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群总面积占全国25%、总人口占62%、经济总量占80%，固定投资占70%、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占76%、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占85%、移动电话占92%、吸纳外资占98%、粮食产量占48%。[1]自“十一五”规划开始，国家在多个重要规划中强调要把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各地纷纷出台和制定相关城市群规划，截至目前国家已经批复9个城市群规划。城市群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城市群治理问题日益凸显。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目前存在“城市群布局不尽合理,城市群内部分工协作不够、集群效率不高”等问题，要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统筹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明确城市群发展目标、空间结构和开发方向,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和分工,统筹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布局,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施重点城市群规划，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这些国家重要政策中可知，城市群治理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城市群治理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对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的搜索，最早的关于城市群治理的文献出现在2005年，主要是对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城市群治理经验的借鉴[2,3]。经过10多年的发展，国内城市群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又存在哪些不足，搞清楚这个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城市群治理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将通过文献分析，对2005年以来的城市群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以期对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作为文献分析的期刊来源，并主要以CSSCI收录期刊为主，检索标题为“城市群治理”（或者“大都市区治理”）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开始，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CNKI和CSSCI数据库的年发文量都在稳步上升。

  

图1 2005年以来城市群治理文献与城镇化率增长情况

本文主要对CSSCI来源期刊文献进行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讨论：一是城市群治理研究兴起的背景；二是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思路、主导机制、治理评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对2005年以来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进行总体评价，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二、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文献检索结果来看，2005年以后，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城市群治理研究稳步上升，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是城市群研究兴起的直接动力。

（一）城市群概念、内涵的研究是城市群治理研究的前提

对城市群基本概念的研究，是正确进行城市群治理研究的起点，有利于城市群治理研究的深化和指导城市群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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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为秦咽喉之地，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兵戈百战莫不以此为必争之地，为使后者可以通过潼关县志“晓然于盛衰之理，成败得失之机，而绸缪未雨，思患预防”[2]5，县志的修纂便成为了要务之一。保存至今或有历史记载的县志有以下几种。

1.相关概念的沿革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对城市群的研究起步较晚，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率先将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的“巨大城市带”思想引入中国[4]，引起了学界对城市群现象的研究兴趣。此后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相类似的概念，对我国城市群现象进行定义与描述，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有都市连绵区[5]、城市群[6]、大都会区[7]、都会经济区[8]、城镇密集区[9]等，尽管上述概念在内涵与特点上有所差别，但这些概念的聚焦点是城镇、城市聚集发展的现象。经过讨论与发展，现在学者们认为城市群是都市连绵区的低级形态，当城市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演变为都市连绵区[10]。自从姚士谋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后，城市群的概念被学界和政府机构广泛使用，并通过国家“十一五”规划等多项战略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

2.城市群概念的内涵

国内学者对城市群概念研究主要从“城市群作用与功能”[11]、“系统研究”[12]、“区域空间布局”等角度来界定，国内常用的概念是从“区域空间布局”角度的界定，主要代表为姚士谋[6]和方创琳[13]，他们的概念相类似，相同点是都坚持了在特定区域内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若干城市组成，以发达的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为依托构成的城市集合体；不同点是基本构成单元是不同类型规模的城市还是都市圈或大中城市、城市群内城市空间组合的不同、最终的目的是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集合体或是区域同城化和一体化。在这里城市群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这二人的城市群概念认可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姚士谋的概念使用得最广泛[14]。

（二）国内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产生了对城市群治理理论的需求

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43%提高到了2017年58.52%，我国已经有接近六成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将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形成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为代表增长极，三大城市群在占国土面积2.8%的土地上承载了18%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占36%，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此外还有多个城市群正在发育[15]。随着城市群的发展，大量人口、资源禀赋等集中涌向城市群，在经济分工合作、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协调、不均衡的矛盾，从而产生了城市群集聚不经济、城市之间不协调、环保问题严峻等问题，这种现象称之为“城市群病”[16,17]，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外部性等微观因素和政府外部性等宏观因素造成的 [18,19]，因此城市群治理问题首先要解决“城市群病”现象。

1.城市群空间的扩大增加了城市群治理的范围

一是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扩大，增加了治理的范围。在城市群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得城市群空间范围变大，如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就是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使得城市群空间范围不断扩大[20]。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扩大催生了对城市群内各个地方政府关系的研究[21]，以及对跨界公共事务[22]、跨区域环境治理[15,23]、交通规划治理[24]、城市群府际关系[25]、城市群法律保障机制[26]、城市群合作治理机制[27]等的研究。

我国学者通过对英、日、法、加等国大都市区的研究，认为它们值得借鉴的做法是加强培育治理理念、政府对区域规划的指导、合理的区域职能分工、构建纵横结合的区域协调管理体制、推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协同治理、推动城市群协同治理的法制建设、建立合理的利益激励与补偿机制[2,25,39]；学者们通过研究还得出了治理体制的变革需要因时制宜，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趋势是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治理体制的变革还要考虑各地的特殊情况[40]。

Naqsh来自波斯语，指中世纪阿拉伯写本中的插图，亦指肖像画，例如菲尔多西的《王书》(亦称《列王纪》)十四世纪伊尔汗时期至十七世纪萨法维王朝时期《王书》插图本的图像；本文讨论的主要是?ūrah，指形状或图像。中世纪伊斯兰语言中没有特定的地图术语，但不能理解为伊斯兰文明中地图的认知不重要。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花拉子米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 ūrat al-ard(图像)这个通称建立了一种世界地图的类型。依据米切尔的图像学理论，形象(Image)构成了形象谱系的顶层，本文研究的图像可归属于形象家族树的第一个分支-图形的(Graphic)。

现有的行政区划所产生的行政区经济的外部性，产生了单个城市的个体理性与城市群整体的合作理性之间的冲突[19]，这是产生协调问题的宏观因素[32]。由于现有的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33]，以及在传统的行政文化和官员的绩效考核制度不健全的影响下产生了区域本位主义[34]，这导致了各城市间产业同构、地方保护主义、恶性竞争现象严重，行政壁垒林立、以邻为壑，行政区边界经济衰微，跨区域环境治理问题严重[35]；这种行政壁垒体现在省级、市级和部门之间，导致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还由于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行政级别不对等，地方政府的组织行为和管理行为难以协调，城市间难以建立起长效的合作机制[33]；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造成市场分割，以行政手段跨区域进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调节作用无法发挥，同时政府对市场纠错行为有可能产生新的外部性[18]；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失衡，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足、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现公共服务碎片化，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拉大，供给方式单一且效率低，供给与需求不协调，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公共资源分布不均[26,28]；在顶层设计上现有城市群规划缺乏科学性、内容抽象难以落实，或是缺乏统一的协调规划、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之间不协调，导致城市群空间布局不合理[26,35]；城市群内合作机制落后，协调组织机构建设缺乏制度构建和运转经费，协调机制缺乏配套法律制度，缺少纠纷解决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25,26]。

组织架构层面。建立层次完善的城市群政府协调机构，有学者认为这种机构有三种模式选择：高度集权的大都市区政府、松散的城市群协调机构、权威性的都市区联盟或是“城市联盟”[19]；也有学者认为区域协调的近景策略是创建区域结构基金，中景策略是权威城市联盟，远景策略是区域政府[53]；鼓励城市间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明确城市群相关发展协议对缔约城市的约束力，同时明确常设机构为协议的执行机构[43]；城市群要构建完善的政府管制体系，这种管制体系模式分为政府中心模式、政府诱导模式、多机构/利益相关者模式三种[54]。

（三）国外城市群治理的经验与理论对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起步较晚，但具有独特的发展态势，体现出发展的速度快、规模大的特点，缺本土化的城市群治理理论支撑与经验总结，因此国外城市群治理的经验与理论就对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国外城市群治理的经验是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借鉴案例

夏夜，蚊子飞舞在我头上。蚊子时而落在脸上，时而落于耳边。我从睡梦中醒来，用手拍打驱赶它。哪知秋后蚊子可不是举手投足间一招两式便可消灭的。蚊子飞来飞去，任我怎样努力，把自己的脸都快打肿了，都不能将其正法。一时间，蚊子侵占了我的世界，整个天地之间似乎都是其嗡嗡声。随即睡意全无，心情愤怒。

国外城市群治理的经验是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案例与素材，无论其成功与否，都对我国的城市群治理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其中欧美城市群治理经验是研究最集中的领域。

学者们通过对美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在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中存在两种治理模式：一是市县合并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二是双层制的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双层制是学者们比较推崇的模式[36]；认为作为美国大都市区治理机制的区域委员会的运作模式，提供了地方政府信息交流、平等协商的平台[3]；它对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启示是：建立常态化的跨区域治理府际合作机制、正式合作与非正适合作并重、依法制定多层次的合作协定、组建具有资金分配权的跨界治理机构、治理要注重集体利益与市民利益的协调[37,38]。

二是城市群人口、资源的不断积聚，产生了大量新的城市群治理研究内容。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扩大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和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群流动，我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由中西部向东部、沿海一带城市群集聚，尤其是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人口密集度过高，造成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阻塞以及农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28]。大城市在虹吸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地将人口、资源、产业集聚，造成中心城市“一家独大”、功能不足，周边城市处于相对贫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各城市在模仿效应的推动下产业同质化、产业重复建设、落后产能过剩；城市群区域内城市之间产业发展缺乏协调机制，城市群分工不明，城市发展的互补性差，经济发展外向度不足[16]。市场产权不清晰，造成土地浪费严重，区域内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环境问题难以治理；城市群内交通系统不完善；城市群内部公共服务碎片化[28,29]。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学者们开展了对跨区域环境治理、城市群横向生态补偿机制[30]、地方政府合作[31]、公共服务均等化[32]的研究。

我刚从她的网中敛定心神。忽然发觉我们已来到一座大房子前。她站定，伸右手向我示意，然后掏出一支金色的大钥匙，打开了铁栅栏门。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白皙，微有些清瘦，纤细的指甲涂着玫瑰色的指甲油。

强调实施增长极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群的作用，增强核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国际竞争力，通过核心城市的优势带动，促进城市群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的协调与整合，实现合理分工和联动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构建产权市场，通过市场补偿方式，即直接交易补偿和配额交易补偿的方式（如水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充分发挥市场在发展城市群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和调节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28,30]。

西方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是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理论起点。洪世键介绍了“西方新区域主义理论”，认为其所包含的健全跨地方政府合作机制、完善区域规划、松散型的区域合作组织的理念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41]。胡象明引入西方的“整体性治理理念”，认为理论所包含的“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等核心理念对解决现有政府实践的碎片化和自我中心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42]。锁利铭认为“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城市群内地方政府协作治理中存在“集体性收益”与“选择性收益”双重动机，这为城市群协调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43]。崔晶提出在关于城市群协调治理的讨论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三种理论范式，这三种治理模式都为我国城市群协调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但任何一个都不能完全解释我国的城市群协调治理实践与创新[44]。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王健等人提出“复合行政理论”，认为该理论所蕴含的“多中心、交叠与嵌套、自主治理”的核心理念为解决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行政区划分割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种新思路[45]。

三、国内城市群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内关于城市群治理的研究主要是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城市群治理模型总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治理式模型，主要是东部发达城市群在经济、资源、环境等领域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问题以后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另一种是预防性模型，主要是多数欠发达城市群所采取的，这些城市群在吸取发达的城市群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在不协调现象还未出现或是不严重的时候就有意识地采取治理措施[46]。总体看来，我国城市群治理主要围绕以下内容展开。

（一）城市群治理的思路：系统整体论与单体城市论

系统协调测度方法。以系统论和协同论为基础，构建系统协调度模型，对城市群治理程度进行测度。这是目前学界比较常用的评价方法，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度[59]，经济、社会、环境子系统协调度测量[60]，经济、人口、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61]，产业—人口—空间的耦合协调度[62]；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综合指标评价法、变异系数法、改进熵值法、耦合度函数、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等方法；在研究的对象上基本涉及了我国现有的城市群。

系统整体论认为城市群是一个系统，城市群治理就是城市群内各子系统或各元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为实现系统总体发展目标而开展的良性循环过程。党兴华[47]、陈群元[46]的定义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区别在于城市群子系统究竟是城市群内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子系统，还是空间结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行政管理等子系统。

单体城市论认为城市群治理是城市群内部单体城市之间在产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分工与协作。有学者认为城市群治理是一个内外双重动力作用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中城市群内单体城市在宏观调控或自主推动下，城市间相互开放，通过合理的分工与协作承担不同的功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与特点，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克服单个城市发展缺陷，共同解决跨区域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协调发展。[48]也有学者认为城市群治理是在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下，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通过竞争博弈与协作互动，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过程。[49]

观察组急性阑尾炎合并糖尿病患者术后1、3、7 d疼痛评分分别为（2.41±1.03）分、（0.82±0.34）分、（0.21±0.02）分，均低于对照组不同时间段疼痛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二）城市群治理的主导机制：市场导向与政府导向

科学认识城市群治理机制对正确处理城市群治理问题至关重要。我国幅员辽阔，每个城市群都有其独特的治理机制。目前对城市群治理机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种思路。

“这个故事很震撼，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很累了，下次再说吧。你快亲我一下，我要睡了。我想象着在你的怀里入睡。”

1.以市场为主导的治理

2.国外城市群治理理论成为国内学者理论研究的源泉与基础

2.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

我国城市群众多，在府际治理成为城市群治理的新趋势下，实现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应鼓励采用多样性和创新的模式，将政府主导的单一协调机制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为基、企业为主的治理机制[43]。总起来讲，城市群府际治理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内容：

理念共识层面。城市群治理的基础在于城市群各参与主体在理念上达成共识。首先，各参与主体要在行政管辖权让渡上达成共识，即各参与主体都要让渡部分管辖权才能形成一种城市群公共权利来对跨区域事务进行治理[31]。其次，重塑行政文化，积极引导城市群内各主体形成协调合作的意识，充分利用区域特征，倡导网络化治理的新理念[27]。

规划设计层面。城市群规划是从城市群总体区域层面出发，对城市群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与部署，并非是对城市群内各单体城市规划的简单“汇总”。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以城市群功能定位和整体发展战略、空间结构优化与管制、次区域规划和各类专项子规划体系、区域协调措施、政策环境和制度设计为主要内容的有利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规划体系，形成有效的空间重组和合并方案，以科学的发展战略与规划引导城市群[33,50]。有学者将我国城市群规划理念总结为：核心要义是以建设促发展、战略支点是核心城市、生命线是推进地区与区域的协同发展、动力源是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保障手段是体制与机制创新以及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建设以实现可持续[51]。未来城市群规划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与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目标相结合，解决城市群发展中的重大和关键问题，实现城市群高质量增长、区域统筹和海陆统筹[11,52]。

2.现有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滞后于城市群治理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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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设计层面。推进城市群空间一体化协调合作的制度性创新设计，建立平等互信的城市群协商对话机制、行动程序和利益表达机制[29]；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构建新型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和完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如建立由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基金补偿、项目补偿、智力补偿和社会补偿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区域整体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18,30]；建立冲突调解部门，完善冲突解决机制，尝试建立城市群协调法院，完善正式惩罚与非正式惩罚相结合的惩罚激励制度[27]；制定和完善区域合作法律法规，依法开展城市群规划和协调工作[26]。

操作策略层面。建立区域性投融资管理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城市发展基金筹措机制；完善城市群公共服务多元供给模式，构建跨区域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健全由市场、社会、政府参与的公共服务模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33]；培育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群治理，构建城市群内部多元主体参与共同价值对话的渠道和途径[32]；构建智慧型城市群，完善城市群交通网络，充分发挥重大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跨海通道等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巨大作用[55]。

评估反馈层面。加强对城市群协调结果的评估反馈体系建立，坚持绩效考核，准确把握城市群协调治理的进展与不足，及时调整治理策略；完善奖惩体系，将协调治理成效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激励地方政府协调治理的内在动力；改革考核标准，改变唯GDP导向，将公共服务作为重要指标，并辅之以有效的考核办法和体系；坚持公众参与，增强评估考核的透明度和公信力[27]。

（三）城市群治理评价研究：区域均衡评价与系统协调测度

对城市群治理的评价研究，国内主要是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根据对城市群概念的不同理解，相关的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区域均衡评价方法，二是系统协调测度方法。

区域均衡评价方法主要是将城市群治理看作是城市群内部发展均衡度的评价，经常采用以人均GDP、就业率等为主要内容的简单指标法和以洛伦茨曲线等模型为主要内容的复合指标法。程玉鸿依据经济联系性、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发展均衡性、市场一体化程度等四条评价标准建立了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综合指标，对大珠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测度和评价[56]。孙轩选取经济性指标、专业性指标、平衡性指标和友好性指标建构了多指数评价模型，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和评价[57]。韦克游通过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区域整合度、产业趋同度、基础设施共享程度、区域竞争力等进行测量，对广西北部湾城市群协同度进行评价[58]。

国内学者关于城市群治理的思路尚未形成统一共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思路：系统整体论与单体城市论。

（四）城市群治理研究的对象：整体研究与具体领域

整体研究就是将城市群治理作为一般的治理进行研究，不分具体领域。在目前的研究中整体研究占据主流。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模式”与“治理经验”的研究上。如李娣对我国城市群治理创新的研究，指出城市群治理要以问题以导向，以科学治理为核心[28]。本文中在前文中提到的大部分关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研究文献都是此类，同时大部分对国外城市群治理的研究也属于此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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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领域研究是国内学者开始应用治理理论研究国内具体的治理问题，这是治理研究中国化非常重要的一步。其中，对跨区域环境协作治理的研究[15]、生态横向补偿机制[30]等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具体领域的研究，体现了国内学者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的探索，推动了城市群治理的本土化研究。

（五）城市群治理的研究方法：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

由于治理概念本来就是舶来品，城市群治理的理论也不是产生于我国，因此，在城市群治理研究的初期，我国主要是引介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治理经验，这就决定了一开始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的是“规范性”研究的方法。就CSSCI数据库检索结果来看纯粹理论演绎的文章占69.8%，案例分析研究的文章占22.1%，实证研究的文章只占8.1%，其中理论演绎和案例分析的内容都是采用了“规范性”分析的方法，比例高达91.9%。

四、评价与展望

依据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城市群治理经过十几年的研究虽有所进步，但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将进一步对城市群治理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描述，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设性意见。

第一，在城市群治理的研究内容方面，国内学者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群治理研究的主要领域，但是仍然需要立足我国城市群发展实际，解决城市群治理的具体问题，提升城市群治理研究的整体水平和深度。城市群治理理论的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界的研究主要是引介意义上的，还没有形成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理论谱系。同时，城市群作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因此城市群治理的研究也应该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而现有的很多研究把城市群治理看作是经济领域的治理或是政府合作领域的治理，又或者是将城市群治理研究与区域治理研究相等同。因此，我国学者的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治理问题研究。另外，我国城市群发展起步较晚，在城市群治理实践上还没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很难为城市群治理研究提供充足的现实素材，因此对国内城市群治理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很少。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对城市群治理研究尚停留在价值判断层面，研究内容缺乏实质性内涵。因此，城市群治理研究要根植于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实践，带动更多的学者参与城市群治理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理论，提升相关研究的深度，形成适合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的理论体系。

大老李已经五十多岁了，还从五十里外的西平老家来这里下井。他的背微驼，和我们常常见到的那种老实巴交的高个子男人一样，整天不怎么言语。他的大女儿读高中，儿子小学。大老李极疼他的孩子，他常常盯着一张皱巴巴的照片看，那是他们的全家福。他还买些纸笔书包的存着，说等到回家的时候给孩子带回去。他说，现在农村的孩子们除了读书这条道再没其他出路了。看来他是极想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的。然而此刻，西山轰隆一声，一缕灰烟过后，大老李两腿一蹬，双眼一闭，唉，都他妈的过去了。完蛋了，一切都完蛋了。

第二，在城市群治理研究的过程方面，主要是理论的引介和经验的借鉴为主，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延伸和实践的评估，本土化的理论建构和经验总结尚未突破。如前所述，关于城市群治理的研究兴起于国外，后由国内学者引介到我国作为城市群研究的借鉴，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城市群治理理念的深化、城市群治理经验的总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城市群治理研究大多数情况下主要强调“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对于如何操作，特别是城市群治理的方式、策略和具体过程则关注较少，只是在研究过程中借鉴、引介西方理论和治理经验并以此来推导新理论、新模式的研究占据多数，这些研究由于缺少现成的丰富经验以及丰富的调查材料，既无法回应我国城市群治理的实践，又无法在我国的城市群治理实践中得到验证。因此，在我国城市群业已形成、城市群治理模式日益丰富的情况下，立足于我国的本土实践，总结我国城市群治理经验，发展创新我国城市群治理理论和模式就显得非常必要。

⑮⑲帕特里克·H．赫顿:《记忆:见证、经验、集体记忆》，载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3、494页。

国际关系史的经验证明，文化差异是影响国家间深入合作的隐形沟壑，是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间良性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增进各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不同文化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文化发展，而且有利于国家间关系趋稳、趋善。”[5]因此，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必须要跨越文化差异的障碍。文化的传播、交流与互动是促成文化间开展对话、达成文化和解与包容的重要途径。

第三，在城市群治理的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研究的方法适合于研究起步阶段的需要，有利于达成研究的一般共识和建构讨论的初步框架，但是要提高城市群治理研究的科学化水平，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是必然的选择。城市群治理的研究从西方引进我国，具有现实的需要和实践的迫切性。当前，城市群治理的基本概念和西方主要理论已经得到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是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学界应该采取更多的实证研究方法，提升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的水平。

总的来说，城市群治理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群发展战略逐步形成，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群治理研究。虽然城市群治理研究的理念来自于国外，但是在我国研究城市群治理如果不考虑我国国情，不考虑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全盘西化，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在我国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本身就是非常大的挑战，现有的研究中还未有对我国城市群治理模式非常好的研究框架。在我国城市群迅速发展的今天，加强对我国城市群治理理论与模式的研究就显得恰逢其时，非常重要。

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石手术在操作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如较为常见的结石移位，尤其开展初期，由于术前对输尿管结石位置判断不准确，在游离输尿管的过程中反复牵扯，挤压，导致结石从嵌顿处松动逃脱，进入到扩张的输尿管甚至进入肾盂、肾盏内；此外，输尿管结石合并肾盏结石，在腹腔镜输尿管切开取石后，对肾盏内结石处理极为不便，往往难取净结石，即使选择PCNL也难于将各盏结石取出，且PCNL手术过程中对输尿管嵌顿结石的碎石往往时间较长，容易出现输尿管损伤，术后输尿管狭窄发生率较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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