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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能力观

更新时间:2009-03-28

马克思的能力观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将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能力视为一切人的主要职责、使命和任务,人类的发展主要且根本表现在每个人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正确发挥。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人的能力置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历史阶段进行考察,科学揭示出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力的显性与隐性缺失,以及遭受物化、异化、片面化和货币化的现实境遇,力图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为人的能力之自由全面发展开辟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一、人的能力: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化

马克思的能力观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力就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外化,它是蕴含于人自身的一种可能性力量,只有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才能外化为现实性的力量从而得以实现和确证。

2012年6月10日5时,绥宁县枫木团乡黄泥井村一带突降特大暴雨。村干部用专门配发的手摇警报器报警,果断组织危险区3个集中院落200多名熟睡中的群众紧急转移到安全区。6时30分,泥石流奔涌着冲向坡下村庄,冲毁道路6处,冲倒房屋1栋,损毁房屋4间,淹没农田20余亩。由于报警及时,危险区群众无一伤亡。

自近代以来,人的本质常被设定为永恒化的抽象理性。因此,精神能力和道德能力常常被奉为人的最高原则。不同于近代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性个人观,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考察人的能力及其发展和发挥的社会条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人的能力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人的能力和人的需要紧密结合。现实中的人是由理性和动物性交织在一起的存在,人具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主体能力的发挥和发展为满足这些需要提供前提条件。第二,人的能力具有自觉性。区别于动物的本能,人的能力受主体精神和思维的引导可以自由自觉地通过现实活动来改变外部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208第三,人的能力具有外在对象性。人的能力是一种潜在的力量,必须通过现实的对象性活动显现出来。因此,人的实践过程也就是人的能力实现与确证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能力的发展和发挥必须以占有对象为前提;另一方面,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不仅仅表现为使物质对象发生变化,人在改造外部环境的同时也在提升和发展着自身多方面的能力,这体现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统一。第四,人的能力具有社会性。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物,其能力只有在人与人之间充分的联系以及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发展起来,能力的实现和确证不仅是单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孤立的个体是无法实现和确认自身能力的。同时,主体能力的发展程度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119

超融合架构是一种集成了虚拟计算和存储资源的信息基础架构。在该架构环境中,同一套单元设备中不但应用了计算、网络、存储和服务器虚拟化等资源和技术,而且多套单元设备可通过网络聚合,实现模块化的无缝横向扩展,形成统一的资源池。超融合架构由传统虚拟化演化而来,经历了融合虚拟化阶段,和传统虚拟化解决方案相比,超融合架构使用工业标准的x86服务器作为计算和存储资源载体,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来规划底层硬件,然后向用户交付需要的资源,具备了管理简单、类似积木堆栈方式弹性扩充等特性,在扩展性、灵活性、运维和成本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是目前在各型数据中心广泛应用的技术架构[6]。超融合架构演化进程见图3。

从哲学的高度看,离开社会的个人和脱离个人的社会都是抽象的。“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也是历史性的存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力是一种生成性力量,具有历史性。现实中的人处于一定的既存历史条件中,因此,人的能力必定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结果,各个历史阶段的个体都表现出与其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独特能力。由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历史即是一部人类能力的发展史。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发展三形态”理论,将人的能力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进行考察:“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107~108这表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能力伴随着人的自由个性也将逐步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境地。

从社会主体角度看,一部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人类能力发展和发挥的历史。在“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居于主导的历史阶段,个人通过实践将自身的能力对象化在产品中。因此,个体对产品的占有与使用直接就表现为自身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确证。马克思将此阶段中个体能力的发展概括为“原始的丰富”,这里的丰富是指“由人的劳动活动浑然一体而来的人的能力的全面性”[8]39。但是由于人们被束缚于狭隘的地域和等级制度中,从事较初级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等活动,人际间缺乏普遍而丰富的交换和交往,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简单的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彼此间的联系也只是一种偶然的联系。因此,主体能力发展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一定程度上能力在主体自身的规定性下处于被压抑状态。紧接着,人类一旦步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以流通和交换为主要特征的商品经济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生产和交往时,主体能力的实现与发展呈现出物化状态。

诚然,人通过实践生产着自身,人在改造客体的感性活动中与自然、他人和自身发生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越丰富,主体的力量就越强大。因此,人的对象性活动不仅改变了外在自然,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形成了自我意识,从而确证了人的主体性。人的劳动作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外化,是个体摆脱自然依赖,实现自身理性觉醒的必然中介。因此个体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作为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伴随着历史的生成而得到实现和确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初期,由于不发达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分工,人们面对强大的自然界往往“无能为力”,常常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人们试图依靠宗教等外在力量来摆脱对自然的敬畏和恐惧,人的主体性处于自然和自在状态;随着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人们从蒙昧和神秘主义中挣脱出来,试图通过理性确立人在世界的主体地位。但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形态中,个体的能力受外在抽象力量的支配而与自身处于疏离和异化的关系,人的主体性走向自己的反面,表现为自失状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以及交往关系的变革,人们逐步摆脱了外在异己力量的束缚而具备了发展自身能力的各种条件,可以凭借自身的意愿自主发挥和发展能力,从而使个人的主体性实现自为和自由的状态。

另一方面,马克思不仅仅将人的能力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性手段,其本身也具有内在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主体能力的发展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人学视野出发,马克思关心的是人类的生存境遇及其发展命运,物质的极大丰裕绝非马克思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始终着眼于“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他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图景中,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从而发挥和发展自身的才能:“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85。在这里,人应该实现和发展的能力不仅仅包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还包括各种形式的非谋生的高级能力,例如审美能力、批判能力等,也许这些能力更能体现主体的自由个性。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将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视为目的本身,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关系的丰富,最终都要转化和提升为人的能力的提高和需要的丰富,这体现了马克思能力财富观的规范性维度。总之,一句话,马克思的能力财富观是工具性与目的性、规律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财富观本质上是能力财富观。“能力财富观强调机会与能力、能力与财富相匹配的原则,蕴含着能力正义和自我实现的思想。”[4]历史地看,财富具有土地、商品、货币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真正的财富就是个体能力的充分正确发挥和自由全面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5]104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能力财富观是规律性和规范性的统一。一方面,马克思将劳动视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劳动是人类创造世界的最高能力”[6],同时指出:“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7],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就是劳动创造产品使用价值的过程。因此,劳动力所表现出的智力和体力便成为创造财富的重要源泉。同时,马克思将人的能力与社会的生产力联系起来,“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2]129。马克思将人视为社会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外在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与革新,更是内在的主体能力的发展和发挥,个人的能力作为最大的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生产,这体现了马克思能力财富观的规律性维度。

从表1可知,华东师范大学的季浏老师是发文量最多的作者,达到了17篇,其中有2篇独立完成,15篇合作完成,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体育课程、绩效评价等。其次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汪晓赞老师,发文10篇,全是合作完成,她研究的主题是体育课程标准、课程评价等。排名第3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姚蕾老师发表7篇,独立完成4篇,研究的主题涉及学校体育、体育教学评价等。由此可知,这些核心作者发文通常是以与他人合作的方式,研究的主题也涉及广泛,但同时涉及了体育教学评价这一研究主题。表1中排名前10的核心作者中有5位作者是属于体育类师范院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有3位作者,因此华东师范大学为体育教学评价领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能力的物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显性病症

[4]李建周.《“怀旧”何以成为“先锋”——以余华《古典爱情》的考证为例》,《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该文注意到了余华这三篇传统文体写作与“通俗文学”之间的隐秘关系

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也就是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步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在那里,“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2]243。此时,人的能力摆脱了外在必然性的支配而获得自我实现的客观条件,人们可以自由从事有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从而发挥和发展以自我为目的的能力,最终向完全的个人发展。“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3]615人们摆脱了牺牲自我目的而满足外在目的的命运,个体的尊严得到彰显,人的价值获得肯定。同时,人们摒弃了彼此之间的孤立性和相互对立的关系,在普遍联系和平等和谐的共同体中,限制和支配他人能力的物质和社会权力被彻底消除,每个人的能力发展依赖于他人能力的发展,个人能力的发展又为他人能力的发展创造条件。

在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与劳动在市场中相遇之后便幻化出追逐自我增殖的资本。由于工人无法占有生产资料,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1]196其结果是工人将劳动的创造力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于他人,使其沦为维持自身机能的唯一手段。相反,资本家却将这种力量占为己有获取剩余劳动创造的财富,从而使资本增殖。工人通过劳动为资本家创造了财富,从而为资本家发展自身能力提供了物质基础与时间保障;但另一边,工人却无法直接通过活动而实现和确证自身能力,因为他们本身无法占有对象,只有和资本接触,才能成为实际活动。于是,工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3]108。资本家能力的发展是以工人能力发展遭受限制为前提的,这必然导致,“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743-744。这种“两极悖论”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随着分工与自动机械化生产的发展,机器代替人成为发展趋向,因而机器直接以生产力的形式出现并支配着人的活动和人的能力。马克思用《资本论》中的“劳动力”范畴替代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劳动能力”范畴,准确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体现主体智慧和情感的劳动才能被客体化为和“马力”“蒸汽动力”同质的劳动力。“如果说劳动能力侧重于人的内在规定性的话,那么劳动力则更多意味着体力的付出。”[9]人们直接面对的只是庞大的机械体系,人与自然一切全面的、具体的和有生命力的关系被完全斩断,劳动变得越来越间接与片面。生产过程越来越被分解为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窒息在这种程式化的生产中。单个劳动创造总体价值的力量无限地衰弱,人们无法通过自由自觉地活动实现对其本质力量的占有和确证。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使得主体能力只是单一的、片面的发展,人沦为了“单向度的人”。同时,这种劳动的物化还会渗透到个体的心灵和思维中表现为“物化的意识”:“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征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10]工人仅仅将自身视为整个物化体系中的局部客体,而无法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自我认识。总之,机械化工业和私有制的联合,诱发出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主体能力异化的悖谬病征:“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775这种“人的物化”(人越来越像木偶)和“物的人化”(木偶越来越像人)悖论同样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posed MOSFET structure, the physics based compact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surface potential and threshold voltage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is section.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能力成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中介,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资本增殖、无产阶级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货币拜物教和利己主义的普遍流行,赚取货币的能力也就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和个人发展状况的首要因素。社会的运转以及个体的活动也必定陷入“丛林般”的竞争法则以及“强者必霸”“赢者通吃”的发展逻辑。在当代社会,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此时,作为手段的能力与资本结合必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力量并转化为政治权力甚至是文化权力,操控整个国际体系。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获取和控制资本的能力而随意支配和奴役其他国家,在他国事物中耀武扬威、指手画脚,企图独霸天下;另一些国家由于自身自然、历史的因素,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而无法有效地获取财富,因此处于被剥夺、被奴役、被边缘化之困境,甚至沦为某些大国的附庸,丧失了决定自身命运的机会。这样的竞争法则和发展逻辑即造成了全世界的不平衡发展,也阻碍了全球公平正义的彰显。

自由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同样体现在能力观上。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毕生追求的自由,并非是西方政治生活意义上的法权自由,而是一种人类向往并理应实现的理想生存处境和生活状态。自由的个体必须能充分而全面地发挥和发展自身的个性和才能,而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必须为个人提供实现自身才能的手段和闲暇时间,这个共同联合体存在于马克思所言的自由王国中。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方面,即确定社会历史主导因素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去观察历史进程的。”[11]他将主体能力发展的目的作为区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主要标志,在必然王国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中,即“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类能力发挥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能力仅仅表现为谋生的手段,这种能力的实现受到外在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财富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占有和积累。到了必然王国的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阶段,人的实践能力获得很大程度的提高,使得人的物质解放成为可能。但主体能力的发展发挥却完全屈从于外在经济必然性的支配,能力的发挥只有取得了交换价值这一中介之后才能获得确证,财富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实现和积累。在受这两种异己客观力量强制下的能力,永远不是人类主体的自我实现。

三、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主体自我实现的重要维度

马克思批判物的依赖性的辩证态度表现在肯定这一历史过程的积极意义。在这一阶段,人们摆脱了旧有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活动的限制,生产突破了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域,一些人能够相对自由、平等地与他人进行商品的交换从而形成普遍、一般的社会关系,这为主体能力的发展和发挥创造了现实条件。通过交换和交往,人们各自不同的能力相互为用,汇集起来成为整体优势共同推进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历史地看,“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112。此外,当人们追求财富的形式从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的使用价值发展到以交换价值形式出现的货币时,人们不再受需要和产品自然属性的限制而激发出强大的致富欲,这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主体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其能力发展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限制性。需要指出的是,物化阶段是能力发展和发挥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诚然,人的能力是潜在于主体自身的内在力量,只有通过对象性活动才能将其外化并获得经验上的确证,可以说能力的物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外化展现的现实路径。这里所说的物是现实、可感的自然存在物。但是,在人类发展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能力的物化却表现为异化的客观现实,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特有的现代性病症,这里的物其实质是一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在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活动和产品以商品的形式进行普遍交换,在这一基础上确立的货币关系意味着:商品必须通过流通和交换转化为交换价值这一中介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对象化为商品的人的能力才能获得显现和确证。“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3]107交换价值成为商品的首要规定,人的价值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其能力才得以实现和确证。能力的发挥与发展完全是由独立于生产者之外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能力以物的形式独立于生产者并与生产者相对立,从而造成了主体能力的异化。当货币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媒介时,人的任何能力都可能因为具有市场价值而被用来估价和交易。同样,那些不能得到交换价值表达和实现的能力则成为一些人失败的根源,货币的出现使得能力实现的应然性失落了,金钱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唯一的“道德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且根本的是人的能力和需要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与使命[12]”。但是要使“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成为可能,必须满足必要的社会现实前提:强大的物质生产力、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积极扬弃。因此“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3]929

首先,人作为肉体性的组织,必须从事生产以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这是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前提。但是,不同于过去主体受自然外在性的支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自动机器体系的完善,劳动具有了科学性,人们只需耗费最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就可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13]928-929,生产出最多的产品以满足自身需求。财富不再表现为从事劳动的时间或是生产出劳动产品的数额,而是人自身丰富的生产力。同时,“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5]100。”人们摆脱了分工的自发性和强制性,形成了以“总体性”为前提的自愿自觉分工。主体的能力真正表现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这些物的力量的重新占有和自主支配。

学生在消化理解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反复练习才能提高计算能力,在基础教育阶段就没有了扎实的计算能力,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更严重的将会阻碍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发散性和创造性。

其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自由时间的增加。于是,人们可以腾出更多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和利用社会生产提供的物质和文化资源,从事更高级的艺术活动和伦理活动,从而实现自身的天赋、潜能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在自由王国,劳动已经摆脱了外在的支配性,成为了自由自觉的第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必然对立,人的一切活动时间都表现为自由的时间,“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5]104。”

最后,实现人对自由时间的实质占有与利用必须消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克服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诚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资本逻辑驱使着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夺工人的自由时间,强迫他们从事剩余劳动从而使资本增殖。因此,一方面,只有全体成员实现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个人作为社会共同生产中的组成部分直接控制和占有整个劳动过程,并根据自身的劳动份额获得相应的社会产品;另一方面,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被超越,人的能力不再需要交换价值作为中介就能够直接自我确认,人的解放和自我实现才会成为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实际上,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能为主体能力的自我实现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使人类能力的实现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性发展。

总之,马克思的能力观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现代的核心理念,同时也为破解中国现阶段的发展难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是能力经济,它“要求人从对权位的追逐转向对自身能力发展的提升,要求确立能力本位的新的文化价值观或理念。”[8]31在市场中,应充分重视个体能力的重要性和价值,保障社会成员发挥和发展自身能力的基本权利。人们依靠自身的能力自由参与竞争,根据个人技能的高低获得相应的职位和财富,构建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性社会秩序,以促进我国经济充分地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的能力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意,想要避免能力优先造成的精英主义和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就必须将个体的基本能力视为人的固有价值。通过国家的保障和教育举措切实提升弱势群体的基本能力,使其能够享有改变自身生活的机会以及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权利,增进人民福祉和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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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瑶,张艳涛
《理论与现代化》 2018年第02期
《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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