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解摹仿

摹仿在哈利威尔的《摹仿论美学》中有五种含义：“第一，视觉上相似；第二，行为上的仿效、摹仿；第三，扮演，包括戏剧演出；第四，作为一种有意义或表现性的声音结构而制作的语言或音乐；第五，形而上学的符合。”这五点含义明确了摹仿的原因，还有摹仿在文艺方面所起的作用。

按照薛永武教授的观点，可以将摹仿置于以下一些角度中去理解：从人类与自然、历史、社会、外来文化的关系角度分析，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对应的摹仿性质，只是摹仿的内容、方式及其程度不同。按照社会学的方向分析，摹仿归属于人类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其“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样式的传播、流行的过程。”[1]对于艺术实践来讲，摹仿不仅呈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还反映了人们对艺术活动本质性的深刻思考。

二、最初“摹仿说”的演变进程

因为要研究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产生了“摹仿说”这一理念。一直到中世纪，这一理念长期在西方国家存在。从哲学方向可以分成两类：柏拉图代表的唯心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唯物主义。

首先提出摹仿概念的是赫拉克里特。他理解的“艺术摹仿自然”，是艺术以一种重现自然的姿态表现出来的。同一历史时期的德谟克利特也认可此看法。他们的观点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对自然处在一种低下的认识状态，所以对摹仿说的认识停留在直观性的层面。之后的苏格拉底将艺术摹仿的对象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渐渐将“摹仿说”的内涵扩展到更广阔的意义。从苏格拉底开始，西方的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文艺摹仿的对象扩大到社会人生。

邢先生是一个志向高远的人。留校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了要成为一名汉语言学专家的目标。1957年11月18日他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到：“前进，只有前进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儿将努力地在十年八年内把自己提高到接近专家的水平。”

站在国际视野与现代文明的立场对“一带一路”文化进行多元化解读，传播中国文化，让世界理解、接纳与共享中国文化，挖掘“一带一路”文化的现代世界价值与意义，是外国作家及作品关注与表达“一带一路”文化的初衷与愿望。

三、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

第二，亚里士多德坚持现实世界“行动的人”为艺术摹仿的对象。他提出了现实世界是艺术的直接摹本，艺术的摹仿对象是“行动的人”，而且这种摹仿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行动的人”是指某人在具体时间、具体情况下的具体言论和言行。对人物进行剖析时，要做好全方位的参考。因为亚氏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属性中的人，而是将其放置在社会道德上进行摹仿。

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血细胞异常、口腔黏膜炎、放射性中耳炎及肝肾功能损伤的发生率与对照组均基本一致，而观察组1年生存率及2年生存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则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紫杉醇+奈达铂新辅助化疗可有效提高中晚期鼻咽癌的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且不增加同步放化疗毒副反应。

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建立在古希腊“摹仿说”之上，加上对柏拉图“摹仿论”的批判继承后，才最终完成了他自己的“摹仿说”。

第四，主张艺术摹仿“求其相似而又比原来的人更美”，强调摹仿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把所有事物的构成原因总结成四类。即质料因(一切事物构成和存在所必须的条件)；形式因(事物的本质)；创作因(一切运动和变化的来源)；目的因(运动所趋向的目的)。在亚氏看来，形式与质料不可分离，普遍与特殊统一于具体事物之中。比如其认为海伦像比模仿的真实人物还要漂亮，原因是作品中集中再现了女性美的所有优点。

第三，亚里士多德主张“艺术家应该对原物范本有所改进”，按照“应当有的样子”进行创造摹仿。他认为应该按照现实提供的可能性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加以创造，而不是任凭创作者主观随性自由发挥，有一个创作尺度在里面。首先，亚氏提出：“刻画‘性格’，应该像设计情节，符合必然律或可然律；某种‘性格’的人物说某一句话，做某一桩事，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一桩事件随另一桩事件而发生，须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也就是说，在摹仿创造人物的时候，不论是刻画性格还是安排故事情节、发展事件走向，都要合情合理。在假定存在的条件下，创作可能发生的情节。其次，亚氏认为：“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没有产生的事情，会不太相信会发生，然而已经产生的事情，反而要确信是可能的；因为不能可能的事不会发生。”从而总结出这些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亚氏还提出了一个关系问题：现实中的可能性和艺术中的可信性。认为不可能的事仍有可信性；有概率产生的事情不是十分确定具有可信性；为了艺术创造，有时首选不可能但是可信的事。从某种程度来讲，他认为可信性在创作中比可能性更重要。两者是包含关系：可信性包括着可能性。如果想将现实的可能性变成艺术中的可信性，需要遵循必然律或可然律，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进行摹仿创作。

班级文化能体现一个班级的特色、凝聚力和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班级文化主要通过班风建设、教室设置，开展各种德育活动以及教师的言传身教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与感染，并形成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将道德认识内化、升华为道德理想，促使学生由他律逐步向自律发展。只有形成良好班级文化的班集体才会成为生命与生命交相辉映、心智与心智相互碰撞的乐园，才会形成和谐的班级氛围、融洽的师生关系，学生才会产生幸福感，班集体才会更具凝聚力，从而形成良好的班集体群体形象。

四、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摹仿说”比较

(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哲学差异

柏拉图的“摹仿说”归类于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哲学最为突出的就是“理念论”，看重“灵感”对艺术创造的影响。他把理智的对象称作理念。每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相对应的理念。世界是由各种不一样的事物组织而成，同理，理念的世界也是由不同的理念构成。前者是可感知的世界，后者是可知的世界。可知的理念是明智的基础，而明智的事是可知的理念。

亚氏在许多方向上朝着唯物主义努力。他将“第一实体”定义为真实存在的事物。他确定了艺术具有很强的真实性，认为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亚里士多德认识了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一方面，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拓展和外化；另一方面，人也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其属性才会得到呈现。所以，艺术摹仿的深度与广度、正确与谬误、美与丑等，是艺术家本质的确证与外化。

(二)摹仿的对象

柏氏的观点是，艺术家摹仿的是现实世界可感的实物，这个实物是理念世界的复制品。其著作《理想国》里，拿“床”为例子解释艺术世界、现实世界以及理念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床分为由神创制而成的理念上的床、木匠加工做出有床的外部轮廓的床、画家用画笔临摹床的外形的床。摹仿者只会把摹仿的对象做得很像，然而并不懂其背后隐藏的信息。并且柏拉图更倾向于对人的摹仿。

第一，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看作为研究文艺起源的一种学说。亚氏将诗的起源和人的天性结合，在思想进步性上有了很大提升。他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2]11并且，亚里士多德将诗的起源归为两种天性：人的摹仿本能和人先天的音调和节奏感。他的深刻性体现在，将摹仿作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即把爱美与否当作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分。体现了摹仿的积极作用，不可以贬低摹仿的价值作用。再者，亚氏注意到人们的艺术创作既需要先天的音调感和节奏感，也需要后天的发展，重视在社会实践里的不断提高。这种思想与当今艺术所倡导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很相近，体现了思想的前瞻性。

亚氏的摹仿对象主要是两个方向：横向维度和纵向维度。横向维度，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摹仿分为三类：好人、普通人和不好的人(仅在道德领域)。纵向维度上，过去有的事、现在有的事、应当有的事，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对象的分类。两个方向综合对比，摹仿对象可以摹仿好人、普通人和不好的人，也可摹仿曾经的、本来就拥有的、以为该有的事物。可以说，亚氏更加倾向于摹仿人的行动。

复合法即将两个独立的词合成为一个词，该词成为复合词。复合词在科技词汇中占有很大比例。科技词汇中，复合法主要用于构成复合名词，其次是构成复合形容词。下面以复合名词为例，说明其主要复合类型。

(三)艺术的价值

然而亚氏却认为摹仿应该发挥其积极作用，不该受到谴责，“人从孩提的时候就有摹仿的本能”。[4]摹仿还能让人获得知识，令人有快感。尽管有些事情看上去会是痛苦的，但是其根本还是快乐的，因为求知是最快乐的、最有价值的事。

《理想国》里提到：“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争辩者是否碰上了魔术般的摹仿者，受理他们的骗。”反映出柏氏认为艺术有蒙蔽大众的可能，渐离大众和真实的距离。柏拉图对摹仿本身也是鄙视的。“摹仿术是卑贱的父母生出来的卑贱的孩子”[3]，甚至要将诗人驱逐出镜。由此可以看出，柏拉图推崇理性，反对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要否定艺术的意思，就像他自己保留了认为是高尚的艺术一样。

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接受了艺术摹仿自然的理论，并对此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升华。柏拉图“摹仿说”的主要内容是：理念、现实、诗。认为有三种世界：理念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三个世界依次呈包含关系，排在首席的是理念世界，其次是现实世界，最后为艺术世界。万物的最终根源是理念，一切皆为对它的摹本。文艺摹仿的客观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即文艺只是“摹仿的摹仿”。

麹武为太子丹之傅，是门客中的策士。他从“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蹉跌之愧”的角度，向太子丹提出了“愿合纵于楚，并势于赵，连横于韩、魏，然后图秦”的建议。不被采纳之后，进退有据，推荐了田光，谓其“深中有谋”。

(四)对摹仿者的态度

柏氏理解的摹仿者最坏的弊端为：摹仿者创制的事物令普罗大众遭受其不好的渲染。性欲、对生活的负面情绪，还有所有的欲望皆该被否定，然而摹仿者始终给予了这些元素以成长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艺术家连一个工匠都不如。工匠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但是艺术家只是单纯地摹仿，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艺术品无法和现实生活相提并论。但是亚氏却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艺术家对自然和人生的摹仿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强调艺术作品应当高于现实，只有当艺术形象比实际生活更理想一些、更美一些，这样的作品才能更好一些，这会使大众受到良好的指引，从而使艺术得以良性循环与持续发展。

五、亚里士多德“摹仿说”的局限性

康德认为，摹仿是技艺的显现，而非情感的自然流露。黑格尔认为，摹仿中重现现存的世界是没有必要的，更无艺术价值。

亚氏的摹仿说，其理念是艺术来自摹仿，摹仿是人的天性。可是人的天性来自哪里呢？在摹仿活动中，为什么摹仿某一物体，却不摹仿另外的物体呢？这直接导致人们无法理解摹仿这一活动产生的原因。他太过于重视人类的本能性质，而忽略了摹仿的社会本质，一定程度上变得形而上学。因为人出生时确实带有一定的先天因素，但是这只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得到提升并将其实现。

再者，摹仿要求反映现实，同时也肯定了主体的创造作用。但是，主体自身的思想情感该怎么处理呢？亚氏的理论虽然将性格论统一起来，但是却不是性格的发展者。所以，他不能真正懂得人的认识怎样辩证地从感觉过渡到思想、又从思想再回到实践中去的意义。亚氏的摹仿说中，主体的情感有没有流露以及如何流露，并没有表述。

六、结语

亚里士多德是“摹仿说”的最终总结者。他明确指出技艺摹仿自然，表示艺术和自然一样，促进事物藏匿在背后的可能性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传统摹仿说上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正确解决了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虽然理论还有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在当时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这个是可以被理解的。亚氏的“摹仿说”对西方后世的影响很大，人们曾努力丰富摹仿理论的意义。它终究是实现了自身的职责，奉献出最核心的精神，为新的文艺美学理论奠定了新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刘豪兴.社会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2]亚里士多德.诗学·诗艺[M].罗念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薛永武.西方美学论稿[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

[4]伍蠡甫，蒋孔阳.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柏拉图.理想国全集(第二卷)[M].王晓明，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