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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转喻分析模式下的“冲突”转喻研究——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声明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CDA一直致力于从社会和认知两个方面来理解和解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就要求它既要运用社会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又要借助心理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1]认知语言学与CDA的融合存在多种路径,涵盖隐喻、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转喻等多种识解操作。相较于其他认知语言学理论,转喻与CDA的融合研究起步较晚,但其重要性不可小觑。张辉和张天伟[2]指出,批评转喻分析方法是鉴别和分析语篇中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也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为CDA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认知语言学与CDA的融合路径

(一)隐喻与CDA

批评隐喻研究(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是最早将认知语言学与CDA融合的研究方法。[3]批评隐喻分析由Charteris-Black于2004年提出,旨在揭示语篇中影响隐喻选择的权力因素及各种利益关系。需要指出的是,CDA中的“权力”并不局限于政治家所掌握的权力,而是广义上由话语体现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换言之,CDA的对象既包括官方话语、大众语篇,又涵盖个人间发生的非正式交谈。我国学者纪玉华和陈燕[4]运用批评隐喻分析的方式,对英美政客在跨文化语境中所做演讲中的隐喻进行语料库分析,指出该类演讲中隐喻类型和数量往往与国际形势发展和西方政治意图有密切的关系。

1.实验设备:LC-10ATvp高效液相色谱仪;Hypersil ODS色谱柱(4.6mm×150mm,5μm);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理论板数按葛根素峰计算应不得低于4000;以甲醇-水(25∶75)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50nm。

(二)心理空间及概念整合理论与CDA

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范式之一,与CDA的融合颇具研究价值。运用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更清晰地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态度等,寻找语言形式和表面意义所携带的态度和意识形态背后的幕后认知。[5]语篇建构者在进行概念整合时,并非将认知框架中的所有结构都投射到整合空间中去,仅仅选择与自身表达意图一致的结构来识解现实,这被称为“选择性投射”,即概念整合过程同时也是说写者意识形态的表征过程。Christopher Hart[6]在分析移民话语时发现,西方媒体青睐于“水流入容器”与“人口进入英国”两个空间的概念整合,借容器有最大容量、器满易破等特点来为更加严格限制的移民政策的推行提供“合理化支持”。

批评转喻分析

近几年,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转喻研究热情的提升,转喻与CDA的融合也引起了广泛注意。

此处,“little faces”转指小孩子,属于部分转喻整体。奥黛丽·赫本应“百分之一”发展基金邀请,在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演讲中,提到了亚非贫困地区的孩子因缺乏维生素A而遭受失明的威胁。这些孩子营养摄入不足,健康堪忧,作者选用最能凸显孩子瘦弱特征的“小脸庞”来指代孩子,却也像屏障一样遮蔽了他们天真无邪、淘气等特点,使听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孩子的脸上,进而导向生病的眼睛。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意欲通过这样的转喻唤起听众对受难儿童的同情和关怀。

(一)转喻选择的凸显观与交际意图

对认知语言学而言,转喻不仅是一种传统的修辞手段,更是同意象图式、心理空间、概念整合等理论一样,是人类感知与表达世界的一种方式。Radden和Kovecses[12]认为,转喻是一个概念现象和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个概念实体或载体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中向另一概念实体或目标提供心理可及。

在该操作中,较为凸显的概念实体为另一个相对不凸显的概念实体提供心理通道,将听、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想要描述的目标上去,其中源域作为一个参照点在视解中被背景化,而目标域则被前景化。[13]也就是说,转喻选择的过程体现了一种以凸显观为特征的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二是潜力调查方式比较滞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过去一些了解掌握潜力资源所采用的有效调查方式,正在逐步失去优势,越来越滞后于潜力建设发展需要。比如,在人力资源动员潜力统计方面,仍采取按行政区划方式进行调查了解,显然与近年来人力资源高度流动的现状不相符合;在物资器材类潜力资源统计方面,目前采取的在产品生产环节进行调查的方式,客观上只偏重于产能、库存等静态信息,脱离了大量资源分布在流通环节的实际,难以精确掌握动员潜力特别是一些新质动员潜力状况,与新时代动员潜力建设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Ungerer和Schmid[14]指出,经验观(experiential view)、凸显观(prominence view)和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是当今认知语言学三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凸显观认为,语言结构信息的选择和安排是由信息的突出程度决定的。[7]27-31大多数语言表达的基础都是对现实世界中物体或情景的感知,这种感知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受说话人情感、经验、价值观及语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同一情境中不同成分在大脑中解锁时,其重要性不尽相同,有些成分被突出强调,有些则被忽视隐藏。如: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转喻分析中所说的意识形态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眼中的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而是不含褒贬色彩的、普遍存在的。Veron[18]指出,任何社会交流材料都容易产生意识形态性质的解读。Fairclough[19]则把它定义为“人们没有意识到的、隐含于其语言交际习俗中的常识性设想”。因此,批评转喻分析中的意识形态更近似于语篇制造者的一种观点、态度或信仰,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国学者分别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视角对批评转喻分析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有益尝试。修辞学方面,李克和李淑康[7]27-31通过研究辞屏的选择性与转喻过程的凸显性之间的关系,指出批评转喻分析旨在通过分析与评价转喻现象,揭示转喻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与修辞动机;汪徽和张辉[8]指出转喻表达通常与意识形态有关,在语篇分析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社会心理学方面,周红英[9]从刻板印象化与转喻的关系角度入手,指出刻板印象的唤起基于“部分通达整体”的转喻联系,刻板印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话语群体价值观、意识形态、信仰和目标等方面的宏观社会因素;唐韧[10]通过对移民话语中转喻的研究,发现当成员为范畴名称所指代时,转喻可以产生消除差异、创造同一性和同质性的效果。社会语言学方面,刘辰和郑玉琪[11]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发表的英语演讲进行汇总分析,使用批评转喻的分层归纳与思维建构模式探讨UNESCO的身份定位问题,表明转喻是建构身份和劝说受众的重要话语策略。

面对网络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的现实敌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即使是网络治理理念不同的国家也应该摒弃前嫌,加强网络空间的合作,提高协同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能力。美国及一些西方网络强国,应该放弃运用网络维系霸权或攻击他国的手段,而应该把先进的网络技术运用到应对网络恐怖主义上。同时,应该抛弃网络反恐的双重标准,建立统一的网络反恐国际合作机制。

综合频次统计分析指标和中介中心性指标,判定微网领域的技术热点主要集中在下垂控制技术、分布式发电技术、逆变器的研究、孤岛运行与孤岛检测技术、微网中的电能质量5方面。

(二)批评转喻分析模式

例2.If implemented, a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begin the work of repairing a country that has suffered far too much for far too long- and to reach the children who are Syria's future.

其中,李克[16-17]基于西方修辞学,以辞屏、修辞批评、修辞动机、修辞劝说为辅助,大胆构建了批评转喻分析模式,从转喻描写、转喻解释和转喻评价三方面分析语篇中的转喻表达,深层次剖析转喻的运作机理与构建者的修辞动机。

(三)语料分析

机构话语实践能帮助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解读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为发言人的话语实践如何受机构的制约并进而影响社会结构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机构话语看似客观中立,实际上掩盖了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的价值观。

例1.You do not have to be a “financial whiz” to look into so many little faces with diseased, glazed eyes and to know that this is the result of critical malnutrition, one of the worst symptoms of which is vitamin A deficiency that causes cornel lesions resulting in partial or total blindness, followed within a few weeks by death.

本研究选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现任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于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间进行的28篇公开声明为语料,分析文本中的转喻现象,探究转喻在构建社会现实的同时,是如何构建社会关系和身份、映射语篇建构者情感态度与交际意图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足迹遍布190多个国家,致力于为每个儿童寻求安全住所、食物营养、医疗卫生及平等的发展机会。安东尼·雷克在声明中采用了“violence”、“havoc”、“carnage”、“hostility”、“scar”等不同的词语来转喻对威胁儿童健康成长的叙利亚内战、缅甸若开邦恐怖袭击、也门战乱等冲突,其中,“hostility”、“violence”、“scar”三种表达有目的性地分别从冲突的起因、冲突的性质及冲突的影响三方面转喻冲突,对不同层面的凸显隐藏着话语建构者不同的情感态度和精神诉求,同时多角度地塑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注儿童成长与未来的积极形象。

定植:定植前需进行土壤消毒处理。每亩施腐熟有机肥(猪粪、鸡鸭粪肥)2500kg、复合肥25kg,翻耕入土,整平后筑畦宽60~65cm、沟宽30cm、沟深20~25cm。草莓花芽分化时为最佳定植期,幼苗带土随起随栽,每畦种2行,株距17~18cm,每亩栽7000株。

1.“hostility”——原因转喻

企业员工总在一定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工作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必然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强化环境激励,主要是强化环境意识和行为,以适应环境,进而优化环境。环境包括工作场地、设备等方面的物质环境,包括心理面貌、思想倾向等心理环境,也包括规章制度和法律等方面的文化环境。如对文化环境的认识,文化是个大系统,包括表层的文化和深层的文化。表层的文化,如唱歌、跳舞;深层的文化是心灵,是精神。人是文化的载体。作家余秋雨说过:“文化其实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企业的激励机制体现于文化认同,目的是以文化的方式提高员工素质。企业的精神激励,应特别关注深层的文化,呼唤人的精神力量。

“原因代结果”是因果关系转喻模型中的典型代表之一。Kovecses和Radden[20]指出,当一个事物或事件是引发另一个事物或事件的原因时,这两者之间就构成了因果关系,可以产生“原因代结果”转喻(如:healthy complexion转喻the good state of health bringing about the effect of healthy complexion)或“结果代原因”转喻(如:slow road转喻slow traffic resulting from the poor state of the road)。话语构建者往往根据交际的目的和意图来选择所要凸显的成分。

近年来,江苏省十三大市对名著的考查除了注重“整本书”外,对“重点情节”的考查依然集中。例如2016年的南京卷,现代文大阅读直接节选老舍的《骆驼祥子》作为阅读材料来考查名著阅读,其中就有对情节内容的理解分析。又如2017年南京卷,继续沿用这种方式考查名著阅读,选取《水浒》中“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有关情节,考题中就有概括文中鲁智深与酒的几件事,以及结合《水浒》内容选择鲁智深在上五台山之前所做的义事。再如2017年连云港中考卷,《西游记》中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一共经历了多少次劫难?请简要叙述最后一次劫难。

就如何“将转喻研究和CDA系统结合起来,利用批评性语篇分析的某些方法对语篇中的转喻现象进行合理分析与评价”这一问题,国内学者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Charteris-Black[15]曾基于Fairclough的语篇、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维分析模式,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方法。许多学者深受启发,效仿构建批评转喻分析模式。

崇明岛内地势平坦,地面高程在3.20~4.40 m。岛上共有水闸 26座,涵闸53座;共有河道15 209条,共计9 226.38km。其中,市级河道1条(崇明环岛河),179.60km;县级河道28条,共 378.22km;乡(镇)级河道 568条,共1438.04km;村级河道14 612条,共7 230.52km,基本形成了南引北排、东西贯通的河道网络。

“Hostility”本义是“敌意,敌对”,指对他人不友好或带有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通常是矛盾的起因,在例2中转喻叙利亚内战,属“原因代结果”的转喻。自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出现以来,叙利亚逐渐步入内战深渊,个中原因错综复杂,敌对势力相持不下: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对立、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反政府势力之间的激抗、民族冲突、地缘政治角逐,最终引发了长达五年的叙利亚内战。安东尼·雷克通过“hostility”转喻,凸显叙利亚内战的起因,强调罪恶的战争源于成人世界里利益、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对立,尚且懵懂无知的儿童是无辜的,却要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传达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战争发起者的谴责,以及对减少排斥对立、增进包容和谐的美好祝愿。

同样,安东尼·雷克在也门冲突事件中,也通过有目的地、有意识地选择“hostility”转喻来表达同样的思想:

2.“violence”——特征转喻

例3.Vital health, water and sanitation facilities have been crippled by more than two years of hostilities, and created the ideal conditions for diseases to spread.

那个天天梦想着光复台湾的潘云,那个想娶一个大陆媳妇回台湾的潘云,那个想给埋葬在崇安大山里的父亲上一炷香的潘云,就这样,一声不吭,瞬间消失在茫茫兰江之上。

范畴可以唤醒或转喻地指代决定该范畴的典型特征或定义特征,同样的,范畴的典型特征或定义特征也可以唤醒或转喻地指代该范畴。[20]安东尼·雷克在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发言中,频繁使用“violence”转指战争冲突,如:

例4.If confirmed, these attacks must do more than provoke our outrage; they must compel action by those with the power and the ability to bring an end to this devastating violence.

今年4月份,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伤,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安东尼·雷克在慰问声明中多次使用“violence”转指“chemical weapons attacks”,属于“属性代范畴”转喻。“violence”本义是“暴力,暴行”,含有凶恶残酷、损坏及毁灭的意思,是战争最本质的特性。相较于“化学武器袭击”这种偏向于官方正式的表达,“暴行”更加强调了该行为泯灭人性的恶劣性质,激发听众的人道主义精神,赢得舆论支持,以达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为世界儿童营造安全、良好成长环境的目的。

虽然转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具有概念邻近的相关点,但转喻尤其是非规约性转喻的识别还需要其他因素的提示或约束。邻近性作为转喻的核心概念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喻体往往即兴而成,对语境有强烈的依赖性。[21]

例5.The alleged use of such a horrific weapon must not obscure the violence taking place elsewhere in Syria, including in Aleppo, Damascus and Hama, nor should it distract from the daily suffering of the more than 280,000 children trapped under siege, cut off from humanitarian aid.

1.1.2 研究对象 患者明确诊断为POAG;年龄18~80岁;初始眼压<30 mmHg(1 mmHg=0.133 kPa);未曾使用过其他降眼压药物或滴眼液,且无相关药物使用禁忌证;无严重心、肝、肾等疾病;无需长期服用其他药物。

例5中,如果孤立地分析“violence”,我们很难知晓其真正所指,但前文叙述中的“horrific weapon”为听、读者建立了认知假设,确立“性质与行为”的转喻关系并进行转喻推理,这样人们就能在“暴行”与“化学武器使用”之间建立心理通道。此外,后文所提“Aleppo”、“Damascus”和“Hama”均发生过此类事件,听、读者亦可以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对“violence”的所指进行相关推理。安东尼·雷克之所以没有重复“horrific weapon”,而是以“violence”代之,是通过点明滥用化学武器这一行为的残暴本性,来对袭击分子进行谴责。

3.“scar”——结果转喻

转喻在语法的各个层面都有可能发生,名源动词(denominal verbs)也是一种转喻形式。Kovecses和Radden[20]系统分析了Eve V. Clark与Herbert H. Clark[22]提出的八类名源动词,指出每类名源动词均存在某种转喻关系,这些转喻关系为听、读者提供本能的认知链接,帮助他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轻易地从一个实体(载体)移动到另一个实体上(目标)。其中,目标动词(goal verbs)如“powder the aspirin”、“dupe the voter”、“line up the class”等在结果与导致该结果的行为中间构建了心理通道,属于行为转喻模型的一种。

安东尼·雷克在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声明中也多次使用目标动词转喻,其中,“scar”的使用最具代表性。

例6.We now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double its support for the people of Yemen. If we fail to do so, the catastrophe we have seen unfolding before our eyes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claim lives but will scar future generations and the country for years to come.

“Scar”本义指“身体上的疤痕或精神创伤”,在例6中,以结果代行为,转喻“战乱给后代造成难以消除的不良影响”。也门持续的战乱造成当地基础设施损毁,饮用水供应和卫生系统崩溃,导致霍乱疫情爆发,接近半数的感染者为青少年儿童。安东尼·雷克通过“scar”的名词动用,凸显霍乱致使后代成长和国家发展受损这一潜在事实,传达出停止战争、为孩子创造健康的成长环境的心声,同时树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注儿童发展、关心人类命运的积极形象,具有很强的感召力。

同样的“结果代行为”转喻还出现在安东尼·雷克在谴责日渐升温的巴以冲突对当地儿童生存造成威胁的声明中:

例7.We have seen this happen before. The last Palestinian Intifada broke out in 2000 and persisted for years, resulting in thousands of deaths, injuries and young lives scarred by hatred and fear.

结语

经本文分析可见,安东尼·雷克先生在其声明中,根据情境、情感指向及交际意图等的需要,对威胁儿童健康发展的“冲突”采用了不同的转喻表达,引导民众将目光聚焦在某一点,以期达到更好地说服效果,同时多方面塑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注人类未来、关心儿童发展的良好形象。批评转喻分析作为一种新的语篇分析范式,进一步拓宽了认知语言学与CDA的融合路径。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而每一个转喻选择都是“有意而为”,体现了个人交际行为的目的和意图。批评转喻分析可以帮助人们以一种新的角度探究语言、思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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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白彩霞]

 
崔玉莹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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