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卡尔松对于美学研究视野的转变：由自然环境美学到人类环境美学，再由人类环境美学转向日常生活美学。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其作为认识论的自然美学对于存在论的有益倾向。确切地讲，卡尔松的自然美学正是根植于自然的自我表现特征。在后期转向对建筑观念的重新考察中，卡尔松指出，一栋既定建筑物的恰当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处的区域位置。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能够与其所处的区域位置保持和谐关系的建筑才是好的建筑；当建筑的空间模式一旦矗立在那里，我们就不可能去否认它的存在。当卡尔松自觉地把建筑从艺术范畴中解放出来，并作为日常生活呈现时，我们毋宁讲，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环境相互从属。

废弃污染水井对地下水的污染途径有两种，一是管井成井技术落后，或没有按凿井技术要求施工，导致止水不好，上下含水层乃至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发生水力联系，从而污染地下水；二是经过长期的运行，水井套管发生锈蚀腐烂，从而丧失止水作用，导致各含水层联通，地表水、浅层水污染后直接导致深层岩溶水的污染。

在进行洋葱种植的过程中，首先种植基地应该选择土壤肥沃、有机质含量较高且水利条件优秀的地块，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应尽量高于2%。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还应该保证种植区域空气环境较好，周边五公里内不存在严重污染源。对于基地的环境质量应确保其为A级以上绿色食品环境质量的要求。这样才可以保证为无公害种植提供充分的地利条件。

自然审美作为环境美学的基础阶段，首先涉及两个基本问题——自然审美中我们欣赏什么、以及如何恰当地欣赏自然。对此首先需要对自然审美中几点基础性问题做出明晰、确当的认识，这不仅是自然美学基础理论的建构需要，同时也是环境美学展开的必要前提。

一、何为“自然”

不同的自然环境要求不同的欣赏方式。在面对具体的欣赏对象时，我们对特定环境的知识包含着欣赏它的方法，亦即包含着欣赏它的适当视角。

自然，或者“自然的”，对此概念的定义存在于各类各样的美学教材与专业文献中，但是任何一种界定似乎都存在着理论的非确定性。自然审美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艺术审美欣赏的影响，在我们谈及自然审美时，由于思维惯性使然，容易将自然事物同艺术作品相比较。自然被发现而艺术被创造，自然事物对我们来讲不具有意图，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自然对象根本区别于艺术作品。

在美国缅因州，有一所神奇的高中。这所学校招收的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希望被录取进入可靠的大学，更不用说竞争激烈的学校。但这里98%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了四年制大学，其中包括多所名校。98%的大学录取率一直保持了几十年。本书是两位作者作为父母、作为教育者几十年经验和经历的总结，因而充满着真知灼见，既有理想的光芒，又有落地的操作性。对家长和教育者来说，本书都是智慧的宝库，也是实践的手册。

自然，按《说文解字》：“自，始也。”“然”兼有“是”“这样”的意思。所谓的自然，就是“自是”，即一个事物是它自身。源自于希腊语的physis，即自然与出自拉丁词nasci的nature，意思为诞生、来源，自然的意思即事物从自身中起源。

尽管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就审美表现来讲，两者依然存在着难以厘清的中间地带。卡尔松在环境美学的欣赏范围上将环境分为三大类：自然环境——天然野生的湿地之美；人类影响环境——日本园林景观；人类环境——作为功能体系自觉设计的农业景观。这样的划分在扩展了环境美学范围的同时，亦模糊了审美经验和非审美经验的边界。生长在钢筋水泥下的一颗小草，被田野和树林包裹的古老村寨，以大地作为艺术创作对象的“大地艺术”，当我们试图以“自然”或者“非自然”一概而论时，往往会变得模棱两可。

我们说，当且仅当其周围事物不对其生存构成“艺术”之威胁时，我们就称之为“自然的”。这同时也是我们一个最为基本的立场：自然根植于自身及其生存环境。

在此引入解释学的“视阈”概念，以期能够更好的拓展我们对于此观点的认识与理解。

视阈（Horizont）一词在本意上是指所看到的区阈，它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此概念最初由尼采和胡塞尔自觉地运用于哲学术语之中，用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人是有限的，在自然审美欣赏中，我们总是站在一个处境之内，视阈正是表明着以人作为一端的审美经验理解的处境特征。我们不能立于自然环境之外，并去保证一个客观的距离来看待自然，误认为即使我们不参与其中，也可以关照自身与自然。

卡尔松的“环境模式”表明，自然审美不仅是一种审美活动，更是一种理解行为。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曾指出，解释学所谈到的问题是普遍的，哲学解释学并不限于人文科学，它还包括自然科学。实际上，我们看到哲学解释学包括人类理解的一切形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便世界着，自然便自然着。自然审美同样需要追问解释学的问题。

基因选择性表达，细胞会产生分化。经过诱导处理，改变细胞分化条件，能够加速分化过程。两组分化成IPCs的数量占各自样品细胞数量的（87.65±1.50）%和（37.93±1.85）%，诱导组的诱导分化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自1750年“美学”以“感性学”之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美学就确立了它的基本方向。鲍姆嘉通将研究人的感性知识的能力的学科称为自然美学，但他所言的自然并不是指自然对象，而是人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自然禀赋。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运动时代，自然受到了诸多艺术家与自然科学家的重视，但自然也仅仅是作为艺术的材料库。自康德始，自然成为人性自由的象征，人们渐渐忽略了自然的本初面貌，自然美势必不能同人的主体性相并列一起放在重要的理论位置，正如阿多诺所言：“从谢林开始，美学几乎只关心艺术作品，中断了对自然美的系统研究。”[4]

视阈概念本质上属于处境概念。视阈就是所看到的区阈，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它运用于思维意识，我们才可以讲视阈的狭窄、视阈的扩展以及新视阈的开辟等等。伽达默尔强调，一种解释学的处境是由我们自己带来的各种前见所决定的，而这种前见并非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意见和评价，而是被不断检验着的。此观点与“科学认知主义”主张相得益彰。卡尔松认为，关于自然常识或者说科学知识，是自然欣赏中起作用的唯一可靠因素，正是这种“视阈”决定了能否恰当的欣赏自然。伽达默尔的陈述言简意赅：“视阈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2]。

审美视阈具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首先，审美视阈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人不但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且是世俗的、历史的存在，我们根据过去和未来以及我们的发现与创造来理解我们自己。人如果不把自身置于历史的视阈中，就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对象的意义，常识性的审美经验必须是作为审美判断的第一根据。再者，在艺术审美欣赏时，我们必须具备一些关于艺术传统以及艺术风格类型的知识。同样，当我们对自然环境作审美欣赏时，我们也必须具备关于此环境内不同对象、系统、要素之类的知识。针对正在欣赏的特定环境，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生态学在必要情况下都将纳入我们的视阈之中。甚至神话、传说以及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都构成我们的审美视阈要素，此视阈决定着对于自然审美欣赏的广度与深度。

其次，审美视阈保持着开放性与生成变化性。只有当自然对象被发现后，才能进入被描述、概括和理论化的过程。自然所独有的审美特征、特性，必定有别于艺术世界，它的形成是一个发现与创造的过程。审美视阈正是进入自然欣赏循环中整体与部分环节的第一切入点。“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就在于：他不是束缚于任何一点上，因此，也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阈。视阈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阈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3]谁具有视阈，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阈内一切东西的意义。

高校培养时期是学生心理和生理养成的重要阶段，志愿和基层服务的经历既是志愿和基层服务者服务社会的过程,也是志愿和基层服务者自我成长、自我提高、自我优化的重要过程，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志愿和基层服务者的人生价值的追求、理想信念的坚定和生活境界的选择。建设长期良性的志愿和基层服务活动，规范科学的管理和评价体系，打造素质优良的志愿与基层服务队伍,对于培养高校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志愿和基层服务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移情”与“客观性”

客观性永远是一个难题。既因为这个论题古老复杂难以说清，更因为当审美发生时，主观立马参与其中，仿佛论据不管多么充分都让人难以信服。综观整个美学发展历程，涉及自然美的部分少之又少。在艺术哲学主导的美学世界中，自然美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即便自然审美在整个传统美学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它从未被摆在恰当的位置。自然并不是以其自身成为审美对象，而是充当了一种主观表达的载体或工具。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的巧妙运用遮蔽了自然的本来面貌，具体表现为“移情”。

所谓移情，按其代表人物利普斯所定义，就是作为情感主体的人在观照一个对象时，把人的生命和情趣外射或移注到对象里去，使本无生命的外物仿佛具有了人的生命活动，使本来无情的东西也显得有情，最后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统一。从最早的“荷马式比喻”就已见端倪：“他像一颗幼树似的躺在那里。譬如一个园丁拿了根橄榄树的秧，找个空旷的地方栽种着，让它可以多吸收水分，那根树秧长成一颗优美的幼树，在一阵阵的微风里面摇曳着，并且已经开白花了。谁知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它连根都拔起，直挺挺地推倒在地上了。”《圣经》中有大量对于蛇、乌鸦、白鸽、橄榄枝等众多象征事物的描述，然而这些意义，是否也像运气一样，充满偶然：倘若挪亚最先放出白鸽而后放出乌鸦，那么含着橄榄枝回来的乌鸦便是平安的象征。而“借景抒情”更是作为中国自然审美传统的一大特点：“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唐】王维《相思》）；“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宿建德江》）。待仔细想来，这种方式是否成全了自然之美？是否是自然的本来面目？还是说，这样的自然审美仅仅被作为艺术创作、情感抒发与自我表现的途径。“一切景语皆情语”，它看不到或者忽视了自然本身的存在，人类热爱自然仅仅是因为情感的投射，一个人希望去评价和保护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这种关系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起始点。人无疑点亮了自然的美，但方式还能更为正确。

依托于实验心理学的“移情说”，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对审美心理事实进行分析，而缺乏真正意义的哲学阐释和时代视野。移情使人与对象获得了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都是以对自然本相的歪曲为前提，是一种虚假的统一。所谓的审美活动则成为无任何现实依据的骗局,自失于对象之中——如果它能够如期的实现，貌似凭借纯粹的直观达到了物我统一，这也不过是一种说辞。个体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一般特征，在时间的流逝中任何成见都会慢慢沉淀。我们永远无法躲开“第一只张开的眼睛”的逼问，但我们同时看到了这只眼睛所包含的因果锁链与它携带的历史前提问题，自然美绝不等同于人围绕对象制造的主体性幻象，自然必有其自身的根据。

在实际的自然审美欣赏过程中，关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分界，一方面取决于它是自然事物还是艺术创作品，另一方面取决于它所存在的环境。卡尔松认为，“自然是一种环境，它是这样一种我们生存于其中，每天用我们全部的感官体验它，将它视为极平常生活背景的居所。但是作为审美经验，它要求将这种极平常的背景体验为一种醒目的前台物。”[1]针对独特类型环境的“恰当的”欣赏，要求欣赏者具有独特的审美视阈，其中包含着相应的视角与对审美意义的独特聚焦，以及关于此自然环境的相关知识。

我们许多人从自然中感受到的尊重、敬畏和仁慈，并归之为美，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所感知到的自然的生命表现特性。首先，自然作为自然。自然独立于那些进行自然审美活动的人的意识，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即自然的自我表现。拥有自然之善，表现为自然对生命万物的孕育之美，有机界与无机界的存在之美。其次，自然作为人生活在其中的自然，与其说欣赏者通过自然不断地获得了新的认识，不如说，自然通过欣赏者一次次的审美活动达到自然的自我表现。自然，正是在它成为改变欣赏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自己真正的存在。

在自然审美欣赏中，自然环境的非形式审美特性起着本质的作用。当我们欣赏星空或山中湖泊时，我们不仅将它视为令人愉快的色彩、形状和体积的一种安排（我们曾把这些形式特性作为自然审美欣赏的主要要素），而是更多的把它视为是许多有关人生的一种表达，其中浸透了许多景物和记忆、经验之情的融合。所以自然欣赏不仅依赖于在最纯粹意义上单个三维画面组合中形式、色彩、质地和谐的视觉美反应，也依赖于感知、心理和连续性经验的相互作用。越来越多的非形式审美特性进入环境美学考察的视野，史蒂文·布拉萨在《景观美学》中，把人对景观的审美经验分为三类：以遗传的基因作为基础规范的生物法则，由文化的历史所决定的文化规则，和以个人的发展为代表的个人策略。但其本质还是依人而立，没有看到自然一面的独特性质。

我们认为，自然是一个有历史时间、文化维度的世界。因为对历史时间维度的高度关切，这个“自然”绝非某种高缈的乌托邦灵境，而是一个沉甸甸的充满战争、危难、掠夺、诡诈、欺瞒、犬儒、以强凌弱、充满憧憬和幻灭、演绎颓败和新生的生活世界，一个被达尔文进化论赤裸裸地揭示的适者生存的自然世界，一个我们在日常生存中早已熟知的现实不过的世界。海德格尔曾说道“世界便世界着”，同样，“自然便自然着”。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先哲们对于世界宇宙形成的猜测，虽属于世界物质性起源的探讨，如米利都学派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虽然该时期对于自然的概念理解基本是缺失的，但其朴素的自然观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启发意义。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从一开始便不只是所发生之事，它与多种力量产生关系。自然是一个由生存方式各具特色的多种事物组成的世界，了解自然即是了解这些事物属于何种生命。自然界是活跃的，是一个由活跃着并不断变化的事物组成的系统。一直以来，自然不再作为自然本身，而是作为主体自由的象征，成为人类中心主义的无声的牺牲品。

对于自然审美客观性原则的探讨，其理论意义远大于现实实践意义。因为我们发现，人永不会在自然审美中彻底缺席，只要该行为活动进行，必然涉及人在自然审美中的“主体介入”问题。在其中，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更明智、更谦卑的方式在场。确切地讲，作为起点而言，它表述的与其说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对于自然的态度和立场更为恰当。

阿内尔·内斯认为“还有这样的更深层次的关切，它们涉及多样性、复杂性、自主性、去中心化、共生、平等和无等级原则”。所以我们建议，应该抛弃一切形式的自我中心主义、一切形式的自我迷恋，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的表现形式有等级思想、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强加意志等等。我们谴责它们，是因为它们妨碍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妨碍自然展现真正的自然。关于其中人的自我实现，只有在不脱离人的自我责任和自然责任，也就是说，不脱离对同伴的责任和对自然的责任的时候，才完全是合理的。如果个人的意识没有首先得到改变，自然就不可能变得更好。

在一项针对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鸟类开展的研究中，科学家对比了两群生活在不同地点的企鹅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希望对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的鸟类展开比对。结果发现，企鹅所在处的人类越多，体内携带的这种基因就越多；企鹅生活得越偏远，体内这种基因就越少。

三、自然的非形式审美特性

形式特性是对象或对象组合所具有的特征，它不仅包括形状、模式和设计，也包括结构、轮廓和色彩等，对象正因这些特性而形成其形式。形式特性在艺术欣赏和评价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易于通过这些确定的形式特性去衡量作为艺术对象它是否整一、平衡、比例和谐，更用此来确定艺术对象是否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

形式主义作为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理论于20世纪初期由克莱夫·贝尔等人提出，针对以往未能恰当地从形式角度欣赏艺术，此理论希望更多的从形式的维度对艺术问题做出反应，从形式和形式特性的角度思考审美欣赏和审美价值。在涉及自然对象（非艺术对象）时，他说道：“谁没有，至少在其一生中有一次，偶尔以纯形式的眼光欣赏某种景观呢？就在某一时刻，不是把它们看成一片田野和村舍，而只当作线条和色彩来欣赏。在那样的时刻，他难道没有从材质中获得与欣赏艺术品一样的激动么？而且，若此不谬，他从材质之美中获得的那份激动，也只有艺术可以给予，因为他已经努力的把它看成是线条和色彩的纯形式组合”[5]。由此可见，其将自然视为线条和色彩的纯形式组合，根本原因在于他依旧将自然审美欣赏从属于艺术欣赏之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然的审美欣赏不能局限于形式特性的确定性，从造型的形式特性角度对待自然是不恰当的。

对于形式特性的强调，我们习惯如此（误认为艺术审美标准与范畴同样适用于自然审美领域），理所当然地被运用于环境美学之中。通过极大限度地揭示形态与轮廓的特定组合，适宜的色彩和恰当的透视将审美欣赏导向自然景观可视的形式因素，用此来规范和计算不同自然景观的审美特性，简单来讲，就是用来评价一处自然景观是否比另一处自然景观更具欣赏价值。

此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将自然审美欣赏推向了“景观模式”：像对艺术一样地对待自然，把自然审美欣赏简化为一种对“风景画”似的欣赏。这种做法明显地应用于十八九世纪的“克劳德镜”和相机取景之中。通过镜子将自然风景移到适当的距离，既能呈现出自然的柔和色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眼睛所能感知到的最佳视角。由于其在自然审美欣赏中表现出来的简易、实用，被广泛的审美欣赏者所接受。然而，“景观模式”不只是促进了自然环境的审美欣赏，即它将自然带入我们的视野之中。正如E.H.贡布里奇所言“我们并不是靠走进阿尔卑斯山才发现了它的风光，而是靠这些有关山的全景印刷品和绘画才发现了它的美。”[6]他同时也招致了对于自然审美欣赏中的形式主义偏见。这种模式要求我们欣赏自然，并不是依自然之本性与特性，而是依据某种自身并非如此、并无此特性的东西来欣赏。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始终没有把自己看作“镜中之物”，而依旧习惯在主客关系中欣赏和思考自然。

一般看来，只有事实是客观的，价值只能是主观的，因为价值依评判者而成立，依评判者而转移。由于人是具有这种评判能力的唯一主体，因此，自然审美欣赏中的自然价值也势必依循人类的主观意志而变化。在对自然价值的考察中，人们将价值赋予自然，并将其称作文化的、时尚的、美学的、惊奇的等等，赋予价值关联着人们对自然事物的评价，并取决于人们对它的评价。这种主观主义价值必然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

既然如此，那么对自然非形式审美特性当作何种解释？在此，我们必须有一种关注表现特性而非形式特性的环境美学方法，概括而言，即关注自然的生命表现特性。

卡尔松在对形式特性的考察与批判中，创建性地提出如下观点：自然环境不具有形式特性。由于自然环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欣赏一片景观只能是构成性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当我们对自然环境做出审美欣赏时，我们一直在环境之中，用我们全部的感官去体验它，我们在其中走动，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卡尔松认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既置身于正在欣赏着的自然环境，而又对此自然环境保持距离进行形式构建。他提到桑塔亚那的相关观点：自然环境不能从形式美，即形式特性的角度欣赏与评价，而必须从另外的审美维度——它的各种非审美特性进行欣赏和评价，尤其是从表现性情感特性的角度进行欣赏和评价。

我们认为，与事实一样，自然价值也是一种客观存在。自然的价值存在于对象的生命活力里，存在于万物求生的过程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经常讨论生命的尊严、生命形式的多样。

《一本好书》第一季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这里有关于月亮和六便士的梦想、有28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有霍乱时期完美的爱情。

移情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导致了主体的非确定性和对象的虚假性。自然在这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我们一直所做的不过是将自然逐渐的“人化”。首先，自然的感觉化、情感化。以主观情感为基础构建世界，对自然对象实际拥有的重要特性和价值视而不见，提供给人的只是关于自然的幻觉。其次，自然的伦理化。人不但向自然投射情感，而且投射意志，将自然看作为像人一样拥有意志品质的道德对象，例如将“梅、兰、竹、菊”看作四位君子模范：高洁志士、世上贤达、谦谦君子、世外隐士。这种附会形成的道德化的自然谱系，虽然因符合人的精神欲求而显现出更崇高的价值，但自然的本来样子也因道德化的改装而被遮蔽。需要指出的是，在这谈到的伦理化只是浅层次的伦理观照，有别于环境伦理思想。以上自然审美欣赏中出现的误区，卡尔松将其概括为“审美遗漏”与“审美欺诈”。

四、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在人有能力向自然投射感情时，我们显得过于自以为意，如今让我们做这样的反思：一旦自然对人展示出了一种默然或者对立的姿态，我们没有能力向自然投射情感，人是否反而能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的存在呢？那么当我们遭遇自然时，如何体验才是恰当的？自然审美中出现的种种盲区是否就无法避免？我们发现对此更为可行的方法不是回避，而在于直面和克服。

高速公路在施工中会遇到多种复杂地形条件，所以应该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在实践中，要从工程施工地点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最佳的结构形式和设计方案，以提升安全性和稳定性，有效控制工程造价。

卡尔松通过对西方自然审美传统的梳理概括出了两种不恰当的审美模式，“对象模式”与“景观模式”。两者的最大弊病在于，前者以主客关系的思路对待自然，将自然对象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后者以艺术的眼光看待自然，将自然欣赏简化为风景画似的欣赏。这样的观点必将导致自然被艺术化，驱车穿越乡村与在艺术馆内浏览风景画没有不同。然而，当我们隔着厚厚的玻璃窗户看着因暴风雨而四处摇摆的树木和慌不择路的行人时，这样的感觉同在暴风雨中承担那股生命的力量甚至是畅快的心情完全不同。聪明而又勇敢的奥德修斯也不得不下令用石蜡封住手下的耳朵，以避免被姿态娇艳、优雅的塞壬之声夺去心智。针对以上两种模式存在的核心错误，卡尔松明确地提出了自然欣赏中的两个基本原则：自然是环境的，自然是自然的。其用意在于将日常生活经验与自然审美经验相互调节，倡导多角度的、动态的、整体的欣赏自然。他将该模式称为“环境模式”，他强调自然是一种环境，它是这样一种我们生存于其中，每天用我们的全部感官体验它，将它视为极平常生活背景的居所。

伴随着人们在自然审美欣赏中遇到的诸多审美困难与理性的不断反思，我们愈发认识到：以“主体与对象”的方式，即主客二分的方式，从认识论上将人们置于自然世界的对立面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应该从环境的角度来考虑自然，即使我们把它称之为自然对象，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自然作为一个“对象”来考察。我们的论点是：将自然置于人的基本生存经验中去，对于自然，我们并不只是抱有一种审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们与自然生活在一起并且理解着自然。

狄尔泰曾指出，说明和理解是用来通达事物的两种办法，哪种方法更为合适应当视情况而定:当某物被作为一个自然对象来认识时，说明是合适的；当某物被作为生活的一个表达来认识时，理解是合适的。然而更为确切的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单是说明或者解释都不足以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自然的美，两者缺一不可。自然审美欣赏，不只是人对于自然美的发现与欣赏，同时更是人生存方式的展开。结合海德格尔的“在世”思想与斯巴尚特的见解，当从环境的角度考虑自然时，应当首先将人与自然视为“自我与居所”的关系。人欣赏自然的基本前提是，人处在并且一直处在自然之中。即使是对立，我们也依旧只能通过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通过受自然的支配而与之对立。

当代人所拥有的信息量不断地增长，促使人对自然环境的欣赏也表现出了人云亦云的特征，由高端摄影杂志、视听媒介、影音宣传等等提前为人们筛选了值得一去的地方，精选决定印象，人们易于接受被举荐的自然风景景观而丧失了去选择和全面了解的能力。自然不是静态的、二维的，对自然的审美欣赏不能简单的通过听觉、视觉而完成。我们必须置身于其中，而且不管承认与否，我们始终置身于其中，去多方位的、多感官的，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接近自然、认识自然。

自然审美欣赏中，人与自然的确切关系不仅是因为人的视阈产生在并被包含在自然里，同时也因为人与自然一样共存在世界中，人同样为自然的生命表现形式之一。这与自然所独有的非形式审美特性紧密相连。从两者最基本关系的立场上出发，自然具有其优先地位——对于生命的孕育与成长、对于生命形式的保留与传承。多种多样的生命表现形式让我们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平等地位，寰宇之内，我们与所有的生物都紧密相连，彼此依赖，作为人，我们对地球、空气、水和土壤，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尤其是考虑到子孙后代时更是如此。

在认识到人与自然这种最基本的关系之后，我们需要为之做两方面的努力。

本次健康教育内容以掌握艾滋病疾病知识、防艾生活技能以及改善对艾滋病患者认识为基础，指导原则包括消除对艾滋病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构建共情心理、与课堂教育结合以及同伴教育等。主题班会根据风险识别能力、寻求帮助能力、协商能力、拒绝能力4个防艾生活技能设计6教学课件，共开展3次主题班会，6个课件主要内容为：毒品知识、艾滋病知识、正确处理生活中常见问题、风险认知、提高防艾生活技能以及正确对待艾滋病。每个主题班会时间1 h，学习2个课件，由经统一培训后的各班级班长或学习委员带领学习。干预时间3个月（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

首先是外在的、认知上对于知识获取的努力，我们都知道艺术审美欣赏被认为是一种文化描述，包括艺术批评、艺术史等等，那么当我们考察自然审美欣赏时，我们要优先去了解自然史与自然科学的相关知识。因为知识独立于活动处境进行传播，从而同实践活动的环境分开，同时知识需要不时的在人类活动的新的处境中加以应用。现在人类的总的经验知识对他们的实际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同知识是不可分的，而这种知识是由专业知识所传递的，更重要的是追求最大可能的知识是一种绝对的道德责任。这总是意味着今天一个人仍须通过科学被告知。”[6]我们尝试，审美体验的主观能在对事物的充分切近中实现客观。

中国人向来讲究趋于安定的习惯，而拥有属于自己的住宅便是这种思想的核心。离婚率提高、复合家庭减少会令居民户数增加，对住宅需求的显著增加，成为城市住宅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

其次是内在的、心理上的努力，打破人类中心主义，正视自然作为自然的第一位置，领略和体会到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共存与对立，私有与共享张力的必要性。对于自然环境的静观与远望，构成了“安全”的审美距离，视觉与听觉取代其他感官，使欣赏者只看随风摆动的树枝而无需去体验凛冽的狂风，只注意到结冰的湖面而无需感受温度带给皮肤的冰凉感。理想的审美距离，在更多的时候无疑妨碍了对于自然的深刻体会。生命与生存的对立在自然审美领域显得尤为必要和可贵，在心理上跨出的这一步便显得举步维艰，人们选择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消失，我们享受着舒适，但我们却放弃了自由与亲身的体验。然而对待自然环境，人是不得不走进去的，在生存的含义上人与其说是主动到不如说是被动。

结语

以上共同探讨不仅有助于自然审美理论的构建，亦对生态文明建设有着良好的渗透作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确切关系，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进而保护自然。我们曾以为，而且现在仍以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然而真正的原因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我们希望可以对依然沉浸在技术造就的片面的繁荣之中的人类敲响一次警钟，我们已然看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变得脆弱不堪，听到林间的鸟儿不再歌声清亮，每日伴随我们的呼吸空气也不再舒畅清新。欣慰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总怀有一种对于自然的依依不舍的眷恋。无论人的科技怎么发展，无论人的文明怎样进步，尤其是当我们在文明的进程中遭受异化痛苦的时候，渴望自然、回归自然便成了人类普遍的精神现象。

1.3检测方法 我们根据《中医妇科学》相关的诊断标准来进行诊断,显效: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降低超过80%,月经量不超过100ml;有效:患者中医证候评分降低超过60%,月经量减少一半;无效: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减少超过60%,经量无改善。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参考文献：

[1]〔加〕艾伦·卡尔松.从自然到人文——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文选[S].薛富兴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德〕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M].文韬，佩云，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4]Hans－Georg Gadamer：Truth and Method.Translated by Garrett Barden and John Cumming，published by Sheed and Ward Ltd.1975

[5]Allen Carlson,AestheticsofLandscape.London:Belhaven Press,1991.

[6]Allen Carlson.Aesthetics and the Environment:the AppreciationofNature,ArtAndArchitecture,York:Routlege,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