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与腐败相比，反腐败经常表现出滞后性，这就导致腐败问题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也就出现了腐败存量和增量的问题。本文将从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腐败案件入手，分析反腐败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影响。

一、当前腐败存量和增量的现状及特点

腐败存量，是长期以来已经存在但没有被发现的腐败行为。腐败增量，是一段时期内新发生的、未被发现的腐败行为。要谈腐败存量和增量之间的关系必须限定在一个时期内，如果超出了时间的界限，增量势必会成为存量，也就失去了区分二者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腐败存量和增量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不是绝对的。一个时期内的反腐败斗争强弱，直接影响着腐败增量的多少，而最终影响腐败存量的变化。存量和增量相互联系，存量减不下来，增量就难以遏制，增量遏制不住，存量就难以消化。[1]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截止到2016年11月，中央纪委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22人，其中，给予纪律处分212人；谈话896人次，函询1863人次，了结2753人次，[2]有效放缓了腐败增量，消减了腐败存量。在强势反腐败的作用下，腐败存量和增量由明变暗、由肆无忌惮变得遮遮掩掩，各种挖空心思转移财物、隐匿赃物、毁灭证据、串通口供的行为经常发生，其隐蔽性、深层次性的特点越来越明显。

（一）腐败存量的特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4年多时间里查处了腐败高官总数，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后35年里查处的腐败高官人数总和，[3]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存量腐败的消除。在此背景下，腐败存量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受到了极大的震慑。这是当前腐败存量表现出的最大特点。之前掩盖腐败存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一是“升上去”，没人敢查；二是“退下来”，没有必要查；三是“跑出去”，没有能力查。但是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却改变了这一局面。周永康的落马打破了改革开放后反腐败“刑不上常委”的传言；倪发科、赵少麟、张力军、斯鑫良、栗智、李立国等退休后依然被立案调查，撼动了腐败存量的根基；“天网行动”的开展和红色通缉令的发布，真正让那些跑出去的腐败官员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些举措对遏制腐败存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强大震慑和心理冲击。

第二，积极主动交代问题。在反腐败高压之下，腐败官员内心十分矛盾和恐惧，渴望通过主动交代问题获得党和国家的宽大处理。中央因势利导提出了“四种形态”，给了那些主动交代腐败问题的官员一些政策，在纪律和法律上从轻或减轻处罚。在主观意愿和政策感召下，出现了一批主动交代问题的官员。据报道，2015年，山西省已有1556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而在全国，2015年多达5400余人。[4]

耦合HEC-RAS模型和基于ArcGIS的HEC-GeoRAS模块，对青海省玉树县巴塘河流域建立HEC-RAS模型，进行该区历史洪水模拟，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二）腐败增量的特点

腐败增量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不收敛、不收手”。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腐败增量的势头受到了极大遏制，但各种腐败行为依然易发多发，这也反映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腐败动机，是官员利用权力进行腐败的主观意愿，是腐败行为的心理条件。作为趋利避害的理性人，总是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生存方式。而拥有显赫地位、美好前程的官员们为什么还要冒着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的风险搞腐败呢？究其根源在于，每一名落马官员都有自己一套预期成本/收益估算。在这套估算体系中，他们认为腐败成功的概率和带来的利益是巨大的，而成本是可以忽略的，两项相比，稳赚不赔，值得铤而走险。从十八大以来落马高官的忏悔录来看，这种错误的腐败动机普遍存在，但估算产生偏差的具体形式不同，主要有两种：一是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出了问题；二是侥幸心理作祟，完全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选取2017年11月～2018年8月临沧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心脏手术患者56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8例，女37例，年龄3～44岁，平均年龄16.88岁，均为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同时我院在进行心脏手术之后的交接过程中会有麻醉师2名、主治医师2名、手术室接送人员2名完成与ICU病房的交接流程，同时患者会在身体上放置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动脉置管等等。选取2017年11月～2018年1月为对照组，2018年3月～2018年6月为实验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第二，体现出明显的年龄年轻化、权力集中化特点。据统计，十八大以后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出生在1960年以后的占到了63.3%，主要违纪问题发生在现任或曾任地方或部门“一把手”的占到86.8%。像潘逸阳、毛小兵、冀文林这样的50岁左右、处在核心部门的高官越来越成为腐败增量出现的重灾区。

第二，侥幸心理是官员进行错误腐败预期成本/收益估算得出的错误结果。其根源在于受利益驱使，无限放大了收益、缩小成本。这种心理状态看似不合理，但却在高官腐败中真实存在，成为当前高官自我剖析的一大重要主观因素。侥幸心理的产生有多方面因素，一些贪官抱有法不责众的心理预期以及对行贿人的过度信任、对反腐败态度和决心的轻视心理。持这种心理的官员完全被欲望控制了理智，失去了对法律和纪律最起码的敬畏，贪腐已经到了有恃无恐、丧心病狂的地步。

第三，腐败增量表现出极强的连续性。对于那些习惯用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的官员来说，腐败已成为生活方式。虽然他们已经意识到的反腐败的震慑，也想停止腐败，但却积重难返，很难收手。他们就如同吸毒成瘾的“瘾君子”，沉迷于贪腐带来的满足和快感，不能自拔。这些官员身上有大量的腐败存量问题，积习甚深的贪腐的状态，又让他们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增量，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当前反腐败斗争如暴风骤雨，激荡着我国的政治生态。虽然腐败增量在减缓，但却没有根治；腐败存量在减少，但并没有消除。究其根源，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温床还未彻底消除，导致腐败产生的不受监督的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依然存在并相互作用。

二、当前腐败存量和增量形成的体制、机制原因

第四，腐败增量只是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并未消失。从中央纪委发布的中管干部的违纪通报来看，其中包括“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表述达到了65.2%。在具体违纪行为上，以十八大以来明令禁止的公款吃喝为例，中央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大吃大喝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严厉处理，对违反者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这就导致大吃大喝从刚开始的肆无忌惮，到藏身单位食堂、私人会所，到后来隐身于民宅、会议室，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燕甚至变公务接待场所为个人奢靡享乐据点，各种奢靡享受的手法越来越隐蔽、越来越难以发现。同样，其它腐败行为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生了改变，在面上、量上都有所减少，但腐败增量的掮客化、期权化、复杂化、间接化日益突出。

（一）公共权力不受监督是其产生的重要条件

我国实行单一制政体，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拥有的权力和资源越多，呈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形。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5]。回顾十八大以来的高官腐败案例，他们既运用自己掌握的宏观决策权，操作政策导向，为商人老板谋取巨额利润；又插手具体的微观公共行为，从大到价值数亿元的国有资产处置，小到为一些利益关系人的子女入学参军打招呼，大肆滥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权力。通过梳理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对违纪中管干部作出的纪律处分和部分违法中管干部的法院判决书，他们共滥用了6个方面40项权力，具体见下表。

 

表1 十八大以来违纪违法中管干部滥用的权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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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k为方差为Q的零均值白噪声序列；ζk为变速因子；Φk为气隙磁量；φu,k∈Φk，为第u个导磁爪与磁极间的气隙磁通量。

腐败官员要以权谋私，直接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是最为普遍的方式。但在反腐败高压之下，如此简单、粗暴地滥用公共权力方式最容易被发现，所以，他们将滥用公共权力进行“包装”，将其私密化。有的人为地制造权力稀缺，以增加自身权力的吸引力，突出表现为部门利益规则化。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搞“一拖二要三批”[6]，最高法院原副院长奚晓明进行“审判交易”[7]，就是用的这种方式。有的人为扩张权力，既在宏观层面扩大决定权，又在微观层面增加具体审批事项。譬如，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党委负责同志插手、干预应由政府决策的具体市场行为或经济行为，也有个别政府领导扩权到应由党委或人大决定的事项，简单的说，就是党委领导“下借”行政权，行政长官“上借”书记的权。苏荣在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时，就为了私利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决定的企业改制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低价收购，[8]用的就是这种方式。有的利用个人影响力，采取一些比较隐晦的方法，如打招呼、批条子等，干预公共决策，这在家族式腐败问题中最为明显。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和其子赵晋就是利用个人影响力的“高手”。[9]

上述对滥用权力和资源的分类只是对中央纪委查处高官腐败案件的统计，在军队反腐败斗争中发现了一些军队高官把关系国防建设的公共权力进行滥用和交易。公共权力和资源私人化、商品化，成为当前腐败问题屡禁不止的一大重要根源。

当前，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中，还存在许多难以被监督的权力，加之一些腐败官员处心积虑地采用隐性的方式自我扩大权力，并对各种规范和约束权力的措施进行抵触，致使腐败存量和增量滋生的物质条件依然存在。这就要求预防腐败要从规范公共权力开始着手。

（二）腐败动机根深蒂固是其形成的内在原因

第一，有恃无恐。与腐败存量受到极大的震慑相比，腐败增量的最突出特点就是有恃无恐，集中表现为“不收敛、不收手”，比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周本顺。2013年第一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河北省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联系点，习总书记三次到河北省委指导工作，参加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听取他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对他们改进作风、加强廉洁自律提出要求。但是周本顺却把中央的要求当成“耳旁风”，依然故我的进行贪腐，在公开场合发表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他也最终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位落马的现任省委书记。他身上就折射出腐败增量的疯狂和无所畏惧。

第三，总量依然巨大。虽然通过各种有效的举措，铲除了一批腐败存量，但与腐败总量相比，犹如冰山的水上和水下部分，我们仅能看到水上部分，而对其水下部分仅能依靠猜测和推断，很难彻底查清，由此看来，当前对腐败存量的处理震慑意义大于治本意义。虽然一些有问题的官员主动交代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是全部如实交代还是避重就轻，搞选择性交代，还无法全面调查和考证。

第一，理想信念动摇是落马官员首先提到的主观原因。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最根本的道德追求，主要是指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这本应是官员从事公共管理事业的“初心”，但却由于各种原因被腐败官员抛弃或忘记了。有的官员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放弃了责任，自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违纪违法行为采取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有的处在职业生涯巅峰期，目空一切，先会滋长出一些娇气和傲气，然后就会颐指气使、目空一切、为所欲为；有的处在职业生涯瓶颈期，寻求突破，对权力和仕途充满了渴求，一边受贿一边行贿，失去了基本的价值判断；有的处在职业生涯末期，对未来充满恐慌，害怕退休失去权力，想抓住权力的尾巴赚一笔“养老钱”。

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一个特定范围内土地利用程度的变化是多种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结果，土地利用程度及其变化量和变化率可定量地揭示该范围土地利用的综合水平和变化趋势［12］。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是计算不同时间段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的变化，与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土地利用重心变化模型等相结合，可反映自然环境、经济、人口、政策等不同的驱动力因素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互作用。

对于腐败存量来说，主要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存量巨大，查是查不完的。即使不断有人因腐败落马，但他们仍抱有一丝侥幸，绞尽脑汁掩饰腐败行为，试图逃避处罚。对于腐败增量来说，理想信念动摇和侥幸心理二者兼而有之。理想信念的动摇使他们“想腐败”，侥幸心理助长他们“敢腐败”，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使一些官员敢于铤而走险，逆势而行，依然故我的腐败。

从此，无论人前人后，再也没人给张大爷喊甲洛洛了，仓库里连颗钉子都没丢过。大家中午的两道菜变成了一道，每个人的工资也少了两元，潘美丽的牛奶依然喝着，小丁替潘美丽多筹了三元。

（1）课题经费管理首要应进行科研经费预算管理，做好预算管理，提高预算编制的质量，做到编制科学、合理、准确，才能保障课题经费能够正常开展。

（三）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

腐败机会是把公共权力和腐败动机串联起来的纽带，在整个腐败过程起到了粘合剂和兴奋剂的作用。腐败机会的作用主要包括：一是帮助官员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二是助长腐败动机；三是促成腐败行为；四是隐藏腐败行为不被发现。在实际腐败行为中，有一些腐败机会来自制度本身，而另一些则是人为主观制造出来的。腐败机会出现的越多，暴露的越充分，就越能激发腐败动机。当前最为突出的腐败机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决策权集中，赋予了官员行使权力的高度自由，使他们可以不受约束自由支配。（2）无规可循，为人为规避监督提供了较大空间。（3）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制度的约束形同虚设。（4）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监督的威慑作用不足。（5）公共采购缺乏规范，各种暗箱操作、“靠山吃山”屡禁不绝。（6）长期存在的大额国内投资，如同“唐僧肉”一样，很多人想借机分一杯羹。腐败机会的存在，一方面，使腐败增量有了实现的可能，腐败增量会随着腐败机会的出现而增多；另一方面，使腐败存量和增量隐藏在各种腐败机会之中，穿上各种合法合规的“马甲”，变得更隐蔽、更难以被发现。由此可见，腐败机会越多，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大，越难以有效控制腐败增量、消除腐败存量。

三、腐败存量和增量的消长变化对反腐败斗争的启示

通过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研究不难发现，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断暴露出来，直指腐败的症结和病灶所在。同时，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变化，也反映出十八大以来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走势，为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些很有必要的启示和参考。

（一）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1993年8月，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基于“消极腐败现象有些方面还在滋生和蔓延”的判断，提出了“反腐败形势是严峻的”。此后，“严峻”一直是党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判断。2013年，充分考虑到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突出了形势的“复杂”性。各个时期对官员腐败形势的判断总体上是一致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十八大以来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变化有力支撑了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判断。与之前相比，存量有所减少但依然巨大；腐败增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不收敛、不收手的顽固性，难以发现的隐蔽性。腐败官员们并没有因反腐败而偃旗息鼓，各种腐败行为仍屡禁不止，他们一方面变着法掩盖腐败存量，以便其不被发现；另一方面挖空心思给腐败增量穿上“合法外衣”，以便能够继续以权谋私、为所欲为，这也是现阶段审查腐败案件难度越来越大、发现的新腐败问题越来越触目惊心的原因所在。

（二）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

改革开放以来，治理腐败一直强调“标本兼治”，只是各个时期根据任务的不同，治标和治本各有侧重。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明确提出从治标入手、先把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势头遏制住的策略。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标本兼治的战略是相对稳定的，但具体的战术是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党的十八大最初的两年，治理高官腐败的目标是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从2015年开始，又把目标调整为：坚持标本兼治，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2017年，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要求“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从总体上看，当前治理腐败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重惩治轻预防，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就是腐败存量和腐败增量难以消除的重要原因。惩治只是对腐败的被动防御，各种应对措施都发生在腐败行为之后，损失和恶果都已酿成，最终只不过是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加之不管是不受监督的公共权力、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都是在腐败行为的上游。如果仅从下游拦截发现的腐败分子，而未控制好上游，纵使布防的网孔再小、拦截到的腐败分子再多，也会有漏网之鱼，腐败增量就会由此产生。因此，要更加坚定坚持标本兼治，不可偏废。当前，中央正在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不敢腐的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下一步要针对腐败三要素，实现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的有机衔接，共同构筑起治理腐败的有效路径。

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政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以往那种忽视学生能动性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已经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环境，学生不再迷信老师的权威，学生更需要的是平等的对待，希望从老师能够以平等的视角来看自己。因此，在改革中，思政教育要注意改变教育观念，变服从为接受，变被动为主动；还要注意转变主体地位，主客体的模式应该被双主体模式取代。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帮助学生培养自我存在感。在教育中，要根据各个学生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尊重学生的特性引导学生，同时又不能抹杀学生的主动性，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改变教育的被动性，使学生从知识的接收者变为知识的接受者。

（三）要坚定反腐败必胜的信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反腐败的措施越强，腐败的态势越弱。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充分汲取高官腐败的教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规范权力、堵塞漏洞、消除动机，不断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建设。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十二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严肃性、战斗性的具体举措，并要求高级干部带头示范、确保落实。这部准则是对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继承和发扬，旨在净化政治生态，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防止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同时，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十八届六中全会之后，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反腐败力量，健全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机制，中央决定在北京、山西、浙江开始试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政府的监察部门、预防腐败部门和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部门整合为监察委员会，设立在人大常委会之下，行使监察职能，与纪委合署办公。这些改革举措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成果的制度化，是对反腐败斗争继往开来的部署。反腐败斗争越深入，腐败暴露出的问题越根本，治理腐败的措施就越有针对性，反腐败斗争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四）要充分发挥廉政建设的保障作用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一般基础是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如果政府不廉洁，不管多么先进科学的理论都只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2016年查处的辽宁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案，45名全国人大代表、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案，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宪法精神和人大代表制度，动摇了我国的基本国体。这一事件再次警醒世人：如果没有廉洁的保证，一切好的制度和公共政策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而会助长各种不正之风和“潜规则”大行其道。通过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各种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必须高度重视。实践表明，腐政建设是国家开展有效公共管理的根本保障，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纯洁，实现了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保证了党的先进性，不断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保证了政治清明和正确方向，增强了政权的稳定性和生机活力；保证了全党全社会的团结统一，党心民心融为一体。因此，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的根本保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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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蔺丽爽.天津最牛开发商赵晋落网 65层高楼成国内第一拆[EB/OL].（2015-12-16）[2017-11-20].http://new.qq.com/cmsn/20151216/20151216050800.