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都城与现代国家的首都，概念上颇为相似，但是在功用上却迥然不同。因为中国古代的都城是一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对外要抵御外族入侵，对内要制衡国中，确保百姓安居乐业，这就对都城的选址和建筑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正如《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1]39《管子·度地》也云：“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侵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1]52《吕氏春秋·慎势》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2]1108考之于周都丰、镐，秦都咸阳，确实都合乎这些要求。至于西汉、东汉，亦以此为据，且皆在长安、洛阳间抉择。所不同的是，西汉最终定都长安，而东汉则选中洛阳。其中原因比较复杂，现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此过程，施工质量控制人员应按照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规范标准提高产品施工使用的质量。而后，还应对采购的施工材料进行检查，以保证不合格产品不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对于检查合格的材料，应通过整理并按照既定的要求进行入库保存，以预防因气压因素对材料的性能质量造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施工质量控制还应结合施工场地的实际情况，选用颗粒状态不同的土质，进而提高公路沥青路面基层施工的耐久性，最终保证整个工程项目的施工建设质量。

一、从政治上来看

汉高祖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3]241，“好酒及色”[3]241，“不事家人生产作业”[3]242，是其父眼中一个“无赖”之子，曾为泗水亭长。他在秦末陈涉高举叛旗、各地农民蜂起响应的大潮中，沟通沛县吏萧何、曹参和另一个杀狗的樊哙，劫杀沛令，占领沛县县城，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得益于张良、萧何、韩信等的鼎力相助，从起义的群雄豪杰中脱颖而出，最终击败项羽而统一天下，建立了西汉王朝，都于洛阳。汉五年，娄敬进言，洞悉洛阳乃周德积之地，“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4]1634，劝其改都关中。刘邦以其小地主的聪明，深知此类事非他所能决断，更愿听从于他的谋臣张良，及良曰：“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4]1574即日便起驾西都关中。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刘邦作出定都长安的决定，不止于有利的地理环境，主要是考虑民心问题。当时他的群臣虽多为关东人，他也起兵于东南，而成就大业却在关中，是在关中地主集团的支持下取得楚汉战争胜利的。且当时关东多为异姓诸侯王割据地，而关中则已由萧何经营数年。加之，选择关中还可利用秦都咸阳的建筑，实质上汉长安城就是在秦咸阳宫殿群基础上营建而成的。

2009年，孙宝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北京市属市管院校自己产生的第一位院士，也是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第一位“60后”院士，那一年，他48岁。

刘邦击败项羽，登上帝位后，大封功臣，陷于一种这样的局面：四周诸种族包围，其中威胁最大的是北方的匈奴；内部异姓诸王分裂割据。他必然选择一处既能牵制诸王，又易于守住中原的要塞之地。且当时来说，虽然摆在新皇帝面前的任务就是先消灭割据势力，但毕竟他们仍以诸侯之名而据，尚未即反。匈奴问题则较为尖锐，所以他选择更接近最大敌人的关中，而不是洛阳。

二、从经济上来看

刘秀登上帝位，面临的局势则不同。比他“正统”的刘永雄踞今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军事同盟，专制东方。公孙述据益州之地，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隗嚣据有今甘肃全境，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卢芳据今山、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由匈奴拥立为“汉帝”，“与匈奴连兵，数寇边民，帝患之”[6]518。长安还有赤眉军的政权，如果选择的话，刘秀只能都洛阳与赤眉对峙，东压刘永，在立稳脚跟后，再逐步削除其他势力。所谓“东厌诸侯之权，西远胡羌之难”[4]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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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洛阳在当时也堪称“天下之中”，如司马迁言：“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3]97四周地势平坦，群山环抱，西据崤函，东扼虎牢，北依太行、黄河，南望伏牛、嵩岳；伊、洛、瀍、涧，纵横其间，即所谓“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8]1。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讲，与关中地区不相上下。也即因它自身的优越条件，才有周都之史，并成为两汉的都城选择对象之一。且“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3]2469到西汉时，已是仅次于长安的商业都会。在长安衰败的情形下，洛阳的经济优势更加凸显出来。加之在西汉末年，洛阳未经大的战争破坏，“辛卯，朱鲔举城降”[6]18，刘秀自然会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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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军事上来看

(一)地理环境的优势在军事上至关重要

洛阳地势前文也提到：“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嵩高，后介大河。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娱。”[4]2375傅毅《洛阳赋》描写为：“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10]705也可谓“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

关中地区乃四塞之地，东临黄河，西、南、北三面环山，道路险阻，易于设防。对外交通全凭四个关隘，即东边的函谷关，西边的大散关，南边的武关，北边的萧关，形成一块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函谷关西通秦都咸阳，东过崤山可直达关东，是关中与关东的一道大门，也难怪“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3]278呢！事实上，函谷关在秦东进的过程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大散关是关中与巴蜀、汉中的交通要冲，据《读史方舆纪要》载：“大散关据南北交通，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9]876通过大散关的孔道，历史上称为陈仓道。楚汉之争时，著名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是刘邦据此关而取得的胜利。武关是关中通向东南的要道，也是自关东入关中除函谷关外的迂回之路，刘邦当年就是通过这条路先项羽入关的。萧关是关中对西北的重要关口，直接扼着匈奴入侵中原的咽喉。汉武帝时曾“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3]2890这样一块宝地，其战略价值可想而知。

但是到西汉末年，因新莽和更始政权的不利，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6]311特别是关中地区，频于暴乱，死伤者无数，连宫内都出现粮食匮乏，足见当时的破坏程度，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三辅郡县营长遣使贡献，兵士辄剽夺之。至腊日，崇等乃设乐大会，盆子坐正殿……而兵众遂各逾宫斩关，入掠酒肉，互相杀伤。”[6]321“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后，幽闭殿中，掘庭中芦菔根，捕池鱼而食之，死者因相埋于宫中。”[6]321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战乱，关中地区在经过数百千年的生息繁衍后，也日益显出地狭民众的迹象，与土地的负荷能力不相适应。在汉武帝时，已出现“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3]1441以补京师的现象，体现出它的没落趋势。

(二)内外局势也是选择不同战略地的重要因素

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并进行改制，加之旱、蝗灾害，使得天下萧萧然，绿林、赤眉等农民纷纷起义。西汉的贵族、官僚、土豪、流氓也乘时揭起“反莽兴汉”的旗帜，割据郡县，称王称帝。即于此时，东汉光武帝刘秀，也与其兄起于舂陵，剿灭了农民“叛乱”，消灭了群雄割据，重新统一天下，是为东汉。面临同样的定都问题，刘秀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洛阳。一方面，考虑到支持他起家的阶级基础和政治支柱是以南阳、颍川、河北为主的关东豪强地主集团，正如朱先志、张霞在《析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中指出的：“在32位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中，属于关东地主集团的有28位，属于关西地主集团的只有4位。”[5]97另一方面，当时的长安已非西汉初年的长安，遭到政乱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条件大不如前。此外，刘秀作为南阳人，也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这从他分封景丹时的话语就能体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6]515

关中地区诚如娄敬所言：“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3]2098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不仅有秦岭、岐山等山脉环绕，而且河流网结，特别是渭河南北两岸，有著名的“八水绕长安”之说。也正似徐卫民先生在《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一文中所描述的：“当时的关中地区，土壤属全国上等，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茂盛，矿藏、物产丰富。从原始社会到夏、商、西周时期，这里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7]29-32及至秦时，“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2467如此上乘之地，遂成为刘邦的首选之处。

四、从文化上来看

关中、关东两大地域的意识形态不尽相同，关东多儒生，讲究“忠、孝、信、义”，关中则多是游牧民族迁徙而来，他们有着北方豪爽、剽悍的作风。秦始皇“焚书坑儒”，崇尚法家思想，使得儒学备受摧残。刘邦在马背上取得天下，根本不知道文化为何物，甚至连朝仪都是由叔孙通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起，不可能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史记》中还有他溺儒士冠的记载，足以证明这一点。再从“长安”二字而言，不由得让人与江山长治不衰、万代流传的想法联系起来，这种美好的寓意，正是帝王们努力践行的，从心理上也更愿意选择。

儒学虽一度被仇视，但至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发展分派直至玄学化——谶纬之学兴起。因为古人相信“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11]820这种思想遂为统治者所利用，借谶语抬高自己的身价，进而愚弄人民。特别是在西汉末年，王莽为篡汉而大肆制造谶语，使其在东汉极为流行。

光武帝刘秀本人，对谶纬也非常相信。起兵之时，缘于谶纬：“刘氏复起，李氏为辅。”[6]7决定登基，也因谶纬：“建武元年，诸将议上尊号，光武惊曰：‘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至中山，诸将复上奏，光武又不听。行到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光武深感，曰：‘吾将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长安时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群臣因复奏，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6]21以谶文而用孙咸为大司马、王梁为大司空，感《河图会昌符》之语而卒行封禅，甚至读谶纬致发病昏厥。对于谏其禁谶纬的桓谭，差点判了死刑；而对用谶纬增损图书骗官做的尹敏，却并未如此严厉。也即因相信，才对同样利用图谶称帝与其对峙的公孙述颇为害怕，还写信给公孙述，说他歪曲谶语，劝他投降。光武帝在自己将谶纬奉为圭臬的同时，于中元元年(公元54年)，“宣布图谶于天下”[6]22，更助长了谶纬盛行的气焰。这样一位迷恋谶纬的帝王，在都城选择问题上，也难免受到影响。即使没有明确的图谶暗示定都洛阳，作为儒学故地的关东，也会为信奉它的帝王所青睐。

总之，不论西汉都长安还是东汉都洛阳，都是出于当时形势考虑、综合多种因素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不是刘邦和刘秀二人主观上的臆断。

[参 考 文 献]

[1]赵守正.《管子》注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陈其猷.《吕氏春秋》校释[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朱先志，张霞.析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3).

[6]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8]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洛阳市志[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9]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两汉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1]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