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历史学家，一生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为12册的《历史研究》，其主要思想即包含其中。他致力于对6000多年人类创造的各个文明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宏观考察，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体系——“文化形态史观”，进而从中找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历史规律的探讨和阐释，在方法论上，他认为必须给予全部人类历史整体的研究和宏观的考察，而不应该追逐于细枝末节。整体研究方法是汤因比对于史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整体方法很难严格地被定义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它只是与独立地、分散地研究某些片断相区别，实际上是主体研究客体选择的一个角度。在汤因比看来，它大体指的是把研究对象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整体的范围内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理解，否则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是揭示研究对象背后本质不可缺少的方法。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研究对象，必须对各个组成部分予以比较，找出其异同点。

L.纳米尔(Lewis Namier)曾经对汤因比说：“你研究的是一棵大树，我研究的是一片片叶子。”[1]意思是说，汤因比的研究是从整体出发，而自己的研究则是从小处着眼。纳米尔的评论实际上说明了史学研究中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世界，没有哪一种现象是依靠自身就能发生、变化并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特殊与一般的统一。汤因比早年撰写《历史研究》到晚年《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完成，整体观念都是一以贯之。只不过汤因比对于整体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他把各个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民族和国家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指出文明本身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组成的整体。而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他的整体范围显然扩大了，地球上的全体人类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面对来自人类生存外部环境的威胁，人类整体必须共同携手，同渡难关，显示出汤因比不再像早期那样，拘泥于为西方文明的衰落寻找出路，而更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要拯救整个人类的命运。那么为什么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汤因比从理论和现实背景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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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进一步解释说，正是作为整体的文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都产生了挑战，每一个成员面对挑战必须进行应战，在这一系列的考验中，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彼此之间有了差异。比如，英国是一个很典型的岛国，比起其他国家来，更具有明显的独立性，但是英国历史上任何发展阶段所表现的特征都无法从本国内部找到原因和动力。议会制度好像是英国土生土长的体制，但是要真正说明它的产生必须联系欧洲大陆的历史。按照汤因比的解释，议会制度的来源是中世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王和三个等级的代表之间定期举行会议和议会的制度。这种制度本来是留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共同遗产，或者说这种制度对于三国都构成了一种挑战，只不过由于英国特殊的国情，它的应战成功了，其他国家则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应战，因而只有英国才建立了议会制度。再比如工业革命，虽然最早发生在英国，但仅仅局限在英国一国之内，是无法完整地解释和理解的。英国很早即是贸易帝国，是世界经济或者是欧洲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享受着世界许多地区，尤其是殖民地的成果，殖民地提供的原料和消费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由此可见，英国自身无法说明自己的历史，而必须放在欧洲或更广大的西方基督教社会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释。进一步说，要真正理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程，就必须从整体上加以考察。

首先，汤因比认为最近几百年里，西方社会一直很想把自给自足的民族和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但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本身能够说明自身的历史。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一个更大的范围。这些力量对每一个部分都发生影响，因此除非从它们对于整个社会的作用做全面的了解，否则便无法了解它们的局部作用，这个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民族和国家只是文明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但它们之间存在着部分与整体之间那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整体规定着部分的发展，而部分同样影响着整体的进程。“一个同样的总的过程，对不同的部分发生不同的影响，因为不同的局部又以不同的方式反应和促进这个总的过程发生运动的动力。”[2]

其次，世界日益联系在一起也促使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研究历史。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消除我们的距离概念。由于科技进步，地球表面已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整个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另一方面，人类在政治上并未成为一体，世界依然处于各自国家的划分之中，“彼此之间仍然是各自生活的陌生人”，这使得人类仍未摆脱危险。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灾难和现今世界范围内的局部动荡、贫富差距、种族歧视和恐怖暴力，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我们应该逐步了解彼此的历史，相互熟知，相互尊重，必须抛弃自我中心的幻觉，不再坚持站在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看待问题，而认为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没有自己优越。超越民族与国家，把世界视为人类的共同家园，才能够摆脱人类面对的危机，避免可怕的灾难。汤因比说：“历史向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发出了一个召唤：如果我们要提供我们有能力来为全人类做出的全部服务——帮助他们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就必须做出必不可少的想象和意志的努力，来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与采用作为历史的整体观。”[3]

可见，整体研究方法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汤因比悲天悯人情怀的真实写照。

此外，汤因比认为历史学家采用整体研究方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即出自人的本能需要。他借用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理论，柏格森反对在科学上孤立的研究方法，研究一个个孤立的现象只能是片面地认识事物，只有依靠直觉才能获得对于事物的整体性认识。据此，汤因比认为：“人的智力机制构建起来就是为了把我们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分割成相互独立的部分，以便我们能够采取行动。但是，即使这是我们思维机构的最初结构，即使其他思维形式在某些意义上是非自然的，就像柏格森随后指出的那样，人还有一种才能，这种才能不支持对于非生命物质的观察，而支持对于生命的感知，而且从整体上进行感知。这种对生命整体观察和理解的深刻冲动是历史学家的心灵中固有的。”[4]

汤因比主张对人类历史作整体考察，但是他没有对整体概念给予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致使他所谓的整体观缺乏严谨性，显得较为零乱，整体的范围和组成部分也不断发生变化。起初他把文明视为一个整体，既包括民族和国家，又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随后他认为社会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整体，到后来又把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这样很难让人了解他的整体到底指的什么，难怪索罗金认为汤因比的文明整体观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是一个“大卸货场”。尽管如此，汤因比力图突破民族史和国家史的研究框架，给予历史以宏观考察，这种宽大的视野有不少值得历史研究者借鉴的地方。

[参 考 文 献]

[1]Marvin Perry.Arnold Toynbee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M].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2:103.

[2]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3]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Arnold J.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