见的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限值。[4]

其三,虽然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会继续深化,但由于其在理念和价值上趋近于永恒,因此我们可以尝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今后的系统深入研究进行具体的设想。比如研究的第一步是着力于建构自洽的、基础性的、合乎共有知识和理念规范的理论体系,然后在知识层次上进行从抽象到具体的学科及应用场景的拓展。换句话说,在理论层面,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置于人类思想史的广阔视野下,进行从理论内部到外部的逐级梳理,甄别概念、辨析关系,理顺逻辑链条,而后接洽、融合、回应相关的众多思想、理论和问题。在现实层面,通过理论对话建立共识,谋求认同,发出“定言式命令”,以促成具体层次类型的命运共同体地构建。

当然,以上仅是笔者的管见所及,这本身是一个需要学界通力合作的庞大问题。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介入对问题的思考,一个科学严谨并能得到广泛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终会建立,而这种能够体现“民族性、继承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思想话语体系着实令人期待[17]

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消费不均衡的矛盾日益突显”时,我们不得不正视人民已经由温饱阶段过度到对更高精神追求的阶段,所以颜值经济原本就是消费升级的表现。那么颜值经济特别是化妆品经济如何进行消费升级呢?

注释:

①集中阐述的学者很多,典型者如孙聚友、张岂之、叶小文、张战等。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J].东岳论丛,2016(11):63-67.张岂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10-13.叶小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识[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4.张战.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思想析论[J].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1):48-49.

②“异心复合词”指“复合词的语素组合形式与整个复合词的功能类不一致,或者说,在这种复合名词中没有一个语素是中心成分”。“同心复合词”指“复合词的语素组合形式跟整个复合词功能类相同,或者说这种复合名词中一定有一个语素是中心成分”。“同心复合词”又分为“基础复合词”和“合成复合词”。参阅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J].中国语文,2001(2):122-132。

③“命运”在个体和共同体层面均有前途、发展趋势的理解,特指个体“命运”时,还包含着人生际遇的理解。在“命理学”或其他命理勘定的观点中,“命”多指定数,“运”多指变数,定数似有若无,变数流动不居,二者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人生轨迹,这便是“命运”。这种观点因其非理性成分,故除了文学领域,一般研究均不予以借鉴和采纳。此处对“命运”一词词性的判断,主要参考了上海师范大学吾敬东教授的观点。参阅吾敬东.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J].学术界,2009(4):118-130。关于为何“命”是中心语素而“运”不承担实质意义的判断还参考了北京大学李中华教授对汉语双音节化趋势的分析。详见:李中华.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4:30。此外,此处对“共同体”词性的判断还参考了威廉·雷蒙斯对community的词源考察,即community“可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communis,意指普遍、共同”。参阅[英]威廉·雷蒙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79-81。

参考文献:

[1]王公龙,韩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3):97.

[2]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5.

[3]徐崇温.中国道路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1):79.

[4]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J].战略决策研究,2016(6):16-17.

[5]贺来.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哲学研究,2016(8):5.

[6]桑建泉,陈锡喜.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政治文明内蕴及其意义[J].中州学刊,2017(2):3.

[7]曹绿.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J].思想理论教育,2017(3):41.

[8]李梦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想[J].哲学研究,2016(3):23-24.

[9]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诉求[J].求是,2013(4):53-55.

[10]姚满林.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个层次[N].学习时报,2017-1-18.

[11]甘峰.日本的“战后”与40年体制[J].东北亚论坛,1996(4):75.

[12]王德迅.《布什的美国经济——日美命运共同体的前途》一书简介[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7):70-71.

[13]F.Ertl.Dieersten Bayern: Bew ·hrungsprobeeiner -Schicksalsgemeinschaft [M] . Verlag der Topographia Norici ,1980:322.

[14]M.Koopmann.S Martens.Europa,eineSchicksalsge -meinschaft———Deutsche und franz sischeBetrachtungenzurZukunftder Europ ischenUnion,Nomos Verlagsgesellschaft[M].MbHCo.KG,2008:39-53.

[15]顾阳,沈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J].中国语文,2001(2):122.

[16]苏宝荣.汉语复合词结构义对构词语素意义的影响[J].语文研究,2013(1):1.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赵栋
《理论与现代化》 2018年第02期
《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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