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不断获得自我精神认同的过程。从原始、传统到现代与后现代阶段，精神认同的模式在不断发生变化。原始初民在神话与宗教中寻找认识自我与解释世界的依据；传统社会中，人们安身立命于家族之根，按照身份行事，获得生命的意义；而现代人则把认同的稻草投注在技术与专家身上，再度寻找着新的自我同一性；后现代的多元化与流变性，使得人们避免任何固定不变的认同。从认同的历史变迁来看，它不是纯粹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精神性认同所发生的阶段性变化。现代社会已经步入了大规模消费的阶段，市场经济的发达，商品的充裕，使得消费活动在认同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彰显身份、地位与个性并获得他人认同是通过消费商品的方式来实现的。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更成为认同建构的新模式，尽管它不是唯一的认同方式。

一、符号消费与自我认同

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存在，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精神存在。人区别于他人而存在，有其独立的感觉、意识和行为。作为消费者，其消费行为与其个性息息相关。巴宾、哈里斯把个性定义为想法、情绪、意图和行为的总称，是一个人对自己如何不断适应环境的展示。个性展示了不同的品质，包括：（1）个性对个体来说是独一无二的；（2）个性可以被概念化，即各种特征的结合；（3）个性特征是相对稳定的，它通过与环境相互作用来影响行为；（4）特殊行为可以根据时间而改变[1]61。消费方式的选择实际上是消费者个性的表露，体现为自我形象的塑造，其根本就是自我内部认同的问题。根据著名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类行为包括消费行为都会受到人格系统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的。本我注重享乐和即时的满足，它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符合社会规范和期望，遵循道德原则；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进行协调，约束本我的本能欲望，平衡超我的期望，遵循现实原则。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表明，人的意识行为是由无意识转化而来的。运用这种人格理论来解释个体的消费选择行为，可以认为是个人将无意识领域的人格形象外化为有形的物品上。

不同的个性品质形成了不同的自我。自我概念是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消费者行为通常与自我所持有的观念相一致。如果消费者认同物品的象征性意义，那么他就会将购买行为视为完善自我的重要渠道。消费者用其购买的物品向他人表达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品是自我表现必不可缺的部分。巴宾、哈里斯阐释了不同的自我概念，其中包括实际的自我、理想的自我、社会的自我、理想的社会自我，可能的自我和延伸的自我。“实际的自我指的是消费者在现实中是如何了解他自己的（这就是，我是谁）。理想的自我指的是消费者希望如何去了解他自己（这就是，我希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社会的自我指的是消费者对自己是如何被他人看待所持有的信念。社会的自我也被称作看起来像玻璃一样的自我，因为它表示出消费者所拥有的想法并且想象其他人是如何看待的。理想的社会自我反映了消费者所希望的他人对他的看法。可能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很相似，反映了消费者可能会成为的人，而延伸的自我则反映了消费者所拥有的可以帮助他们感性认识自我的东西。”[1]71自我概念的多重性表明个体认识与认同、定位自己的多角度性。自我概念在消费行为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与物品消费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自我认同指引着物品的选择方向，买回来的物品帮助消费者实现如何看待自己。

在我看来，社会从来不缺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但教育者应该站在育人的高度上审视教育，尤其是高中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期。对广州五中来说，我们希望学生不管走到哪里，他都是一名科学精神好、人文素养高、懂得真善美的人，因此，广州市第五中学一直坚持为初一、初二、高一学生开设书法课，让学生能静下心来欣赏美的东西。

紫椴(Tilia amurensis Rupr.)是椴树科(Tiliaceae)椴树属高大落阔叶乔木。紫椴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是长白山区域重要的用材树种，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定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1-3]。紫椴树冠大而优美，树龄长，抗烟、抗毒性强，秋季叶黄，是世界四大阔叶行道树之一。紫椴木材纹理致密，色白质轻富有弹性，不翘裂容易加工，是建筑、家具、雕刻等行业的重要用材。关于紫椴的研究，多集中在紫椴形态及分类学、生态及地理学以及育种造林学等方面[4-8]。

早在凡勃伦那里，提出“有闲阶级”的形成，最初是因为业务的差异，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非生产性业务如政治、宗教、比赛等由上层阶级掌控，是光荣的、值得尊敬的；生产性业务如劳作、苦力等由下层阶级承担，是受到歧视的。占有财产是取得荣誉、获得尊敬的基础；能够挥霍金钱更加表明比他人有优越性。在有闲阶级的生活中，雇用着大批仆人和门客，主妇不用劳动，实现“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畜养一批仆役，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在这样的原则下，就兴起了一个仆役阶级，其人数越多越好，他们的唯一任务是懵懵懂懂地侍候主人，从而证明他们的主人有力量消费大量不生产的劳务。于是在这些仆役或寄食者之间发生了分工，这些人的一生是消耗在如何保持一位有闲绅士的尊荣这一点上。”[8]在“代理有闲”“代理消费”的习惯下，有闲阶级绅士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养成，他不再是一个粗汉，培养出了精致的爱好，可以正确地鉴别哪些是名贵的、哪些是粗陋的消费品。他成为了名贵食品、饰物、合适的衣着和建筑以及竞技、舞蹈方面的行家。审美力的养成使他可以过他的真正的有闲生活。凡勃伦认为，财产与金钱的占有是区分阶级的首要条件，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培养出了上层阶级精致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不同于下层阶级的生活品味。

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政绩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议论中，对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赞誉，全无非议。除了王安石，对范仲淹作出极高评价的朱熹也有与本文绪说援引的赞誉近乎相反的评价。《朱子语类》卷一二九云“范文正虽有欲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13］196。

欧洲古典人文传统一直认为时尚是与高雅趣味背道而驰的，一个盲目追随时尚潮流的人是没有个人风格的。康德及同时代的人持这种观点。而格罗瑙指出，“西美尔关于时尚的名论可以最适当地理解为对康德的共感思想讥讽性的评论：时尚群体，尽管是变化频繁的，但它是真正的具有统一趣味的群体。”[2]17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它起到使社会各界聚合又相互分离的作用。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这种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西美尔认为时尚是体现人类生命的社会一致化和个体差异化相结合的显著例子之一。“如果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籍时尚而不断变异，那么，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时尚——最新的时尚就仅仅影响较高的社会阶层。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线并且毁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11]74时尚的本质就是制造差异，但是正是人类统合与分化的双重需要才造就了时尚。在大众消费时代，较高的社会阶层想长时间保持使用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变得不容易了，一旦下层群体僭用了标志上层社会的商品，较上层群体就投资于新的商品，以重新建立与下层的社会距离。这便形成了“犬兔”越野追逐式的游戏。时尚不断被创造出来，它既存在又不存在，遵循着一套自动运行的机制；在现代消费者社会，时尚的范围大大扩展，不仅仅限于服饰领域，而是表现在各行各业的先锋与前卫性。但无论如何时尚都以品味或趣味的偏好为基础。

二、消费、生活品味与社会分层

本次提升面积为5 175 m2。该节点主要以植物景观为主，在植物搭配上疏密有致，高低层次搭配合理，植物选择多样化。

在消费活动中，个体实现了自我认同，因此，它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人们通过向别人传达信息来定位自己，而这种信息的传达是通过他们加工和展示的物质产品和所进行的活动方式实现的。人们对自己进行熟练的包装，由此创造并维持自己的‘自我身份’。物质商品的不断丰富给这一过程提供了支柱。在一个物质产品不断丰富的世界，个人的身份成为一个对个人形象进行选择的问题，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曾如此。人们也越来越不得不对他们的身份作出一定的选择。”[2]6尽管丰富的物品成千上万，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消费者只钟情于体现他的品味的那些种类。也就是说，人们对商品的选择不是完全随意的，这种选择不仅可以带来享受与无穷的快乐，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在消费过程中可以建构身份和养成一种生活方式。“人们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并不仅仅是对自己可支配货币拥有情况的反映，更是反映了人们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样来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也就是说，是自我认同的表现。自我认同决定了‘我’在进行消费时，哪些消费内容和形式是恰当与哪些是不恰当的，哪些是符合‘我’的地位、身份和认同的以及哪些是不符合的。因此，人们的消费活动是围绕着自我认同进行的。”[3]自我认同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消费者在消费物品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把消费当作唯一的认同方式，必然导致人格自我的疏离。人的主体身份主要是内在精神气质的外化形态，占有物品并消费物品只是显现身份的一种方式。如果以变换不尽的物品衡量一个人的身份，身份也将失去其本真的文化性与精神性，成为一个粗陋的无定性的东西，这违背了自我认同塑造的初衷。

系统用户定位为教师和学生。其中,为教师提供课程管理、班级管理、课程资源管理、课程习题管理、试卷管理、学生答题数据统计、在线交互和教师信息维护等功能；为学生提供个人信息维护、查看课程信息、移动学习、移动练习、移动模考、查看统计信息、在线交互等功能。系统用例图见图1。

保罗·福塞尔也避开了从严肃的政治、经济、宗教层面来分析社会等级与阶层，从人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现象来考察社会阶层。他认为，正是人的生活品味和格调决定了人们所属的社会阶层，而这些品味格调只能从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区分等级的绝非只有金钱和财富，同样重要的还有风范和品味。福塞尔援引约翰·布鲁克斯的例子来说明界定阶层地位的关键因素不是金钱，而是拥有金钱的方式。有两家在郊区毗邻而居的居民，一位是机修工——“蓝领”，另一位是出版社的雇员——“白领”。他们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别却非常大。蓝先生购置了一座干净漂亮的“牧场小屋”，白先生买下了一座破烂的旧屋，并亲自动手重新装修了一番。蓝夫人在当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购物中心采购，而白夫人去城里的店铺买她的衣物。蓝先生饮酒，但宁愿偷偷摸摸，并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帘紧闭。白先生一家也饮酒，很开放，常常在自家的后院里喝。蓝先生夫妇常冲着对方大喊大叫，声音大得穿过每一个房间。白先生一家总是控制自己的音量，声音小得有时听不清楚。书籍是家居摆设的一个重要标准。蓝先生家中找不到一本书，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有无数堆放得满满的书架[10]。两个家庭收入大致相当，但生活习惯却完全不同。有文化教养和缺乏文化教养的人的认知水平不同，其生活品味与感知也不同，也决定了隶属阶层的不同。

个体在消费中实现了自我认同，似乎是要保持自己完全的独立性、与他人绝对的差异性。但是，人更为重要的需求是找到自我的归属感与归依感，识别自己隶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哪个社会群体。社会分层是人类历史发展普遍存在的现象，只不过处于不同的阶段，分层的依据与标准是不一样的。根据手中是否掌握权力，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依据拥有财富的多寡，分为富人和穷人。然而，金钱与权力并不是区分阶层的唯一标准。与金钱和权力同等重要的因素还包括风格、品味与趣味。今天，个人的生活方式，其中以消费方式为主体，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不同的消费方式，反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西方思想家如布迪厄、西美尔、格罗瑙、福塞尔、费瑟斯通，都认为消费风格与品味更能表现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习性。“……一个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使得解读商品持有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形下，品味、独特敏锐的判断力、知识或文化资本变得重要了。有了它们，才会使特殊的群体或不同类别的人群，去恰当地理解和分类新商品，并懂得如何去运用它们。”[7]通过人们对商品的购买、使用与品鉴，可以划分相应的社会关系。例如，一个文化人，他不仅仅了解商品的物质信息，更是懂得商品身上的文化标签，恰如其分地去使用、消费，而且无论何时他都能够以自然娴静的方式泰然处之。

布迪厄明确指出品味是阶层区隔的标志，品味的差异源于每个阶层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拥有量不同。其中，文化资本在阶层的生活品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文化资本具有自己的、独立于财产收入或金钱之外的价值结构，它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者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文化资本的特权和稀缺性显示其社会价值。他们运用文化符号与象征意义的系统逻辑，在阶层之间创建并加强相互关系的区隔。布迪厄揭示了文化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必然和社会等级秩序存在着对应关系。“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是长时间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某种生活方式（life style）。这种生活方式与社会位置之间的结构同源（structural homology），或者说在心智结构与社会空间形成对应。社会上层名流追求优雅的仪态和悠闲生活方式，在闲暇时光喜欢打网球、高尔夫球，参加马术俱乐部等需要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体育项目。他们悉心培养自己的鉴赏眼光、文化格调，拒绝沉溺于对艺术品的官能享受。而下层民众却被束缚在日常生活的迫切之需上，根本就没有前者那种奢侈优裕的心态，来咀嚼重视形式超过功能、内容的艺术品。他们要求艺术指涉现实，不接受颓废、唯美的审美趣味。因此文化品味具有重要的区隔功能，象征性地显示阶级地位。”[9]一个阶层内部人群的身体姿态、发音、话语方式等习性都有一定的类似性，反映了他们的社会归属。不同阶级、阶层的习性形成了明显的对立，使得他们之间相互区隔。

那么消费特别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是怎样成为认同建构的重要手段的呢？在消费活动中，消费者、物品世界、文化世界，三者联结为一个共同的场域。萦绕在这个场域中的“意义”是其磁力与生命力所在。“意义”不停地流转着，从文化世界到物品世界，再到消费者，实现消费者价值与意义层面的自我认同。麦克拉肯认为，在意义转移中，“商品有一种超越它们效用特征和商业价值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主要由它们承载和沟通文化意义的能力构成”[4]107，消费者所憧憬的文化与意义世界，由物品来承载与传递，得到相应的物品，即是越来越靠近自己所设定的理想目标。伍庆认为，“意义”正是认同建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意义”通过人们能动性的创造活动形成了新的价值创造模式。通过商品符号化和符号商品化的机制，文化世界中的意义转移到了商品中形成了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成为意义的载体。商品的符号价值为消费建构认同提供了意义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利用消费行为建构认同不是被动的，是能动性的，通过消费的过程以不同的方式继承或者改变甚至反对商品的符号价值，建构起与他人相连接的意义关系。人们与文化世界和符号价值是互动的关系，可以说商品的符号价值与外在的文化世界也是消费者参与创造实现的[4]108-113。消费行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购买、拥有或消耗，而是以物品为中介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在消费中，定义自我、展示自我，获得意义的自足。正如人类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在最一般意义上，消费是创造认同的特定方式，一种在时空的物质重组中的实现方式。就此而言，它是自我建构的一种工具，自我构造本身依赖于将切实可得的物品引导入与个人或人们相联系的特定关系中的更高等级的样式。”[5]

在消费行为之上甚至形成了消费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无限夸大商品的符号价值，认为人们不再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注重它的象征意义，从而给消费者带来非凡的意义。然而，商品果真如此神奇吗？沃齐亚克曾经指出了消费意识形态的误导性。首先，它的作用被夸大了。消费的吸引力是短暂的，人们所谓从商品中获得意义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其次，商品提供的快感、身份建构以及无限的意义等只适合某种特定群体。身份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它需要持久性地、稳定性地发展和保持，并不是用简单的消费就能解释的。再次，消费意识形态忽略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实用价值。最后，消费活动往往受到生存环境的影响和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体现人们的选择自由[6]。尽管商品能否承载无尽的象征意义受到沃齐亚克等一些学者的怀疑，但是现代处于消费时代，生产性社会转入了消费性社会，消费比以往任何方式都更能体现人们的生存样式。哪怕人们在消费行为中只是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那也是另一个自我。

三、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的张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呈现的是“唯我独尊”的文化氛围，以“自我”为中心，跟着“自我”的感觉走，因此，“我感觉，故我存在”。现代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剧变，自我感觉和经验成为了辨别事物的依据。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对于‘你是谁？’这个典型的身份问题，一个墨守传统的人通常回答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今天的则说，‘我就是我，我是自己的产物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我创造自己。’这种身份变化是我们自身的现代性的标记。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认识和身份源泉的是经验，而不是传统、权威和天启神谕。甚至也不是理性。经验是自我意识——个人同其他人相形有别——的巨大源泉。”[12]原来根据家庭和阶级来确认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做法已经失效了，人们不再固守代代相传，而是不断地进行选择，包括事业、朋友，以及生活方式的选择，在选择中更新自己。消费领域里就存在着为创造个人或独特生活方式的广阔天地。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经验的变动性也造成了虚无的自我，角色与人的断裂。

无论现代人多么珍爱、重视个体自主性，也无论对捍卫这种自主性的个人力量多么有信心，他们还是会感到繁华世界里的孤独，需要归属感与隶属感。自我人格的塑造与个体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是现代人的追求，被群体、共同体接纳与认可同样是现代人的需求。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是人类延续生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二者的张力是现代自我生命不竭、充满活力的首要缘由。正如西美尔分析时尚形成的根源时从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谈起，多重力量汇聚成一个真实的人。人是双重性的生物，喜欢抗争也乐享宁静。“这种双重性无法被直接描述，只存在于个人的抗争中，个人抗争是我们存在的典型行为，被认为是基本的、结构性的形式。我们自身特质的生理学基础首先就透露了：身体需要运动和安宁、生产力和感悟力。如果把这种分析运用到精神生活，就会发现，一方面，对普遍性的追求会对我们有所引导，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抓住特殊性；普遍性为我们精神带来安宁，而特殊性带来动感。在情感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寻求专注于人和事的平静，也寻求旺盛的自我表现引起的斗争。”[11]70人类的历史生活在社会群体的宁静与个性提升的争斗两极之间摇摆与显现。群体、共同体为人类带来普遍性、同一性，生活内容与方式的相似性；个性、自我为人类带来特殊性、差异性，维护独立个体生命的延续。遗传与变异很好地说明了生命形式的同一与持久、差异与变化合一的运动轨迹。

鲍曼认为，人们梦想中的共同体总是好东西。它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可以温暖我们的手。在共同体这个“家”中我们可以放松自己，我们是安全的，几乎从来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是震惊。共同体中，人们都不是陌生人，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如果我们犯了错误，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原谅我们。如果我们陷于困境需要帮助的时候，人们会伸出援助之手而不图回报。共同体给人不错的感觉，所以生活在竞争时代的人们热切渴望拥有这样一个可以栖息的世界。然而，真正的“共同体”或许是失去了的天堂。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是虚妄的。为了得到“成为共同体中的一员”的好处，需要付出代价，付出的代价是自由。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有所获得也会有所失去。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感，得到共同体，意味着很快将失去自由。确定性和自由是两个同样珍贵和渴望的价值，它们不可能永远和谐一致[13]。鲍曼非常现实地看到了确定性与自由、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争执永远不可能解决。但是他没有绝望与放弃，而是努力探索如何在现代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找相对安全的共同体。因为人类虽然不能实现梦想，但不能停止希望。从鲍曼的诠释来看，自我与群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悲观的，消极的，似乎是一个二律背反，但这又何尝不说明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原本如此，矛盾与冲突是动力之源，没有了争论也就如寂静的死水再也翻不起波澜。

泰勒则十分肯定哪怕是高度独立的个人主义也不能否认，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中才是自我。现代自我追求自由和个性，但是自我的这种现代独立性并不否定自我只能在其他自我中存在。这一点必须蕴含在真正的“认同”概念中。一个人需要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各种规定关系来定义他是谁。哪怕是一个人独特新颖的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创新的萌发都产生于公共空间与共同语言之中。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种公共空间中，才能够得到客体的经验，才知道爱、愤怒、焦虑、渴望到底是什么；一个人也只有在共同语言中才能表达自我，为他人所理解，否则便陷于混乱之中，无法辨识自我。泰勒说：“根据这种含义，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一种方式是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当然，这些类别也有重迭，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14]因此，某个人的认同的全面含义，不仅与他的道德立场有关，而且与群体、社团有必然的关系。正如一个独立的年轻人外出工作就是一种认同，这个认同是对他自己的肯定，尽管可能遭到家人的反对；这种认同同样是在与家人父母的交流和社会组织的沟通中形成的。总之，一个人生存于世时刻要靠他人的支持。

在现代陌生人的社会里，无论是各种年龄的、种族的、性别的群体，找到各自的归属，最轻松的方法就是消费与购物。人们将自己归属于消费某种商品的群体，或者以某个特定品牌作为自己的群体标志。以阶级、身份和地位来定位的传统认同方式逐渐衰落，消费认同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商品把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消费者共同体，成为现时代共同体类型最突出的一种。它在物质上是享乐享受的，给了现代人短暂的休息场所，同时它在精神上是文化愉悦的，给了现代人最现实的家园。但是它却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只是识别自己与他人的一种途径而已。

参考文献：

[1]〔美〕巴宾，哈里斯.消费者行为学[M].李晓，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芬〕尤卡·格罗瑙.趣味社会学[M].向建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0.

[4]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美〕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27

[6]蒋道超.消费文化、身份建构、现代化——美国二十世纪消费文化的流变[J].外语研究，2004（2）：71－75.

[7]〔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5.

[8]〔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49.

[9]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42.

[10]〔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M].梁丽真，乐涛，石涛，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25.

[11]〔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蒲一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37.

[13]〔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

[14]〔加〕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